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雲：首次參與五年規劃編制的外國專家，都是什麼來頭？

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考察，並主持召開“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國內外專家座談會。據瞭解，這是我國首次在最高層級邀請外國專家參與五年規劃編制建議。

一共有六名專家參會，包括三名外國專家和三名國內專家。他們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平獎雙料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世界銀行東亞與太平洋地區中國、蒙古和韓國局局長郝福滿（Bert Hofman）；麥肯錫上海辦公室資深董事華強森（Jonathan Woetzel）；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海洲、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薛瀾。

李克強指出，邀請國內外專家一起對五年規劃編制出謀劃策，就是要使規劃既立足國情、符合實際，又借鑑國際經驗，經過努力實現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那麼，這三位外國專家提了哪些建議、又有什麼來頭？

斯蒂格利茨在座談會上，總理手中的書是他的著作《重寫美國經濟規則》

座談會關鍵詞：全要素生產率、人民福祉、知識產權

李克強在座談會上表示，“全要素生產率”將會被寫進十三五規劃中。他説，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要依靠人力資本的增長，而非自然資源。

今年3月5日，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次提出了這一概念，他指出，要增加研發投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在發展中升級，在升級中發展。

所謂全要素生產率是包括人力、物力、財力在內的資源開發利用效率。其來源包括效率改善、技術進步、規模效應。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全要素生產率可以衡量純技術進步在生產中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説，經濟增長本身並不是目標，而是實現目標的手段。真正的目標應該是中國人民福祉的提升。他認為，中國需要提供更多公共消費和公共投資產品，要對公共交通系統和城市投資。

斯蒂格利茨還説，要認真定義知識產權，避免“盲目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導致阻礙創新。

華強森則表示，“我們相信中國的生產率還會進一步提高，第十三個五年計劃應當將更加強調增長的質量。”

斯蒂格利茨，仗義執言的經濟學家

現年72歲的斯蒂格利茨是中國的老朋友。據他的學生、國資委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周建軍介紹，自1980年代首次訪華以來，中國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腳印。除了美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國改革開放或許是他最為關切的話題。

斯蒂格利茨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信息經濟學的創立作出了重大貢獻。傳統的經濟學認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場中，個人追求各自的利益會使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則指出，現實世界並不是那麼回事。相反，他認為：因為市場參與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場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對人們的利益造成損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機構必須巧妙地對市場進行干預，以使市場正常運作。

跟很多經濟學家批評中國政府“管太多”的觀點不同，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面臨的問題不是政府太大，而是太小。他指出，“儘管政府顯然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但也有一些應該做的事卻沒做。”

比如，環境污染的日益惡化威脅到生活水平，而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已可以與美國相提並論，腐敗也在公私機構和部門中橫行。所有這些都破壞了社會內部的信任和公眾對政府的信任——這在比如食品安全問題上更是明顯。

斯蒂格利茨始終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嚴厲批評者。上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他站在東亞國家一邊，反對IMF開出的錯誤藥方。他拒絕了IMF副行長的職位，回到校園潛心學術。

在《自由市場的墜落》一書中，斯蒂格利茨對美國次貸危機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條分縷析，對如何克服危機的後果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央行前顧問餘永定教授評價稱，“自由市場的墮落”是對中國盛行一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當頭棒喝。“柏林牆”倒塌之後，市場原教旨主義一路凱歌高奏。斯蒂格利茨告誡我們，“羅納德·里根總統和美國的撒切爾首相開創了‘自由市場’的革命，但是很明顯，人們總是忘記這樣一個事實：市場造成的結果並非總是有效的，我們總是看到資源無法充分利用的情況。”他批評格林斯潘、伯南克，聲稱不僅知道泡沫破滅前他們都無法預知泡沫存在，而且即使知道泡沫的存在，他們也無能為力。而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早在次貸風暴爆發的前幾年就提出了預警。

金融危機後，斯蒂格利茨對中國的建議是，“我們希望中國不會重蹈美國的覆轍，出現如此災難性的後果。中國領導人的挑戰，是配合其發展階段的需求，制定有效的監管機制。”

郝福滿，世界銀行的中國通

來自荷蘭的郝福滿（Bert Hofman）給自己取了一個很喜慶的中國名。他擁有荷蘭鹿特丹大學和德國基爾大學的經濟學學位，現任世界銀行東亞與太平洋地區中國、蒙古和韓國局局長，常駐北京。他多年來致力於新興市場的經濟分析與政策諮詢工作，在世界銀行工作超過22年，其中16年在東亞地區，經驗豐富。

郝福滿（資料圖）

早在2005年，郝福滿就認為中國應當進行結構性改革，比如金融部門的改革，並且應當加快發展服務業。他去年曾表示，對於中國經濟增速來説，“7"是他最喜歡的數字。

今年7月初，世界銀行發佈報告稱，中國政府必須解決“遭到扭曲的激勵機制與糟糕的治理”，以實現經濟再平衡的目標，擺脱對債務驅動型投資的長期依賴。不過兩週之後，世行從報告中刪除了這一章節。對此郝福滿表示，這一章未經世行常規內部審核，並否認北京方面向他施加了壓力要他撤銷這一章。

郝福滿還認為中國應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在7日的座談會上，他對斯蒂格利茨的觀點並不完全贊同，他説，“中國發展到今天，保護知識產權變得愈發重要，必須集中力量大力推進知識產權保護工作。”

華強森，關於中國的書他寫了三本

華強森（Jonathan Woetzel）是麥肯錫上海辦公室資深董事，在麥肯錫工作了超過27年，15年前來到中國。他的著作包括《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1989）、《資本主義中國：革命化經濟》(2003)和《中國運營：從戰略到執行》（2007）。

華強森的書更像是外商的投資指南。通過對鋼鐵、水泥、醫保、地產等行業的分析，他指出了着幾大支柱產業的重要趨勢和潛在機遇。此外，他對中國的城鎮化有着很深的研究。他預測，到2025年世界上會出現440個新興城市，其中242個在中國。他指出，空氣污染、城市中的流離失所、不斷攀升的犯罪率和經濟的波動都是在計劃之外的城鎮化結果。因此，中國城鎮化的挑戰在於如何一邊繼續利用好城鎮化所提供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發展機遇，一邊減輕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外部效應。

在本次座談會上，華強森認為，經濟的轉型伴隨的是工作的消失，傳統的工作將被淘汰，新的崗位不斷湧現……因此中國的社會保障政策應當着重保護那些受到影響的勞動者，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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