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人生沉思錄37| 講真話，不如講真理
【作者按：這篇《人生沉思錄》，從1996年開始寫，已有一千多條，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讀書體會，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內容；既可作思想記錄，又可作今後寫作的素材。點點滴滴，受到學友的喜愛。下為最新修訂稿，以25為節，與朋友分享。】
（本文為《人生沉思錄》第37部分，其餘部分請見點擊鏈接，瞭解贈書活動詳情。）
1526．關於寫文章，請注意不要用過於誇大的修飾詞，反而減損了力量。必須注意各種詞語的邏輯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條理（也是邏輯問題），廢話應當儘量刪去。[1]（毛澤東）
1527．帝國主義是不怕我們的幾千年文化的。古董當然是要保護的，但我們更需要現代的科學和文化。[2]（毛澤東）
1528．哥白尼，他是一個天文學家，他不僅屬於波蘭一個國家，他屬於全世界，凡是科學都是全世界的。[3]（毛澤東）
1529．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擴充的話——就難以長期維持。這不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規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明白這個道理，繼承商鞅路線而獲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前230年～前207年）不明白這個道理，他不從鞏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權與民權相統一的生產關係出發，而是僅靠“嚴刑峻法”加強統治，結果很快便丟掉政權。由此而論，將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歸於始皇蠃政——這與將蘇聯解體不歸因於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而歸因於斯大林一樣——是沒有道理的。
1530．夫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拳，救鬥者，不搏擊，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4]
1531．麥卡錫主義[5]是造成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國家災難的意識形態根源。麥卡錫主義對美國的意識形態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國駐蘇聯大使湯普森驚呼：“我們現在面臨的是由於大陸封鎖、麥卡錫主義和杜勒斯—饒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匱乏和代溝。”[6]
麥卡錫主義引起美國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以至1954年12月參議院通過譴責麥卡錫的決議案。雖然此後麥卡錫主義衰落，但它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寧“右”勿“左”的另類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影響着美國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國的戰略設計走向。[7]而美國繼朝鮮戰爭失敗後再次飛蛾撲火式奔赴越南戰場，並遭遇比朝鮮戰爭更大的災難。這既是美國形而上學戰略設計的惡果，其中也有麥卡錫主義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基辛格對此總結道：
美國思路褊狹的部分原因在於，在20世紀50年代追究是誰“失去了”中國時，很多中國問題專家骨幹紛紛離開了國務院。因此，一羣蘇聯問題的傑出人才（包括喬治·凱南、查爾斯·波倫、盧埃林·湯普森、福伊·科勒）在國務院的外交思路上形成了一邊倒的局面。[8]
1532．“中印邊界衝突中，軍事後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於遙遠。”[9]（基辛格）
1533．“團團夥夥”們的特點是沒有歷史擔當，其觀念意識少土缺血，摻和其中的多是香水和油滑，這樣在大是大非的關頭，就成了政治上的“範跑跑”。
1534．2014年4月25日，奧巴馬在韓舉行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如果普京總統溺水，我當然會救他。”此前普京在同俄羅斯民眾的“直播連線”中被問及如果他溺水的話，美國總統奧巴馬是否會救他。普京回答説：“奧巴馬是一個相當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會這樣做。”[10]如果將此對白理解為雙方在表達地緣政治依存相關性的暗喻，那就不能不承認奧巴馬總統已有了羅斯福聯袂斯大林共建壓垮歐洲的“雅爾塔體制”的智慧。果如此，奧巴馬缺的只是幾乎不可能出現的“馬歇爾式”的參謀班子和擁有與羅斯福同樣有力即獨立於華爾街壟斷資本的權力[11]；果如此，等待奧巴馬總統的很可能就是尼克松——毛澤東説尼克松下台是因為“他得罪了東部大財團”[12]——式的命運旋轉。用基辛格評價里根時期那自相矛盾的對華政策的話來評價奧巴馬自相矛盾的對俄政策，這就是“美國的政治格局也只允許他做到這一步”[13]。
1535．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澤東同南萍、熊應堂、陳勵耘、白宗善談話，説到黨的歷史問題時説：“鄧小平不同於劉少奇，要有區別。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14]説到許世友時説：“許世友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時還可抓住主要問題，把道理説清楚。”[15]
1536．平凡不是平庸，平凡是有方向的努力，而平庸則是無方向的活動。人與動物的差別就在於此。
1537．“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16]在孔子的世界觀中，人事高於神事，事人高於事鬼，現世高於來世。從相當意義上説，儒學從其創始起就是以現世主義為基礎的。
1538．中國的“神”不僅遠沒有獲得西方“天主”那種對世俗世界的絕對先驗的主宰地位，而且還時常受到“仙”的制衡，以防止“神”脱離現實社會並形成高於世俗國家的絕對統治。在中國文化中，如果真的出現“神”的專橫，那它就會遭到“張果老”“孫悟空”“濟公”之類的人物戲弄；即使是孔子也是“子不語怪、力、亂、神”[17]。在孔子眼中，神與怪、力、亂等是同一類“無益於教化”且“所不忍言”[18]的事物。這種對神大敬又大不敬的態度在西方宗教中是不允許的，而在中國卻常常受到民眾的歡迎。
1539．1965年3月，毛澤東指示外事部門：“不能靠送禮的辦法拉友誼，友誼要靠政治。”[19]
1540．問題就是矛盾。[20]（毛澤東）
1541．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治家只能淪為小丑。1812年拿破崙入侵俄國後已失去了法國人民的支持。在敗退的路上，率領第二騎兵隊的繆勒説：“已經不能再説大帝是天才了。”[21]這個評價用在蔣介石身上也是貼切的。自從蔣介石背叛工農，他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北伐時那種揮灑自如的戰略能力。
1542．飯要大家一塊吃，學問也要大家一起做，中國的事業需要大家一起幹。最貼近真理的學問肯定不是一個人所能完成的。歷史上，大凡自稱獨佔真理的人往往被真理所奚落。毛澤東説：“羣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很可笑的，不瞭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22]
1543．人只要不脱離勞動，思維就不會脱離實際。所以毛澤東讓包括自己親屬在內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插隊鍛練，讓幹部到“五七幹校”參加勞動，與工農兵相結合。
1544．法國大革命後期流行一句箴言：“當家裏有難的時候，就把它轉送給你的鄰居。”[23]這句話——與許多大部頭著作相比——簡潔明瞭地道出了資本主義國家擺脱危機的秘密。
1545．人從誕生之日起就是歷史和集體的存在——由此產生了自然法，而所謂“我就是我”或“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認識，只能是小資式的矯情。在母親面前，你是母親的“產品”，你已經不是你，而是母親的兒子；在狼——不管它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面前，你也不是你，只能是狼嘴裏的一塊肉。只有在集體中，你才是同志或朋友，這時的你一定是代表或被代表的存在。所以，馬克思説：“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24]
資本的本性必然是要通過碎片化的方法使勞動者失去階級力量。馬克思説金融資本存在的前提就是將買者和賣者分離開來，這樣有利於資本介入和操縱各方。但人是生產關係中的人，脱離特定的生產關係，人與人就是互無聯繫的沙粒，而將人民變為沙粒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一人一票”選舉形式。
脱離集體的個體不能單獨應付這個世界，因而他只能被集體代表——儘管他們極不情願，個體人一旦成為自己的主人，他同時也就異化為自己的同時也是整個自然界的奴隸。因此，代表制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類社會主義文明的基本特徵。
不成文的代表制是存在於原始共產主義時期，這時的單個人是通過部落代表的；成文的區域代表制誕生於古羅馬時期，它出於抵禦外敵的需要，與之相匹配的政治選舉方式便是區域代表制。資本出現後，資本需要將人的集體存在轉化為碎片化的存在，以便為資本提供無限量的僱傭勞動力。這樣便產生了符合資本主義需要的個人至上的意識形式，與之相匹配的政治形式便是一人一票選舉制。一人一票製成為主流選舉方式後，其極端表現就是金融資本迅速坐大和民族工業資本迅速萎縮——目前的美國就是這種惡果的典型。在生產資料轉入人民手裏的社會主義時期，資本成為人民手中的工具，這時按區推選人大代表的制度便應運而生。選區推舉人民代表是巴黎公社的基本經驗，馬克思對此作出充分肯定。他寫道：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
巴黎公社自然應當作為法國一切大工業中心的榜樣。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個次要的中心確立起來，舊的中央集權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讓位給生產者的自治機關。在公社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説得十分清楚，公社應該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備軍在農村地區也應該由服役期限極短的國民軍來代替。設在專區首府裏的代表會議，應當主管本專區所有一切農村公社的公共事務，而這些專區的代表會議則應派代表參加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代表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mandat impératif（確切訓令），並且隨時可以撤換。
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的基礎。[25]
因此，完善區域代表制應是未來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所有民族民主國家改革的方向。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通過對代表們的階級成分或階層比例等的控制來駕馭資本並由此增大人民利益。
1546．“一人一票選舉”是普選制的基本手段。它分一人一票地選出代表代議制度和直接選出政府的制度。古羅馬選擇前者，結果是實用不好看；古希臘採用後者，結果是好看不實用。後一種選舉在實踐中易將人民的整體利益碎片化、甚至對立化。古希臘實行的“貝殼放逐法”就是最純粹的無代議的一人一票制。結果是提議這一選舉形式的民主派領袖遭到“貝殼”們的放逐。蘇格拉底就稱希臘的“民主政治”為暴民政治，認為它極其荒唐可笑，投票者完全憑感覺投票，説這樣必定會毀了雅典。他主張進行由哲學家來治理國家。
1547．認識今天美國的公式是：華爾街﹦美國≠華爾街；認識今天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公式是：Ｇ-Ｗ-Ｇ，其中，Ｗ不再代表德文中的“商品”（Ware），而是代表英文中的“戰爭”（War）。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説：
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佔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和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帝國主義，或者説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時候，這種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頭佔有統治地位，表明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比其餘一切國家都突出。[26]
1548．1954年毛澤東對保健醫生徐濤説：“我看中國有兩樣東西對世界是有貢獻的，一個是中醫藥，一個是中國飯菜。”“生活裏有四味藥，吃飯、睡覺、喝茶、大小便，能吃、能睡、能喝、大小便順利，比什麼別的藥都好。”“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27]
1549．1962年5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田家英在湖南韶山大隊、大坪大隊、炭子衝大隊調查彙報，當聽到這裏的社員要求包產到户和分田的呼聲很高時，毛澤東聽後反映冷淡，對田家英説：“我們是要走羣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羣眾的，比如包產到户就不能聽。”[28]
1550．説棍子在水中是“彎”的，這是真話，但不是真理。因此，講真話，不如講真理。而真理，是需要過腦子的。
[註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頁。
[4]《史記》卷六五《孫子吳起列傳》
[5]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野的共和黨利用所謂“共產黨人滲入政府”問題攻擊民主黨政府。1950年2月，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Maikaxi）在西弗吉尼亞州惠林市發表演説，無中生有地宣稱有205名共產黨人滲入到國務院，此後，麥卡錫利用參議員的特權，操縱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捏造事實，製造謠言，大肆指控和調查所謂的“共產主義的滲透”，進行非法審訊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麥卡錫主義誣陷誹謗的範圍，上至政府要員，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面，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紅隊被迫一度改名。中國問題專家拉鐵摩爾和費正清、進步作家斯諾、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僱員被解僱，共產黨和進步力量受到嚴重摧殘。
[6]湯普森致邦迪備忘錄”（1966年2月4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941頁。
[7]可參閲張紅路著：《麥卡錫主義》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8][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頁。
[9][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頁。
[10]《奧巴馬稱願救“溺水”普京》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4_26_224692.shtml。登陸時間：2014年4月27日。
[11]關於華爾街財團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可參見張文木《美國政治結構與外交政策》，載《國際關係研究》2013年第3期。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頁。
[13][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402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02頁。
[16]見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218頁。
[17]《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頁。
[18][南北朝]皇侃：《論語疏義》，[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79頁。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頁。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頁。
[21]轉引自[日]田家康著，範春飈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頁。
[22]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頁。
[23]轉引自[英]埃裏克·杜爾施米德（Erik Durschmied）著，呂洪豔譯：《天氣改變歷史》，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頁。
[24]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頁
[25]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373、776頁。
[26]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0頁。
[27]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42頁。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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