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理論突破的兩個看法-蘇長和

【觀察者網注：國家級重點智庫中國研究院今天在復旦大學成立。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系教授蘇長和在成立大會上發言，他指出，一個國家的社會科學如果充斥着外來概念，那麼本國的學術表達一定會成為問題，外來概念對本國概念會起到格式化的效果，將本國社會和政治中的核心意義遮蔽、修改了，長期下去，文化主權自然會削弱，也很難談文化領導權。感謝蘇長和教授向觀察者網賜稿發言全文。】

關於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理論突破的兩個看法

蘇長和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系教授

一、政治學理論建構思維上的能動性轉變

當今世界的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理論處於沉悶狀態。我認為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西方政治學理論至今沒有形成革命性的突破，大部分理論還停留在17-19世紀階段，在吃老本，講來講去就那麼幾個人。國際關係理論也是，流行的理論大多是在西方內部國際關係經驗和實踐基礎上產生的，解釋當今世界的變革，已經力不從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界如果都是英美那幾個人、那幾個概念、那幾個理論炒來炒去，那就是“一言堂”了，會使得國際學術界萬馬齊喑，不符合學術自由的秉性，把我們獨立思考給束縛住了。我們國際關係學界最近出現一股較強的學術自覺趨勢，就是試圖重新書寫國際關係理論。我認為現在是一個理論創新很好的時機，但是關鍵是要有理論自覺意識、獨立思考意識，否則創新的方向就會有問題。我的發言圍繞中國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理論突破的兩個方向展開。

1、從“找不同”思維轉向“找共通”的思維

我們在抽象任何一種理論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陷入到自我侷限的思維窘境中，表現為樹立一個假想的對立面，在概括自己與對立面的不同中突出自己的特色。我把這種思維方式稱為理論建構中的防禦性的“找不同”思維，其優點在於有助於在多樣羣體中確立某個事物的類別和獨特屬性，但是其缺點在於產生內卷的封閉效果，在持續不斷的“找不同”中，理論往往缺乏舒展的氣質和吸納外人的效果。“找不同”思維是必要的，然而僅有此又是不夠的。

這就需要另外一種思維也即“找共通”的思維，其要求在看似不同的事物之間尋找彼此的共通性和聯繫性，將理論的解釋邊界擴大開來。一種理論要具有更強的解釋性和吸納能力，它在能夠解釋自身的同時，也能通過對他者的解釋能力乃至在被他者接受過程中產生擴散效應。因此，中國製度模式和制度體系既是“土特產”，但是又不是“土特產”，理論從特殊到普遍的驚人一跳，往往在於構成這個理論的關鍵概念，完成了從描述某一特定現象的專有名詞，擴大到解釋更廣泛現象的普通名詞。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我們説某一理論是“中國特色”的時候，這還只是思維的第一步，這種特色要具有世界意義，它必須要勇敢地邁出第二步，應該能夠在解釋外部世界或者在被外部世界的接受過程中，完成從專有名詞到普通名詞的昇華，變得具有普遍意義。

2、敢於用中國本土概念解釋別人

人類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有許多同義異名、同義異名的概念和表述。西澤説“寧在鄉村當首腦，也不在羅馬當副手”，這個表述在中國就是“寧做雞頭，不做鳳尾”。我們講中國的協商民主，可以説是中國民主的獨到形式之一，是中國政治的一個專有概念，但是這個概念要有擴散能力，就需要用這個概念去研究別人，通過在發現和解釋別人過程中，這個概念就不是中國專有的了，就變成了一個普遍概念。

所以，這就需要我們有理論自信，去發現其他國家和社會中的協商民主成分。中外學者一起研究，這個概念就走出去了。但是，關於這個概念的原創權在中國，別人研究協商民主的時候，文獻追溯首先要引中國學者最先的看法是什麼，通過這樣，我們也就掌握了這個概念的發明權和解釋權。現在學界有種風氣，就是什麼概念都追溯到希臘和西方，長期下去，自己的學術史學科史就沒有了。我認為這是文化領導權建設的內容之一。

長期以來，我們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概念基本來自西方。一個國家的社會科學如果充斥着外來概念，那麼本國的學術表達一定會成為問題，外來概念對本國概念會起到格式化的效果，將本國社會和政治中的核心意義遮蔽、修改了，長期下去，文化主權自然會削弱，也很難談文化領導權。

關於“協商民主”只是一個例子，相信大家可以舉一反三，堅持一個一個做下去。但是我認為，在解釋被人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抱有對他者文化的基本尊重，不能像西方的東方學那樣，把別人像小姑娘一樣隨意打扮，甚至貶低或者誣衊。

二、內外問題與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理論的突破

1、內外關係比敵友關係處理對未來政治學理論創新更具顯著意義

卡爾•施密特説敵友關係是政治學理論中的一對核心問題。其實這個説法不新鮮，中國古代治國理政思想裏早有“國無恆敵者恆亡”之説，柳宗元的《敵戒》比施密特的立意更高。將敵友關係作為政治哲學核心問題不完全對，人類形成國家以後，敵友問題在國內基本已經被解決了，政治的主題之一轉換為如何處理好內外關係。

對一個生活在國家體系中的國家來説，其國家治理最壞的狀況就是既在內部找敵人，也在外部找敵人，陷入內外找敵的狀況。今天世界上個別西方國家正在陷入這種困局之中，內外找敵人，但是敵人幾乎處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狀態，不知道如何施力。反之，有的國家為了達到分化對手的目的，外交上就會設法使對手不斷地在內部找敵人，煽動別人地域和人羣矛盾，使其陷入互鬥狀態，坐收漁利。內部找敵人會使社會陷入人人自危、互不信任，導致國內陷入衝突和政治共同體的崩潰，外部找敵人則會使國家好戰必亡，所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國必先自伐然後人伐之”。

我覺得，人們從結合成國家這樣的共同體，已經假設人人為敵的狀態藉助過共同的政治生活被克服了，這是人類政治文明一大階段性進步，儘管這並不意味着內部的敵人就消亡或者已經不存在了。復旦林尚立教授經常説“國家是人類偉大的政治發明”，部分道理就在於此。因此，在出現國家之後，敵友關係就從原先建成國家前的內部社會的主要矛盾，轉換為與外部世界關係中的一對主要矛盾了。

個人認為，人類政治文明下一個階段的突破，在於如何化解國與國之間相互找敵人的狀態，也就是如何處理好內外關係以及內外秩序這個問題。這是我們國際關係學者經常思考的問題。

2、內外關係本質在於國家治理體系和全球治理體系關係的協調問題

內外政治如何變成合作而不是衝突，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理論在此方面有一些探索，但不繫統。現在各國政治幾乎都被抬升到全球政治系統的層面。但是政治學理論集中在探索國內治理上，而國際關係理論集中在研究國家間合作或者衝突上。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既缺乏學術上的對話，也缺乏實踐中的銜接。目前排他性的主權制度有利於確立一個主權秩序，但是排他性主權制度與國際合作的需求又產生悖論。克服這個悖論不是像一些理論主張的那樣要去否定主權，我認為應該是如何在內外政治合作中豐富和完善主權。

例如從制度體系上看，西式民主制度內部的衝突狀態經常干擾該國國際合作或者國際協定的承諾。鄧小平在1983年3月30日會見美國眾議院代表團時，向美方提出美國對華政策的連續性問題，“我可以告訴各位，中國政策連續性的問題早已解決。……相應地，我們對美國也提出一個政策連續性的問題。”（《鄧小平年譜》下卷第897頁。）1984年5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斯里蘭卡總統賈亞瓦德納過程中，談到中美關係時曾經形象地指出：“同美國人的事不大好辦。美國有三個‘政府’，一個政府叫總統，法院是另外一個政府，議會也是個政府，打交道可麻煩了。”（《鄧小平年譜》下卷第977頁。）在另外一個場合，鄧小平也曾指出，“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説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95頁。）我覺得，西式民主制度在國際合作上不見得就是一種合適的制度。這需要我們有獨立和批判的觀點，質疑這種制度是不是處理內外關係合作的合適制度？當然，我們中國的制度體系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鄧小平多次提到西式制度在內外關係上這個弊端，習近平主席在訪問歐洲時闡述中國和平外交政策時説“我們在政策上是這樣規定的、制度上是這樣設計的，在實踐中更是一直這樣做的”。我認為我們國家領導人在中國製度體系的完善以及制度體系如何處理好內外關係合作性這個問題上，應該有很多深入的思考，例如“兩個大局統籌”等提法。這個問題講起來很多，這裏篇幅所限，就不展開了，很值得比較政治學和比較外交制度去綜合研究，開創我們自己的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問。

我認為人類發明國家以後，是政治文明的第一次大突破；但是第二次大突破始終沒有出現，這個突破就是如何構建不同國家之間和諧共生的關係。現在世界上許多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源於這個。我們現在希望通過“共生”研究來尋找替代途徑，期待這個問題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者能夠通力合作，在人類政治文明進步上能夠貢獻我們的理論思考，也希望中國研究院加大對這個問題的研究。

被漫畫的中國（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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