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這麼多大牌“五毛”聚在一起，要幹什麼？

週日（11月22日）上午，連綿的陰雨暫停了腳步，陰霾的天空難得漏出光亮，在復旦大學光華樓東側，一眾中國研究院專家學者臉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照了張“開張合影”，而我也是難得有機會一覽這些名氣大大的“五毛”真容。院長張維為教授説，“中國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有諮政建言的一流智庫，需要培養一大批真正理解中國和世界的高端人才，需要產生原創性的中國理論和中國話語以清晰地解讀中國”。

可是這麼多中外大“五毛”聚在一起，中國研究院將來會實事求是地研究中國，還是成天講中國好話？為中國政府臉上貼金？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成立，朱之文、張維為以及中國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史正富共同為研究院揭牌

他們是怎樣變成“五毛”的

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紹光教授就是這樣一位被貼上“五毛”標籤的學者，他的致辭或許是最好的回答：“我相信大家都是跟我一樣被逼着步步走，但是不得不走。”

王教授表示，以前做的研究都是講中國嚴重的問題，90年代初，有人出了本書，書名叫《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這本書在台灣出現兩個版本，一個封面是李登輝寫的，稱這本書講了現實的中國，非常值得推薦；另一個封面上寫的是，王紹光、胡鞍鋼也持這種看法。“他們沒有獲得我們的同意，因為我和胡鞍鋼那年寫了一篇文章叫《最嚴重的警告》，也是講中國的問題，他們就認為我們跟他看法一樣——中國即將崩潰。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僅僅講中國的問題不行，所以我從那以後會更多講中國正面的東西。中國也有成就也有優勢，不能點到為止，要把它説透説清楚，這就需要中國話語。”

張維為教授的回國，也是被國內輿論形勢“逼上梁山”。比張維為早10年歸國的李世默是個大牌“洋五毛”，在致辭中回憶：“五年前，在（上海的）武康路法國餐館與張老師吃飯，我對張老師説，中國話語已經在最最低潮，在外國寫這些東西（指《中國震撼》書稿）當然好，但是根據地要被人家佔領了，在外面打游擊還有什麼用？張老師説，這個我們要管，這就像1950年的時候，周恩來總理對美國人傳話，你沒有越過三八線，我們可以不管，但是一旦越過三八線，我們中國就必須管。我跟張老師説，你在法國、瑞士待得太舒服了，現在不是過三八線的問題，已經到鴨綠江邊了。張老師一聽急了，回法國把房子賣了就回來了，那是張老師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時候，成為了海歸。”

《江澤民傳》的作者羅伯特·庫恩也前來致辭。他為當代中國領導人寫傳記並獲得了官方的認可，早已被某些人貼上“洋五毛”的標籤。他雖然沒有直接提及自己的經歷，但從幽默的致辭中也能看出些端倪：“中國必須產生具有深度的思想家，我對中國領導人説，否則西方只認識兩類中國人：習主席和夫人，還有就是異見人士。雖然有點誇張，但我表明了自己的意思。”

可見，無論國內國外，輿論環境都促使這些學者意識到，時代需要更實事求是地表述中國，不能光跟在別人屁股後面講問題。甚至自黑，進而自毀長城。

張維為教授致辭

不能光講問題，也不能不講問題

然而，他們也並不像外界某些輿論強加的標籤那樣，是隻唱讚歌的“五毛”。

曾經專講中國問題的王紹光教授“不忘初心”：“既然是中國研究院，還得研究中國的問題，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國儘管有很多成就，有很多優勢，問題也是蠻多的，所以我們也得深入地談中國的問題，不管是對內、對外，成立一個高端智庫並不是讓你唱歌的，成立高端智庫是要解決問題的。”

北大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是校園裏一枚孤獨的大“五毛”，潘教授也在致辭中呼應：“我們不僅僅有先進的上海，還有落後的貴州，還有西藏，還有南部新疆。這個故事你要展現給大家，大家才會更加信服。對於世界而言，也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要講幸福也要講痛苦，沒有痛苦，幸福是展現不出來的。”

庫恩指出，第一，中國要主動向世界傳遞信息，而不是被動反應，強硬反應有時會使問題惡化。第二，中國要做好準備，回答每一個問題，不是每個問題都有完美的答案，但沒關係，不能因為敏感和不確定就回避或不承認，那是沒有自信的表現。張維為教授就相信，沒有回答不了的問題。

在經濟學領域，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史正富教授與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陳平教授也正視問題，對當下“製造業主體部門整體垮塌”的風險充滿警惕：“要跟重視戰略新型產業同樣程度地去重視主體工業部門的升級和競爭力的提升。中國是一個大國，單靠戰略新型產業形式不可能立足，那不可能是一個10幾億人口的經濟部門，戰略新型產業中國必須要搞，但是小馬拉不動大車。”

美國《全球主義者（Globalist）》的主編斯蒂芬·里克特（Stephen Richter）在國內的名氣沒有前面幾位那麼大，但在國際平台上，經常為中國發出客觀的聲音。然而，在致辭中，他也提出了忠告：“我已經聽到許多關於中國製度的優勢，比如它能起效是因為有選拔機制，但是歐洲的治理傳統中也有選拔的元素。中國學者往往説‘西方’如何如何，作為在美國的歐洲人，我要抗議，歐美的差別很大。有些美國人顯然由於體制競爭的原因忽視了中國的成就，但中國人不要認為全世界其他人也這樣看中國，而要堅持面向世界，保持活力。我擔心中國將來會變得像美國那樣‘自信’，認為沒有什麼可以學的了，全世界都要按自己的一套來。我要給好朋友張維為教授佈置‘家庭作業’：要實現真正的全球化，研究院要在高度動態化的環境中運作。”

研究中國，深耕中國，建立中國的話語與思想是中國研究院題中應有之義，但國際友人指出面向世界的問題同樣重要。

與會“五毛”都有豐富的對外交流經驗，談到中西語言隔閡引起的問題時，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化身“段子手”。比如英國外交部接到英國駐華大使報告，獲悉江澤民總書記提出三個代表，馬上指示駐華大使，要必須搞清楚“三個繼承人”是誰。又如有外國學者把“科學發展觀”理解為“科技立國”，提問説胡錦濤是否放棄鄧小平的“經濟立國”了。

當然，語詞只是第一個層面。在此之上，則是如復旦大學蘇長和教授所説的，“跳出西方的話語權威，建立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建立傳播平台”等等。

最後，這個許下宏願的重點智庫則是要產生真正的思想和思想家。在張維為教授看來，“應該説西方的這個話語現在是非常全面的，但是它崛起的時候一些奠定的基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盧梭的《契約論》等等——現在回頭看這些實際上並不是十分成熟，也會找到不少問題。但是不管怎麼樣，放在特定歷史階段，奠定了西方政治學或者經濟學的話語基礎。我想中國崛起到今天的這個地步，也應該產生自己的亞當·斯密，產生自己的盧梭。”

聽了一整天學者的辯論交流，筆者對這些“五毛”有了新的認識。他們當年被迫無奈地“跨過鴨綠江”回國；他們憂國憂民，對現實中國並無盲目樂觀；他們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經常在海內外各種辯論場上妙語連珠，在學術上，他們從中國的歷史經驗與中國當代豐富的實踐中吸收營養，一個個都既洋氣又接地氣，這樣的大牌“五毛”學者聚在一起，讓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風景獨好，願景可期。如它的LOGO所示，與中國一起，把道路越走越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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