觀察者網專訪| 張軍：改革仍要發揮地方政府積極性

11月13日，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頒獎禮在深圳舉行，觀網讀者們熟悉的幾位學者林毅夫、張軍和樊綱的“過渡經濟學理論”獲獎。這個獎項雖然沒有孫冶方經濟學獎歷史悠久，但是從往屆獲獎人，以及獲獎理論來看，其含金量在經濟學界所有獎項中屬最高。

前排從左至右：李周、林毅夫、厲以寧、樊綱、張軍 （新浪財經）

比如2008年第一屆杜潤生等人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2009年，厲以寧等人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2010年，以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等人的“整體改革理論”，2011年，以華生、田源、張維迎等人的“價格雙軌制”理論，等等。

這些理論與中國改革進程的實踐息息相關，也成為中國改革30年成就的最好註腳。

在頒獎禮的前一天下午，觀察者網編輯在獲獎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的家中，就此次獲獎，以及近期公眾關注的經濟熱點問題進行了採訪。

此次林毅夫、張軍、樊綱等三人獲獎的過渡經濟學理論，通俗的説法就是，對中國30年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成功經驗，進行了富有創新性的解釋，並構建了一套指導後期改革的普遍理論。

張軍在分析他在過渡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時指出，轉型在中國是個永恆的話題，中國的經濟改革還沒有完成。對1980年代的研究對中國當下及未來的經濟轉型仍有現實意義。

“改革能不能成功，要考慮初始條件，要考慮改革方式選擇的重要性。我們現在的很多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即所謂的頂層設計。我個人覺得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採取這種方式的。80年代的很多改革只所以成功，是因為自下而上的比較多。”

此外，張軍教授還回答了當前宏觀經濟的幾個熱點問題，比如，經濟面臨通縮風險究竟怎麼辦？張軍稱，他對當前過於謹慎的貨幣政策持保留意見，他認為當前央行放水的力度還不夠，實際利率仍然偏高，無論從穩增長還是調結構，在經濟下行風險的時候，都需要更為寬鬆的貨幣政策。

以下為採訪全文：

“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貴在堅持

觀察者網：首先要祝賀你獲得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從歷年獲獎的理論、經濟學家以及獎金金額來看，這個獎應該是經濟學界含金量最高的一個獎項了。具體請你講講整個評獎的過程？

**張軍：**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原來是一年一次，2013年決定改成兩年一次，2015年是兩年評一次的第一年。我也是評選委員之一。

評獎方法有點跟諾貝爾獎類似，是200多位經濟學家或機構先提名、推薦或自薦，獲得提名之後公示，然後評審專家第一輪投票，根據投票結果排序。第一輪在十幾個推選的理論中，投票選出三個獲獎的理論，第二輪既對理論進行投票，也對相應的主要貢獻人進行投票。每一張投票只能選擇一個理論，同一理論的主要貢獻人最多可選擇3人(或組)。

第一輪“過渡經濟學理論”進入了前三名，這個理論的主要貢獻者有8個人，包括我、林毅夫研究組(林毅夫、蔡昉、李周)、胡汝銀、冒天啓、盛洪、樊綱等。第二輪投票我們作為主要貢獻者，就不能再投了。評獎中有個規則規定：主要貢獻人的票數要超過總票數的25%。最後第二輪只有三個人票數超過了25%，所以就是林毅夫、樊綱和我三人獲得這次的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從評選規則方法上來説，這個獎還是比較公正的。

不過，一些人對經濟理論創新獎這個名字有些議論，認為用理論創新這幾個字可能不是特別恰當。但是從歷屆獲獎的理論來看，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轉型產生重大影響的一些理論研究，是指研究中國經濟的理論，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學理論的創新。

組委會關敬如拜訪獲獎人張軍

比如第一屆獲獎者是杜潤生等研究團隊的“聯產承包制”理論，當然這也有作品；還有郭樹清、周小川等設計的一攬子聯動價格改革。

我相信，這個獎項如果堅持下去的話，越是後面就會越接近經濟學理論的原創性研究了，就跟中國的改革沒有關係了。貴在堅持，一定是要做下去。

觀察者網：經濟學界還有很多獎項，比如孫冶方獎，媒體曝光度很高，此外還有張培剛獎，蔣學模獎等等，你是這些獎項的獲得者，也是不少獎項的評委，這些獎項的功能側重點，有何不同？

**張軍：**孫冶方獎，是歷史比較久遠的一個經濟學獎項，1984年就開始了，每年獲獎的學者比較多，有論文也有著作，已經舉辦了15屆，雖然也是民間的,但似乎也有一些官方色彩。

張培剛本人是世界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張培剛經濟學獎，主要評選在發展經濟學領域有建樹的著作和論文。已經評選了5屆，兩年一次，堅持的不錯。2014年開始，海外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也入選了。

2010哈佛大學的Dwight Heald Perkins教授獲獎，他老遠飛到武漢來領這個獎，當時有四個人獲獎，包括我、北師大李實，還有北大的盧鋒。

復旦曾經還有一個蔣學模經濟學獎，由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歷屆畢業生於2002年共同發起設立，當時的獎金比孫冶方獎高，獎金是10萬。第一屆華民、姜波克等學者獲獎；第二屆是我一個人。

蔣學模獎的評選是所有候選人到場，現場投票現場頒獎的，所以投票的時候場面很激烈。有媒體參與，如果落選場面就比較殘酷。後來搞了三屆，就沒有堅持下去,很可惜。。

不是所有的改革都適合頂層設計

觀察者網：10月中旬，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揭曉後，主辦方到獲獎者辦公室來頒發獲獎證書，還要獲獎者發表獲獎感言，具體你説了些什麼？

張軍：我講了兩點：一是，這個獎項，是對我在中國經濟轉型這個領域所做研究的承認，也是對15-20年前，我們這一批研究過渡經濟學問題的學者，所做的研究工作的認可和評價。

第二：轉型是個永恆的話題，中國的經濟改革還沒有完成。80年代的研究對未來的經濟轉型還是有一定價值。

為什麼是大約20年前的研究，而不是更早，原因在於，80年代的時候，中國經濟推動了一系列改革，特別是農業農村、鄉鎮企業改革、經濟特區等領域，中國經濟學家做了很多研究，但是那時候還沒有轉型的説法。

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羅斯以及東歐國家發生鉅變，到1990年代中期，不僅國內還有海外學者就開始研究，從計劃到市場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和俄羅斯的不同。

首先中國和俄羅斯的轉型結果不同，中國導致經濟增長，俄羅斯導致經濟衰退。為什麼會產生如此不同的結果，大家對這個領域的研究開始感興趣。

中國和俄羅斯改革的方案不一樣，策略不同，俄羅斯東歐就是休克療法，一攬子的一次性的改革，中國是漸進式的，碎片式的，增量式的，實驗式的。當時的經濟學家就創造了很多概念，通過刻畫中國和俄羅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不同，試圖用這種差別來解讀兩種不同改革的結果。

90年代中期，海內外學者在這個領域就做了很多研究，想探討中國經濟改革方式究竟是什麼？我在這領域做了不少工作，寫了理論模型去解釋中國的經濟改革。

1995年左右，我寫了一本書，《雙軌制經濟學：中國的經濟改革1978-1992》，整個研究觀察的時間段其實主要是80年代。但是為什麼90年代才寫，因為俄羅斯東歐90年代才發生轉型，把中國和俄羅斯對照起來才能看清中國80年代的改革用了什麼方式。

這本書還得了上海市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年代。書裏主要是解釋，什麼是雙軌制，以及雙軌制改革為什麼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長。

1990年代後期 ，我的研究繼續深入：固然中國改革方式與俄羅斯不同，但是為什麼中國會走上雙軌制？俄羅斯為什麼會走上休克療法？就是説中國為什麼選擇了雙軌制，俄羅斯為什麼選擇了激進的休克療法？

一個國家選擇哪一種改革方式，與這個國家面臨的初始條件有關。我發佈了很多文章，有中文、英文的，其中有篇文章專門討論初始條件與改革的速度之間的關係。我寫了一個模型來解釋，為什麼中國沒辦法選擇激進的改革，而俄羅斯沒法選擇漸進式。

其實，俄羅斯在戈爾巴喬夫時代，也走過漸進式改革的道路，但是很快發現行不通，失敗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要找到原因，我發現這跟俄羅斯的約束條件有關係。

我的模型的一個主要思想是，要搞雙軌制，政府必須要有能力控制計劃這一軌，同時放開市場軌。俄羅斯之所以選擇激進改革，是因為俄羅斯的政治改革優先於市場改革，民主化了，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控制計劃軌，只能推動市場軌，這樣漸進式改革方案一開始就實施不了。

改革方式是不是採用雙軌制，跟政府能不能履行計劃制度，有沒有控制能力相關。俄羅斯恰好不具備，因為政治改革優先於經濟改革，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沒有了。

觀察者網：你提到，過渡經濟學理論對當下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表現在什麼地方？

**張軍：**改革能不能成功，要考慮初始條件，要考慮改革方式選擇的重要性。我們現在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即所謂的頂層設計。

我個人覺得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採取這種方式的。80年代的很多改革只所以成功，是因為自下而上的比較多，這種情況下，改革的設計者，比他的高層更知道改革所能面臨的約束條件，改革更容易操作，更容易推行。

如果80年代要是搞頂層設計就完蛋了，俄羅斯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就是搞頂層設計，可最後的結果呢。

我們現在很多改革，在約束條件不能解除的情況下，還是要有一個改革的策略。現在我們的改革方案很多都是縱向的，是中央部委主導的，地方政府的主導權被大大越弱，地方政府的主體性角色好像沒有了，變成一個被動的接受者。

交通部專車管理辦法初稿規定，專車一律登機為出租客運。

比如説，專車管理，地方上已經有了一些有意義的探索，但如果中央部委層面一刀切地設計一個方案向下推到地方，就可能有問題。所以我們在改革方面還是要研究，哪些適合在上層設計方案，哪些要以地方方案為主。我們面臨的約束條件是什麼，要尋找更有效的改革方案而不是更統一的方案。

深水區的改革是否就必須頂層設計，也是需要研究的問題。幸虧80年代大多數改革不是這種方式。

結構轉型需要寬鬆貨幣政策

觀察者網：10月PPI繼續跌 5.9%，連續44月為負，CPI勉強上漲1.3%。中國經濟面臨通縮風險，似乎在學界已經達成共識了。記得今年年初採訪的時候，你就説通縮來了，調結構要讓位於穩增長，關鍵要放鬆貨幣政策。10月你發佈的文章仍然還在呼籲説，調整利率到了關鍵時刻。其實我們的貨幣政策，今年以來經歷了7次降準降息，似乎就沒有起什麼作用？

張軍：因為力度還不夠。經濟在往下走，實際利率還很高。實際利率=名義利率-物價指數。現在一年期企業貸款名義利率是4.35%，按極端的工業品出場價格PPI10月同比增-5.9%計算，實際利率10%以上了，還是太高；如果按CPI10月1.3%的增長來算，實際利率也有3%。

實際利率要往零靠攏，這是貨幣政策的一個基準。歐洲一般都是零利率，中國貨幣政策寬鬆的空間還很大。

這背後的邏輯應該是這樣的：央行不斷降息—刺激投資—總需求回升—緊縮緩解—價格指數回升。不斷降息，物價指數往上走， PPI如果將來變成-3%，-2%，這樣實際利率就會不斷縮小。

觀察者網：按照以前你一直堅持的觀點，這樣做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減輕企業成本，以及化解政府債務？

**張軍：**對，有兩個方面，實際利率往零靠攏，債務負擔會減輕。存量先不管，主要是利率高的時候，每年的利息增量很厲害。企業要借新還舊，利息很高，會把企業壓垮掉。如果利息少，銀行再借給企業，企業債務就能得到緩解。

另外，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企業融資成本降低了，投資需求也就上來了。現在實際利率這麼高，正常企業也困難，別説陷入困境的，都不可能掙錢。因為通貨緊縮，價格在往下走，企業產品賣不出價格，也賺不到錢。

可能很多人會説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結構轉型，不能靠貨幣政策放水去刺激。但是，當經濟下行到已經明顯低於潛在增長力的時候，僅僅依賴結構改革，或者結構轉型，會進一步加劇經濟下行壓力。

我覺得結構轉型最核心的機制是，熊彼特所説的“創造性破壞”。在創造性破壞過程中誰最重要，當然首先主體是企業經營者。這個非常重要。如果企業家要去尋找新的投資機會，創造新的產業，他就需要更低的融資成本，因為他需要更高的回報，這是非常核心的問題。

如果企業債務負擔過重，經營困難，怎麼會有錢投入科研，創造新的產業，實現產業轉型？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恰好需要比較寬鬆的貨幣環境，能夠讓很多企業家的投資活動，在快速的結構轉換過程當中獲得足夠高的回報。

從另外一個方面講，經濟的轉型過程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的公共資本開支。因為公共資本開支週期比較長，產生的回報比較低，但是它具有強烈的外溢效果，它可以支持創新創業活動。

從這個方面講，我們也需要寬鬆的貨幣政策來讓地方政府能夠解除目前面臨的財務約束。所以如果利率降低，能夠讓地方政府債務得到化解，政府能夠獲得更多的融資，使政府的公共資本開支上面依然保持相對的擴張和增長，這對於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從以上這兩個方面來看，經濟結構轉型是需要寬鬆的貨幣環境來支持，而不是要用過於謹慎的、過於緊縮的流動性來所謂“倒逼”。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對目前央行採取的過於謹慎貨幣政策是持保留的意見。

觀察者網：也有人説，降準降息沒起作用，不斷放水刺激還有很多副作用，因此要加大財政政策，當前的政策選擇怎麼平衡利弊？

**張軍：**要知道，每個政策都有副作用，關鍵是什麼是優先選擇。2012年的時候，穩住總需求還不是最重要的，那時候，能不放水就不放水，現在兩年下來經濟沒穩住，還在往下走，中國經濟面臨的矛盾變了，決策的優先順序變了，現在穩增長是頭等重要的。

比如吃藥，這個藥有副作用那個也有副作用。但是醫生説，你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解決這個問題比那個副作用更重要的。當然問題緩解之後就可以把藥停掉。

同樣放水也是這樣，放水不是一直放，要讓總需求恢復。要讓通貨緊縮不斷加深的情況得到緩解和逆轉。因為通貨緊縮比通貨膨脹更可怕，老百姓消費會受到抑制，他覺得物價還會往下走，經濟會陷入蕭條。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財經官方微信：羽扇觀經 guanchacaijing，每日三分鐘，專享重磅財經新聞新鮮解讀，有用不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