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給經濟學》新書發佈 賈康：過去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知框架不對稱

（觀察者網 北京 關一丁）12月13日，《新供給經濟學》新書發佈會暨供給側改革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秘書長、全國政協委員、賈康進行主題發言。賈康在演講中指出，“供給側改革”在輿論場中表現出的一些極端化、簡單化、表面化和獨斷化的觀念和情緒是不可取的。新供給經濟學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面對挑戰有感而發，為了不負時代而做出的理應追求的創新。同時，賈康指出，再複製式的推出“四萬億2.0版”的空間已經十分狹窄，比較高水平的理性管理的有效運用勢在必行。

據悉，此次論壇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山西經濟出版社聯合主辦。

學者賈康在演講中

以下是在場嘉賓發言要點摘錄：

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秘書長、全國政協委員 賈康：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宏觀調控中反週期的政策實踐是在需求管理框架下的，它有巨大的進步或頗多的成績，但是延續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和仿效發達國家的思路，繼續貫徹單一的反週期操作路線，隨着近年來的矛盾積累和凸顯已經日益表現出侷限性，今後隨着中國經濟增長率下台階，資源環境制約和收入分配等制約，已經把可接受的所謂運行狀態的區間收窄了，再複製式的推出“四萬億2.0版”的空間已經十分狹窄，比較高水平的理性管理的有效運用勢在必行。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諾亞(中國)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發表了題為《新供給-世界的理論，中國的創新發展與應用》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表示經濟增長是來源於供給一側，從基本理論上講，需求存在上限，所以，經濟增長不是來源於需求簡單量的增長，而是來源於新的需求的增長，需求的增長需要供給的創新，老的需求的增長是有極限的，供給又存在着約束，也是同樣需要供給方面的創新。因此，經濟量的增長和質的增長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從最基本的理論就可以推導出經濟增長是來源於供給一側。

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在演講的時候提到：新供給經濟學可以成為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經濟學的重大進展，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第一，與西方經濟學相比，新供給經濟學主要是重視政府在經濟發展和經濟繁榮當中的作用，而這正是各方所直覺的認識到中國經濟學可能有別於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方面，但是我們同時也注意到在西方的政治學家的研究中有大量關於政治在促進經濟繁榮和國家構造方面的一些研究的一些領域，我覺得這個領域未來是我們可以在新供給研究當中我們重點學習和參考的一個領域。

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發表了題為《供給側政策和改革的幾個問題》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表示供給側的邏輯框架和需求側的邏輯框架不平衡，把這兩個補充起來是對的，如果排斥需求側的管理或者不配合，是不可行的。同時他認為應當把人口生育政策和人口流動政策納入供給側的政策和改革。其實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以後對人的教育這些，有利於人口流動帶來經濟增長，帶來需求。比如農村養老比城市要低1/3到1/4。所以，我們要考慮需求。因此，我非常贊同關於供給側的改革，包括土地、金融，特別土地、户籍，把整個人口流動市民化的城市化盤活，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賈康致辭實錄：直率的批評了經濟學主流教科書

賈康：謝謝主持人。尊敬的王文舉副校長，王廣宇副理事長，黃劍輝院長，琚總經理，尊敬的在座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各位同仁，首都經貿大學各位領導、老師、同學，山西經濟出版社各位領導和編輯同志，尊敬的到會各位專家、嘉賓、媒體朋友們，大家好，首先我要向大家表達我和我的合作者蘇京春博士對大家的衷心感謝。

《新供給經濟學》作為一本帶有創新性質的專著，是在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羣體的共同努力和已有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啓發、激勵的基礎上，得到了山西經濟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人員的大力支持而面世的。今天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山西經濟出版社，又得到首都經貿大學領導和財税學院的寶貴幫助，三方共同舉辦《新供給經濟學》新書發佈暨理論研討會，今天到會的還有關心與供給側改革相關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各界專家、學者，母校的老師同學們和不少的媒體朋友，我們在此向各位一併表示深深的謝意。

剛才三位領導的致辭也使我深受感動，王廣宇董事長專門把顧炎武的兩句話送給我，這兩句話是“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我感受到顧炎武作為我們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中國啓蒙思想先驅通過這兩句話表現的追求就是要有與時俱進的創新，而且這種創新要經受時間和歷史的考驗，我們作為經濟學研究者，在思想上要有自己的品味和與家國情懷結合的學者，我們學以致用，服務社會是自己應有的使命，也是中國經濟學人應有的堅定的追求。

我認為這結合我的母校已經刻成石碑的“經世濟民”的價值追求，我們今天的背景恰是基於十八大之後全面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部署又推進到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以創新發展為“第一動力”結合協調、綠色、開放發展而歸宿於共享發展的系統化的現代發展理念，隨後決策層十分清晰的表述了“着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指導性意見，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熱議。

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羣體（我所在的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是在迎接黨的十八大和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的背景下，提出了從供給側發力應對現實挑戰、破解瓶頸制約的一套認識和建議，在中央關於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會關於全面推進法制化，五中全會關於十三五建議指導文件發佈之後，又給予我們更多的研究激勵和改革轉型的緊迫感。作為研究者，我們力求在世界金融危機衝擊後有所作為的形成對主流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反思和對於從實現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習近平總書記表述的“中國夢”現代化目標的理論創新支撐，相關認識的切入點就是需要對已經有的經濟學成果有“破”有“立”，引出的基本認識是中國為完成“全面小康”決勝階段的任務，並趁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對接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緊緊抓住並處理好“理性的供給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命題。這段時間我們確實注意到輿論界，特別是網上對供給側改革有種種的不同角度的評價和各種各樣的觀點的表達，藉此機會我想向大家彙報三個層次的我們的認識。

第一，現實生活迫切需要對已有的主流經濟學成果做出“破”和“立”。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其實是經濟學研究中已有定義的一個概念，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平衡已經被研討多年，制度需求預製度供給的深入研究就特別需要跟得上來。我們也不斷的碰到朋友的這種問題就是新供給新在哪裏，我們已經有的研究成果雖然還是初步的，但是這方面的新意，做出概括總結是有三個方面。

一個新在我們努力下的“破”，二是新在跟着的“立”，三是新在我們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羣體已經提出的成體系的政策主張和思路設計。這方面的“破”是表現在我覺得需要展開彙報的如下一些認識上。

從世界金融危機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生活的經驗層面考察人們在普遍的發問為什麼經濟學家對於千年之交之後震動全球的金融危機既沒有做出相應的預測，又沒有有效和有力的經濟學解説與對策思路的框架，怎麼以經濟學理論闡述中國的不凡發展和艱鉅轉軌的發展歷程，有不少研究者認為學理論到現在為止取得的基本成果是亟待反思的，我們在這方面高度認同。因為中外人士反覆提到的經濟學面臨的挑戰性問題就是我們在新供給研究中必須致力做出的“破”，至少集中於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我們在研究中直率的指出了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知框架的不對稱性。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各自強調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共同的失誤的確又是不容迴避的，他們都在理論框架假設了供給環境，主要強調的只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張，都存在着忽視供給側和供給管理的共同問題。

最近幾十年有莫大(博客,微博)影響的“華盛頓共識”，他的理論框架上是以“完全競爭”作為對經濟規律認知的假設條件，但是回到現實，也就是必須聯繫實際的時候，它卻沒有有效的校正還原，實際上是拒絕了在供給側做出深入的分析。在這樣一個重要的領域是存在着明顯不足的。

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前面幾十年的經濟實踐裏，在應對滯脹的需要和壓力下應運而生了“供給學派”，這是頗有建樹的一個學派，它的貢獻在實際生活中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正面效應，但是它的理論系統性還是有明顯不足的。他們的主張還是長於“華盛頓共識”框架下、在分散市場主體層面怎麼激發供給的潛力和活力，但弱於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作為分析方面的深化認識。在這方面我覺得對於中國的一些學者，他們的影響到現在還是非常強烈的。

昨天參加一個環球時報的論壇，我碰到北大的一位教授，他説供給側改革是解決短期問題，主要就是減税，減税釋放了企業的一定約束以後，財務表現上就有更大的空間了。我認為它這是簡單的把供給學派和美國這方面的主要側重減税的主張套到中國現實，以為這就實現了我們供給側考慮改革最主要的認識框架的建議，而我認為這樣的一種認識是有非常明顯的侷限性的。中國現在致力於探討的供給側方面的理論創新框架支持的是從短期銜接中長期問題的通盤的解決方案，絕對不會僅僅限於一個減税，當然減税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卻不能只侷限於減税這樣一個命題。

美國不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有不能迴避如何解決“轉軌問題”和“結構問題”的客觀需要，自然他們難以提升對供給側的重視程度，相比於我們現在面臨到的在經濟學研究中大家在研究中指標量可以通約、比較易於建模的需求側，反過來看供給側它的指標是不可通約的，千變萬化的，更不容易建模的，但是這並不能成為我們經濟學理論可以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不對稱的理由，這是我們特別強調的，我們首先破的切入點是針對着過去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知框架的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有它形成的特定的原因，要改變這種不對稱性顯然有它的難度，但是整個的反思引出的創新需要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問題而尋求這方面的與時俱進的創新發展。

第二個破的方面我們是直率的批評了經濟學主流教科書，美國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實踐中可以觀察到他們關鍵性的足以影響全局的操作首推跳出主流經濟學教課書來實行的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這在他們自己的教科書中也找不出清晰的依據，但運行中往往得到特別的倚重和強調，美國金融危機中解決問題的關鍵點是教科書從來沒有認識的“區別對待“的政府注資，對雷曼兄弟斟酌救還是不救採取的辦法是任憑這家150年的老店垮台，有了這樣一個處理之後又總結經驗，後來從兩房、花旗，以及到通用公司分別施以援手，選擇性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並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如此重要的實踐，至今還基本處於與經濟學的經典學術文獻和主流教科書相脱離的狀態。

第三，我們直截了當的指出政府產業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的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後。比如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着”的“產業政策”方面，儘管美國被人們推崇的經濟學文獻和理論界的代表人物都很少提及，但其實美國的實踐確是在產業政策方面可圈可點。上世紀80年代，我還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就注意到，當時流行中國的《亞科卡自傳》強調的關鍵就是產業政策，而市場一線的這樣一個重要意見後來得到了明顯的他們決策層的呼應，從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奧巴馬國情諮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岩革命到3D打印機，到製造業重回美國，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等一系列的兩亮點和重點，都不是對應於教科書的認知範式，而是從供給側發力為特色。

在這樣的至少三個方面的破之後，我們提出了立，我也想向各位彙報一下，我們強調必須結合中國的現實需要，以及國際上的所有經驗和啓示，以更開闊的經濟學創新視野來考慮我們能夠和應當立的方面。

第一，特別強調的是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識。在世界金融危機刺激之下產生的這樣一個命題，需要更加鮮明的作為當代學人理論聯繫實際的必要的環節和創新的趨向，在技術層面我們強調應該以創新意識明確的指出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認為是有效供給對於需求的回應和引導，這個供給側的能力和它的響應體系，以及相關的制度安排，機制連接在不同階段的決定性的特徵，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經濟生活中的原生意義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會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的資源，但是在經濟學的角度上，對於有效供給，對於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過去卻認識不到位，我們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特徵上的決定性這樣一個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具有從基礎理論層面生髮而來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於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怎麼完成轉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突出問題。

要回應和解決好這個視角上的問題，其實也包括那些發達經濟體怎麼在世界金融危機衝擊後更好的把理論服務現實需要，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什麼樣的經濟體，關鍵是在處理生產產品滿足消費的需求側，總量調控為基本要領的需求管理問題的同時，要解決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制度供給怎麼優化的問題，這個強烈的供給管理結構性特徵和複雜性特徵是無法迴避的。這種把需求和供給緊密聯繫起來的研究，我們認為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正在日益凸現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我們強調正視現實，加強經濟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比如“非完全競爭”應當作為深入研究的前提確立起來，因為這是人類社會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它牽涉到大量的供給側的問題。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雖然帶有它的大量的理論方面的啓示，但它畢竟只可稱為一種1.0版的模型，現在討論問題，應該進一步放在非原料競爭這樣一個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的基點上來升級擴展這個模型，以更好的洞悉現實。

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的是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的，單一的，可通約的，供給問題複雜的多，處理結構問題等等，指標是非單一的，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和市場核心問題這種基本關係，必然在模型的擴展上帶來明顯的挑戰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這卻是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的，“慢變量”的問題必然成為供給側要是要處理好的難題。過去經濟學研究中可以一句話打發的“一般均衡或者反週期調控中可以自然解決結構問題”，這時候我們就認為有必要升級的在非完全競爭支點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變過程而需要加入供給側能動因素做深入開掘的大文章。

第三方面，我們認為在市場、政府、非盈利組織應該各有作為併力求合作的方面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也是我們認識必須深化的一個重要的領域。在明確認同市場總體而言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有的放矢的討論不同的主體，就是市場、政府和所謂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願者、公益團體等等，他們在優化資源配置裏可以和應該如何的分工、合作、互動，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階段上的分工、合作、互動的選擇和特點又必然有不同。政府、市場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PPP——公私合作伙伴關係這樣一種模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的主體關係隨經濟發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徵，新趨勢，我們必須把握這樣一個趨勢。

第四，我們還特別強調了制度供給應該充分的引入供給分析而形成有機聯繫的一個認知體系，就是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在供給側應該打通，各種物質要素的供給問題實際上是為人際關係的制度供給問題，應該內洽於一個體系，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為一爐，通過這樣呼應中國的現實需要，形成的核心概念就是我們理論建樹和理論聯繫實際的認知中必須更加註重理性的供給管理。在中國要解決充滿挑戰的現代化達標歷史人物必須憑藉這樣一個認識作為基點，強調以推動制度和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側重點的供給側的發力和超常規的由追趕到趕超的長期過程，也就是現代化的實現過程。

當然，以上這些破和立的彙報，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方面的認識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已經相對充分，我們希望在公積方面更豐富的更有針對性的提高整個認知框架的對稱性。這樣的認識落到中國經濟學人所處的現實中間，特別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在供給側入手推動新一輪的“全面改革”時代的制度變革創新。現在，在進一步領會習總書記所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要抓住創新驅動的龍頭，這種制度變革創新是有效化解矛盾累計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福利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等不同類型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和可持續健康發展，直通中國夢的所謂“關鍵一招”和“最大的紅利”，也就是制度紅利之所在。我們的研究意圖和可能的貢獻，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調動的方方面面的積極性，所謂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國迫在眉睫的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之後，新一輪改革如何實質性推進的問題上，以求通過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跑贏危機因素的積累，破解中長期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瓶頸，從而使中國夢的實現途徑可以越走越寬，越走越順。

這樣一些認識下，我們認為對於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框架和宏觀“需求管理”為主的實踐經濟的反思，加上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創新努力，已合乎邏輯的引出了對於“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創新和“供給管理”調控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視。中國在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當前的階段迫切需要構建經濟增長的新的動力機制，傳統的需求管理的三駕馬車框架下，顯然所強調的消費、投資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分別的認知，只有連通到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和出口供給才可能對應的形成各自需求滿足的機制和狀態，其中包含的就是由需求側的所謂“元動力”引發供給側響應、適應機制，即其相關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動力機制的優化問題，這些又必須對接十八大以來的全面改革和全面法制化的通盤部署。

雖然前面我這些彙報顯得長一些，但是我認為很有必要。因為我注意到在當前的社會心態下，我們這種幾千字的關於新供給新在哪裏，破了什麼，立了什麼，對很多的途徑提供了以後，似乎不少讀者沒有耐心把它從頭到尾讀下來。所以，我借次機會再向各位彙報一下。

第二層我想談的看法，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什麼？在中國理論聯繫實際首先要強調的總書記已經給出明確概念的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就是有效制度供給問題，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理解之上基於理論創新，在新的認識境界內來形成我們的系統性化的思路和建議。我們認為中國所強調的這樣一種供給側改革必須把它的核心內涵放在理應統一領全局進一步深化改革來解放生產力的命題上，我們在市場化、全球化、民主法制化趨向下，在改革深水區面臨的真問題就是怎麼攻堅克難，怎麼把硬骨頭啃下來，這種經濟社會轉軌升級的問題，升級版是新常態的“常”必須落到的一個境界上，這個升級版最關鍵的就是創新驅動，就是有效的制度供給支持結構優化，激活全要素生產率的所有潛力來對接全面小康，連通中國夢，以理論創新基本認識引出的我們這個研究羣體的基本政策主張過去已經有多次的發佈，在改革統領全局下我們提出了“八雙”和麪對兩個一百年任務的“五並重”，時間關係，我不再展開彙報它的具體內容，歡迎大家查閲新供給系列圖書的相關內容。

這種“八雙五並重”引出的消除供給以致，放鬆供給約束的取向，正是對應於十八大以來延續市場化取向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轉軌，機制優化的最核心的內涵。在迎接五中全會而按照高端的要求，我們研究形成的內部報告中，我們又對於完善供給側環境與機制，釋放微觀主體活力，創造發展新動力(310328,基金吧)提出系統化的分析認識和建議，現在已經過了保密期，我們這方面的建議已經在一些媒體公開發表，時間關係，我也不再全面的匯報出來，也歡迎大家在網上學術搜索，對我們這些意見建議做出批評指正。

第三個方面，還是要特別談一下我們另外一個和供給側改革有關的認識。在供給側改革發力服務全局方面，我們認為需要特別注重解放思想，創新思維。在我們研究基礎上主張的上述這些需要立的學理和思路建議是生髮於對於經濟規律的探究，是對於中外古今全球視野的實踐總結，但是又聚焦於中國的特色和背景，服務於中國現代化的趕超戰略，鄧小平所強調的三步走現代化可以理解為一種實質性的趕超戰略，前面幾十年主要是追趕，最後意圖的實現確信無疑地指向中華民族能夠實現偉大復興。在落伍近兩百年之後“後來居上”的造福全中國人民和全人類。總書記更進一步以形象化中國夢所概括的現代化戰略目標它的實現絕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的邏輯，而是一個古老民族應該對於世界和人類做出的貢獻是數千年文明古國在一度落伍之後應該通過現代化來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的發展第一陣營，在所謂命運共同體的基本認識之下，在人類發展的共同中間做出自己應有的重大貢獻，這也就是服務於中國和世界人民把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我們深知在這個大的現代化追求之下的相關的理論探討，在研究和認識深化的過程中爭論是難免和必要的，在中國現在的討論中，我們感覺還似乎很難避免由簡單化貼標籤的傾向。比如在學界的討論中，我們就不説網上非常情緒化的表達，即使在學界的表達和討論中，一般的評議我們可以看到思想解放，思維創新的空間並沒有充分打開，反而往往容易處處設限，有些思路和主張很容易的就被簡單的分類，有的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套路，有些觀點馬上被貼上主張政府幹預和主張大政府的標籤，另外一些又概括為所謂的第三條道路。貼標籤的背後是認識的極端化、簡單化和浮躁化。

我們自己的認識傾向是希望能夠超越過去一些貼標籤式的討論，側重點在於先少談一些主義，多討論一些問題，特別是討論真問題，有深度的問題，來貫徹對於真理的追求。如果我們在研討中清楚了真問題，我們所要最後認識的主義也就呼之欲出了，沒有必要在經濟學框架之內再對經濟規律的認知領域之內，對這些討論中的觀點處處貼意識形態的標籤，處處分辨是左是右，姓社姓資，新供給研究的追求就是要繼承經濟學和相關學科領域的一切人類文明的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對經濟理論學説做出發展，這要堅持學術的嚴謹性，要在個方面做出必要的補充、整合和提升。

我們特別看重要有進一步的思想解放，對於理論研究從實際出發應該進一步的加以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就包括了要充分體查中國的傳統（包括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充分體查中國的國情（包括可變的國情與不可變），也要特別重視怎麼樣回應現實需要，有些已經認識到的固然是真實合理的現實需要，但也會有假象的現實需要——不合理的虛幻的訴求，我們要通過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來把這些理清，既從實際出發體查中國視角必須體查的各種事物，同時也注重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共性和個性，包括我們現在已經再認識上可以得到的普適的共性規律和價值，由破而立，由理論而實際，在分析中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結合，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互動等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相關關係的考察，力求學者要首先努力的做到視野開闊，思想解放，客觀中肯。

關於“供給側改革”這個熱點在輿論場中表現出的一些極端化、簡單化、表面化和獨斷化的觀念和情緒，這是不可取的。我們努力進一步深化研究的新供給經濟學絕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面對挑戰有感而發，為了不負時代而做出的理應追求的創新。

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宏觀調控中反週期的政策實踐是在需求管理框架下的，它有巨大的進步或頗多的成績，但是延續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和仿效發達國家的思路繼續貫徹單一的反週期操作路線隨着近年來的矛盾積累和凸顯已經日益表現出它的侷限性，今後隨着中國經濟增長率下台階，資源環境制約和收入分配等等人際關係制約，已經把我們可接受的所謂運行狀態的區間收窄了，再複製式的推出“四萬億2.0版”的空間已經十分狹窄，比較高水平的理性管理的有效運用是勢在必行的。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要求，領導層更明確宣示了對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提升“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是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給這一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一招”和以創新驅動結構優化解除供給抑制釋放潛能的系統工程。既然在中國中長期發展中如何破解瓶頸制約和攻堅克難全面深化改革、優化結構，是我們共同面臨的歷史性的重大考驗，那麼我們應該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嚴謹的學術精神，秉持理論密切聯繫實際並服務實際的創新原則，更好的解放思想、創新思維，追求經濟學經世濟民的作用，更多的注重從供給側發力，在實踐中破解瓶頸，服務全局，把握未來。

作為作者，我們願把《新供給經濟學》一書作為一個繼續努力，深化認識的新起點，希望得到各界朋友更多的批評指正意見，再次感謝大家。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