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惠：西方的太陽花，東方的紅太陽

【“太陽花運動”之後，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呂正惠教授，集結趙剛、汪暉、劉紀蕙等兩岸教授有關“太陽花運動”的批評和討論中國理念的文章，出版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中國理念》一書，本文為呂教授為該書所作序言，作者賜稿觀察者網獨家發佈，特此感謝。】

去年太陽花學運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我在大陸，很幸運能夠耳根清靜，但是還是有人把趙剛寫的批判文章傳給我。我佩服趙剛孤軍奮戰的勇氣，但還是惋惜他虛費光陰，跟那些只講感情、不講理性（而又自以為很講理）的台派辯論大道理。我也曾當面勸過他，不如做自己的事，不要理他們。但趙剛如果肯聽我的話，那就不是趙剛了，他堅持己見，一寫再寫，終於寫出“問題”來了，因此才引發我編這本書的念頭。

趙剛最具綱領性的批判文章《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發表在2014年6月號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上（刪節版同時發表於北京《文化縱橫》2014年6月）。不久，網絡上開始流傳汪暉的另一篇長文《當代中國歷史鉅變中的台灣問題：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談起》。汪暉自己在文內説明，本文是根據2014年6月底與台灣友人的談話記錄整理而成。我不能確定，汪暉寫他的文章時，是否已看過趙剛的文章，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兩篇文章把太陽花運動所涉及的台灣內部問題及兩岸問題，提升到當代世界問題、甚至近代世界史問題的高度來認識，非常具有“理論”價值。這就證明，趙剛堅持己見、把自己對台獨派的批判進行到底是正確的。

《我們更需要什麼樣的“中國”理念》（人間出版社）

今年6月初，汪暉邀請趙剛到北京清華大學做兩場演講，其中一場“台派‘烏托邦’”我也在場。這一次演講主要是對台派社會運的理論與實踐進行心理分析，很多話鞭辟入裏，把台派的精神狀態描繪得活靈活現。6 月底，我從重慶回台灣過暑假（我在重慶大學客座），學生告訴我，香港破土網刊載了兩篇批判趙剛清華演講的文章，並且還引發了爭論，頗為熱鬧。我的學生還説，批判趙剛的包括台灣交通大學的劉紀蕙教授，而趙剛後來的回應也只針對劉紀蕙教授。劉紀蕙我也很熟，印象中她好像很少參加論戰，所以不免好奇，就請學生把他們的文章印給我看。這一陣子我真是忙，單單閲讀趙剛的三篇文章、汪暉的一篇文章（重讀）、劉紀蕙的兩篇文章，就花掉我不少時間（我每次都很訝異，為什麼趙剛和汪暉的文章都寫得那麼長）。總而言之，我的結論是，把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印成一本書，對台灣、對香港、對大陸讀者思考當前的台灣處境、香港處境、大陸處境，以及目前全中國的問題，以及中國與世界（特別是美國）的關係問題，都非常具有啓發性的意義。我分別寫信給三位，希望他們同意把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他們都很爽快的答應了。因為知道我要編這本書，所以就有相關的資訊傳到我這裏，我又看上甯應斌（卡維波）、鄭鴻生、瞿宛文的相關文章，他們當然也不會拒絕我的要求，所以這本書很輕易就編成了。這裏要特別謝謝他們六位的大力支持。以下我將從兩個角度來説明這些文章的價值之所在。這些文章涉及兩個大問題：一、當今世界經濟情勢下的台灣問題；二、“中國理念”在當今世界的意義。

一

“太陽花學運”，全稱“太陽花學生運動”，這個名稱本身就具有蠱惑性，因為究其實而言，這不是學生運動，而是藉着學生來搞政治運動。民進黨和台派知識分子，面對台灣的政治、經濟困局，想要利用這種運動形式，來進行他們在正常的民主程序中無法完成的工作。2000年到2008年民進黨的陳水扁執政，貪腐無能，經濟嚴重下滑，所以2008年後才能換由國民黨的馬英九執政。馬英九除了和大陸改善經貿關係外，也想不出其他辦法，特別是在他執政的當年美國發生金融大海嘯，台灣對美國的出口鋭減，他更加只能走這條路。馬英九嚴格遵守政經分離的原則，整體路線實在沒有什麼大錯。但是台派看在眼裏，心裏非常焦急，因為熱絡的經濟關係一定會改變兩岸的政治關係。但是，國民黨控制總統府和立法院，按民主程序他們無法阻擋這種情勢，他們不斷的“訴諸輿論”，攻擊馬英九的種種“劣政”，馬英九應對無方，民意支持度不斷下滑。最後當馬英九向立法院提出兩岸服貿協議時，民進黨既無法阻擋立法院通過協議，就只好出險招，組織學生攻進“立法院”。沒想到這一奇招收到意料之外的大成功，因為青年學生剛好藉機表達他們對自己前途無望的憤懣，而民進黨又藉這個形勢擴大了“反中”情緒。這一事件導致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大敗，民進黨似乎已經確定要再度執掌政權了。太陽花運動（汪暉如此稱呼似乎比較妥當）把民進黨所擅長的街頭運動發揮到極致，他們一定會食髓知味，一搞再搞的（最近的反課綱聯盟就是明顯的例子）。只要這種模式有效，台灣政局就永無寧日，台灣老百姓只好長期生活在焦慮不安之中。

民進黨和台派知識分子為什麼要這樣操作呢？這樣操作有什麼危險呢？瞿宛文的文章為我們做了扼要而清晰的分析。她先用一個圖表證明台灣是外貿型經濟，沒有外貿出口，台灣經濟就會有問題，其次，她用第二個圖表説明，台灣外貿出口三個主要對象的變化趨勢。遠的不説，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五、六〇年代是台灣對美國輸出的高峯期，七〇年代以後就逐漸下滑。這時，日本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主要的出口國家，這一趨勢維持了二十年。八〇年代以後，對美、對日出口一直在往下滑，如今兩國都已降到10％以下。相反的，對大陸的出口從八〇年代以來一直在提升，九〇年左右已超過美國，2000 年左右已超過日本，現在佔全部出口的四成左右（包括對香港出口）。至於説到台灣的對外投資，1993 年台灣對大陸的投資已佔六成以上，2011年最高，已超過80%，此後稍有下降，但至今仍維持在六成上下。以早期台商對大陸一向戒慎恐懼的態度，這種情勢一定是純經濟因素，而不是哪一種政治力量操縱的結果。應該説，大陸經濟的掘起，日本、美國經濟的先後衰疲，是台灣出口經濟不得不轉變發展方向的根本原因。這種趨勢台派知識分子不可能不瞭解，但他們非硬擋不可，不然台灣遲早要被大陸“吃掉”。但是，除非大陸經濟突然出現大問題，這一趨勢是不可能阻擋的。

瞿宛文明確的説，太陽花運動真正的目的是“反中”，反對繼續發展對大陸的貿易。但他們卻不説反中，而説是“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其實這些口號都來自於歐洲的先進國家。歐洲先進國目前經濟日漸困難，產業與資金外移，外來移民不斷，失業率增高，因此經濟保護主義和種族主義（反移民）日漸興起。在這一點上，左派和極右派幾乎沒有差別。兩岸經濟交流是挽救台灣經濟最好的途徑，台灣很幸運，可以把出口和投資轉向大陸，但台派非反對不可，因為他們視大陸為“強權”，寧可不要大陸“讓利”，尊嚴更重要（即使餓死也要面子）。所以他們就挪用了歐洲新左翼的“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貿易”理論，這一切都足以證明，台派是以新左翼的名目來掩飾他們的極右翼面目。為了他們的政治理念，他們完全不顧台灣民眾困苦的生活（台派知識分子和民進黨領導人的日子是不會有問題的）。

對於太陽花的運動模式，趙剛做了非常生動的描述。台派知識分子從西方社會科學界，特別是自由左派或是具有新左傾向的學界襲用了關於公民、公共、社運、民主的各種概念，把這些概念全部收進他們理論的“武器庫”裏，使用時全部“祭”了出來。所以他們以為他們的理論絕對是最正確的、無可辯駁的；他們就是公民的標準，誰要反對他們，誰就沒有資格成為公民。而公民最重要的行動，就是“反XX”，被他們所反的XX，就是不符合公民社會標準的壞事物，你要不反這些，你也就不是公民。趙剛在北京清華大學演講的時候，引述了太陽花運動時流行於台派學生的一首歌，其中一段是：

當我走上了街頭　世界就是我的　當我們懷抱信念　

當我們親身扮演　英雄　電影　情節

你就是一種信念　你就是一句誓言　

世界正在等你出現

反對XX的運動，成為無能應對社會現實的唯一實踐模式。最近的反課綱聯盟，有一位學生對他的父母説，他現在是要去革命，革政府的命。他反對政府沒有諮詢他的意見所訂的課綱，作為學生，他反對這個課綱，就是反對這個政府，就是革命，這是非常神聖的。雖然他還未成年，為了這個神聖的目標，他的父母沒有權力阻擋他。有一個學生代表對教育部長説，你講的話我們不一定要聽，民眾講的話，你一定要聽。他完全沒有反省到他只是民眾中的一個，沒有經過合法的程序，他不能代表民眾；即使經過選舉，他有資格代表某一部分民眾，他也不能號稱代表所有的民眾。輕易把自己無限膨脹，一方面把自己等同於民眾，一方面把自己從別人那裏接受的概念等同於真理或普世價值，這就是太陽花所發展出來的運動邏輯，在這一次的反課綱聯盟中又組織了高中生做了一次生動的演示。趙剛把這樣的模式稱之為“自由主義現代性神移甚至形變為法西斯”。實際上，這是以街頭法西斯運動形式來補助民進黨在合法的民主程序中力量的不足。我相信，在未來幾年內，這種街頭運動模式會不斷的上演，會成為台灣社會不穩定因素的觸媒。即使下一屆是民進黨執政，民進黨也不可能解決台灣社會內在的困境與矛盾，只要有心人善加利用，這種充滿法西斯精神的街頭運動形式就會成為民進黨或台獨運動的側翼。

以上只是就台灣內部分析台獨勢力以太陽花運動為代表的近期運作模式，如果擴大範圍觀察亞洲最近的整體情勢，就不由得會懷疑太陽花運動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除了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稍後也發生了“佔中”行動。“佔中”這個名稱就富有象徵意義，它的反中傾向無可諱言。除此之外，還有日本、菲律賓、越南不斷的抨擊中國在南海的“擴張”，與此相呼應的是美國的所謂重返亞洲行動。從種種的跡象來看，台灣的太陽花和香港的佔中，好像都不是“在地”的自發行為。趙剛和汪暉都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趙剛説，“就美國而言，這次的太陽花學運是一場已經達目的的顏色革命，因為學運結晶並鞏固李登輝政權以來一直在經營的親美與反中。這個趨勢，繼續走下去，將使台灣與韓國、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在新的圍堵政策中變成無問題性的一個親美反中的‘盟邦’以及中國大陸的‘敵國’。”汪暉也説，“美國重返亞洲與日本解禁自衞權都是以創造區域性的新冷戰為指向的”，“如果台灣的新社會運動，包括這些學生運動，最終達到的結果就是加入美日為中心霸權結構的話，那等同於自我取消其合理性。果真如此，他們雖然年輕，卻可能是過去時代的迴光返照，而非代表真正的未來。”汪暉加上了一個“如果”，話講得有保留，其實意思和趙剛是一樣的。他們都擔心，台灣年輕學生由於對現狀強烈不滿，反而可能被美、日及其在台灣的“盟友”的台獨勢力所利用，而成為美國舊霸權的馬前卒，為日落西山的美國帝國主義而做毫無意義的戰鬥。如果注意到蔡英文在最近訪美時給《華爾街日報》的投書，以及她在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的演講，就可以證明，趙剛與汪暉觀察問題的敏鋭度。蔡英文投書的題目是“Taiwan Can Build on U.S.Ties”，意思就是台灣將和美國綁在一起，態度不是夠明白了嗎？而這很可能就是太陽花運動真正的動力來源（我把我的一篇短評附在兩人文章之後，以證明他們去年敏鋭的感覺）。

二

根據上面所説，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美、日經濟明顯衰退，台灣出口貿易很難再以美、日為對象，台灣經濟與大陸越來越密切，這是客觀情勢，很難改變。二、美、日經濟雖然衰退，但美國仍然不願意放棄亞洲霸權，正在努力與日本、菲律賓等構築新冷戰防線，企圖圍堵中國；在這種情勢下，美、日在香港製造麻煩，在台灣暗中支持台獨勢力，希望台灣（還有香港）成為新冷戰下的親密夥伴。所以，未來台灣的選擇只有三項，親美、親中、暫時保持中立。現在台派非常著急，因為如果不行動，放任兩岸經濟自然進行，統一勢不可免。所以他們想要藉着各種社會運動，孤注一擲的加入美、日的新同盟，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被中國霸權併吞的命運”。

從這個觀點來看，台灣將成為中、美在亞洲爭奪霸權的焦點，這是我們考慮台灣未來前途最重要的出發點。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二戰後雖然歸還給中國，但中國不久發生內戰，內戰失敗的國民黨政權逃到台灣。由於韓戰爆發，美國為了圍堵共產黨所建立的新中國，開始保護國民黨政權。這樣，台灣先是直接受到日本五十年的統治，其後不久，又間接受到美國長達六十五年的重大影響，一般的台灣人以日本、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來衡量中國大陸，可以説是很自然的。最近三十五年來，美國又蓄意操控台灣的政局和輿論，防阻台灣和大陸親近，因此，在面臨現在中、美爭霸的局面下，台灣一面倒的傾向於美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其中複雜的歷史因素，鄭鴻生以韓國和香港作為對比，做了極為精彩的分析）。

台灣同胞必須理解，我們面對的不只是親美與親中的問題，我們面對的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近代文明所建立的霸權時代，已經到了日落西山的地步，而綿延已有三千年以上的中華文明，雖然經歷了上百年的沒落，如今卻又浴火重生了。所以我們所面對的，不是一時一地的中、美之爭，而是世界史上難得一見的“東風壓倒西風”的人類文明新舊階段的轉換關鍵。如果我們不能瞭解這個歷史意義，我們台灣人必定像汪暉所説的，成為“過去時代的迴光返照”，而不是面對東方初升的朝陽。

台灣讀者可能會以為我是痴人説夢，其實這種文明的起落，很多西方學者已經説過，只是我們台灣人故步自封，還在把美國夢想為屹立不搖的“永恆帝國”罷了。2010年，我買到一本厚達六百五十頁的大書，里亞·格林菲爾德的《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格林菲爾德為本書中譯本寫了前言，開頭就説：

我們正面臨着一場歷史鉅變。我們敢於如此斷言，因為促成這一鉅變的各種因素已經齊備，我們只須等待它們的意義充分顯露出來。除非那個至少能夠消滅人類三分之一的前所未有的浩劫降臨人間（按，指核戰爭），否則沒有什麼能夠阻擋這一鉅變的發生。這一鉅變就是偉大的亞洲文明崛起，成為世界的主，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華文明崛起，從而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

這一變化只是在新千年到來後的最近幾年才開始變得明顯……（重點為呂正惠所標）

格林菲爾德是一個專業的社會學家和社會人類學家，但同時具有深厚的經濟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的素養。從1987 年到2001 年，十四年間寫了兩本大書，在前面提到的那本書之後，還出版了另一本《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 。她是一個具有歷史眼光的社會、經濟學家，我們只要隨意的讀她的兩本大作，就會發現她的學養非常深厚，不是隨意講話的人。比起華勒斯坦（世界體系的理論家）和德里克（中國學專家），她在台灣讀者眼中只能算無名小卒，而她所講過的意思，華勒斯坦和德里克已經説過好幾次了。趙剛和汪暉都看到了這種世界史的大趨勢。趙剛説：

台灣的問題從來不是台灣的問題而已，而台獨的問題歸根究只是中國的問題。中國在當代世界裏，除了經濟崛起、政治崛起之外，更要面對思想與文化的崛起。如果在將來，中國作為一個理念，涵藴了一套有召喚力的價值與實踐，形成了一個能提供給人類新的安身立命，以及與萬物相處共榮的道路，或至少能提供給區域人民以正義、和平與尊嚴，那將是“台灣問題”解決之道的根本所在。這是有希望的，因為西方的發展模式、霸權模式、慾望模式已經圖窮匕現了。

這就是説，以西方價值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體系已經無法維持下去了，我們應該思考中國能不能發展出另外一套價值與實踐，以便為人類提供一個安身立命、共榮相處的新道路。趙剛把這樣的思考模式稱之為“中國作為一種理念”。汪暉説：

現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機的時代，跟1989年以後的情況非常不一樣。1989年以後，社會主義失敗，“歷史終結”。然而，今天的現實是資本主義危機四伏，不僅邊緣區域如此，中心區域也一樣……我們需要在“歷史終結論”的範疇之外，共同探討新的道路。如果沿著這條道路嘗試開啓新的政治實踐，新的空間、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就有可能湧現。

面對資本主義的危機，汪暉也認為，以“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範疇”來探求世界問題的全局性解決，是應該嘗試的。他們能夠在太陽花運動中，體認到歷史的偉大契機，不能不説是“特識”。為什麼這麼説呢？因為即使在大陸知識界，也很少人具有這種為“萬世開太平”的氣魄。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人的自信心日漸回覆，所以越來越重視自己的文化，越來越肯定中華文化的價值。但是，如何把中國文化的價值和中國的崛起，以及世界危機的解決聯繫在一起，仍然是一個困難重重的探索工作。甚至極為肯定中國文化價值的學者，都不敢輕易的認為：中國有責任、也有能力為未來的世界找出一條新的道路。歐巴馬説，美國還要領導世界兩百年，但是到現在為止，還很少有中國政治家和學者毫不愧色的宣揚：中國將為世界開闢出新道路。當然，中國人比較謙抑，不好大言，但也不能不説，“底氣”似乎還有些不足。我們從趙剛和汪暉的文章中，已經看到這種氣魄了，從這個角度來講，太陽花運動還是有貢獻的──壞事可以變好事嘛！

當然，他們兩人可以説是兩岸思想的先驅。現在兩岸的知識分子，許許多多的人還在相信西方的普世價值，而且堅持中國必須往這條路上走。劉紀蕙的文章，很清楚的表達了這種理念，她的貢獻是，極為尖鋭的質疑“中國作為一個理念”（當然這也同時指涉到汪暉的“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範疇”）的思想價值。為了這個目的，她引述美國、日本的某些中國學者，根本的懷疑是否真有一個“連續性”的中國。按照中國的歷史敍述，中國有漢朝，有唐朝（其前身是北魏拓跋政權），有宋朝，有元朝（由蒙古人建立），有明朝，有清朝（滿州人建立），這真的是具有同質性的中國嗎？而且，她還説：

歷代疆界發生過大大小小的變動，被南北不同族羣以戰爭侵入，或是以戰爭擴張，每一個朝代更有高度發展的嚴刑峻法，凌遲、腰斬、車裂、剝皮，動輒上千人的誅九族，也都曾經因為土地集中以及苛税暴政，而發生了數百次的人民起義。這是同一個中國或是同一個帝國嗎？

劉紀蕙不僅懷疑是否有“一個”中國，還懷疑這個疆域不斷變動、外族不斷入侵、嚴刑峻法不斷發展的所謂中國，具有最起碼的“文明能力”，怎麼能夠作為一種理念呢？

劉紀蕙的質疑是非常正常的，一點也不令人驚異，因為這是台灣以及大陸許多知識分子毫無保留的接受西方人的世界史觀點的必然結果。這個地方我並不是要跟劉紀蕙“抬槓”，我只簡要提一下西方歷史常被忽略的一些常識，以見西方觀點的偏見入人之深。先説到刑罰。西方長期進行大規模的異端審判，被處刑者要焚燒至死，這種刑罰即使在同樣是一神教信仰的伊斯蘭世界也不容易見到（與一般人的印象相反，伊斯蘭世界對不信教的人遠比基督教寬容多了）。十六世紀德國農民起義失敗後，封建主把其領袖閔采爾用鐵鏈綁死在一棵大樹上，然後把旁邊的土慢慢加熱，讓他受盡折磨，烘炙至死，這大概是世界文明史少見的例子吧。另外，中世紀還有所謂貞操帶，用鐵銬把女人的下體封住，鑰匙由男人隨身攜帶，以防女人出軌。即使最強調守貞的中國禮教社會，作夢也想不出這種方法。説到種族滅絕，總不能否認屠殺幾百萬的猶太人是西方人乾的吧。這不是希特勒個人發瘋了，而是整個西方世界不斷的在迫害猶太人的高峯。波蘭人那麼痛恨德國人，但他們還是很願意配合德國人，把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全部送到集中營去。鋼琴家魯賓斯坦的家族在波蘭人數眾多，二戰後無一人存活下來，這讓魯賓斯坦非常難過，即使他非常想念他的家鄉，二戰後他還是長期不願意到波蘭去演奏。至於近代西方人在征服世界時，如何屠殺和迫害各地的土著，我們就讓非常厭惡中華文明的杉山正明來説吧：

鎮壓挫敗各種美洲原住民們（native American）的社會及文化，儘可能地進行扼殺、磨碎及無限殺戮，進而強迫征服。事實上，在人類史方面，最大的征服應該就是這個時期西歐對於南北美洲大陸的征服行動。這也同時是人類史上最為惡毒、殘暴及野蠻的征服行動。這是個直接單純的嚴肅事實。無論如何是無法用西歐風格之人道主義來掩飾。包含歐美人在內，我們必須要更直接地正視這個事實。

這是對西方近代文明的殘暴性質最義正辭嚴的譴責，而且這只是講到美洲，還不包括澳洲和夏威夷，也不包括非洲黑人的掠賣和奴隸。無論西方人多麼善用人道主義來蠱惑人心，近代西方文明絕對可以稱得上是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文明，近代西方的繁榮其實是建立在對其他土地上的人進行滅絕和殘酷奴隸和剝削之上的。想想最近美國對南斯拉夫、對阿富汗、對伊拉克不分軍事目標和平民住宅的無限制轟炸，我們對西方人的所謂“人道”就可以“思過半矣”。

再説到戰爭。日爾曼人衝進羅馬帝國境內的早期歷史姑且不説，就從十二、三世紀説起。先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聲稱對義大利的土地擁有主權，因此不斷的進軍義大利，和義大利的城市及教皇長期混戰。然後是形成中的英、法兩個民族國家進行了百年的戰爭。法國把英國趕出歐陸後，又和哈布斯堡王室為了義大利的土地發生多次戰爭（馬基維利就是有感於義大利的孱弱，才寫作《君王論》的）。接着，神聖羅馬帝國和法國內部分別發生宗教戰爭。接著，德國的宗教戰爭引發瑞典和法國介入，著名的三十年戰爭把德國搞得殘破不堪。再接着，法國稱霸歐陸，路易十四夢想把法國的領土擴展到“天然國界”，與全歐洲為敵，爭戰不已，至其死亡而後已。到了十八世紀，新興強國普魯士為了搶奪哈布斯堡王室的西利西亞，又把歐洲各國牽扯進戰爭中。再來就是法國大革命引發的歐洲各國對法國的入侵、法國的再度掘起，以及拿破崙時代不間斷的戰爭。十九世紀號稱是歐洲少見的和平的世紀（從1815年滑鐵盧之役到1870年普法戰爭，中間半世紀沒有大戰，歐洲人就説這是難得的和平，可見歐洲和平之不易），但也有義大利統一之戰和德國統一之戰。當德國成為強國後，歐洲劍拔弩張，終於導致歐洲最全面的、殺傷力最強的內戰，就是所謂的一戰，其實一戰只是歐戰，是歐洲自中世紀以來各國“競逐富強”的最高峯。一戰不能解決英、法和德國之間的霸業，所以又發生二戰，把全世界都牽連進去，這才是真正的世界大戰，而其起因就是歐洲各國之間的內戰5。歐洲戰爭史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戰爭史，他們在歐洲的內戰中把自己的國家鍛造成“軍事國家”（這是杉山正明的評語），所以他們有足夠豐富的經驗去征服全世界，而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經驗，所以誰也擋不住。説到戰爭之頻繁，中國是遠遠不如歐洲的。

最後，我們再來檢視一下西方文明的聯繫性與同一性的問題。按我們的常識，近代西方文化傳承了古代的希臘羅馬文明，其實這種講法太過於簡略、而且也非常不精確。羅馬帝國統一了整個地中海地區，形成了希臘羅馬文明。但是，在西元二世紀末羅馬帝國陷入長期內戰以後，這個文明就逐漸沒落了。等到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重新統一帝國、尊基督教為國教以後，希臘羅馬文明就變成了羅馬基督教文明。我們記得，羅馬皇帝朱利安曾經企圖恢復希臘羅馬文明，但很快就失敗，因此他被稱為“叛教者”，這就説明基督教已成為羅馬帝國最重要的文明力量。等到日耳曼各部落衝進西羅馬帝國境內，西羅馬帝國崩潰，日耳曼各部落紛紛歸皈基督教以後，至少有一千年時間，所謂西方文明其實就是基督教文明，不要説希臘文明，連羅馬文明幾乎也完全被忘記了。我們確實可以質疑，沒有基督教以前的希臘羅馬文明，以及只有基督教而希臘羅馬文明消失殆盡的西方中世紀文明，是同一個文明嗎？

就在西方完全籠罩在基督教的勢力之下的時候，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還屹立了一千年之久。拜占庭帝國使用希臘語，繼續傳承古代的希臘文明，而且，還影響了後來興起的大食帝國的伊斯蘭文明。現在很少人知道，伊斯蘭文明不但傳承了古希臘文明，同時還傳承了古希伯來人文明。大食帝國的全盛時代不但翻譯了許多希臘經典、產生了不少詮譯希臘文明的大師，而且，他們同時也推崇《新·舊約》。如果沒有拜占庭帝國和大食帝國，古希臘文明有多少能保存下來，是很值得懷疑的。近代的西方很少人願意承認這一點，好像希臘文明在西方一直綿延不斷，這是很少人揭破的歷史大謊言。一直要到薄伽丘和佩脱拉克（十四世紀）的時代，古希臘羅馬文明才在義大利復興起來，並逐漸波及全西歐，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以後，希臘羅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並存於西方，成為近代西方文明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的希臘羅馬文明，和近代西方所傳承的希臘羅馬文明，很難説是同一個文明，因為後者已經加入了基督教的因素，而前者絲毫沒有基督教的影子。而且，我們不能説，傳承拜占庭文明的俄羅斯文明，以及繼承大食帝國遺產的伊斯蘭文明都不是古希臘文明的繼承人。古希臘文明的“後代”有好幾個分支，西方人憑什麼説，他們是古希臘文明唯一的繼承人？

再從文明的發生地來看，古希臘文明最早是繁榮於小亞細亞西岸的希臘城邦，再傳到雅典、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羅馬文明的重心是意大利半島的中部。日耳曼民族滅掉西羅馬帝國主導歐洲史以後，西方文明的中心開始往阿爾卑斯山以北轉移，最後變成以法國、德國和英國為核心區。文明地點從小亞西岸不斷的往西移、再往北移。民族從希臘人轉到拉丁人，再從拉丁人轉到日耳曼人。宗教從希臘羅馬的自然性質的多神教變為基督教的一神教。而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始終在黃河流域（後來擴及到長江流域），經濟形態始終以農業為主，它的統治者好幾次由塞外入侵的遊牧民族來擔當，但主要民眾還是講各種漢語、寫同樣漢字的所謂漢族；思想以儒家為主導，兼容道、佛兩教（佛教東漢末年傳進中國）。如果中華文明不具有連繫性和同一性，那麼，各方面都比中華文明變動更大的所謂西方文明就更沒有資格具有同一性了（甯應斌的文章從理論上對文明的同一性與發展性的關係做了詳盡的分析）。我們有更多的理由懷疑，自古希臘到現在，真有所謂一線傳承的西方文明嗎？這種變動不居的、在近代對外征服全世界時又表現得極為殘暴血腥的西方文明，他們真的擁有了普世價值嗎？我們中國人，何其不思之甚也。

當然，以上只是對劉紀蕙的問題的粗略回應。“中國派”（我把本書中的其他作者都歸為這一派）有責任更加詳盡的回答她的疑問。我們必須坦白説，由於歷史發展的趨勢，“中國理念”應運而生，因此也正在探索與發展中。我們不只是要説服劉紀蕙，而且要説服肯面對歷史、肯主動思考的兩岸三地（包括香港）的知識分子。本書中收進來的鄭鴻生、甯應斌、呂正惠的三篇文章，只是暫時作為劉紀蕙“有一箇中國嗎”這一問題的暫時的對照，並不是最後的答案。歷史時機對我們提出了這麼重大的問題，如果我們每個人立刻就能從口袋裡拿出一個錦囊妙計，那也不可能是答案了。所以，最後我想説，太陽花運動能夠逼迫我們寫出這些文章，編成這本書，足以證明我們企圖回應現實與歷史，當然，這只是我們工作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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