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浴火重生後的中共與西安事變
前文講述了西安事變前，國民黨面對日本的重重壓力，為了獲取蘇聯的支持，不得不做出一個和中共和談的姿態；另一方面，剛剛到陝北的紅軍就乾淨利落地幹掉東北軍的一個師，蔣介石不得不“剿撫並用”，開始與中共秘密聯絡。那麼此時的中共是什麼態度呢？
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説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為第一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為第二境。“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為第三種境界。第一種境界我理解為成大事業者當是孤獨的，其思想必不為眾人所理解；第二種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寧死不悔，被人攻擊、被人誤解也在所不惜，也要堅持下去；第三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的，就是不斷地否定自己——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否定，而是通過不斷地否定自己，完成對自我的救贖，乃至浴火重生！
“遵義會議”後的毛澤東和中共正在完成這種變化。一系列的挫折、失敗，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開始“驀然回首”重新審視走過的那些路。“遵義會議”後一直忙着打仗，沒有時間對以往的錯誤路線問題加以總結，很多時候只能在行軍途中一邊打仗一邊解決問題。
1935年到達陝北後的毛澤東
1935年9月18日毛澤東發給彭德懷、彭雪楓、李富春的電報明令提出：“部隊嚴整紀律，沒收限於地主及反動派，違者嚴處。請在明日行軍休息時宣佈。”不僅毛澤東在逐漸改變中共以前左的做法，他的戰友也在改。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召開的中央軍委縱隊黨的幹部會議上，時任黨內總負責的張聞天代表黨中央傳達了遵義會議的報告。報告中除了對軍事問題加以糾正，在政治路線問題上對地方幹部説：“現在我們地方工作政策也要改變了，在打土豪時，不要掃地出門，只沒收部隊需要的東西，如糧食、錢財等，部隊不需要的東西一律不動……要把過去地方工作方面‘左’的錯誤做法糾正過來。”
這當口首要的問題是保證黨內團結，如果正式書面承認政治路線錯誤，內部極有可能分裂，所以毛澤東將張聞天的電報壓下，擺在當年中共面前的第一要務是活下來。這些電報、講話意味着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開始思考中共以往的錯誤了，雖然沒有正式書面文件，但是在實際工作中糾正。
面對日益尖鋭的民族矛盾，中共必須站在抗日第一線領導羣眾、教育羣眾，開往抗日第一線才能有所作為。1935年6月，中共中央長征到達四川西部荒涼的兩河口，在這裏召開政治局會議，還專門聽取博古彙報從無線電中得知的日寇向北平開炮的情況（事實是直係軍閥白堅武在日軍指使下聲言組織“華北國”，自封“正義軍總司令”，在北平豐台暴動，曾向北平城內發射炮彈）。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宣言，在紅軍部隊中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教育，同時，加緊開展對東北軍和其他白軍的工作，並研究了派人去白區開展統戰工作的問題，以加強對白區羣眾鬥爭的領導。但因為戰事匆忙，沒有時間執行。
1935年10月，剛剛結束長征的中央紅軍發表了《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指示信》，提出了統一戰線的問題，“在階級觀點上説，黨不管什麼階級（從工農起資本家止），若果他們不願做亡國奴，願盡一點救中國的義務，中國共產黨願意與之聯合起來以共同策謀抗日反蔣行動；再從政黨的觀點上説，不管什麼黨若果他們願意做任何抗日反蔣的活動，有一點救亡的情緒時，中國共產黨都願意很誠意誠懇的與之統一戰線以共同擔負起救中國的責任……然而目前敵人軍隊中的工作任務，不僅奪取下級士兵羣眾，並且要奪取中上級軍官，因為在目前環境之下奪取敵人軍隊中，上中級軍官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最後要指出的，有許多地方黨部，一向很忽視甚至於不願意在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間進行工作，這種現象是不可允許的，必須設法迅速的克服，要知道中國革命如果沒有小資產階級幫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這封信提出建成抗日反蔣和反張學良的統一戰線（畢竟蔣介石和張學良還在和紅軍作戰），拋棄了過去那種“只要下層統一戰線不要上層”的左的做法。提出“我們與其建立下層的統一，又可建立上層的統一，在上層統一的基礎上來開闢與擴展其下層的聯合工作；又在下層統一基礎上，以加強和鞏固上層的統一戰線。”這標誌着中共已經明白要想對日作戰必須要團結全國大多數人，靠中共自己單槍匹馬和日寇作戰是不可能成功的。
剛到陝北的中央紅軍一面釋放以往在左傾路線下被錯誤關押的陝北紅軍幹部，一面積極佈置直羅鎮戰役。1935年11月20日下午4時，東北軍一零九師進至直羅鎮，紅軍當夜將其包圍。毛澤東在戰役發起前下達命令：“這個仗，一定要打好！我們要的是殲滅戰，不是擊潰戰！”直羅鎮戰役，共殲滅國民黨東北軍一個師又一個團，俘其5300人，擊斃師長牛元峯，打破了國民黨軍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
直羅鎮戰役中的繳獲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除去地形選擇和羣眾基礎等原因，最主要的是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的團結協作，能團結協作的前提條件是摒棄左的束縛。戰役後，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幹部大會上，作了《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除了總結戰役勝利的原因外，還提出：在新形勢下，對待俘虜軍官採取一律不殺和優待釋放做法，既搞下層統一戰線也搞上層統一戰線。這是針對過去“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主張只搞下層統一戰線、不搞上層統一戰線來説的。
直羅鎮戰役最大的效果是讓張學良清醒地認識到紅軍的戰鬥力，張學良曾經信誓旦旦地對部下講話中説：“委員長説了，剿完紅軍就打回東北老家去！”剛到陝北的疲憊之師就有如此的戰鬥力，這就不免讓張學良掂量一下繼續剿共的後果。而且張學良因為剿共失敗到南京後只有侍從長錢大鈞迎接，以往是國民黨高官何應欽、陳誠親自到飛機場迎接，巨大的反差也迫使張學良反思自己執行的對日“不抵抗”（張學良後語）。
毛澤東很清楚地看到，參與圍剿的國民黨兵力雖多，但大都是東北軍，大多數東北軍官兵希望抗日，對於圍剿紅軍不感興趣，這就可以從內部分化瓦解國民黨圍剿，如果爭取到這一部分東北軍，紅軍就將爭取到一個有力的外援。
瓦窯堡會議前，中共就派劉瀾濤到東北軍中開展工作，爭取了騎兵第二師黃顯生、參謀長董道泉等一些高級將領的支持。瓦窯堡會議後成立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李克農、朱理治等協助。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成立訓練班，培訓東北軍的幹部。把在勞山、榆林橋、直羅鎮三次戰役中所俘虜的東北軍三個師的中下級軍官一百二十餘人，集中在瓦窯堡，成立“解放軍官學習班”。毛澤東親自講課，講紅軍的俘虜政策時説：“拿起槍的是敵人，放下槍的就是朋友。”博古講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和抗日形勢。鄧穎超駁斥了國民黨污衊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謠言。彭德懷在講課中，揭露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理論。對被俘的東北軍軍官不僅不歧視，而且食宿等生活條件比紅軍還好。
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東北軍軍官的態度有了極大的轉變，紛紛表示：再也不能中國人打中國人了，必須聯合起來才是出路。這期間有些人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提出回東北軍做張學良的工作。
東北軍和紅軍作戰失敗不僅僅是戰鬥力的問題，還歸功於紅軍的宣傳。紅軍宣傳隊唱着《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起打回東北老家去！”在紅軍的宣傳攻勢下東北軍兵無戰心。一位被俘的東北軍士兵哭訴：“我是被抓夫來的，老婆孩子都在東北呢！”被俘的東北軍士兵説：“你們真是有信仰啊，要不這麼多孩子、女人怎麼走過來的（指長征），如果是為了自己，鄧穎超、蔡暢用得着這樣嗎？”
一邊糾正黨內的錯誤，一邊糾正過去對於黨外統一戰線的錯誤，共產國際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為中共這個轉變提供了助力。1935年7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決定改變以往的策略，實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反帝統一戰線政策。在會議期間，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代表多次發言，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
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吳玉章等，根據大會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於1935年10月1日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宣言指出：“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號召“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供獻專門技能”；提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1935年10月，“八一宣言”傳回國內，得到國內各界的熱烈擁護。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認為這個宣言很重要，提得很及時，中共所表示的態度深得人心。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內心很激動，曾和何香凝、柳亞子等交換意見，都表示衷心贊同宣言所提出的各項主張。馮玉祥直接找何應欽對他説：“現在不把部隊開到華北，什麼時候開？”
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傳達瓦窯堡會議精神
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張聞天居住的窯洞舉行瓦窯堡會議。毛澤東在會議討論過程中明確地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駁斥了博古“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錯誤觀點，贏得了張聞天等多數人的支持。經過認真討論，最後統一了認識，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局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中共根據形勢的轉變提出了新的戰略目標緊緊的將自己與時代結合起來去迎接抗日大潮！
會後，中共開始着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此，成立了前述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專門做與紅軍作戰的東北軍工作，周恩來任書記：還成立了白區工作委員會，專門做蘇區周圍地區的統戰工作，張浩任書記；派劉少奇到“一二九運動”的策源地北平、天津一帶開展工作，任北方局書記。
為了響應“一二九運動”推動全國抗戰，中央決定紅軍東征，進入山西爭取直接與日軍作戰。周恩來為了直接和張學良等東北軍高級將領接觸，談判聯合抗日問題，讓在榆林橋戰役被俘的與張學良關係比較密切的團長高福源（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回東北軍。高先見到第67軍軍長王以哲，隨後見到張學良，轉達了中共中央願和東北軍聯合抗日的誠意，溝通了和東北軍高級將領的關係。這是從下層推動上層建立統一戰線。此後東北軍和紅軍就沒有什麼大的陣仗，但是不代表東北軍其他人不想在老蔣面前露把臉。
紅軍西征時，東北軍何柱國見有機可乘決定打秋風。在作戰中紅軍根據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着重打擊馬鴻逵、馬鴻賓部和地方民團；原則上避免和東北軍作戰，同東北軍騎兵第六師達成互不侵犯協議，但對準備打秋風的何柱國騎兵師就要給他點顏色看看！1936年7月14日毛澤東對在第一線的彭德懷發佈命令：“原則對何柱國指揮‘進剿’之東北軍，宜決定消滅其一部，這樣做不會妨礙大局，反有利於大局。”事後紅軍將繳獲的武器、俘虜的東北軍人員都還了，有理、有利、有節，把人揍了，捱揍的人還説打得好。此戰的結果就是東北軍再也沒有和紅軍打過仗。
不僅對東北軍如此，對蔣介石嫡系的胡宗南部也是如此。山城堡戰役前中共與國民黨正在秘密談判，國民黨提出“紅軍師以上幹部出洋……”這些條件不可能被中共接受，4·12的鮮血還在眼前。負責談判的陳立夫都認為談判條件“太苛刻”。中央軍委於11月14日至16日接連下達指示：“敵既繼續向我進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敵之進攻，然後才能開展局面，才有利統一戰線。否則敵以我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開展，與南京之統一戰線也是不可能的。”山城堡之役是紅軍土地革命時期和國軍最後一場大的陣仗。統一戰線不是一味地順從被統戰對象，也是要鬥爭，否則只有被統戰。毛澤東深味此中奧秘，就像《讓子彈飛》中張麻子説的：“爺，今天就是要站着把這銀子拿嘍！”
前文提到共產國際為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助力，讓中共從以往的“反蔣抗日”變為“逼蔣抗日”都做出了有益的工作，但仍沒改掉其瞎指揮的“臭毛病”。1936年夏得到大功率發報機的中共向共產國際通報瓦窯堡會議內容，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8月15日回信中説：“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做可靠的同盟者。特別是西南（1936年6月1日桂系李、白髮動的抗日反蔣事變）失利後，張學良完全可能背叛我們。”如果是以前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情況下，中共對張學良統戰的結局很有可能會重蹈中央蘇區對蔡廷鍇、蔣光鼐的覆轍，將大好機會浪費。此時的中共對共產國際玩了個“陽奉陰違”，事後證明這個“陽奉陰違”的決定英明無比。
剛到陝北的中共從鮮血中吸取教訓、改正錯誤，沒有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對於左傾教條主義的摒棄，沒有根據實際情況獨立自主的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就不可能有“西安事變”。機會總是青睞有準備的人，這個準備用毛澤東的話説：“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毛澤東把東北軍和西北軍的統一戰線放在第一位，但不代表他不重視其他地方軍閥和國民黨其他人。他給閻錫山、傅作義、李宗仁和白崇禧、宋慶齡、宋子文、高桂滋包括蔣介石等等都寫過信，甚至還當槍手給徐向前起草過至胡宗南的信，最多一天寫過九封。這些信的效果如何呢？我有時候在想如果不是張、楊發動“西安事變”，可能還有李、宋或其他什麼人發動，我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請繼續看下一篇。
參考資料：
《毛澤東年譜》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張聞天年譜》
《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
陳立夫：《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