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聽伊斯蘭國女執法者講述出逃心路
恐怖組織“伊斯蘭國”曾以販賣女性奴隸而臭名昭著,但仍有眾多外國女性受到感召前往敍利亞參與所謂聖戰。不久前,《每日郵報》披露兩名奧地利少女因後悔加入“伊斯蘭國”,在逃跑過程中被組織成員活活打死。與不明就裏的西方女性趨之若鶩相比,生活在“伊斯蘭國”治下的姑娘們卻透露了另一番心思。
《紐約時報》23日報道了3名逃離“伊斯蘭國”首都拉卡、目前定居土耳其南部的敍利亞女性難民。她們曾為了生存,不得不與“伊斯蘭國”妥協讓步,嫁給武裝分子以保全家安全,並在旗下組織工作。然而,忍無可忍之下,她們最終選擇逃離家園。其中一人説,人們曾多次期盼,明年戰爭就會結束。但,明年似乎永遠沒有到來,距離明年到底有多遠呢?“幾十年過去了。敍利亞現在一片混亂。”
以下為文章原文:
土耳其南部——朋友被帶去警察局接受鞭刑時,杜瓦(Dua)只在全由女性組成的“伊斯蘭國”道德警察組織漢薩阿旅(Khansaa Brigade)工作了兩個月。
警察拖來了兩名女子。她打小就認識她們。那是一對母女,女兒只有十幾歲。兩人都有些慌亂。她們的黑色長袍被認為太貼身了。
看到杜瓦時,那個母親跑過去求她從中説情。
“她們的長袍真的非常緊身。我對她説錯在她們;她們出門穿錯了衣服,”她説。“她們聽到後表現出了不滿。”
杜瓦重又坐下,看着其他警察把兩人帶進後面的一間屋子行刑。摘下遮着臉的面紗後,警察發現杜瓦的那兩個朋友還化了妝。最後,兩人因為長袍穿着不當和化妝分別捱了20鞭和五鞭,因為羈押期間不夠聽話又多了五鞭。
兩人開始慘叫,杜瓦死死地盯着天花板,喉嚨發緊。
杜瓦的二表姐奧斯(Aws)也在漢薩阿旅工作過。在杜瓦的朋友被鞭笞後不久,奧斯看到有人在穆罕默德廣場殘忍地鞭打一名男子。那名男子約莫70歲,滿頭白髮,身體虛弱。有人聽到他詛咒真主。隨着人羣聚集起來,那些人把他拖進一個公共廣場,並在他跪下後用鞭子抽打他。
“他一直在叫,”奧斯説。“幸好他詛咒的是安拉,因為安拉心懷慈悲。如果詛咒的是先知,他們會殺了他。”

25歲的奧斯曾經生活在敍利亞的拉卡
如今,25歲的奧斯和20歲的杜瓦逃離了拉卡以及那裏的聖戰統治者,生活在土耳其南部的一個小城。在這裏,她們遇到了22歲的阿斯馬(Asma)。她也是從漢薩阿旅逃出來的。她們藏身於這裏的大量敍利亞難民之中。
“伊斯蘭國”自行宣告成立哈里發國後,作為其首都的拉卡如今廣為人知。她們三個從小在拉卡長大。那裏的過去和現在截然不同。她們在本文中皆以化名出現。三人用了幾個小時介紹今年秋天的兩次出逃經歷,回憶各自在“伊斯蘭國”統治下的生活,以及聖戰分子如何徹底改變了拉卡。
三人都稱自己是相當典型的拉卡姑娘。奧斯更喜歡好萊塢的電影,而杜瓦更喜歡寶萊塢。奧斯家屬於中產階級。她在幼發拉底大學的一家分校念過英語文學。學校位於哈薩卡,坐公交車需要三個小時。她如飢似渴地讀小説,特別是丹·布朗的作品,不過也有些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著作。
年輕外向的阿斯馬曾在幼發拉底大學學習商科。她也是一個讀書狂,喜歡歐內斯特·海明威和維克多·雨果,會説一點英語。
2011年,當針對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政府的反抗活動開始席捲敍利亞全國時,抗議活動離拉卡似乎還很遙遠。有關戰爭和屠殺的消息,大多也是來自霍姆斯等遙遠的西部城市。即便是在拉卡開出現流浪者,城裏的年輕男子開始加入該地區的反阿薩德組織——包括救國陣線和“伊斯蘭國”的前身——時,生活似乎還是沒受到任何影響。
2014年初,一切都變了。“伊斯蘭國”奪取了對拉卡的全面控制,並使該市成為了自己的指揮中心,大力鞏固自己的權威。反抗者,或是家人、朋友認識了不該認識的人,會被羈押、嚴刑拷打或殺害。
在世界上,“伊斯蘭國”又被稱作ISIS和ISIL等。但在拉卡,民眾開始稱它為“組織”(Al Tanzeem)。人們很快明白,在社會秩序中的各個角落,一家人的生死完全掌握在組織手上。
拉卡居民不僅變成“組織”領導層的控制對象,他們的社會地位也突然間進一步下降,“組織”的領導層主要來自伊拉克。隨着外國武裝分子及其他志願者開始湧入城鎮,響應聖戰的號召,他們成為這個動盪地區的領導人物。在拉卡,敍利亞人充其量算是二等公民。
杜瓦、奧斯和阿斯馬是幸運的:她們可以選擇加入。她們都選擇通過工作和婚姻向“組織”換取生存的機會。
但她們並不支持這種極端思想,即便在逃離家鄉進行躲藏之後,她們仍然努力説明,她們是如何從年輕的現代女性轉變成“伊斯蘭國”的道德警察的。
那時候,每一個選擇似乎都是正確的選擇,都是一種能讓生活繼續下去的方式:嫁給武裝分子以撫慰“組織”,讓家人都能受益;加入漢薩阿旅,獲得行動自由及收入,在這個城市中,女性已被剝奪了自主權利。
但很快,每一個讓步都帶來了令人厭惡的結果,這些女性開始悔恨她們如何被迫陷入與鄰里對抗的處境,這是正在撕裂她們所愛的社區的其中一股力量。只有在幾個月後,當她們再次失去丈夫、遭到拋棄和被迫嫁給陌生人時,她們才會明白她們是被用來充當外國武裝分子的臨時慰藉,這些武裝分子心裏只有暴力,以及一個形象模糊的神。
她們最終確信,逃跑是唯一出路。她們和其他敍利亞人一樣離棄了家園,將這個國家留給那些心中沒有敍利亞的外國人。
這些女性試圖將自己加入漢薩阿旅的行為合理化,但她們無法不看到“組織”作為一台野蠻殺人機器的現實。而整個敍利亞,似乎都已經變成一個有關死亡的問題。
2014年7月的某一週,杜瓦的丈夫阿布·蘇海(Abu Soheil)三晚沒有回家。第四天,一羣武裝分子來敲杜瓦的門。他們告訴杜瓦,在位於敍利亞與土耳其邊境的塔爾阿卜亞德鎮的一場戰鬥中,阿布·蘇海引爆了自己。
10天之後,她丈夫所在隊伍的另一名男性來到其住所。他告訴杜瓦,她不能獨自一人在家,需要立即再次結婚。
“我告訴他,我仍止不住哭泣,”杜瓦説。“我説:‘我很傷心。我想等完三個月。’”但這名指揮官告訴她,她跟普通的寡婦不同。“你不應該哀痛悲傷,”他説。“他自己要求犧牲。你是烈士的妻子。你應該高興。”
就是這個瞬間讓她感到心灰意冷。
她知道她得逃走。
在杜瓦得到這個消息後不久,奧斯也收到了消息。她丈夫阿布·穆罕默德(Abu Muhammad)也在一場自殺式行動中身亡。
杜瓦因為無法忍受另一場強迫婚姻,最先離開了敍利亞。
四個月後奧斯決定離開時,由於土耳其開始加強安全舉措,穿越邊境變得更加困難。
到初春的時候,阿斯馬在糾結是否逃走。
她和表姐妹計劃逃跑時,沒告訴任何人,甚至沒告訴家人,她們只帶了自己的手提包。
過了幾年羞辱與失望的生活後,這三名女性表示她們沒想過再回去,即便“伊斯蘭國”倒台。作為故鄉的拉卡,只留在她們的記憶中。
“誰知道戰鬥什麼時候能停止?”阿斯馬説。“敍利亞將變得像巴勒斯坦一樣;每一年人們都在想:‘明年戰爭會結束。我們將會獲得自由。’幾十年過去了。敍利亞現在一片混亂。”
(翻譯:陳亦亭、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