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克拉斯特夫：社交媒體引發的社會革命為什麼會失敗？

1851年，拿破崙三世在巴黎發動政變不久，歐洲的五位政治學大師焦急地圍在書桌前討論該事件。

這是五個迥然不同的人。卡爾·馬克思是一名共產主義者。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維克多·雨果是浪漫主義者，也是該時期最受歡迎的法國詩人。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和沃爾特·白芝浩是自由主義者。正如他們的哲學觀不同，他們對這次政變的解讀也大相徑庭。他們就像那個“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觀察者網注：著名神經病學案例，病人患有視覺失認症），錯誤地把這場歷時三年的歐洲革命浪潮的末尾當成了開端。

在最近幾年，西方媒體有沒有犯同樣的錯誤呢？它們對全球迎來自發的、無領導的、非暴力的民眾抗議熱潮——也就是托馬斯·弗裏德曼所説的“廣場人民”之崛起——的解讀，是否也是大錯特錯的呢？看起來確實如此。在上週土耳其議會選舉中，正義與發展黨出乎意料地贏得了執政地位。

兩年半之前，在伊斯坦布爾的塔克西姆蓋齊公園及其他地方發生的民眾抗議引起了西方的關注。持有不同政見和議題的個人成功地用共同的信息塑造了公共的語言。即使是持批評意見者也認同抗議者從根本上改變了土耳其的政治。六月的議會選舉結果也證實了這點。由庫爾德人和世俗派左翼構成的聯盟——人民民主黨成功地獲得了超過10%的選票，順利地進入了議會。如果沒有這些抗議，這幾乎是天方夜譚。

但是上週議會選舉卻揭示了抗議成功的脆弱性。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對抗性戰略得以奏效。他在新一輪選舉中孤注一擲並獲得了勝利，使得抗議者們在夏天取得的成功徹底被顛覆，在一段時間內，人們將不再認為抗議運動能夠產生切實的影響力。

不僅土耳其如此。2012年冬季在莫斯科發動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不僅沒有撼動總統普京的地位，反而進一步鞏固了他的權力。

正如我們所見，那些被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稱為“全球中產階級革命”的相關運動狀況似乎都有些不順。在這些悲劇的案例中，阿拉伯之春的結果是最糟糕的：埃及威權主義回潮，敍利亞、利比亞和也門都承受了內戰和國家崩潰的痛楚。

我們很容易將這些右傾保守現象單純地理解為國家強制力和幕後操縱的結果。當然，幕後操縱和強制手段可以解釋很多方面，但是如果將當下的保守主義強烈回潮簡單視為政治傾向的正常反映則是忽略了現實。

現在非常明顯的事，全球抗議浪潮使多國社會產生兩極分化，這有利於“強調穩定的團體”而不是“追逐希望的社交圈”。由抗議者帶來的政治和社會分裂並沒有鋪就通往民主和多元化的道路，相反使得國家和民族領導的權力得到鞏固。我們的世界迎來了一個新的、反國際主義的時刻。

這些抵制活動也改變了地緣政治。埃爾多安針對庫爾德人的軍事行動只是他秋季政治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極大程度上使得敍利亞的狀況雪上加霜。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更多地是出於抵制革命蔓延的考量，而不是傳統的帝國主義野心。

或許我們會感到奇怪，為什麼“推特革命”正在退卻。但是更意思的問題是為什麼一開始我們確信他們會成功。

有三個方面的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當今多數政治評論家會犯下1851年馬克思和雨果的錯誤，無法認清顯而易見的現實。第一點，是冷戰後生根發芽的西方政治的自戀，他們自以為世界已經踏上了多元民主的征程。這種自戀阻礙了我們批判地看待那些與我們政治模式合拍的行為者（特別是當他或她用英語寫政治口號）。我們自以為，對西方民主實踐和原理的模仿和照搬是通往民主勝利的康莊大道。

在美國政治學界也發生了非常危險的“規範化轉向”。這使我們把一些複雜的社會和全球問題簡化為一系列相關性證明，自欺欺人地認為民主國家間不會發生戰爭，民主使得國家更加富裕更少腐敗，每個國家都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自由主義目的論取代了馬克思主義目的論。

最終，我們陷入了“硅谷效應”。今天，我們對於社會變革的理念和戰略很少借鑑歷史經驗，而是更多地來自科技界的烏托邦設想。受制於這種思維，我們沒能看透這些新抗議行動的弱點，並且錯誤判斷了他們對社會的影響。你可以通過推特發動革命，但是不可能通過推特建立政府，很多新的抗議運動也為其反制度化思潮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這些抗議陷入了相似的潮流理念：組織已經過時了（網絡代表了未來），國家是無關緊要的，唯一的合法性來源是自發性。

我們非常清楚，科技領域高度重視“斷裂”這個概念，它在顛覆公司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社會不僅僅是由創新者構成的，通常情況是，對於持續變革的需求以及創造性毀滅的讚歌最終帶來的是對於穩定的需求。普京、埃爾多安等人充分理解了被抗議者和高談闊論者忽視的這一點，他們偃旗息鼓，等待的正是重新樹立權威的最佳時機。

（青年觀察者王欣譯自《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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