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人生沉思錄40| 戰略和養生同理
【作者按：這篇《人生沉思錄》，從1996年開始寫，已有一千多條，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讀書體會，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內容；既可作思想記錄，又可作今後寫作的素材。點點滴滴，受到學友的喜愛。下為最新修訂稿，以25為節，與朋友分享。】
（本文為《人生沉思錄》第40部分，其餘部分請見點擊鏈接，瞭解贈書活動詳情。）
1601. “城鄉一體化”的關鍵是與城市國有制相聯繫的鄉村生產資料集體化；其要義不僅在於產品的分享，而在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分享。
1602. 崇禎長於霹靂手段——這有助於他打掉了魏忠賢這隻“大老虎”，卻苦於沒有可以穩定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制度——這卻讓他在李自成面前一籌莫展。毛澤東注意到這一點，建國後，特別是“三反五反”運動後，他下功夫最大、最用力的就是農業合作化問題。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避免重複明末覆轍，防止農民變為流民。毛澤東發動“三反五反”乃至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我們的幹部蜕變為“魏忠賢”，農業合作化運動則是從制度上杜絕把農民逼為“李自成”任何可能。
1603. 《明季南北略》是記載明萬曆至崇禎時期北方地區史實的史書，全書共二十四卷，起自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此時張居正改革剛剛結束——清太祖努爾哈赤興起東北，止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注意到這本書的內容，1943年7月28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得，你可去問訊看。”[1]
1604. 1854年美國總統任命麥蓮（Robert M.MaLane）為美國駐華公使。此前美國國務卿麻西（W.L.Marcy）給麥蓮下達訓令，要求他針對中國的太平天國與清政府內戰現實，實施靈活的實用主義政策。如果太平天國勝利，“要承認實際上的政府”；如果中國分裂為幾個政府，而且形勢穩定，則“分別地談判”，多向攫取權益。[2]4月麥蓮到達香港，在與英法公使會晤後，直接由香港至上海，次月由上海溯江而上，“悍然無視太平天國規定，率艦闖入鎮江上游，直駛天京江面駐泊”，但未能獲准與太平天國方面會晤，6月14日返回上海後即向美國政府提交《訪問太平天國的報告》，建議美國與清政府合作，遏制英國獨霸上海、乃至中國的野心；利用中國內亂壓迫清政府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使美國商人可以進入長江腹地，自由經商。[3]
1605. 都江堰和大運河之所以流經千年而不廢，就是因為它們遵循的哲學基礎是“道法自然”；在順應、適應並加以引導而不是人為地改變河流的自然性，是這兩大工程穩定千年的關鍵。經驗表明，能使人類生活更接近自然而不是反自然的科學才是強大的，只有順應、適應自然的事物才是最堅固恆久和穩定的。
1606. 度之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鬼谷子·決篇》）
1607. 中國的地形像個簸箕，簸箕口直面東海，華北平原平接東海，是中國地緣政治的軟肋。別的地方都是山圍護，外部力量難以突破。我們古代“逐鹿中原”的力量來自內陸，近代以後就有海上力量也來“逐鹿中原”了。
1608. 斯大林眼中的印度
1940年11月13日，德國納粹外長裏賓特洛甫詢問莫洛托夫：“蘇聯是否原則上對獲得印度洋出海口感興趣。”[4]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電蘇聯駐英國大使邁斯基稱：“德國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動我們前往波斯灣和印度。我們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認為德國的這些建議是不合適的。”[5]1943年11月28日，羅斯福對斯大林談到印度問題時説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羅斯福説，關於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斯大林説，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6]
30年後，莫託洛夫回憶錄談到當年蘇聯對德蘇談判中所涉印度問題的看法，他説：“希特勒説：‘你們應該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將來要像伊朗、印度那樣。’我對他説：‘這可是個有意思的想法。您有什麼設想呢？’我引他説，以便讓他把想法都講出來。對我來説，這並非什麼嚴肅的談話，可他卻興高采烈地論證着，應該如何消滅英國，同時要我們通過伊朗進入印度。這是個毫無遠見的人，對蘇聯的政策缺乏透徹的瞭解，卻要把我們拉去冒險。如果我們在南方陷了進去，他的處境就會輕鬆得多，一旦英國要和我們作戰，我們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這一點，那就太天真幼稚了。”[7]
二戰中，斯大林始終關注着英國衰落後的印度可能出現的前景，以及蘇聯是否可能一步到位地將俄羅斯力量伸入到印度洋。斯大林非常清楚，在通往印度洋的道路上，俄羅斯人南征最遠的地方沒有出過南阿富汗。因此，印度對俄國人來説，如果不是清談的話，那就是一個只是好看，實則鞭長莫及的天邊彩虹——這正如北阿富汗對英美國家來説，也是鞭長莫及的道理一樣。由於印度半島與北面興都庫什山和喜馬拉雅山海拔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南下易進北上難出的地理特點，歷史上來自中亞的征服者在進入印度後也就脱離了他們原來的母國。這個結果對那些低文明且一無所有民族的是有利的，但對守着巨大版圖的俄羅斯人，尤其是蘇聯人來説，就是一件賠本的買賣。因此，只是在面對巨大的德軍進攻而英美又遲遲不開闢“第二戰場”的1942年夏天，斯大林才有過“一旦戰敗，流亡到印度去”[8]的設想。但這只是瞬間的閃念而已。後來即使有羅斯福在德黑蘭的慫恿，斯大林也沒有再打過印度的念頭。對世界歷史瞭然於胸的斯大林明白，有多少糧食才能走多遠的路。俄國歷史上南下沒有出過南阿富汗的經驗告訴斯大林：印度是俄國鞭長莫及的地方；而將力量投入到力所不及的地方，是不能容忍的政治低能的表現。斯大林對本國的戰略力量極限的把握能力與同時的希特勒、東條英機不計成本地擴張戰果的特點形成雲泥之別。
讀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關於印度的上述戰略思考，聯想普京今天在敍利亞的強勢投入，給人的感覺是“薑還是老的辣”。
1609. 三個很有學問的人在印度邊界上都停住了
除了斯大林，在對印政策上，三個很有學問的人在印度邊界上都停住了。一個是亞歷山大，一個是成吉思汗，還有一個是毛澤東。
亞歷山大是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他從希臘一路打到印度河邊，眼看者向南一拐就進入印度時，他在印度河邊停了下來，沉思三天後決定打道回府。他知道進印度不難，但進去後若出不來那整個希臘就丟了。
成吉思汗在英國人、美國人和蘇聯人都望而生畏的帕米爾高原上所向披靡。但當他打到印度河邊時就停下了，那天晚上他跟丘處機談了一晚上。丘處機跟他講了什麼？書上説給他講養生[9]。其實是在講戰略哲學。與曹操得隴不復望蜀的想法一樣，成吉思汗得了帕米爾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晚深談後，成吉思汗就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劍指中原[10]。
在對印自衞反擊戰中，毛澤東靜如處子，動如脱兔，張馳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打過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體地圖就明白，我們的資源在當時是很難上去的，我們再打下去就會因資源不繼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這一點，他説：“中印邊界衝突中，軍事後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於遙遠。”[11]毛澤東當時考慮更多的是怎麼能回來。他利用古巴導彈危機防止第三國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決定封鎖古巴，古巴導彈危機隨即爆發。當天，中方的自衞反擊從守勢轉入攻勢。11月20日，肯尼迪宣佈最後結束封鎖，古巴導彈危機結束，中國政府於11月21日零時發表聲明，宣佈於11月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為什麼要選擇古巴導彈危機？不象克里米亞之於俄羅斯，藏南前線的地形不利於堅守，因此不能讓第三國尤其是美國和蘇聯介入中印這場衝突並將中國拖在那裏。
1959年5月13日，即在中印衝突前，毛澤東讓人轉告尼赫魯：
總的説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後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裏。 [12]
為什麼毛澤東説一千年、一萬年呢？我們看歷史，除了1962年那場衝突，回憶一下，一千多年來，甚至在更長的時間裏，若以當代印度版圖為限，印度和我們中原漢王朝直接發生過戰爭嗎？似乎沒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規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與印度沒有直接戰爭，但卻有不少高僧往來。為什麼？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隊走這種路就特別難，輔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對此更有體會，他在詩中寫道：“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爭。”[13]顯然，成吉思汗和亞歷山大放棄了進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條件使其回不來。僧人們不怕路險，能進去也能回來。所以中印之間僧人來往多，軍人來往少。我們常説“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這裏。
1610. 戰略和養生同理，從某種意義上説，戰略是關於國家養生的學問。曹操説“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説的既是養生又是戰略。
1611. 柏拉圖在《法律篇》中説：“戰爭的目的在於和平。”亞里士多德繼承了這一思想，在《政治學》中認為：“戰爭必須只是導致和平的手段。”[14]
1612. 戰略也是佈勢的學問，其主要任務是製造一種迫使敵我矛盾向有利於我方轉化的形勢，對手在這種形勢中進退維谷並不得不與我合作。上策是把敵人轉化成自覺的朋友，這是最高目標；中策是將對手轉化為中立立場；下策的無奈之舉才是消滅敵人。當年毛主席從延安撤走，把延安暫時讓給胡宗南就是在佈勢。毛澤東當年從延安撤走時曾説：“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15]今天，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也是佈局天下和城池得失問題，前者是主要矛盾，後者是次矛盾。
1613. 軍事行動，首先考慮的不應是怎樣開始而是怎麼結束，不應僅是打贏而是如何消化。1903年，日本對俄戰爭開始的時候，有將軍問前線指揮官準備好了沒？當聽説準備好了時回答時。將軍接着問，怎麼結束？那位指揮官説沒想好。為位將軍批評説：一個指揮員在進攻開始的時候還不知道怎麼結束，他就是不合格的指揮員[16]。這句話對於我們今天的戰略學習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兩次戰爭中，日本贏得結束的都比較好，實現了利益最大化。
1614. 英文FANS，音意合譯既可為“粉絲”，也可譯為“瘋子”。
1615.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能夠與美國霸權抗衡的就是蘇聯、中國和印度。在這三者間，西方第一個打倒了蘇聯，蘇聯被打倒以後，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中國壓力驟然增大。這時的印度尚是牽制西方的戰略力量。如果説中國倒了，西方下一個目標就是印度。同樣，如果印度倒下，若俄羅斯又尚未恢復，中國的壓力就會更大。與中國相比，西方海權國家從地緣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還能容忍印度的獨立性，不是因為印度的強大而是由於它的虛弱。
1616. 印度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這不管是對中國還是印度來説，這都不是好事。雙方既要看到在藏南的爭執，更要看到全球力量對比和佈局，不能再犯東吳為荊州小利而導致蜀吳反曹聯盟被各個擊破的錯誤。
1617. 天下熙熙為利而來，天下攘攘為利而往。位於印度洋北岸的中東是世界油汽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中國的地形是東接財源，西接能源。為了獲得取中東能源，西方國家要勞師襲遠，越過大西洋和太平洋遠道來到中東，為了保障其漫長的海上交通線，它們就要發展強大的海軍並強佔廣泛的海外基地。這些用於花費在路上的國防資源看有聲勢卻多無實功；對戰略目標的最有效的控制是陸軍佔領，而這恰恰是美軍的短項。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對到方的周恩來説：
美國人不會打仗。特別是在朝鮮戰爭以後，他們喪失了進行大的戰爭的能力。他們寄希望於原子彈和空中打擊，但靠這些是不能打贏戰爭的，需要陸軍。但他們的陸軍既少又弱。同一個小小的朝鮮打仗，在美國國內就已經有人哭泣了。如果他們開始大的戰爭，那又將如何呢？到那時，恐怕都會哭泣的。[17]
斯大林指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是美軍短板。在這方面，中國不存太大的問題：東南鄰接太平洋，西南臨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汽資源都在我們家門口，在西南方向我們僅需要建設不太遙遠的陸上通道就可以直接達到目標。在印度洋北岸，幾乎所有大國比如英國、法國、美國，甚至俄羅斯都不具備像中國這樣天然擁有的近鄰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是一個“準海權國家”亦不為過。
1618. “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xī）鼠[18]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19]（tíng）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三國志·魏書·杜襲傳》）
1619. 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司馬懿）[20]
1620. 操舍關中而遠征張魯，伐虢取虞之計也。蓋欲討超，遂而無名，先張討魯之勢以速其反，然後加兵耳。（《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胡三省注）
1621. 彼得一世比較早地看到北極的戰略意義，他在重病期間曾召見海軍上將阿普拉辛説“最近我在考慮一件事，這件事在我心裏已經惦記好多年了”；“我關心尋找一條經過北極海通往中國和印度的道路”；“誰曉得我們在尋找這樣一條道路上或許會比荷蘭人和英國人取得更大的成功，他們曾經沿着美洲海岸做了多次這樣的嘗試”。[21]1943年，美國戰略思想家李普曼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就指出：“日本的勢力消除以後，北太平洋的西部將在蘇聯的控制之下，而東部則將為美國的勢力範圍。要是如大部分飛行家之所信的，未來的北冰洋將反成為主要的航空路之一，那麼，將來控制這些航空線的將是美國、加拿大、聯合王國和蘇聯。”[22]
1622. 與俄國和中國不同，由於國土面積狹小，日本的進攻能力是與防禦能力捆綁在一起的：一旦進攻失敗，那就是全局性的失敗。
1623. 俄國的安全防衞重心大體分西東兩線。西線即歐俄部分關乎生存，而東線即東西伯利亞部分則關乎發展。發展可以讓步，而生存則要死守。
1624. 階級分析仍是觀察當前國際問題的方法。即使是共濟會，在其內部也會分左、中、右。儘管以猶太財團為主體的國際資本對共濟會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但共濟會並不等於國際資本，它只不過是國際資本維護其贏利地位的一種手段；也不是所有猶太人都是或支持共濟會，比如自視為唯一正統的猶太教派（Orthodox），“這個教派有些人並不支持共濟會，他們對共濟會的研究是非常深刻的”[23]。且不説在歐洲近代史的滑鐵盧戰場上兩個對手即法國的拿破崙和英國的威靈頓都是共濟會員，即使生活在猶太人家庭中的馬克思也很早就提出了“猶太人的社會解放就是社會從猶太中獲得解放”的思想併為此奮鬥了一生。1855年，由拿破崙一世的外甥、法國共濟會大導師拿破崙·盧森·查理·穆拉提王子（1803～1878年）召集和主持首屆世界共濟會大會（Masonic Universal Congress）[24]，馬克思評價説：“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對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25]，1864年，馬克思恩格斯即建立的國際工人聯合組織。（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馬克思領導的國際工人協會和共產主義國際運動，與全球資產階級的國際組織共濟會運動，恰恰是互相對抗的”[26]。
1625. 1844年，馬克思撰寫《論猶太人問題》，將猶太人的解放與消滅“猶太”即國際壟斷資本聯繫起來，他説：“我們不是到猶太人的宗教裏去尋找猶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現實的猶太人裏去尋找猶太教的秘密。”[27]那麼，什麼是現實的“猶太人的秘密”呢？馬克思説得很直接：“猶太人的世俗基礎是什麼呢？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麼呢？做生意。他們的世俗上帝是什麼呢？金錢。”[28]由此，馬克思為猶太人解放指出道路，他説：
既然這樣，那末從做生意和金錢中獲得解放——因而也是從實際的、現實的猶太人中獲得解放——也就是現代的自我解放。
一種社會組織如果能夠消除做生意的前提，從而能夠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這種社會組織就能使猶太人不可能產生。他的宗教意識就會像煙霧一樣，在社會現實的、蓬勃的空氣當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猶太人承認了自己這個實際本質毫無價值，因而盡力消除它，那他就會擺脱自己以前發展的範圍，直接從事於人類解放，為反對人類自我異化的極端實際表現而奮鬥。[29]
社會一旦消滅了猶太的經驗本質，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猶太人就不可能產生，因為他的意識就不再有對象，猶太的主觀基礎即實際需要就會人性化，因為人的個體感性存在和類存在的矛盾就會消失。猶太人的社會解放就是社會從猶太（即資本——筆者）中獲得解放。[30]
這裏馬克思所要表達的實際是他1835年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通過人類解放實現自我解放思想的繼續。這篇作文可視作青年馬克思決意與傳統猶太人固有的“猶太”品質決裂的宣言，也是他1848年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消除資本所依賴的私有制基礎是猶太人繼而全人類獲得終極解放的思想的發端。此後馬克思一生都在與資本戰鬥：資本沒有祖國，所以馬克思説：“工人沒有祖國。”[31]為此，儘管馬克思組織了“第一國際”以抗衡共濟會，但真正目標則直指國際資本。馬克思恩格斯告誡共產黨不要忘記自己的歷史使命，他説：“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32]消滅了私有制，也就消滅了資本；消滅了資本，今天所説的共濟會的問題也就隨風而去。
註釋：
[1] 1943年7月28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得，你可去問訊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2頁。
[2] 茅家琦主編: 《太平天國通史·上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頁。
[3] 茅家琦主編: 《太平天國通史·上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623頁。
[4] “裏賓特洛甫與莫洛托夫的會談德方記錄”（1940年11月13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頁。
[5] （“莫洛托夫致邁斯基的電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6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頁。）
[6] 引自“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28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頁。
[7] ［蘇］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頁。
[8] [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譯：《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311頁。
[9] 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師，丘處機一行則於中秋節渡過阿姆河，8月22日入見成吉思汗。然後又隨軍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當天夜間，成吉思汗設帳齋戒，燈燭輝煌，揮退侍女左右，召見丘處機問道。開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鮮入帳陪同，田鎮海、劉仲祿等也在帳外等候。丘處機説：“仲祿萬里同旋，鎮海數千裏遠送，亦可入帳與聞道話。”成吉思汗“於是召二人入，師（丘處機）有所説，即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温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敕志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丘處機）三説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於外。’”《玄風慶會錄》中記錄了成吉思汗召見丘處機的問答辭，説成吉思汗“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略答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為清淨之理。上説（悦），命左史書諸策。”參閲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轉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頁。
[10] 據《蒙兀兒史記》卷三《成吉思汗本紀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車駕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訪道於丘處機，駐畢薛米思堅城東。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詔班師。”轉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頁。
[11]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頁。
[12] 毛澤東：“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頁。
[13]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務印收館1937年版，第14頁。
[14] 參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389頁。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頁。
[16] 參閲俞天任：《有一類戰犯叫參謀》，語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頁。
[17] “斯大林與周恩來的會談記錄”（1952年8月20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下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2頁。
[18] 鼷（xī）鼠，一種小老鼠。
[19] 莛（tíng），草本植物的莖。
[20] 轉引自張作耀著：《曹操傳》，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頁。
[21] 轉引自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頁。
[22] [美]李普曼著，羅吟圃譯：《美國外交政策》，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76頁。
[23] 何新：《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頁。
[24] 這次大會“被認為是最早的共濟會總會所大會”。高鵬程著《共濟會核心組織：暗黑矩陣》，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44頁。
[25]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頁。
[26] 何新：《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頁。
[27]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28]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29]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30]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1頁。
[31]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32]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頁。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