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中國的世界還是世界的中國？

【2015年將近尾聲，這一年，習近平主席用42天時間，8次踏出國門，出訪四大洲10個國家，參加9次國際會議，是就任國家主席以來出訪次數最多的一年，開拓了大國外交的新華章。這一年，亞投行、“一帶一路”、600億美元援非、巴黎氣候大會減排承諾，中國正試圖打破長久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規則，發揮大國應有的作用。緊接着，12月16-18日，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將在烏鎮舉行，中國又將在互聯網領域引領世界潮流。

年初，著名“知華派”學者沈大偉一句“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最後階段已經開始”，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國崩潰論”再次來襲。然而這一年，中國用自己的發展證明了不僅沒有“崩潰”，反而愈加繁榮。不僅中國的經濟成就受到世界認可，中國的政治制度也得到越來越多的讚許。在台灣著名學者朱雲漢看來，“下一個十年的焦點將是有關‘中國的世界’之爭論，也就是中國的興起是否意味着世界將因此而改變。”中國將成為帶動世界秩序重組的重要力量。

朱雲漢先生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客座副教授，2012年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對兩岸問題頗有洞見，又兼具國際視野，是少有的受兩岸尊敬的台灣學者。本文摘自朱教授新著《高思在雲：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授權觀察者網獨家發佈，特此感謝。】

台灣著名學者朱雲漢

《高思在雲：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朱雲漢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

如何理解中國的興起

要理解中國興起對世界帶來的衝擊，首先要對中國的發展模式有一個客觀的比較，才能全面地理解。到今天為止，很多西方與亞洲周邊國家的社會精英還很難客觀而全面地理解中國的發展經驗，他們還多半處在落後、追趕、補課的階段。為什麼會出現巨大的認知落差或知識匱乏？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國家太容易用自己熟悉的歷史知識和認知框架去理解中國的發展模式。這一傾向無可厚非，但很可能得不到全面的理解。我們的認知基礎，事實上充滿着以西方為中心的謬誤與偏差，自己卻渾然不知；我們很習慣這種思維，以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視野。美國的政治領袖與社會精英更是如此，總是以自身的價值觀與歷史觀來衡量中國，選擇性地吸收有關中國的信息，很難從一種非常客觀、平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國。如果不調整原來那些先入為主，形成偏見和選擇性認知的思維架構，我們就沒有辦法形成真正平衡的理解。

首先可以從人類經濟發展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可以這樣定位過去30年或整個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有人把它叫作“奇蹟”，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持續性經濟增長，因為它增長的速度事實上超過了“亞洲四小龍”的紀錄，超過了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也超過了美國南北戰爭以後的快速崛起過程，更超過了19世紀德國的興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現代化速度。不僅如此，它還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範圍的工業化，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社會能以這種速度，在那麼大的規模與地理範圍內進行快速工業化。這是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中國也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消滅貧困運動，有3億多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超越聯合國所界定的貧困線。

我們也從來沒有看到過任何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能夠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以那麼短的時間進行越級式、跳躍式的升級。今天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橫跨勞動力密集與技術密集的產業。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常常希望與中國形成“垂直分工”，但這個選項已經消失了。中國的國際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舊在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的產品，例如成衣、雨傘，甚至聖誕節的裝飾品；同時，它也有能力把衞星發射到太空軌道上，可以幫其他國家建造最先進的高速鐵路。華為的通信設備與交換機，絕對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品牌大廠相競爭。中國能夠同時跨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產業，又繼續在勞動力密集產業保有一席之地。中國本身也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經濟體系，內部有着巨大的差異。它能以最快速度融入世界經濟，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關鍵；從2001年到現在只有十餘年光景，它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超過德國。從平均關税來看，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超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歷史上也從來沒有其他發展中國家能夠在全球吸引那麼龐大的跨國資金，中國企業還可以參與跨國金融，更直接就發展建設了達到21世紀水平的通信和基礎建設。

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的龍頭地位更為突出，它開始取代美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復甦的火車頭。單就以名義GDP衡量的經濟規模來看，它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從2008年以後，就一舉超過美國，然後一路領先。未來幾年，中國巨大的經濟總量與每年7%左右的增長速度，意味着它將穩居引領全球經濟擴張的龍頭地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2015年全球生產總值增量的24%將源於中國的貢獻，明顯超過美國的22%。［1］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計算，2015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為12億美元，這個增量將超過其他所有亞洲國家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GDP增長的總和。這些是我們從各種指標，來給予中國興起的客觀歷史定位。

如果我們執着於名義GDP（也就是根據現行匯率與生產物品和勞務的當年價格）的計算方式，中國經濟體看起來會小一點。如果改用購買力平價即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方式來估計的話，根據荷蘭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計算，事實上中國在1982年就已經超過了德國，1992年超過日本。［2］到了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相當於美國的86%了。按照這個估計，世界銀行預測到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就會超過美國；20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佔全球經濟的19%，美國將只佔16%。［3］當然，有少數人會質疑這些估計，但有更多的國際機構覺得這個估計可能還略顯保守，因為以上的估計對於美國以及歐洲國家未來經濟增長的假設可能還過於樂觀。

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體制

到今天為止，中國的經濟體制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可以叫做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這是中國官方對自己國家經濟體制的界定。我們要對這個概念認真對待，不要把它看成一個宣傳或包裝，其實它透露了這個體制一些很重要的特徵。它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調節大多數商品市場以及勞動市場的供需，以價格來引導資源分配。從這個方面講，它充分運用了市場機制，對促進中國整個經濟體系效率的提高有很大的正面作用。在所有權方面，這一經濟體制是有多種所有權並存的，它們之間既競爭也共生，彼此共同發展與相互引導。它們有國有的、有集體的、有民營的、有外資的。國有企業今日在中國，仍主導着整個經濟體系中最骨幹、最核心的部門。如果你去看上海的上市公司，前20大甚至前30大的公司都是國有的，無論是金融、能源、運輸、通信、石化或鋼鐵企業，都是國有企業的天下。

到今天為止，中國還堅持農村土地仍舊是農民集體所有，不會輕易地跨出完全私有化這一步，因為私有化很快就會使農民喪失土地，這會導致農村出現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例如土地兼併、農民流離失所，中國歷史上這種教訓班班可考。所以這不是從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出發，而是根據中國自身的歷史經驗教訓來思考這個問題。

中共領導精英也不斷試圖解決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不均衡問題，當然，目前已經做到什麼程度見仁見智，但這個自我修正與響應社會需求的動力還是存在。這個政權不斷試圖追求平衡發展，包括讓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更完整，儘可能用財政移轉支付來化解城鄉、區域、勞資、發展和環境之間的矛盾。如果從中國自己的歷史角度去看，有一些措施也是史無前例的，包括：取消所有的農業税；對於農村的醫療與基礎教育，由中央與地方財政全面進行補貼。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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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體制最突出的設計就是“一黨執政”。這個體制表面上看起來和世界潮流有點格格不入，但觀察的重點應該在於一黨執政如何維持政治穩定和治理能力。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個是它解決了繼承危機問題和個人獨裁問題。一般而言，一黨執政常常很難克服這兩個門檻。但自從毛澤東以後，中國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這兩個門檻，一個是任期制，一個是集體領導。鄧小平之後，中共經歷了兩次最高領導人更替，分別是中共十六大選出胡錦濤擔任總書記，以及中共十八大選出習近平擔任總書記，這兩次領導人的新老交替分別展現了中共的任期制和接班制的實際運作，也就是領導人有任期限制，在位最多兩任（十年），預定接班的人選在五年前就經過黨內協商後浮現，然後讓這位接班人有五年時間見習，做好全面接班的準備。在中共體制下，各級政府與機構都有常委決策機制，解決了個人獨裁問題，貫徹集體領導。所以説中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像一個非常強勢的“總統”——當然這個“總統”是由所有常委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只有最重要的決定要尋求共識。

另外，這一體制也在不斷提升自己的執政能力，來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提供人才篩選和內部競爭的機制，讓有一定資歷、條件與能力的人，能夠在這個體制裏循序漸進，承擔更重要的責任。這個體制也鼓勵地方政府在公共治理方面不斷創新。中央政府本身還扮演核心的統籌角色，因為它仍有一個相當大的協調和制衡機制掌握在自己手上，包括大軍區制、人民銀行大分行制，中央控制基本能源、運輸、通信、國土資源，也控制宣傳工具與人事任命權，這些都是中央面對地方時可以發揮節制作用的關鍵手段。但另一方面，中國又像是實施“聯邦制”的國家，省這一級的政府職權在有些領域比美國的州政府還要大。這個分權體制沒有憲法作為依據，但在實際運作中卻也體現聯邦制的若干特色，各個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試驗創新。其結果是，中國內部出現劇烈的區域競爭，不僅省和省直接競爭資源、人才與資金，甚至縣和縣之間都要競爭。例如，蘇州轄下的崑山，從一個農村突然一躍變成一個高科技產業重鎮，接下來旁邊的城市像是無錫和常州，都開始模仿它，都想變成另外一個崑山。

這一體制也有足夠誘因，讓地方政府本身成為利益主體，所以地方政府就是有能力調動與統籌自身管轄範圍內各種資源的企業集團，政府首長就像企業集團的CEO。中國普通的一個省就等於歐洲的一箇中型國家；沿海省份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級市的GDP，就相當於一個全球500強企業所創造的附加價值。

中國模式撼動西方的話語權

這些令人震驚的變化，意味着中國發展道路必然會影響到人類的未來。中國的發展經驗震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撼動了過去美國主導的國際發展機構對於發展和治理的話語權。以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政策理念被發展中國家奉為圭臬，大家都相信這些機構掌握了最先進與最正確的社會科學知識，可以指導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國家如何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如何選擇發展路徑，如何改革政治體制，如何參與國際分工，如何融入國際金融。如今，這些機構在意識形態領域享有的支配地位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今後，中國可以通過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投行”、“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中國非盟峯會”、“中拉加共同體峯會”、“金磚五國峯會”與“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等機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發展經驗，並深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會與西方推行的普世價值分庭抗禮。中國靠長期實踐而摸索出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有機會在世界意識形態版圖上佔有一席之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亞等地區，中國發展模式已經在美國式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以外，開創出第三條道路。它會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樣去平衡正當程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應該用什麼樣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來追求它們之間的平衡。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意識到這種挑戰，雖然它對中國體制不願意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官方的名稱，而是取了另一個名字，叫做“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經濟學人》也看到了這樣一個變化，因而憂心忡忡，它認為西歐福利國家模式面臨崩解，美國式資本主義面臨挑戰，“國家資本主義”將在許多新興市場國家變成新的主流思想。

21世紀世界經濟的新座標已經呼之欲出。我們可以預告，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濟依存度會不斷增強，彼此在貿易、金融、能源和環境上的合作將更緊密。金磚五國會成為非西方世界的領導者與代言人，並會逐漸取得全球議題的話語權，而七大工業國（G7）會逐漸失去制定多邊體制與國際規範的主導權；上海合作組織在吸納印度之後，其影響力將逐漸超越北約組織。當然，以上描繪的景象不是明天就會看到的煥然一新的圖像，但是這個結構轉化的過程已經開始，在未來15年、10年，甚或更短的時間內，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

我們也可以預見，美元最終會失去世界儲備貨幣的獨佔地位，但是完全取代美元的超主權貨幣也很難在短時期內出現。這時，國際貿易會呈現多種貨幣結算的多元化局面和區域化格局。比如，在某一個區域中，某一種貨幣是主要的資本市場計價和結算貨幣。人民幣成為東亞貿易與投資主要計價貨幣的可能性與日俱增。

“世界的中國”與“中國的世界”

21世紀第一個十年，西方主流媒體的熱門話題是“中國威脅論”，中國問題專家與國際關係學者不斷在辯論：中國是否可能和平興起？美國是否可能坐視這個未來唯一的潛在挑戰者不斷壯大？中美間的戰略攤牌是否難以避免？不過，隨着中美之間的經濟依存關係緊密如連體嬰，以及中國躍升為帶領全球走出金融海嘯的經濟火車頭，這個議題又很快成為明日黃花。

《紐約時報》關注焦點的移轉，意味着西方主流媒體的問題意識又轉換了。下一個十年的焦點將是有關“中國的世界”之爭論，也就是中國的興起是否意味着世界將因此而改變。2009年，英國《獨立報》前副總編輯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在歐洲引爆這個話題。他在書中預言：中國興起會重新塑造“現代”的意涵與模式，世人不要期待中國會向西方模式靠攏；相反地，當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感逐漸恢復以後，中國的文化輻射力量將再度凸顯，成為帶動世界秩序重組的重要力量。

2010年，英國劍橋大學資深研究員哈爾珀（Stefan Halper）出版《北京説了算？中國的威權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一書，更將這個話題帶入另一波高潮。這些暢銷書的陸續出版，意味着西方觀察家已經愈來愈擔心，他們無法樂觀期待一個“世界的中國”出現，他們愈來愈不相信興起的中國會融入西方國家所建構的主流價值觀，或是被現存的國際社會規範與制度同化，或是選擇參與及融入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來發揮其領導角色。他們反而擔心，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挑戰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一黨執政體制將比西方式民主對於發展中國家更具吸引力；甚至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也將以某種現代形式在東亞出現，全面衝擊近代西方所建構的主權國家體系。

與美國國防部以及中情局淵源很深的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15年2月出版的《百年馬拉松》新書中，更大膽斷言：中國的長遠戰略目標，就是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取代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白邦瑞還語出驚人地表示，中國領導人過去40年故意讓美國總統和高官對中國做出誤判，來掩飾其真正戰略意圖。中國戰略的最終目標是佔據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實現全球霸權，輸出中國式的反民主制度和掠奪型經濟模式。［4］

西方世界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100多年來，西方國家早已習慣於以自己為中心的世界觀，早已習慣指導非西方社會、改變他人而不是被他人改變。其實，這種焦慮是不必要的，不同文明間相互交流、激盪與影響，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15—16世紀，伊斯蘭教世界對歐洲文藝復興產生巨大影響；中國文明也曾經是17—18世紀歐洲啓蒙運動知識分子景仰的對象。東亞在過去100年不斷吸取西方的現代化經驗，過去30年中國也大量引進國外的市場經濟制度，所以“中國的世界”與“世界的中國”不是兩個相互排斥的命題，而是構成互為因果、相互牽引的辯證關係。

註釋：

［1］http://kraneshares.com/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5 for ecast china largest contributor to global gdp growth/

［2］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htm

［3］http：//blog euromonitor.com/2013/02/top 5 largest economies in 2020 china and russia displace usa and germany respectively.html

［4］Michael Pillsbury，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Henry Holt and C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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