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仲裁法明為保護消費者，卻被大公司用以規避責任-傑西卡·西爾佛-格林伯格、羅伯特·吉貝羅福
在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信用卡合同的第5頁上，利息和滯納金解釋條文下方，跳過年度會員制的細節介紹，列有一個條款，但大多數消費者會忽略掉該條款。美國運通卡對該條款的解釋是，如果持卡人覺得自己的賬户有問題，運通公司“可以選擇個人仲裁來解決任何索賠要求”。
通過調查，《紐約時報》發現，在這場由美國企業聯手策劃的針對消費者的全面高壓攻勢中，這行字才是關鍵。
通過在數量激增的消費合同以及勞動合同裏添加個人訴訟條款，像美國運通這樣的公司就能夠規避法院，阻止人們進行集體訴訟。説實話，集體訴訟是公民對抗非法或欺詐商業活動的唯一工具。
從幾年前開始，如果不簽署含集體訴訟禁令的合同，申請信用卡、使用手機、有線電視或網絡服務，或者網上購物變得很難。找工作、租車或者安排親戚入住療養院也同樣如此。
在因“集體訴訟禁令”而被法院駁回的案件中，有一個是由時代華納的消費者提起的訴訟：賬單上莫名其妙地多出了消費者不曾用過的服務；而另一個案件則是一家旅遊預訂網站的消費者指控網站秘密操控酒店價格。高盛集團的一位高管代表銀行家們控告高盛性別歧視，未能成功；塔可鐘的非裔美國員工稱自己未被給予升職機會，被迫接受最不便利的排班，還得承受辱罵，但他們的聲音同樣被淹沒了。
一些州的法官把“集體訴訟”禁令稱為“脱離牢獄之災”的通行證，因為單憑個人的力量，幾乎不可能同財力雄厚的公司對峙。
帕特里夏·羅薇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維爾市，她在對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提起集體訴訟時，對此深有感觸。羅薇因未繳納600美元（約3，801元）的費用，被暫停通話服務。州記錄顯示，美國3個州中，超過900位用户對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費用過高感到不滿，羅薇就是其中一位。去年，法院駁回訴訟，她被迫放棄，並支付600美元（約3，801元）的費用。她説，在仲裁中，靠她自己反抗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花費太大。
法院記錄顯示，公司禁止集體訴訟，基本上就剝奪了消費者對某些行為質疑的權利，此類行為有掠奪性貸款、工資盜竊、歧視等。
“這是法律歷史上最深刻的變革之一，”由里根總統任命的波士頓聯邦法官威廉·楊格在接受採訪時説。“但不幸的是，對企業來説，這是蓄意逃脱法律的好機會，行為不當，卻不會被問責。”
阻止集體訴訟由華爾街為首的信用卡公司和零售商聯盟發起，聯盟成員採訪及法院記錄顯示，該舉動醖釀已有10年之久。紐約公園大道及華盛頓特區的律師事務所為其提供策略，聯盟提出可從昂貴的訴訟中脱身的計劃。該計劃在2011年及2013年最高法院兩大判決中取得實質性突破。儘管兩案判決顛覆了近幾十年為保護消費者及僱員的法理學，但界外人士對此關注甚少。
美國最高法院現任大法官
《紐約時報》發現，約翰·羅伯茨也是幕後推手之一。他曾擔任美國探索銀行的私人律師，但未能成功訴請最高法院審理集體訴訟禁令的案件。而當最高法院宣佈支持集體訴訟禁令時，他已成為首席大法官。
公司稱集體訴訟沒有存在的意義，因為仲裁可以輕鬆解決個體消費者不滿。但法院及仲裁記錄顯示，事實剛好相反：一旦法院禁止集體訴訟，大部分消費者會完全放棄訴訟。
《紐約時報》對上千份的法院記錄進行調查，並採訪了美國35個州的律師、公司高管、法官、仲裁者及原告。
由於政府機構未跟蹤集體訴訟情況，《紐約時報》便審議了2010-2014年間的聯邦案件。其中，公司申請強制仲裁的集體訴訟案件達1，179個，而法官支持公司仲裁的比例竟達到4/5.
僅2014年，162例集體訴訟案件中，134例被判維持集體訴訟禁令。
有些訴訟涉及小額銀行服務費，其中包括花旗銀行客户提起的一項訴訟，訴訟稱消費者受騙購買一項毫無用處的保險。此類費用，數額雖小，但若乘以數百萬的客户基數，利潤十分可觀。
數據反映的只是一部分，還不包括那些放棄集體訴訟的人。
美國運通公司女發言人表示，過去幾年，銀行監管機構檢測公司商業操作行為，這大大降低了集體訴訟的需求。監管機構“要求對所發現問題，進行重要修改和鉅額罰款，將消費者價值損失降到最低。”
但執法人員稱，他們失去揭發公司弊端的一項重要手段。去年，在一封給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的信中，有16州的總檢察長都提出警告：“禁止集體訴訟將滋生大量非法商業行為。”
10月，保護局出台相關規則，防止金融機構禁止集體訴訟，幾乎同時，美國商會也就此行為做出反應。
安德魯·平庫斯是華盛頓美亞博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他曾代表公司要求用仲裁解決糾紛，稱集體訴訟對於原告來説，收效甚微。“仲裁可以讓消費者花很少的錢，進行維權，”平庫斯説。“該體制十分有效。”
因為未建立仲裁相關的中心數據庫，所以對此類言論的支持多半是傳聞。通過整合全國仲裁機構記錄，《紐約時報》發現，2010-2014年間，糾紛金額在2，500美元（15837元）或低於2，500美元的案件中，只有505位消費者申請仲裁。
美國威瑞森公司（Verizon）公司擁有1.25億註冊用户。數據顯示，2010-2014年，美國威瑞森公司面臨65例消費者仲裁案件。而擁有1500萬用户的時代華納有線電視（Time Warner Cable）有7例仲裁案件。
聯邦法官稱“只有瘋子或狂熱者才會為了30美元（約190元）而打官司。”
圖森市的丹尼爾·登普西承認，他可能兩者都是。僅為了花旗銀行收取了125美元（約791元）的滯納金，他用了3年時間起訴花旗銀行，花了3,5000美元（約22，1749元）。他之前在花旗的投資銀行工作，稱胡亂收費影響了他的信用評分，他發誓還會繼續起訴，直到獲得賠償為止。
但獲賠率對他十分不利。《紐約時報》數據顯示，對信用卡詐騙、費用及貸款費用高提起訴訟的消費者中，三分之二的人未獲得仲裁經濟賠償。
最高法院的裁決無異於是公司律師的合法政變，他們就想着如何將仲裁條款及集體訴訟禁令結合起來。這些年，公司的代理律師為解決集體訴訟問題，花費了幾十億美元。但公司稱，訴訟基本上都是由原告律師提起，因為他們想掙大錢。別無選擇，只能處理那些沒有法律依據的案子。
“這些訴訟保護的不是消費者權益，而是原告律師的權利。”鄧肯·邁可唐安説道。他是花旗銀行的前總顧問，也是聯盟一員。“這些訴訟都是針對公司的核武器。”
但消費者權益保護人員並不同意。他們認為，集體訴訟可以讓損失少量資金的人形成聯盟，尋求救助。而有些訴訟則曝光了不當行為，在一個起訴汽車經銷商的案件中，經銷商就汽車貸款對少數消費者收取高額利率費。
仲裁條款的影響並不侷限於金融領域。《紐約時報》調查顯示，很多不是集體訴訟的案件也被迫撤出法院。採訪、仲裁記錄及法庭記錄顯示：在華爾街的帶領下，包括婦產科醫院、私立學校及殯儀館在內的多家企業正利用仲裁條款逃避責任。
現在，很多個人提起的詐騙、非正常死亡及強姦訴訟案件都私下解決。採訪及記錄顯示：仲裁條款大體上都偏向公司，更易把案件引向友好的仲裁者。
美國人似乎對此民事司法制度的巨大轉變沒有印象。公共正義組織（全國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的執行董事保羅·布蘭德稱，這要歸結於集體訴訟禁令總是被置於合同補充條款中，很多人不會注意這一項。
“企業可以剝奪消費者起訴的憲法權利，”布蘭德説。“試想一下，如果取消第二修正案中民眾擁有槍支的權利，人民會作何反應。”
意大利顏色（Italian Colors）是奧克蘭單排商業街的一家小餐廳，蠟筆和牛皮紙裝飾着餐桌，餐廳門口還有瓶巨大的葡萄酒，上面佈滿了常客的簽名。
意大利顏色餐館老闆阿蘭·卡爾森
悠閒的氣氛剛好與餐廳的老闆廚師阿蘭·卡爾森相襯，他的餐廳不僅提供美味食物——如最受歡迎的意大利肉醬面——氣氛也不過於嚴肅，做到這一點，他感到很自豪。
卡森説“我是個滑雪迷，在一家希臘餐館做廚師，還開了幾家餐館，這些都很有意思。”
2003年，他代表眾多小企業就急劇上漲的手續費起訴美國運通公司。運通公司的手續費比維薩和萬事達的信用卡高出30%，這嚴重影響收益，但餐館無法拒絕使用運通公司信用卡的顧客。
大公司被指控利用其壟斷地位，收取不合理費用——這是典型的反壟斷案。但之後的10年裏，隨着意大利顏色餐廳起訴美國運通公司的案件接受法院審理，其案件意義變得更加重大。
餐廳提起訴訟時，包含信用卡公司、全國零售商及汽車製造商在內的企業聯盟已經開始謀劃，如何取消集體訴訟。
阿蘭·卡普林斯基
Ballard Spahr律師事務所位於費城，代理大銀行律師。所中律師阿蘭·卡普林斯基主導此次集體訴訟禁令活動。阿蘭·卡普林斯基和卡森的唯一相似之處是他們都叫阿蘭。卡普林斯基十分專注、也很無情，他喜歡扣緊馬球襯衫，並塞進褲腰中。
他的客户中還有阿拉巴馬的放債者，這些人被指控欺騙消費者辦信用卡。清算費十分昂貴，且在富有同情心的陪審團面前辦案，只會讓公司情況更加糟糕。
卡普林斯基先生在尋找解決方案時，想起了他還是年輕律師時，曾幫助互助儲蓄和貸款協會起草過仲裁條款，他在採訪時説道。他認為，銀行可以更進一步，將禁止集體訴訟寫入仲裁條款中。
“客户説他們快要被無理的訴訟謀殺了，問我有沒有什麼方法解決這個問題，”卡普林斯基先生説。
不久，他就與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進行合作。該事務所也為大銀行做代理。1999年6月，聯盟邀請法律團隊來紐約辦事處，謀劃禁止集體訴訟。
參與人員包括美國銀行、大通銀行、花旗集團、探索銀行、西爾斯公司、豐田和通用電氣公司的代表。在之後的電話會議中，遠程參與者可以直接撥打易記憶的字母代碼： a-r-b-i-t-r-a-t-i-o-n（仲裁的英文拼寫）。
會議細節及之後3年其他會議資料都是從法院記錄中搜集而來，法院記錄包含在曼哈頓聯邦訴訟中，這些資料之後得到參與律師的證實。
記錄和採訪顯示：公司代理律師討論將仲裁條款作為最終的解決方案。目標是禁止集體訴訟，並讓原告律師“瀕臨下崗”.
參與企業中，只有美國運通公司和第一美國銀行採用了禁止集體訴訟的仲裁條款。幾個月後，探索銀行也加入其中。會議結束時，很多企業紛紛效仿。
為了瞭解法官支持還是反駁集體訴訟禁令，卡普林斯基建了一個記分卡。賓夕法尼亞州和喬治亞州法院列在積極一欄中，它們支持某些公司的條款，這些條款使得消費者難以跳出仲裁。
加州法院及馬塞諸薩州的一家法院則列在消極一欄中。馬塞諸薩州法院明確反對美國康卡斯特電信公司( Comcast)有線電視合同中的集體訴訟禁令。法官發現，該禁令“哪怕在公司違法時，也能幫公司脱責。”
美國很多法官並不反對公司要求消費者使用仲裁解決問題。但公司阻止消費者聯合起訴，法官對此表示不滿。
多名法官稱：州法律確保公民用法律手段捍衞權利，而合同企圖取消這種手段，這是“不合理的”。換句話説，集體訴訟禁令不公平。
訴請最高法院
卡普林斯基團隊的主張與美國商會反對集體訴訟的運動不謀而合。他們都認為集體訴訟危害公司利益。
商會尤其針對伊利諾伊州的一位法官，他判決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支付10億美元（約633億元)，來減少清淡型香煙帶來的危害。
商會同時也指責所謂的優惠券訴訟，此類訴訟為律師帶來鉅額收入，而消費者只獲得少量賠償。在一個起訴製造商售賣圖像不清的電視案件中，原告每人只獲得價值25美元（約158元）到50美元（約316元）不等的優惠券，而訴訟律師獲得0.22億美元（約1.39億元）的酬勞。
“集體訴訟制度並不是流奶與蜜之地，”馬修·韋伯説道，他是美國商會法規改革研究所的高級副主席。
商會稱，州法官或聯邦法官一旦認定原告是集體訴訟，訴訟就無法停止——儘管沒人受傷害。它同時也稱，原告律師往往將案件引入司法領域，而該領域偏向集體訴訟。
2005年， 美國國會通過集團訴訟公平法案，商會略勝一籌，該法案允許公司將案件移交聯邦法院，脱離對公司有敵意的州法院。
布萊恩·菲茨帕特里克現在範德堡大學教法學，他是安東尼·斯格利亞大法官的前辦事員，他説因賠償額低而指責集體訴訟具有誤導性。集體訴訟的本質是幫助眾人贏得個人補償。
“如果一個人損失了500美元（約3，172元），沒有集體訴訟的話，他什麼也得不到，”他説。
2007年以前，沃爾特·哈克特曾是銀行工作人員，他説真正的威脅是那些迫使公司放棄高額利潤行為的案件。
“銀行犯錯誤或做壞事時，往往會重複多次，覆蓋多人，”哈克特説，他現在轉換角色，成為消費者維權律師。
州法院仍然阻止卡普林斯基團隊的行為，因此他們轉而致力於訴請最高法院。
卡普林斯基能成功全靠聯邦仲裁法案，該法案形成於1925年，塵封已久，但其正式規定使用仲裁來解決企業之間的分歧。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法院擴大了該法的使用範圍，以期解決公司、員工及客户間的糾紛。
事實上，國會通過法案時，立法者強調：該法針對企業。但根據國會聽證會紀要，當時就有人擔心未來企業可能利用該法對員工進行仲裁。
聯邦仲裁法是否允許原告形成集體訴訟，最高法院從未接手過與此相關的案件。
但加州法院的一項訴訟看似有望。探索銀行被指控亂收費。初級法院維持集體訴訟禁令，但州上訴法院對此表示否定，控訴“探索銀行嘗試得到許可，將良好的商業實踐邊緣化。”
探索銀行也是卡普林斯基團隊的成員之一，之後訴請最高法院介入。公司代表是約翰·羅伯茨，當時是知名的企業辯護律師。
卡普林斯基説，由於關係重大，他和羅伯茨聊了聊，併為羅伯茨起草的案件簡要提供幫助。“他人很好。”卡普林斯基説道。
接着，在訴請書中，羅伯茨寫道：加州上訴法院逾越本職，違反聯邦仲裁法。允許消費者集體訴訟將違背“聯邦仲裁法的核心目的：即根據公司條款，強行執行仲裁協議。”
從本質看，公司利用法律來推動糾紛庭外和解，接着再附加條件，使得糾紛無法通過仲裁解決。
最高法院拒絕受理該案。
公司的勝利
採訪顯示，企業決心優化仲裁條款，試圖將最高法院拖入渾水中。比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起草的一項條款承諾，贏得仲裁的消費者將獲得至少7,500美元（約47514元）的補償，並獲得雙倍律師費。
2010年，最高法院對AT&T和Concepcion的一個案件進行審理。2002年，Concepcion購買了AT&T的業務。協議稱，只要Concepcion簽訂該服務，就會獲得免費電話，雖然Concepcion沒有為電話付費，但卻被收取基於電話零售價30.22美元（約191元）的銷售税。
2006年3月，Concepcion在加州南部地區美國聯邦地區法院起訴AT&T。後來該訴求併入一個集團訴訟中，聲稱 AT&T發佈虛假廣告並進行欺詐——廣告上是免費，但收取電話銷售税。2008年3月，AT&T要求根據其與Concepcion的仲裁條款進行強制仲裁，但禁止集體訴訟。 Concepcion反對該訴求，稱AT&T仲裁協議不合理，因為該仲裁條款禁止集體訴訟。之後，聯邦地區法院駁回AT&T強制仲裁的要求，因加州法律禁止集體訴訟棄權。AT&T上訴至聯邦上訴法院，法院維持地區法院裁定。失敗後，AT&T再次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聯邦最高法院經過審查，推翻下級法院的裁定，判決客户應提起個人訴訟。（譯者備註） 該判決再次認定加州地區法院禁止集團仲裁棄權的條款“不合情理”。時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是羅伯茨。
雙方律師就州法院權利爭論不休。
AT&T代理律師平庫斯是美亞博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他説：聯邦仲裁法高於州法。其主要論點是：州法院為排斥聯邦仲裁法，捏造地方特殊規則。
34歲的迪帕克·古普塔是位專業的上訴律師，他為Concepcion辯護，認為州法院有權執行州法律。
古普塔先生在接受採訪時説：“本來以為，談到州權利重要性的話，我們就有機會反擊。”
開庭陳述時，卡普林斯基先生坐在旁聽席上，他和最高法院的立場不一樣，但他支持仲裁。“我們確信，羅伯茨大法官一定會站在我們這邊。”
法院判決5:4支持AT&T，遠遠忽略了平庫斯的中心論點。
“要求集體仲裁有效，”斯卡利亞大法官對公眾寫道“將與仲裁法的基本屬性衝突。”而聯邦仲裁法的主要目的是，“保證仲裁協議按其條款執行。”
探索銀行（Discover）仲裁案中，還是律師的羅伯茨作出了一樣的論斷。
州法律被最高法院邊緣化，留給消費者唯一的選擇就是用聯邦法捍衞自己的權利。
意大利顏色餐廳主人卡爾森先生現仍和美國運通公司打官司。運通公司一審獲勝後，卡爾森的律師提起上訴，認為禁止集體訴訟將影響商人行使聯邦權利，打擊壟斷。
“奧克蘭的小飯店和美國運通公司，你猜誰會贏？”卡爾森先生問。
私人來説，沒有哪個商人會在案件專家分析一項上花費百萬美元的。
2009年，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判定原告卡爾森獲勝。
運通公司再次上訴，直接遞交最高法院。2013年，最高法院受理該案，此時，索尼婭已擔任最高法院法官，並因此迴避。
該案圍繞謝爾曼法進行，該法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授權聯邦政府控制、干預經濟的法案。公民可依據該法對壟斷企業提起訴訟。但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都發現，公民行使該權利的方式應予以保證。
2013年6月20日，最高法院推翻下級法院裁定，判決美國運通公司獲勝。
法院稱：即使集體訴訟可能是提起訴訟的唯一途徑，但仲裁條款仍可以取締集體訴訟，“反壟斷法無法為每個案件平反提供可行的程序路徑。”斯卡利亞法官寫道。
幾小時內，不同政治派別的批評者紛紛發表法律博客對此質疑。“沒人認為他們判對了，”波士頓的楊格法官在後來的決策中寫道。
埃琳·娜卡根法官猛烈抨擊該判決，並提出反對意見。“壟斷者將用其壟斷權利強行執行合約，這剝奪了受害者的法律追索權，”她寫道。她接着説，支持仲裁的5位法官無疑是在告訴受害者，“情況簡直糟糕透了。”
而在奧克蘭，卡森先生從他的律師那兒獲得消息。飯店老闆説，他別無選擇，只能繼續接受美國運通公司服務。有1/3的顧客使用運通公司的卡，其中許多人刷卡的金額較大，因為運通卡綁定了公司的支出賬户。
但卡森先生確實做出改變。他在菜單上添加了一種特殊的波本威士忌雞尾酒。“我把它稱作斯卡利亞酒，”他説。“酒又苦，又澀，難以下嚥。”
萬能的條款
洛杉磯一家劇院和東德克薩斯州的一家漢堡包連鎖店內都張貼標誌，告知來店客人稱：只要進店，他們就表示同意接受仲裁。亞馬遜（Amazon）、網飛公司（Netflix）、旅遊城市網上旅行社（Travelocity）、易趣（eBay） 和美國直播電視集團（DirecTV）的消費者合同中現都包含仲裁條款。連婚外情網站的阿什利麥迪遜公司（Ashley Madison）都要求客户同意仲裁。
出台含“集體訴訟禁令”條款合同的公司
像惠租車（Budget）這樣的公司，如果你不簽署“仲裁，禁止集體訴訟”的協議，基本上不可能租到車。網上購物，情況更是如此，這也就使得添加相關條款更加容易。
正如一位公司律師所説，“新誕生的一千多條條款”讓美國人感到震驚。
詹姆斯·彭德格斯發現家庭電話賬單中竟然包含漫遊費，便代表邁阿密的Sprint消費者提起訴訟，但直到他發起的集體訴訟被法院退回時，他才知道原來自己已簽署同意仲裁的協議。
仲裁成本遠高於彭德格斯所爭取的20美元（約126元）費用。而他的律師道格拉斯·伊頓也勸他，要想獲勝，必須請到酬勞高達6位數的高科技專家。
如果失敗，他還要付錢給斯普林特公司（Sprint）的律師，“會有人冒這個險嗎？”伊頓説道。
《紐約時報》的消費者仲裁數據顯示：2010-2014年間， 擁有5700萬用户的斯普林特公司只有6次仲裁案件。
“試想一下，因為仲裁，斯普林特公司拿了多少客户的錢，”彭德格斯特説。
斯普林特公司拒絕就此事回應。
沒有多少行業比金融公司更瞭解仲裁條款的可發揮空間。始於2009年的一組複雜訴訟暴露出多家銀行使用的計費器問題，該計費器被用於借記卡交易。消費者控訴銀行總是先扣除月租類的大額款項，再扣除像買口香糖的小額款項——哪怕購買口香糖在先。（美國借記卡與國內借記卡不同，卡內一般分兩個賬户：儲蓄賬户和支票賬户。刷卡消費只能從支票賬户扣除。支票賬户可以透支，但每天透支額大於10美元（約63元）時，銀行會收取懲罰性費用，且每一筆透支交易都會被收取費用）。
訴訟稱：改變交易順序讓銀行增加收取透支費用的次數，通常是每筆35美元（約222元）。銀行被迫應訴，為解決此案，銀行賠償10億美元（約63億元）。
《紐約時報》發現，自此案件以後，至少有7家銀行添加了仲裁條款。
但風險很高。2008年金融危機誕生了很多條款，這些條款使得貿易及風險活動利潤大打折扣，因而手續費成為銀行收入的重要來源。
總之，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數據顯示，2015年前三個月，美國三大銀行——摩根大通銀行、美國銀行和富國銀行——透支費利潤超過10億美元（約63億元）。
採訪中，企業管理人員和辯護律師表示，一旦消費者熟悉仲裁手段，將會多次運用。同時他們還説，民眾可以求助小額索賠法庭，此類法庭一般不含在仲裁條款中。但法院數據和法官採訪顯示，很少有人會去小額索賠法庭。
律師及原告採訪顯示：雖然許多公司也可以選擇退出仲裁——一般是30-45天——但很少有消費者會利用這一點，因為一開始他們都沒意識到自己簽訂了條款，或者未意識到條款的後果。
公司受訪時注意到：仲裁物質上刺激他們以非正式的方式解決客户糾紛。
但加州路納公園市的羅內特·帕克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他是麪包卡車司機，父親是海軍軍人，小時候，父親帶他看了一次航展，自此就一直夢想成為直升機飛行員。
28歲時，他的第一個女兒出生，之後，他被奧克蘭的銀州直升機學校錄取，該學校以營利為目的。他從鎖匙銀行（Key Bank）中貸了約5，5950美元（約35，4907元），用來支付學費。
培訓還沒到一半，基爾戈接到飛行教官的電話，説學校破產了。他還不信，第二天開車去奧克蘭，發現學校的校門緊閉。
鎖匙銀行和學生快速貸款公司（Student Loan Xpress）是學校首選的貸款供應者，要求學生償還貸款。包括基爾戈在內的2700名學生對兩大銀行提起集體訴訟，指控他們故意忽視學校的破產跡象。
學生快速貸款公司的合同未包含仲裁條款，同意和解，並取消學生貸款中的1億美元（約6.3億元）。鎖匙銀行合同中包含仲裁條款，2013年，鎖匙銀行利用此條款駁回了基爾戈的訴訟。
鎖匙銀行拒絕就基爾戈的案子進行評論，但稱銀行免除了很多學生的部分貸款。
基爾戈一直無法還請貸款，因為本金加利率已達到11萬美元（約69,0000元）。信譽破產後，他和妻子無法買房，他也不得不放棄成為飛行員的夢想。
“這是我做過最糟糕的決定，”他説。
談判能力消失
伯利·席勒是費城聯邦法庭的法官，他的獵人戰利品佈滿了法院室的牆壁，他喜歡用弓來射殺獵物。他曾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樹林中，緊盯梅花鹿，在魁北克跟蹤馴鹿，並在南美洲追趕飛毛腿黑斑羚。
費城聯邦法庭的法官伯利·席勒
席勒法官稱用步槍狩獵，戰鬥不公平，71歲的他在法庭上奉行同樣的理念。至少2013年11月的一個案子中，他是這麼幹的，當時他不得不對在賓州擁有39家蘋果蜂餐廳的老闆進行訴訟判決。
查爾斯·沃爾頓是餐廳的前服務員，他代表其他低薪員工提起集體訴訟，稱蘋果蜂餐廳讓員工擦地板、儲備銀器、擦洗吧枱和倒垃圾，但從來不為額外任務付工資。蘋果蜂的員工靠小費過活，但到最後，掙的錢都達不到基本工資。公司律師稱，這中現象在餐飲行業十分普遍。
擁有蘋果蜂的玫瑰集團為餐廳行為進行辯護，並督促席勒駁回訴訟，因為沃爾頓簽署了勞動合同，合同中包括“通過有約束力的仲裁解決索賠問題。”
該請求讓席勒上下兩難。“處理這類案件，讓陪審團來聽審是非常重要的，”他説。
蘋果蜂的分支由不同業主經營，在阿拉巴馬州、佛羅里達州、伊利諾伊州、肯塔基州、密蘇里州、紐約州、南卡羅來納州和羅得島都面臨類似的集體訴訟。
2014年，在布朗克斯當服務員的羅尼·德爾託羅提起一項訴訟。蘋果蜂餐廳再次企圖駁回訴訟。
羅尼·德爾託羅
同時，德爾託羅説餐廳老闆和2個猛男工作時找他麻煩。他們警告他不要“犯賤”，並撤回訴訟，託羅後來向布朗克斯法庭申請限制令。
“我真受不了，”託羅説，他後來搬到了布魯克林，並拿到了限制令。
布朗克斯蘋果蜂由蘋果地鐵公司（Apple-Metro）經營，該集團未就此請求作出回應。
託羅現在在華館（P.F. Chang’s ）餐廳工作，也是一家連鎖餐廳。要得到這份工作，他必須簽署有仲裁條款的勞工協議。
零售商的僱傭合同中也廣泛出現了集體訴訟禁令，包括梅西百貨，凱馬特超市和西爾斯百貨。
美國橄欖球聯盟的拉拉隊員們也要同意集體訴訟禁令。奧克蘭襲擊者隊的拉拉隊員因工作問題將其告上法庭，但發現，主持仲裁的恰恰是聯盟會委員羅傑·古德爾。襲擊者隊後來同意換人。
從低薪行業到硅谷，再到華爾街，集體訴訟禁令被廣泛地使用。有些像高盛這樣的銀行甚至要求高管也簽署類似協議。
民權專家擔心，隨着集體訴訟的消失，歧視性的勞工行為會更加猖狂。
2003年，耐克公司被非裔員工起訴；2006年沃爾格林藥店被非裔員工起訴。這兩個案件使公司改變他們的政策。諾華製藥女員工因升職和待遇問題發起集體訴訟，公司為解決此案，賠償1.75億美元（約11億元）。
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的女主席楊珍妮稱：仲裁並沒有解決勞工問題的“根本原因”。楊女士説，部分問題在於：仲裁對其他“可能遇到同樣事情”的員工隱瞞了歧視性勞工行為的討論。
但費城的席勒法官並沒有迷失重點，在過去的15年中，他處理很多勞工糾紛。曾經，他也擔任過公司的仲裁員，法官説只要勞工雙方都同意，他並不反對仲裁。
據《紐約時報》對仲裁案件的審查，2010-2014年間，蘋果蜂分店數千員工中，只有4人申請仲裁。
蘋果蜂餐廳律師説服席勒法官駁回訴訟，並稱訴訟發起人沃爾頓本可以拒絕工作，不簽署仲裁條款。
但席勒法官不認同該説法。“稱他可以換家餐館，所以他也有選擇權，這種説法忽視了事實，”法官在法庭文件中寫道。法官還説，蘋果蜂的員工必須面臨令人生厭的困境“要麼放棄特定權利，要麼放棄工作。”
儘管他自己持反對意見，但席勒法官説他必須遵守最高法院的決定。在裁決意見書中，他註明了法律事務的“可悲”狀態，並駁回此案。
沃爾頓別無他法，只能申請仲裁。4月，他仲裁失利。
（觀察者網嚴南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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