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反恐”旗子打起來了，歐洲卻要向右轉？

15:0，這恐怕是聯合國安理會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如此一致的投票結果，因為大家有了共同的目標：抗擊IS。

從11月13日的巴黎恐怖襲擊、黎巴嫩連環爆炸，到11月20日的馬裏酒店人質事件，再到敍利亞街頭每天都在響起的槍聲，IS在這一個月裏帶給世界如此多的震驚，以至於連一向懶散扯皮的聯合國也開始“萬眾一心”，商討起決策來。

然而中東如泥潭，各國自打算。要想讓“有能力的會員國”真正團結行動起來，恐怕靠聯合國的一紙呼籲是遠遠不夠的。何況，在敍利亞難民危機和恐怖襲擊的衝擊下，歐洲已經人心大變，再次掀起對穆斯林羣體的排斥情緒，右翼勢力正在不斷滋長。

各國右翼民粹黨的國內支持率

法國：右翼反對聲蓋過總統的“團結”

巴黎暴恐，身在現場的總統奧朗德算是被嚇壞了，聲音顫抖地呼籲全國人民“必須體現出同情心和團結一致，我們必須展現團結保持冷靜，法蘭西必須堅強。”嗯？這話是不是聽着有點耳熟？沒錯，在今年1月初查理週刊事件後，奧朗德也是這麼説的：“我們反恐的最佳武器就是我們所有的公民在這場考驗中團結一致。”

重要的話説了兩遍，人民卻充耳不聞。事實上，正是年初的那場查理週刊事件，將法國社會潛藏的民族矛盾徹底暴露，直至撕開了一個難以彌合的大口子。

想必大家都還記得，查理週刊事件之後，不僅查理週刊以此為傲，繼續刊發侮辱穆斯林的漫畫，西方社會也一致站在查理一邊，譴責恐怖分子這種行動是用血腥暴力壓制言論自由，對於視自由為至高無上的法國人民來説，這簡直不能忍！於是我們看到，一夜之間，整個法國、整個西方都成了查理。

也是從那時開始，曾經像幽靈一樣瀰漫在歐洲上空的“伊斯蘭恐懼症”開始顯靈，大家變得像9·11之後那樣敏感，談伊斯蘭色變。這種恐懼也激起了仇恨，在右翼分子的鼓動下，逐漸由星星之火變成了燎原之勢。

法國極右翼勢力的主要政治旗號之一是“保衞傳統文化”，排斥外來移民文化。長期以來，法國都存在着不容小覷的極右翼排外勢力，恐怖襲擊則給了他們絕佳的抬頭機會。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黨魁勒龐在查理週刊事件後頻頻語出驚人，認為法國應該採取一些新的措施來應對迅速滋生的恐怖主義，包括切斷一些激進的寺廟和宗教協會的經濟來源，並對安全機構提供更多資金，甚至呼籲要恢復死刑。

這次巴黎恐襲之後，勒龐又表態稱：“法國和法國人已經不再安全，而我要告訴大家，我們必須採取緊急措施。法國應該分清敵我，一切與極端伊斯蘭勢力保持良好關係、與恐怖組織曖昧不清、與恐怖分子一道打擊我們盟友的人都是敵人。”呼籲關閉受極端主義影響的清真寺，驅逐境內傳播反法思想的外國人，大力宣揚民族主義思想，煽動法國人的排外情緒。

查理週刊事件後，國民陣線黨魁勒龐呼籲恢復死刑

1月查理週刊事件爆發，3月地方選舉中，中右翼的前執政黨“人民運動聯盟”（UMP）攻城掠地，囊括32%的選票，而極右翼的“國民陣線”也獲得25%的選票。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旅法學者宋魯鄭曾在巴黎恐襲後分析，“再有一個月，法國就要舉行大區選舉（相當於中國的省）。有望歷史性贏得一到兩個席位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極有可能成為這起悲劇的受益者，出現空前大勝也不會令人意外。而國民陣線的獲勝，將使得這兩種文明的對抗更加激烈，2015年只是法國恐怖元年的開始。”

巴黎恐襲之後，法國里爾市大批民眾參加和平示威，支持巴黎對抗恐怖主義。在寫有“我們不害怕”、“為巴黎祈禱”、“我們是巴黎”的橫幅中，間或能夠看到諸如“趕走伊斯蘭教徒”這樣的標語。戴高樂航母已經出動參與打擊IS，但對於法國內部來説，要彌合宗教、民族衝突卻不是靠武力能夠解決的。

波蘭：“敍難民應當建軍打回老家去”

如果説這一次法國做的夠狠，波蘭恐怕是做的最絕的。

就在巴黎恐襲發生不久，波蘭歐洲事務部部長康拉德·希曼斯基（Konrad Szymanski）便在國內一家右傾網站wPolityce.pl發表聲明中稱，波蘭不會再實施歐盟推進的難民分配計劃。“我們批評的正是歐洲理事會的決定，這一決定計劃將難民和移民分配到全歐盟各個國家，並將此定為法律。而在巴黎悲劇性的事件之後，我們（波蘭）認為尊重遵守這一決定在政治上已不可能。”這為原本就在難民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的談判再添一堵牆。

這還沒完，11月15日，波蘭新任的外交部長瓦什奇科夫斯基在接受電視台採訪時表示，數十萬湧入歐洲的敍利亞難民完全可以訓練成一支軍隊，並返回敍利亞“解放”自己的家園，而不是坐在德國的大道上喝咖啡，看着我們歐洲的子弟兵流血流汗去他們的家鄉攻打ISIS恐怖組織。

瓦什奇科夫斯基這話雖然糙點，但不得不説確實代表了一部分歐洲人的想法。在高貴的波蘭人看來，坐在街邊喝咖啡這種悠閒只有他們才配享用，至於敍利亞難民，你們國內的事情該你們自己去解決啊，關我什麼事？！

僅僅在兩個月前，一張敍利亞小男孩溺亡沙灘的照片喚起了歐洲人心中的聖母情節，每個人的心靈都好像被突然淨化了一樣充滿了愛和同情。然而兩個月後，波蘭一名教師卻給學生出了這樣一道題目：“已知一艘載着敍利亞難民船上的人數，要把幾人丟下水，才能讓船浮在海上再到達希臘？”

現在筆者倒想問了，到了希臘又怎樣？到了歐洲又怎樣？從一場災難到另一場災難嗎？

德國：總理想當救世主，右翼忙着拆台

敍利亞難民危機之後，德國一直積極在各個歐洲國家之間斡旋，也是難得的積極迎接難民的歐洲國家。德國總理默克爾在10月初接受德國電視媒體訪談時仍舊錶示，德國政府不會對難民關上大門，“德國有最好的條件以克服這場危機。我對此完全有信心”。據估計，按照現階段的速度，今年將有120萬難民入境，比預期多40萬人。

在敍利亞難民的眼中，德國是他們的天堂，但對於德國右翼來説，敍利亞難民卻是他們的災難。就在默克爾前赴後繼奔走呼籲時，未料後院起火，極右翼勢力也趁機煽風點火，佩吉達（Pegida，全稱為“愛國歐洲人反對歐洲伊斯蘭化”）和萊吉達（Legida，“萊比錫反對西方國家伊斯蘭化”）就是其中的代表。

佩吉達的發起人名叫盧茨·巴赫曼，是德累斯頓一位有多次前科的廚師，甚至還跟毒品掛過鈎。隨着組織的不斷壯大，越來越多渾水摸魚、愛湊熱鬧的閒散人員紛紛加入，甚至包括新納粹和極端分子。組織理念也變得越來越極端，特別是在難民政策上，佩吉達明確要求政府收緊接收難民的政策，特別要警惕“經濟型難民”，不能讓這些人瓜分德國人的福利。

右翼組織佩吉達在德國城市杜塞爾多夫的分支機構組織反伊斯蘭化遊行

查理週刊事件發生後，佩吉達呼籲在全歐洲範圍內進行歐洲反伊斯蘭化的抗議活動，要求遊行者戴黑袖章，為恐怖襲擊死難者默哀一分鐘。與之立場接近的萊吉達也迅速響應，在萊比錫進行了大規模遊行。

相同的情緒已經在歐洲各國開花：在英國，右翼組織“英國防禦聯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借倫敦街頭砍殺士兵恐怖襲擊示威，攻擊清真寺；在挪威，右派極端分子展開大屠殺，反對穆斯林移民、全球化、歐盟擴權和多元文化社會；在西班牙，右翼政黨民主國民黨的領導人曼紐爾·坎杜拉在社交網站上號召實行“驅逐政策”，稱“歐洲是屬於歐洲人的”……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看清，所謂的我是查理，不過是想説，我是法國人，我是德國人，我是歐洲人，而並非我是正義，我是同情。如果右翼勢力繼續滋長，不僅對於難民來説，就是對於歐洲人自己來説，歐羅巴也將不再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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