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茨·哈曼等：谷歌烏托邦恰好説明，科技不能取代政治
【近日，又有傳聞稱谷歌將重返中國，但再一次被闢謠了。
2015年對於谷歌而言，是不平靜的一年。8月11日，谷歌聯合創始人兼CEO拉里·佩奇（Larry Page）宣佈將重組集團公司，新公司Alphabet將取代谷歌在納斯達克上市。
Alphabet之後發佈的員工行為規範中，谷歌著名的“不作惡”信條並沒有出現，（雖然在Alphabet旗下的谷歌員工仍要同時遵守原有的規範）再次引發熱議。
另外，9月谷歌還更換了logo，是16年來最大調整。
除了自身的變化，外部壓力也不小。今年4月，歐盟指控谷歌在互聯網搜索領域濫用市場主導地位。9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被曝正對谷歌安卓系統壟斷展開初步調查。11月，谷歌又因避税問題遭歐盟相關機構質詢。
不過，中國網友最關心的還是谷歌重複中國的傳言。從谷歌註冊China系列域名，到媒體屢次撰文炒作，再到Alphabet執行主席施密特直言“谷歌確實想再回中國”，直至這次像模像樣的“谷歌迴歸中國新聞發佈會”通知，聲勢似乎一浪高過一浪。但缺席第八屆中美互聯網論壇，又令人難以對其重返中國的前景表示樂觀。
谷歌是否會重返，尚無人能斷言。在許多國人的印象裏，它是優質搜索的象徵，但也與稜鏡門、瘋狂避税、壟斷、政治化炒作等相聯繫。本文則介紹了谷歌的又一副面孔，抑或是無數張面孔下的“裏子”。
谷歌的骨子裏似乎透着要代碼不要法律，要自由不要國家的傾向，這或許是硅谷IT男們的典型思維。這種思維似乎也得到了整個西方媒體的認可，每年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上，西方媒體總要不厭其煩地質問中國的網絡審查制度，言語裏充滿了優越感。
然而，作者引述斯坦福大學——無數谷歌人畢業於此——傳播學教授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對學子的講話指出，“不要指望科技可以代替政治的艱鉅任務”。
不過作者沒有闡釋，如果谷歌本身不能取代政治、脱離政治，它將如何與“政治”相處，將服務於何人。確實，在後斯諾登時代，當某些秘密成為世人皆知的事實，有的話已經沒有點破的必要了。
**原文載於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原題《谷歌的聯合國》，作者Götz Hamann、Khue Pham和Heinrich Wefing，**觀察者網特約譯者宋武摘譯，以資讀者參考。】
美國得克薩斯州的首府奧斯汀每年三月都會成為世界的中心，至少在數字世界中。屆時，數以千計的軟件開發商、計算機編程員和黑客從四面八方飛赴這裏，參加 “西南偏南”（ South by Southwest）音樂節，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盛會之一。一身宇航員裝扮的婦女和頭戴牛仔帽的男人悠閒地漫步在大街上。Facebook公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姐姐（Randi）還曾在那兒採訪熱門美劇《紙牌屋》的製作人。這一切就像是一個豐富多彩、面向未來的數碼界全民集會。
Alphabet執行主席、前谷歌集團執行董事長、前谷歌CEO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看起來有點和這裏的氛圍格格不入。但59歲的施密特和他32歲的同事賈裏德·科恩（Jared Cohen）合著了一本書，書名為《新數字時代：重塑人類、國家和商業未來》，這是一個對未來的宣言。
科恩與施密特
施密特如同是科恩的再生父親：6年前他在前往巴格達的途中結識了這位一頭深色捲髮的政治學專家，此後將其從美國外交部中挖走。科恩現在領導着谷歌的智庫“Google Ideas”。
兩位作者為了寫這本書遊歷了不少於35個國家，但是書中並未涉及阿富汗、肯尼亞人目前的生活狀況。施密特和科恩似乎對當前並不感興趣，而是專注於對未來的研究。這本書幾乎都是用將來時撰寫的，描述了一個政治烏托邦，與迄今為止所有的政治烏托邦不同之處在於，它被想象為非政治的。在這裏，國家、政府和議會只扮演很小的角色，它們被一種在兩位作者看來更為強大和可靠的事物所代替，簡單來説，就是比傳統形式的政治更好的東西——技術。
在施密特和科恩的這本書中，比以往都更加明確地表明瞭是什麼讓谷歌如此“獨一無二”。谷歌對當前的政治機制提出質疑，同時與絕大多數其他企業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目的不僅僅是提高銷售額、股票價格以及追求利潤最大化，谷歌想要的更多：傳播一種意識形態。
谷歌認為，國家是一種過時的形式。沒有什麼可以解決21世紀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如氣候變化、貧窮和醫療保健。只有科技發明才能拯救人類，施密特和他的合夥人科恩如是説道。
國家無法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谷歌便建立了自己的太陽能發電園區。如今，這家公司三分之一的電能來自可再生能源。美國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總共也才佔總發電量的10%。甚至綠色和平組織也對此大加褒獎。
國家無法組織好公路交通，使公路上不再有傷亡出現嗎？谷歌便設計出一款無人駕駛汽車，從而避免人為失誤。谷歌正在建立一支由一百輛這種無方向盤、油門踏板、剎車和離合器的轎車組成的車隊。只需按一下智能手機上的地圖，汽車便會駛往選定的地點，而乘客只需安心地睡覺或者看報紙。
國家無法改革昂貴的、過度監管的醫療保健體制？互聯網公司便為糖尿病患者研發出可以簡單迅速測量出血糖指數的隱形眼鏡和電子病歷。它們還想出可“透視”個人DNA的方法，從而每個人都能知道怎樣更長久地保持健康。
國家無法使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不發達地區實現現代化？互聯網企業便設法使每個人都能夠上網。谷歌試驗將天線固定在氣球上，從而能夠飄浮在20千米高空中，在一次試驗中，這樣的氣球已經使巴西一個偏遠小村莊坎普馬約爾的小學可以連接互聯網。
地球的統治權一直被幹部、官僚以及委派的代表所掌控？在大會上、黨代會上以及首腦峯會上總是由他們起草法律、撰寫法規和協議，謀求達成決定我們生活的協議？這是谷歌所倡導的世界出現之前的、由政界掌控的舊世界。
而以科技為中心的新世界是由一批寡言少語的工程師、編程員、腦力勞動者以及愛讀科幻小説的計算機狂人所決定的。我們或許可以稱這樣一個世界為谷歌聯合國。
問題是：哪一個世界更好呢？
或者：未來屬於哪一個世界？
今天，谷歌已然成為了一個世界強國，一個沒有國界、未在任何地圖上標出的世界強國。也正因如此，這個國家同時也帶來巨大的希望與恐懼。的確，谷歌沒有航空母艦、警察、法院和監獄。這些都只是傳統形式的國家才有的。谷歌也不編寫法律。但是谷歌有十分強大的力量，因為谷歌制定了支配我們生活的其它規則：代碼。
這些代碼，也就是計算機程序決定着例如我們從世界中獲取什麼信息，記錄着我們與誰交流，我們買了什麼東西，並建議我們怎樣睡眠更好以及怎樣飲食更健康。在許多國家，一直以來都是由計算機程序決定，誰獲得哪項醫療保險，誰在何種情況下獲得貸款。
世界上最德高望重的憲法學者之一、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説：“代碼就是法律”。
艾瑞克和施密特勾勒出一幅代碼的力量仍將不斷增長的未來藍圖。
十年之後將有70多億人可以訪問互聯網，幾乎是世界總人口。在發達國家，人們將居住在“智能房屋”中，洗衣機會在用電低峯期電價最便宜的時候自動啓動。另外，不再是由警察，而是由計算機和機器人抓捕恐怖分子和罪犯——谷歌此前就曾告發了發送兒童色情圖片的嫌疑人。貧窮的國家將變得富裕，因為農民和漁民能夠藉助網絡開發新市場。獨裁政權將陷入層層壓力，因為網絡使他們越來越難操控公眾輿論。
這就是兩位谷歌高管極盡溢美之詞所描述的現實，就像兩位傳教士，訴説着伊甸園的美好。
谷歌聯合國還並沒有出現，但已有許多人想要生活在這樣一個嶄新的世界中。谷歌烏托邦大受歡迎，因為它不僅是編程員和電腦工程師的想法，更是契合了大眾的意願。
對傳統政治——包括其達成共識的例行程序、禁不起考驗的競選承諾以及敷衍了事的妥協——的質疑聲在西方世界裏幾乎到處都不斷高漲。
相反，谷歌藉助科技解決人類問題的承諾又有如何不同之處和誘惑力呢？它並不會帶來什麼了不起的變化？而當硅谷的科技巨頭們宣佈：向這邊看，我們是如此智慧而出色。我們兑現了承諾，成功實現了目標。永恆的陽光普照加利福利亞州大地。那麼這時，結論便不言自明。
谷歌總部園區帶有巨大玻璃幕牆的各個辦公樓中間撐着很多紅、藍、綠、黃色的太陽傘——這正是谷歌徽標的顏色。這些辦公樓的屋頂鋪設了太陽能電池，一個雕像的主題是兩個站在地球儀上保持身體平衡的人。此外，園區裏還矗立着一個恐龍骨架雕像，如同在自然博物館裏一樣，谷歌希望以此作為對科技滅絕的警示。
谷歌總部
這就是位於美國加州硅谷的小城山景城的谷歌公司總部“Googleplex”，距舊金山約60公里。這裏是一個高科技島嶼，對於其中的居民來説美好的新生活已經開始：到處都有免費的公共自行車可供使用。許多餐館和咖啡廳的菜餚和飲料免費供應，其中包括沙拉和墨西哥卷、各種海鮮、烤蔬菜以及素食菜餚。
谷歌的員工可以在這裏舉重、彈鋼琴、打排球、理髮、塗指甲和洗衣服。這裏本來只是他們的工作場所。但實際上遠不止此，而是已然成了他們的世界。除了睡覺之外，他們無需離開總部。或許他們也根本不想離開這裏。
谷歌總部所展現的是一種新的生活理念的實現。興趣轉變為工作，消遣娛樂也轉變成不可或缺的東西。
谷歌並不是唯一一個。蘋果公司也曾提出建立新總部的計劃，在一個巨大的園區裏建造一個雄偉的、與外界隔離的環形大樓。一位評論家寫道，這種建築設計似乎是想要隔斷蘋果員工與公司外部世界的聯繫。
蘋果公司曾提出與外界隔離的環形大樓計劃
這種隔離是有意而為之的。這些互聯網巨頭並非想憑此贏得什麼建築獎，而是為了給自己的員工創造一個獨立的、新的現實世界。
舊金山的一天早晨，一羣人身着連帽衫站在瓦倫西亞大街上瑟瑟發抖。突然十幾個身穿黃色反光馬甲的抗議者衝上街，團團圍住一輛剛剛發動的白色大巴士。
這些抗議者喊着：“聖弗朗西斯科——不能賣！”“舊金山不是商品！”他們高舉海報，上面寫着：“注意，這是對公共基礎設施的非法利用！”幾個候車人摘下耳機，試圖進入車內，但抗議者堵住了車門。半小時之後，這輛巴士才發車。
巴士上寫着：“GBus to MTV”。GBus代表谷歌巴士（“Google-Bus”）。MTV是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縮寫。
谷歌巴士遭抗議
這些白色巴士既沒有發車時刻表也沒有站牌，甚至出於安全因素考慮，行車路線都是保密的。然而，舊金山的每個居民都認識這種巴士。它們是谷歌公司的專用班車，每天早晨將谷歌員工送往公司總部。這些車款式奢華，有閃閃發光的鍍鉻飾條和色彩鮮麗的車窗玻璃，空調和WiFi一應俱全。只要上了車，就可以打開手提電腦開始工作。
許多年輕的谷歌人都生活在舊金山，在這個國家的舊世界裏，在他們的瑜伽室和最喜愛的餐廳附近。但環繞舊金山市區的高速公路早已車滿為患，於是谷歌為員工提供免費的班車接送。這項服務可以每天使大約4500名谷歌員工不必駕駛私家車。根據谷歌公司的計算，每年由此可以少排放幾千噸的二氧化碳。
但許多舊金山人並不這樣認為。在谷歌巴士每天早上和晚上隔幾分鐘就停靠一次的地方，房租的漲勢迅猛，因為谷歌員工收入頗豐。久居此地的居民則不得不搬離此地，這正是技術解決方案有時會帶來政治後果的例子之一。
而且，谷歌巴士還堵住了公共汽車的停車站，實際上這種情況是不允許的。誰要是將私家車停靠在公共汽車站，就要罰款271美元。然而，到目前為止當地政府從未向谷歌及其他同樣擁有專用公交線的互聯網巨頭公司（諸如蘋果和Facebook）開具罰單。
長期以來，這種停靠在公共汽車站的私人巴士具有多方面的象徵意義：谷歌公司聲稱，它們代表着谷歌對環境保護的投入；城市規劃人員認為它們更象徵着舊金山“貴族化”的趨勢；而社工人員説，這是社會貧富分化的表現；普通民眾則認為這是政治權力失效的體現。
實際上不過是幾輛巴士，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但正是這個看起來小而實際上影響巨大的例子向我們表明，對於谷歌公司使這個世界更加美好的諾言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即將其理解成對國家提出的要求，甚至或許是一種威脅：別再控制我們！別擋我們的道！否則我們將讓你看看，我們有多強大！
谷歌很早就開始試圖擺脱國家的統治，建立自己的基礎設施。它擁有約5萬名員工，運營着世界上最大的計算機集羣之一。谷歌在很多國家都建立了數據中心，併購買了海底光纜將其相互連接起來，使這麼多計算機就好像一個無與倫比的巨型計算機一樣。每個使用谷歌搜索、谷歌地圖、Gmail和YouTube視頻網站的人都與這個巨型計算機相聯繫。所有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統的智能手機都與它相連接，相當於全世界一半的智能手機。
這樣一個覆蓋全球的計算機十分昂貴且耗電量巨大。如果美國再次發生大停電怎麼辦？如果能源價格觸底上漲怎麼辦？如果德國的新能源發展戰略失敗了怎麼辦？
早在幾年前谷歌就開始計劃能源自給，在全球範圍內投資太陽能發電設備、風力發電廠和地熱能。谷歌試圖自給自足。位於德國勃蘭登堡州的一個大型太陽能發電園的49%股份屬於谷歌公司。
谷歌投入大量精力試圖與國家保持距離。谷歌執行董事長施密特遊歷世界各地，與各國政府代表商談，並指揮他的遊説團體進行對抗政府機構的防禦戰。
根據谷歌的理念，國家不僅不可靠，而且貪得無厭。歐洲的税法就是這種貪婪的結果。谷歌認為，國家向谷歌索取的錢遠遠超過國家應得的。
不過，在這方面谷歌也找到了一個解決方案，為此谷歌不僅動用了技術人員，還讓公司的律師團隊也參與進來。律師們充分利用德國法律反駁荷蘭和愛爾蘭的法律。谷歌在那些税率最低的地方納税，把利潤偽裝成專利許可費，從而轉移到歐洲境外。幾十億技術轉讓費在百慕大羣島入賬，因為這裏近乎是谷歌的逃税天堂。
國家制造債務，而谷歌創造盈利。單單從2014年的4月到6月谷歌就賺得34億美元的利潤。谷歌目前擁有至少610億美元的資產。
在過去幾年，谷歌和其他科技巨頭成功地創造了傳奇。網絡是無形的，幾乎無法量度，但又是全球化的，從而遠遠超出民族國家所能管制的範圍之外。這樣，谷歌不僅逃避了大量的税金，更不受國際數據保護規範的約束。
從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出來進入一片偏遠的丘陵之地，這是前往比利·霍克斯辦公室的方向。繞過幾片農場再走幾公里，就到了波塔靈頓（Portarlington）村，愛爾蘭數據保護專員比利·霍克斯（Billy Hawkes）的辦公室就在這裏。他已經上了年紀，身材瘦小。這個辦公室在這個村子唯一的一個十字路口處，樓下就是一家超市。
霍克斯是愛爾蘭最高級別的數據保護專家
當他十年前接任這個職務時，他的工作任務還是一目瞭然的，也與他的辦公室相配。霍克斯負責監察愛爾蘭的公司是否使用了過於攻擊性的宣傳方式，銀行是否將其客户劃入正確的風險等級，僱主是否暗中監視其員工的電腦。這些都是愛爾蘭國家內部的事情，對世界並沒有任何影響。
之後，谷歌、蘋果、Facebook及美國其他科技公司紛紛進入愛爾蘭，在這裏設立了自己的歐洲區總部，因為它們在這個島國交的税比在法國或德國要少得多。於是，數據保護專員霍克斯一下子不僅要負責約450萬愛爾蘭公民的，還要負責約5億歐洲人的數據安全保護。儘管如此，霍克斯和他的30名員工一直在波塔靈頓辦公。
有一次霍克斯獲准參觀谷歌設在都柏林的一處數據中心。他試圖到處走走看看。但僅僅看那些大型計算機的外表又能看出什麼呢？谷歌並沒有允許他了解更多，也從未將其歐洲區總部在霍克斯那裏正式註冊過。谷歌的管理層聲稱這沒必要，因為所有的數據都是在加利福尼亞處理的。“直到前不久，歐盟在這方面的法律都是不夠明確的，”霍克斯承認，“我還未真正瞭解谷歌。”
這種情況將來可能發生改變：歐盟法院去年已經做出決議，谷歌必須遵守所在國的法律。但到制定出歐盟法律中還需要數年的時間，國家機構辦事一向遲緩。
但同時國家也很強大，至少在理論上如此。同樣是歐盟法院，第一次迫使谷歌刪除那些時隔過久、以至於如今在警察局檔案中不再出現的敏感資料，如誹謗的言論和行為。因為該法院通過了在因特網上建立“被遺忘權”的決議，即人們有權利要求移除自己負面或過時的個人身份信息搜索結果。這是一件重大事件，它所帶來的影響將讓谷歌今後很長時間忙個不停。幾個月後，谷歌就收到了91000多個刪除請求。
已經有人對谷歌的避税行為提出了反制措施。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已在商議，共同對付谷歌這樣的跨國逃税企業。德國經濟部部長兼副總理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曾在《法蘭克福匯報》的副刊中寫道，德國將“與互聯網壟斷者提出的苛刻條件作鬥爭”。
美國作家戴·艾格（Dave Egger）的一部小説《圓圈》引起了轟動，書中尖鋭地諷刺了硅谷的互聯網公司，講述了一個虛構的大數據行業巨頭企業如何攫取國家的權力，並建立了一個獨裁政權。
這表明，這些新興的大數據行業巨頭不再可以暢通無阻地擴張他們的影響力了，他們也遇到了阻力。新老勢力的影響範圍重合得越多，局面就越緊張。這同時也表明，雙方必須要回答下面這些問題：
是要代碼還是法律？
是由計算機還是靠政治妥協解決問題？
是依據算法還是協商談判？
國家到底是問題所在還是解決方案？
這種硅谷典型的脱離國家的思潮源自哪裏，可能對此最好的答案就是斯坦福大學，這所坐落於硅谷正中央的精英大學一片片新灌溉的草坪和芬芳四溢的玫瑰之間。
2014年6月的一天，斯坦福大學的籃球場湧入很多年輕男女，他們和自己的父母一起，臉上洋溢着自豪和期待。擴音器中隆隆地播放着“披頭士”的音樂。
“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Well, you know
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你説你想要發動革命
好吧，你應該知道
我們每個人都想要改變世界）
這是他們在斯坦福的最後一次大課。第二天早晨他們將身着黑紅相間的學位袍領取畢業證書，並在畢業留影時將他們的學位帽扔向空中。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及他的夫人梅琳達將向他們送上離別贈言：“讓我們震驚那些悲觀主義者吧！”之後他們便要邁向外面的世界，去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我們每個人都想要改變世界。”
斯坦福大學就像是谷歌公司的同學會：大部分在這裏學習計算機科學的學生，畢業後都馬上進入這家網絡巨頭工作。他們之中最優秀的起步年薪可以達到15萬美元，另外再加上股票期權及安置費。
在斯坦福大學的校園裏展示着谷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曾經使用過的第一台服務器。斯坦福大學的校長也是谷歌最早的投資人之一，如今是谷歌的監事會成員。
現在，畢業生們正在籃球場靜靜聆聽着他們的傳播學教授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的講話。特納研究數字創新帶來的文化影響。他身着藍色西服搭配開領襯衣，佩戴一個銅手鐲和一副細框眼鏡。他看起來並不像是一個計算機怪才，但他了解科技狂熱的歷史。
他説，40年前斯坦福成為了一場革命的起源地，當時就有一些年輕人想要重新定義這個世界。
特納展示了一些老照片：一些人穿着喇叭褲，留着雜亂的鬍鬚，開着五彩斑斕的汽車。他説，這些嬉皮士分成了兩股力量。其中之一就是今天的新左派，他們關心政治，組織遊行，反對越南戰爭，抗議尼克松及水門事件。
另一夥人則選擇脱離這個社會，進入美國的荒漠曠野和深山叢林之中。幾萬人在農村建立了公社、嬉皮士共同體，這裏沒有金錢和官方機構，通常由具有超凡才能的人做領袖。國家、制度、法律、官僚——所有這些對他們而言都是束縛人性的囚籠。
特納大聲喊道，雖然這些公社中只有幾個保留下來，但這項運動的精神在今天重獲新生：“就在硅谷！”他的學生們不久就要在這裏，為那些以改造世界為理念的創業公司工作； 或是在這裏建造地如同陽光普照的村莊一般的企業總部裏工作，它們是新千年的公社，在這裏人們可以專注于思考，與世無爭；或是在由馬克·扎克伯格這樣能力超凡的人或者天才的獨行者所領導的大數據行業巨頭工作。已故的蘋果公司創始人史蒂芬·喬布斯就曾在一個公社中生活過一段時間，後來強調説這段經歷改變了他的生活。
特納中斷了一下。
“為什麼我向你們講述這些東西？”他問完之後立馬回答道：
“因為我們再次生活在一個許多人都相信憑藉科技可以建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時代。因此我們必須回憶起，那些公社曾經都發生過什麼。”
他下意識地停頓了一下。
“沒有政治體制、規章制度和各種機構——它們以失敗告終！1973年，最初的6000個公社中只有少數幾個留存下來。”特納認為，因為它們沒能夠很好地處理意見分歧，因為它們一點都不想了解政治。
特納教授在斯坦福大學——這個“谷歌聯合國”的心臟對學生們的號召就像是一種挑釁：“不要指望，科技可以代替政治的艱鉅任務。”
（觀察者網特約譯者宋武摘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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