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中國經濟放緩| 盧鋒：此輪調整已見成效 但尚未走出谷底（下）
文中，盧鋒教授對當前形勢的判斷比王建稍樂觀，他認為，雖然當前經濟調整仍處於攻堅階段，尚未走出經濟下行調整谷底，但當前的經濟調整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效，市場化“去產能”機制已形成，房地產去泡沫已見成效、“去槓桿”影子銀行擴張勢頭已得到遏制、經濟結構調整也已取得進展等等。這個結論是結合了大量實地考察得出來的，與黃益平的觀點有部分相同之處。
中長期來看，盧鋒與王建觀點一致，盧鋒認為，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可能先低後高，經濟增速在6%上下築底，並在下一輪景氣週期階段衝刺高收入經濟水平；如果目前這輪調整如能實現成功轉換，我國經濟在新一輪景氣成長階段有可能達到人均收入15000美元上下，初步實現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目標，經濟總量也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陳平教授對王建、黃益平二人的評論文章也即將推出，敬請讀者朋友們關注。】
本輪經濟調整已取得階段性成效
新世紀初年，我國經濟強勁擴張並積累不平衡因素，需經歷一次深度調整才能重回可持續增長軌道。經濟發展階段性成功推動要素價格上升與增長動力轉換，派生新一波深度結構調整壓力。中國經濟快速追趕及外部不平衡深度嵌入全球經濟格局演變，使得中國與全球經濟調整呈現前所未有的互動關係。觀察目前形勢，經濟雙重調整已取得階段性成效，然而經濟運行尚未走出調整谷底期，不排除明年可能要應對新考驗才能迎來新一輪景氣增長。
擠水分、去泡沫、控槓桿 已取得階段性成效
與決策層“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託底”的經濟工作總思路相一致，近年中國經濟政策優先目標定位於，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以激活經濟增長微觀動力，宏調政策力求保持貨幣與財政既不放鬆也不收緊的大體中性狀態，在此基礎上利用市場出清功能逐步化解早先失衡矛盾，同時採用各種宏觀總量性與定向結構性政策工具手段，千方百計穩增長。
近年調整失衡已在多方面取得階段性成效，正在為下一階段經濟週期過渡轉變準備必要條件。
**階段性成效首先表現為“擠水分”，****即逐步消化調減早先擴張期形成的偏高產能。**在經濟景氣擴張階段，那些投資規模大與生產週期長的上游行業增長更快，近年經濟週期調整重要內容之一，是逐步調節消化早先過度擴張帶來的產能過剩。
如我國鋼鐵等上游部門世紀初超常擴張，到2007-2008年已面臨產能過剩壓力，刺激經濟時期新一輪擴張使失衡矛盾有所加深，近年調整期無法迴避“去產能”陣痛。近年我國PPI整體持續負增長所伴隨的分行業價格結構特點，形成一種特殊的“宏觀相對價格”變動，對工業部門產能過剩發揮實際調節作用。
這種“宏觀相對價格”與市場出清機制調節過剩產能過程，大致原理是通過限制投資調減增量，通過經濟增長消化存量。在價格信號引導和競爭機制倒逼作用下，產能過剩行業投資增速下降或絕對調減不同程度控制新增產能，已有過剩產能存量則通過經濟總量需求中高速增長逐步消化，構成近年調減過剩產能的主要途徑和圖景。
上述“宏觀相對價格”變動在所謂“通縮”環境下具有市場化“去產能”效應，顯示物價下降或通縮壓力客觀上承載了應對過剩產能及過量庫存的週期調整功能。
分析我國製造業幾十個細分行業PPI和投資數據，可以看到兩點現象：
一是早先經濟擴張時期價格上漲幅度越高行業近年價格跌落幅度較大；二是近年價格降幅越大行業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越低。可見“宏觀相對價格”變動與傳統行政管制手段控制產能過剩方式比較，提供了一種主要基於市場價格和競爭機制的替代性市場化“去產能”機制。目前這個進程已經取得顯著成效，這個過程大體完成將是最終實現本輪週期轉換的重要推手和標誌。
**其次表現為“去泡沫”，即治理房地產等部門過度擴張與價格虛高因素。**2003－2008年貨幣信用擴張推動房價多輪大幅上漲，大部分時間房地產投資增速高達30%。2009-2010年大規模刺激經濟時期，房地產經歷新一輪更為迅猛擴張，從官方統計部門提供的存在增速低估傾向的房價指標看，大規模刺激政策推出後17個月全國平均商品房銷售價格上漲近一半。
房地產過度擴張受到多方面因素作用，然而就宏觀經濟分析邏輯而言相當程度是貨幣信用過度擴張的產物。隨着十八大以來貨幣與宏觀政策定位中性立場，房地產部門早先潛在過量庫存與風險逐步顯現，近年房地產銷售和投資雙雙較大幅度下降，整個行業經歷“去庫存”過程，房地產投資回落成為宏觀經濟下行壓力的重要原因。
今年我國樓市行情出現分化格局，大部分三四線城市樓市仍處於低迷狀態，一線城市則銷售與價格回升，個別城市甚至出現價格反彈形勢，顯示樓市調整也取得一定成效。
**再次表現為“控槓桿”，即規範影子銀行與地方債務過度擴張。**此前寬泛化宏調伴隨“金融抑制”有增無減，影子銀行與表外業務快速擴張，地方政府債務超常增長，一些行業與機構槓桿率偏高為經濟運行注入不確定因素。近年調整期政府加強了對影子銀行監管及對地方債務管理。
從2013年3月銀監會8號文，到2013年年底國辦107號文，政府有關部門系統加強了對影子銀行監管，影子銀行業務增速從2013年增長34.9%下降到2014年13.6%，2015年上半年進一步下降到3.4%，過度擴張勢頭得到遏制。
十八大以來政府加強對地方融資平台管理，並着手理順地方政府融資機制。2013年底國辦20號文件部署對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工作。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審議通過預算法修正案，修改有關地方政府發債法律規定，對地方政府舉借債務規模、償還、資金使用等提出明確規定。
2014年10月2日國務院下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43號文件，規定剝離融資平台公司政府融資職能，融資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債務。財政部下發配套文件對存量債務的清理甄別提出具體實施方案，2015年3-8月，先後分三批共實施3.3萬億地方債置換，地方債過度擴張風險正在得到逐步化解。
**最後表現為“調預期”，即引導市場轉變經濟回落政府必然大手刺激的預期。**新世紀初多年高增長使市場預期偏於樂觀，“4萬億”刺激客觀上增強了政策救市預期。近年宏調政策保持定力，以穩為先，既不收緊也不放鬆，更多利用市場力量與價格機制調減過剩產能，在防控金融風險前提下降低過高槓杆率並允許個別金融產品違約。
市場開始轉變“政策是跌出來的”的早先流行預期，有利於提升市場硬預算約束與宏觀財金紀律有效性。2015年夏季股市波動與干預政策引發不同意見討論，然而這個特殊變動並未改變上述基本調整趨勢。
實際考察告訴我：結構調整取得進展
隨着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演進，同時由於改革政策推動以及經濟下行壓力倒逼作用，近年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無論在行業還是宏觀層面都有活躍表現，取得多方面明顯進展。今年暑期我們研究組調研廣東、重慶、山西、黑龍江四省市經濟，切實感受到深度調整期地方經濟普遍面臨多重困難考驗，也看到基層結構調整取得進展的活躍表現。
**首先是經濟比例結構顯著改善協調。**從產業結構看，2015年前三季度第三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個百分點，高於第二產業10.8個百分點。從需求結構看，2015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總需求增長貢獻率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個百分點。
從收入結構看，居民部分收入佔初次分配總收入比例從2008年58.7%上升到2015年61.6%。從節能降耗情況看，2015年前三季度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同比下降5.7%。這些改善發生根源既包含週期性因素，也不同程度體現趨勢性變化。另外投資和貿易結構也有明顯改善。
**其次是新產業、新產品、新業態不斷湧現，簡政放權和改革舉措激發市場創新創業活力。**互聯網、物聯網、新能源、機器人等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的普及利用，在改造傳統產業同時創造出很多新業務，成為推動服務業活躍發展的新亮點。廣東等沿海地區近年開啓利用工業機器人潮流，浙江利用互聯網服務中心平台開拓服務業創新之路，高鐵快速普及帶來交通便利與經濟效益。
珠三角工業機器人發展迅猛
在地方調研中看到，廣東省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營業收入2015年上半年增長22.7%，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營業收入增長18.4%，通訊器材類商品銷售額同比增長27.1%，批發零售業通過網上實現商品零售額增長52%。
在外貿方面也出現新業態。2015年1-5月，廣東旅遊購物出口49.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几十倍，23家外貿綜合服務試點企業出口73.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3.1%，跨境電子商務進出口初步試水達到3.9億美元。正如李克強總理在10月6日八省區市負責人經濟形勢座談會上指出的，經濟“新動能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咄咄逼人’，在一些方面已經發揮了突出作用。”
**再次是近年開始推進實施的商事登記制度改革，通過簡化企業註冊登記程序、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和營造寬鬆市場環境，顯著調動社會投資創業的積極性。**從2012年開始，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在深圳、珠海、東莞和順德等地開展試點並取得成效，一年內新登記各類企業同比增長68.9%。
2014年3月1日起，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在全國全面實施，平均辦一家企業所用時間從原來的25.6天縮短為14.3天。一年內全國新登記註冊企業383.2萬户，平均每天新登記註冊企業達10500户，同比增長49.8%，註冊資本20.7萬億元，同比增長102%。2015年上半年，廣東省新登記各類企業29.1萬户，同比增長26.3%；重慶市新發展小微企業5.5萬户，實現產值3200億元，增長31.3%。隨着我國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高度化提升，下一步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前沿不確定性因素增加，更加需要通過簡政放權為草根創業鬆綁激發微觀經濟活力，為通過市場試錯發現新增長點提供適宜體制和政策環境。
**又次是不同區域根據自身特點謀求進一步發展並呈現分化轉型格局。**北上廣深一線城市與江浙等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前沿創新活躍亮點頻現。筆者近年在廣東、浙江考察激光、醫療器械、特種車、紡織機械等行業企業考察，一些企業經過多年發展已接近全球產業技術與製造前沿，顯示我國製造業在華為、聯想、格力等傳統制造標杆企業確立世界影響力基礎上，也出現了一批知名度不高、但在全球中高端市場登堂入室的新行業企業，這代表了未來我國製造業轉型升級方向。
近年廣東、浙江等地技術改造投資大幅提速，顯示我國工業製造較發達地區正從早先側重基建投資推動產能外延式增長，轉向更加重視採用新技術新工藝的內涵式增長方式。
如前文討論，得益於目前大宗商品供應充足與價格走低形勢，依託勞動力等不可貿易要素成本相對優勢，一大批中西部經濟相對後進省區市在調整期逆勢而上，多年保持較快經濟增速，不同程度縮小了與全國平均水平差距。
我國北方與東北資源富集省區在新世紀初年得益於“商品紅利”較快增長，近年調整期普遍面臨上游原料與基礎原材料價格深度回落的巨大沖擊。另外有的地區還面臨資源儲量趨於下降枯竭、國企體制機制改革不到位、人口增速較早達到拐點與勞動力流出增加等方面結構性困難，這些地區經濟如何突出重圍是本輪調整面臨的最大區域經濟挑戰。
不過即便在這些地區也能看到轉型升級努力與成效。例如山西省近年新增投資行業分佈與地區經濟結構呈現合理調整趨勢，2014年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投資增長20.5%，比全省平均增速高9個百分點，佔全省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為58.3%，比上年提高4.4個百分點。
黑龍江是傳統“四原（原煤、原油、原糧、原木）”優勢比較明顯東北資源大省，近年調整期經濟面臨嚴峻考驗。然而該省某個早先重工業主導城市，由於較早重視與主動實施產業結構調整，目前產業結構已轉變為以奶製品為龍頭的食品加工業等輕工業佔工業比例過半的比較均衡結構，得以在本輪下行週期調整中取得較好增長績效。
風險還在 經濟運行尚未走出低谷期
雖然雙重調整都取得顯著進展，目前我國整體經濟運行狀態尚未走出下行調整谷底期，不排除明年可能要應對面臨新考驗才能迎來新一輪景氣增長。
外部不確定因素與風險
後危機時期全球經濟格局持續發生深刻演變，突出表現之一是，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對全球增長貢獻從早先7-8成左右下降到不足3成，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貢獻從早先時期不到3成上升到近年7-8成，其中我國增量貢獻率在四成上下，高於包含主要發達經濟體的“七國集團”（G-7）整體貢獻率。
中國與外部經濟關係格局也朝更加多元與比較平衡方向轉變。例如近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增量貢獻大約七成來自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中國FDI絕大部分來自發達國家然而ODI一半以上流向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中國對外工程承包項目接近九成分佈在廣大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
全球經濟格局趨勢性演變對中國意味着長期機遇與短中期風險。從長期看，中國更加重視與發展中國家合作並推動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將有助於形成更加平衡與多元並對中國發展更為有利的全球經濟格局。中國決策層倡導共建“一帶一路”經濟邏輯與這一歷史趨勢相契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新開放方針折射上述時代訴求。
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持續發展追趕形勢下，如果發達國家不能通過調整創新成功拓展全球技術產業前沿從而動態保持產業結構相對領先度，會面臨開放條件下潛在增速走低的新挑戰。發達國家仍擁有國際貨幣體系掌控權等歷史遺產，仍能通過超常寬鬆貨幣與宏觀政策勉強支撐局面，然而會長期面臨新興經濟體相對競爭力提升與追趕的深刻挑戰。
上述全球經濟格局演變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外部不確定性與潛在風險。受通縮恐懼論理論範式引導與“漲掉債務”政策動機驅動，美國在挺過金融危機衝擊走出“急救室”後多年實施超寬貨幣政策。雖然量化寬鬆加零利率等大劑量刺激措施有助於提振資產價格，對其弱勢復甦發揮支持作用同時，也在其經濟體內誘致與積累新的金融脆弱性與資產泡沫因素。意識到上述風險因素積累需儘快退出零利率政策，然而又擔憂利率朝常態變化，會打破脆弱復甦平衡並再度遭遇衰退危機。
無論是繼續維持超寬貨幣政策還是較快結束零利率政策，都面臨新一輪資產價格調整與經濟增長失速風險，使美國經濟面臨騎虎難下困境。歐元區與日本經濟比美國不利條件更多，前景更為黯淡。超寬刺激政策支撐的主要發達經濟體脆弱復甦可能維持一段時期，也可能不久出現逆轉性不利變化，對全球經濟構成潛在新風險源。
由於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結構存在多方面問題，不少發展中大國與新興經濟體也面臨各種脆弱性因素困擾。近年國際經濟形勢波動事實顯示，全球經濟增速走低，大宗商品價格回落，美國調整貨幣政策影響，對很多新興經濟體帶來巨大調整壓力，可能引發較大波動甚至危機。
今後幾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形勢都面臨較大不確定性，針對外部環境的潛在新風險源甚至新危機衝擊，中國不僅要實施正確政策保持國內經濟穩健運行，還要準備應對在萬一發生新外部衝擊時採取更加主動積極的國際合作行動。
全球格局快速重構註定是危機風險增長的多事之秋，同時也是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結構與機制逐步轉軌的歷史機遇。萬一發生新一波國際金融與經濟動盪局面，中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穩內”與“安外”雙重挑戰。
推進調整仍有多重挑戰
經濟週期與結構雙重調整雖已取得階段性進展，然而產能過剩與投資減速尚未見底，僵死企業退出與金融風險釋放有待突破，新舊增長動能交替轉換仍處於膠着相持狀態，要成功實現探底後景氣回升仍面臨多重挑戰。
**一是消化產能過剩與過量庫存過程尚未完成。**目前工業品價格仍在下行探底，顯示早先上游部門產能過剩仍在釋放消化過程中，制約製造業投資企穩回升。又如商品房銷售雖然總體回升，然而樓市回暖仍侷限於部分地區，並且房地產行業從銷售回暖到投資回升通常存在一定滯後期，房地產投資下行和低位調整尚未結束。目前在投資領域主要依靠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較快增長支撐局面，要等到消化工業產能過剩與房地產過量庫存大體完成後，整體投資才有望恢復自主較快增長並實現經濟週期轉換。
**二是利用市場出清機制淘汰僵死企業與重組資源面臨挑戰。**失衡調整持續深入到水落石出階段，需要藉助市場出清機制允許難以持續企業退出並重組資源，通過創造性毀滅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穩增長與防風險措施對於實現穩健調整目標據有積極意義，然而如果一些需要退出企業依靠救助政策扶持勉強支撐甚至變成僵死企業，一些槓桿率過高甚至資不抵債機構受到政策保護難以清盤重組，會妨礙調整進程順利推進。
三是結構調整新舊交替處於相持階段。近年調整大環境下“三新”活躍成長有望推動經濟成長步入新階段，然而目前新動力尚不足以抵消傳統行業增長週期回調與趨勢走緩因素影響，沿海與中西部不少地區經濟活躍增長尚不足抵消資源密集省區調整派生下行壓力。某些資源密集地區經濟下行困難，與早先國企改革不夠充分派生冗員困難結合，增添經濟形勢複雜程度。
糧食週期轉變存在變數
從目前糧食倉容爆滿與過量庫存現實情況看，我國糧食產量“十一連增”對早先“五連降”可能已明顯超調。最近糧價較大幅度下跌，顯示糧食產量、進口、庫存多年“三量齊增”格局難以持續。從改革時期早先經驗看，糧食週期調整會對糧食產量、農民收入與消費、勞動力轉移以至短期宏觀經濟形勢都可能產生不同程度影響。
新一輪糧食市場週期調整，可能成為決定探底時點的“最後一隻靴子”。
今年秋糧上市後玉米市價從9月初每噸2300元下跌到11月中旬2000元上下跌幅約15%，小麥價格較早時也下降一成左右，今年官方玉米臨時收儲價2008年以來首次較大幅度下調。直接原因是目前糧食庫存過高，依據政府有關部門文件表述已高到兩個“前所未有”地步：“各類糧油倉儲企業儲存的糧食數量之大前所未有，儲存在露天和簡易存儲設施中的國家政策性糧食數量之多也前所未有。”估計目前我國糧食庫存可能超過全年實際消費量，遠高於合理庫存規模，再次出現“存不下、賣不動、收不起”形勢。
新一輪糧食過量庫存在我國新的經濟與政策環境下發生。一方面，農村勞力成本、匯率、土地等要素價格較快上升導致農業比較成本較快增長，受比較優勢規律作用大豆進口多年持續快速增長，主要穀物進口近年也有不同程度較快增長，2014年糧食進口總量首次超過1億噸。同時由於進口管制與其它干預措施，我國主要糧食品種國內價格已普遍較大程度高於國際價格。
另一方面，藉助糧食週期調整力量與政府對糧食價格與生產補貼刺激作用，國內糧食生產2004-2014年取得“十一連增”成就。上述環境下，糧食與食品加工企業作為糧食需求方傾向於採購利用進口糧食，國內糧食增產一定程度上為增加庫存做貢獻，形成所謂“進口入市、收購入庫”反常現象。
糧倉爆滿與糧價下跌，提示一段時期延續的“三量齊增”糧食增長方式已難以持續並亟待調整。從改革時期幾次糧食相對過剩調整經驗觀察，糧價下降和糧食週期調整不會影響我國保障糧食安全目標，然而會對農業、農村經濟帶來連鎖反應，並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
一是可能會終結糧食生產連年增產局面，引導明年甚至今後幾年糧食產量下行調整。二是糧食“量價同降”會對農民收入產生不利影響，會拖累農村消費增速。三是改變近年糧食進出口變化態勢。四是可能對消費物價產生影響。依據有關CPI對糧價彈性估計，如果明年糧價下降10%到15%或許會拉低CPI約0.8到1個百分點，這對政府的保持定力與積極調整政策會帶來新壓力。五是對勞動市場產生邊際影響。糧價下調與糧食生產比較收益降低，會在邊際上降低農民工轉移的機會成本並相應增加轉移激勵。
新一輪糧食市場週期調整，有可能成為決定本輪宏觀調整探底時點的“最後一隻靴子”。
謀求改革突破面臨困難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指出：“改革是發展的強大動力”，“全方位對外開放是發展的必然要求”。力推新時期改革開放系統突破，是保證雙重調整最終完成並迎來新一輪強景氣增長的根本保障條件。
十八大以來最高決策層制定了三中全會系統改革規劃，並在人口政策調整、金融市場化改革、財政體制改革、簡政放權、擴大對外開放等方面取得令人鼓舞的進展。然而推進改革開放實際步伐，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仍不能很好適應，在關鍵改革領域謀求系統突破受既得利益格局阻礙，也面臨不適應經濟現代化實踐的傳統思想觀念制約，改革面臨的“爬坡過坎”、“壯士斷腕”困難超出預期。
如果不能克服多重障礙實現關鍵領域改革的系統突破，可能會使經濟運行在低位和下行階段盤桓滯留過久，也可能使經濟走出下行低谷後面臨增長後勁不足的淺復甦或弱景氣局面，甚至可能出現通貨膨脹與弱勢增長組合而成的某種滯漲狀態。唯有力推供給側系統改革突破提升經濟潛在增長能力，才能有效助推較快完成雙重調整，為中國經濟強景氣復甦與持續較快追趕創造必要條件。
若成功走出低谷，中國將成功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新世紀初年我國經濟追趕提速，人均GDP從世紀初1000多美元增長到去年7500美元上下，實現從較低中等收入提升到較高中等收入水平。根據我國經濟追趕歷史表現與現實情況推測，目前這輪調整如能最終完成並向強景氣增長轉換，我國經濟在新一輪景氣成長階段有可能達到人均收入15000美元上下，初步實現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目標，經濟總量也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因而，本輪經濟調整前景及其決定的未來五至十年經濟運行狀態，在我國經濟現代化進程中將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週期與結構雙重調整塑造了近年我國宏觀經濟走勢。對沖經濟下行風險並保證經濟週期轉換平順推進，有必要加大穩增長與防風險的政策舉措。然而要實現經濟後續強景氣回升，並在新一輪景氣成長期實現向高收入水平跨越，則有待關鍵領域深化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並由此顯著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有待於充分釋放市場創新力量激活新經濟增長因素，有待於更好發揮新興大國能動性並有效拓展全球經濟增長空間。
**第一，全面辯證認識調整期經濟形勢，堅定實施保持定力與積極調整政策的信心。**既要重視GDP增速回落派生嚴峻困難，也要看到宏觀經濟比例關係合意變化與貿易條件改善帶來利益；既要看到調整期傳統部門特別是上游工業部門調減產能過剩派生陣痛，也要看到新行業、新產品、新業態活躍生長；既要看到資源密集省份面臨特殊困難，也要看到中西部省區經濟“彎道追趕”新亮點。
要反思西方主流理論通縮恐懼論偏頗，結合中國與國際經驗重新審視通貨緊縮影響，既要看到通縮對企業經營和經濟增長帶來的困難並積極追加充實穩增長措施以應對，也要看到通縮派生“宏觀相對價格”變動對產能過剩提供市場化現實調節機制。在全面認識形勢基礎上堅定保持定力與積極調整的信心。
**第二，充實加強穩增長與推進調整政策措施。**一是貨幣政策繼續保持穩健中性立場，需在保持充足流動性與防範出現新泡沫之間保持平衡，在政策工具創新與傳統總量工具運用上保持平衡，適當加大退出高位存準率等總量工具力度，以保持貨幣總量適度增長。
二是適度加大利用財政穩增長的政策力度。財政政策具有較好定向瞄準特點，並能有效撬動民間資金，在目前企業槓桿率較高而中央政府債務率較低形勢下，可通過適度增加政府債務用於減税、增加民生支出與支持基礎設施項目，尤其應儘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適當降低社保費率決定。
三是要在穩定資本市場近期波動基礎上，穩健推進資本市場準入制改革，為企業在資本市場股權融資創造便利條件，兼收調整期減槓桿與穩增長政策效果。
四是重視我國糧食週期調整動向和影響，從探索耕地輪作休耕、減少流通價格干預、擴大農業開放等方面系統謀劃，應對新一輪糧食市場調整並“加快轉變農業增長方式”。
五是設立轉型基金幫助特定地區面臨特殊困難的資源性企業一次性轉移或退出，這方面政策有助於穩增長與促改革，對目前困難較大的重工業部門與少數地區也具有較好政策瞄準鎖定效果。
**第三，短期穩增長措施有助於為雙重調整贏得時間並推動經濟復甦，然而實現強景氣復甦則取決於能否切實推進供給側的深層結構性改革，通過大幅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以提升潛在經濟增長率。**在勞動力等不可貿易要素成本以及在資產價格快速提升背景下，如果不能通過深化改革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下一步可能出現經濟弱勢復甦與物價快速上漲的更為棘手局面。
要加快推出實施類似於取消二孩生育管制這樣既能提振改革信心，又能助推經濟增長的改革舉措，果斷摘取改革地平線上“早已低垂的果實”。可分步驟取消與計劃經濟城鄉隔絕要求相聯繫的户口管制制度，在農地普遍確權基礎上儘快取消對農民宅基地用益物權和流轉權的限制，賦予農民在擇居擇業方面更為充分的公民權，增加農民的財產收入並進一步激發被抑制的城市化發展潛能。
要大範圍減少對行業投資的准入管制以激活民營企業投資潛能，減少醫療衞生與教育領域准入管制並擴大這些領域對外開放度，讓這些收入彈性較高部門更好發揮助推潛在增長作用。要站在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全部成就與中國崛起帶動全球格局快速演變的當代高度，在全面認識總結新中國經濟體制選擇與經濟建設實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基礎上，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拓寬改革開放與經濟現代化實踐所需的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空間。
**第四，公眾政策與市場力量互相補充，底層創新與高端研發齊頭並進，鼓勵培育創新驅動新增長模式。**隨着世紀初農業勞動力轉移高峯過去以及重工業部門集羣外延擴張接近峯值，未來中國經濟將越發呈現結構多樣化與動力分散化特點。目前我國幾個一線城市大約6000多萬人口平均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世界高收入水平，沿海四個最發達省區約3億人口人均收入已接近高收入水平，經濟增長從早先主要通過模仿創新實現追趕，逐步轉向模仿與原發創新並重支持追趕。
一方面要通過公共財政和產業政策鼓勵企業科技研發，加快培育其前沿創新能力；另一方面要通過實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培育推動增長的市場草根力量推動增長。順應新信息技術與各類傳統與新興行業融合大趨勢，積極實施鼓勵“互聯網+”政策方針，以改革創新為取向積極化解新興業態生長與原有利益格局的摩擦矛盾。
**第五，要發揮新興大國對全球經濟發展的積極引領作用。**新世紀中國開放追趕提速以來，中國作為最大增量貢獻國無論在影響全球經濟短期增長還是塑造未來發展格局的能力都有實質性提升。“大象無法藏身於樹後”，應全面分析評估我國經濟能動性增大的客觀事實，在深化國內結構性改革健全制度同時，主動設計實施建立中外的開放發展政策，更加奮發有為地改造世界經濟。
一方面要紮實推動“一帶一路”行動計劃，通過五通融合在沿線廣大發展中國家培育新增長點，同時不斷總結經驗防範風險存利去害，在快速演變的多極世界中發揮自身引領全球經濟發展潮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利用我國明年舉辦G-20峯會的機遇，在多邊場合系統倡導通過深化結構改革提升潛在增長率與推進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理念，回應一段時期國際主流社會過於依賴短期刺激政策應對長期問題的政策傾向。
**第六，防範潛在風險，對超預期小概率事件衝擊未雨綢繆。**調整最後階段各種矛盾和壓力最大，可能誘致相關政策動作變形導致舊泡沫尚未化解又促成新泡沫，這方面變化與原有風險釋放相互交織可能派生新的不穩定因素，甚至延緩拖累調整週期的順利過渡。
部分發達國家多年超寬刺激政策推動下形成的脆弱增長與新生泡沫因素，隨着刺激政策退出與國際形勢演變也存在較大變數甚至可能再次爆發危機，從外部加劇我國經濟週期轉變的困難。我國資本賬户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加快推進並取得人民幣“入籃”最新成就，然而也會對我國未來應對外部衝擊在政策選擇上構成新的限制條件。
我國經濟一兩年大體走出本輪宏觀調整低谷期具有可預期較大可能性，然而也不應排除內外環境超預期不利變化派生潛在衝擊。需動態管理與充實銀行系統資本充足率、流動性比率與計提撥備資金以減少其系統脆弱性，加強對金融風險觸發因素研究預判以增加應對來自內部外部金融風險釋放衝擊的主動性。需加強宏觀審慎措施，在勞動市場、企業重組、減免税費等方面研究應對沖擊預案，以便在小概率逆向情景發生時沉穩應對並爭取最為有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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