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陶寺遺址就是4000年前“堯都”？
傳説中的堯帝終於得到考古證實了嗎？上週六（12月12日），早在1978年就已經展開的山西陶寺遺址發掘工作，出版了第一部發掘報告。來自全國考古界的百名專家學者召開座談會，確認陶寺遺址是中國已知最古老的王國都城。而相關領域權威、北京大學李伯謙教授今年早些時候也曾斷言，陶寺就是傳説中的“堯都”平陽。不少人驚呼，“中國考古出大事了”。
然而長期以來，由於沒有直接的考古證據，中國的王國曆史只能上溯到商朝，甚至夏朝的存在也備受質疑。那麼，説陶寺遺址是中國最早的王國，甚至就是堯都，究竟有什麼證據呢？
其實，圍繞“堯都”的爭議已經持續了多年，恐怕還將長期爭議下去。
1978年至1985年期間，陶寺遺址就已經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有象徵王權的龍盤、玉石鉞等奢華隨葬品，還有可能將中國文字歷史前推800年的“毛筆朱書”。專家認為，明顯的貧富分化、設防的城、城內功能分區、大型宮殿乃至“觀象台”等禮儀性建築，都證明這是一座王國都城。而陶寺遺址所在的山西臨汾，正是傳説中“平陽”的所在地，“觀象台”也符合《尚書·堯典》的記載。
不過觀察者網也發現，不少學者還對“堯都”的結論持謹慎態度。2010年的一篇報道也指出，所謂“朱書”其實只有兩個符號，而“觀象台”目前僅存夯土地基，今人將其復原為高聳的石柱，缺乏直接證據。
作為這一考古發掘項目的主持人，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何努出言謹慎：“就目前情況來看，只能説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他不願意陶寺遺址像安陽曹操墓那樣，被捲入缺乏理性的眾聲喧譁。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則表示，要把陶寺遺址研究明白，“至少還得幹上一百年”。
陶寺遺址發現的彩繪龍盤
媒體廣泛傳播的陶寺“觀象台”
其實“觀象台”只是考古工作者的復原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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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14日報道：陶寺還有多少未解之謎？
12月12日，在《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出版之際，來自全國考古界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約100人會聚一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就“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展開研討。
陶寺是史前“巨無霸”
陶寺遺址坐落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東北約7公里處，總面積300多萬平方米，差不多相當於430個世界盃足球場地、7143個標準籃球場，是當之無愧的史前城市“巨無霸”。
1978年至1985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為了尋找早期夏文化，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主要發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發掘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墓葬1100餘座。發掘獲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禮樂器、裝飾品等珍貴文物。早期王級大墓中，象徵王權的龍盤、陶鼓、鼉鼓、石磬、彩繪木器、彩繪陶器、玉石鉞等奢華的隨葬品，震驚了海內外。而最早的紅銅鑄造銅鈴與朱書文字，使學界開始認識到陶寺遺址在中國文明起源考古研究、夏文化探索等上古史考古探索方面的獨特重要學術價值。
據《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主編、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高煒介紹，這一階段的考古工作，確定了陶寺遺址的範圍，明確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質，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為公元前2450年—前1900年。早期王級大墓隨葬數以百計的高等級奢侈隨葬品，與80%空無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鮮明的對比，顯現出當時社會複雜的等級制度、極度的貧富分化甚至階級對立。
資料顯示，遺址內有一個面積約8000餘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根據殘存的遺蹟推算，這個基址上曾有一座面積達280平方米的宮殿建築。而直徑40釐米左右柱礎石的發現，更是確鑿地證明了宮殿空前巍峨。
陶寺是四千前的都城？
1978至1985年這一階段的陶寺考古發掘與研究，未能解決陶寺是否為都城遺址這一問題。1999年，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再次展開。
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目的在於判定陶寺遺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會組織是否進入到國家。經過十餘年的考古工作，發掘總面積約8000平方米，發現了作為都城必須具備的諸多元素：城牆、王陵、宮城、平民居住區、手工業區、倉儲區，以及禮儀性建築。
據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何駑介紹，陶寺作為都城，城內功能區劃齊備且明確：宮城居城中偏北，工官管理的手工業區被設置在城內東南部。大約從事農業的普通居民區設置在城內西北部。大型倉儲區位於宮城外側東部。城市的東南有一處夯土基址，何駑推測並經過實證，認定它是觀象祭祀台及其附屬建築，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澤中之方丘”及其附屬建築。何駑還提到，在今年的發掘過程中，發現宮城正南門有兩條伸出去很長的夯土，推測可能是“闕”的建築基址。他解釋，這種建築類似於故宮午門兩側的雁翅樓，具有較強禮儀性。
如果“觀象台”等遺址確屬推測中的禮儀性建築，那麼陶寺就是目前考古發現的先秦時期功能區劃最為齊全的、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堪稱“四千年前的北京城”。
陶寺真的是堯都嗎？
隨着考古發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專家認可陶寺是一座都城的觀點。再結合相關史料和傳説的記載，有專家推測，這裏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平陽。正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李伯謙所説：“陶寺就是堯都，就是文獻記載的堯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
他認為，明顯的貧富分化、設防的城、大型禮儀建築、文字、銅器、大型的倉儲設施、大型的宮殿建築基址、高規格的墓葬等都是判斷文明形成和國家出現的標準，而這些，在陶寺都有。因而，“陶寺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他説。
臨汾古稱“平陽”，據史書記載，帝堯曾建都於此。而在這裏的種種發現又證實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續的時間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堯的活動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由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白雲翔表示，陶寺是堯都，在空間與內涵上都有較高的吻合度。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後世歷史文獻記載、當地民族誌資料證據、地名甚至方言等等，也都共同指向堯都在晉南臨汾一帶。
自37年前開始發掘，關於陶寺遺址的性質，考古人員一直在探索。雖然目前的大量證據都指向“陶寺就是堯都”，但考古學家們秉持一貫嚴謹的學術態度，仍然表示，目前還沒有到可以下定論的時候，陶寺與堯都之間的等號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和研究。雖然無限接近真理，但真理向前一步可能就是謬誤，考古學家們還在努力中。
（光明日報記者 李韻）
陶寺遺址
陶寺遺址出圖的玉鉞
《京華時報》2010年08月03日報道
社科院考古所稱發現堯舜之都遭各方質疑（節選）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襄汾縣陶寺村以南，地處汾河以東，塔兒山西麓，距縣城約15華里。
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藏身麥田的考古工地，在47歲的何努心裏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糾結——他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
兩個朱書符號
陶寺遺址發現於上世紀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為尋找歷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遺存，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聯合山西臨汾地區文化局，對陶寺遺址進行了第一輪大規模發掘。
那時何努還是一名年輕學子，從小就對京城古塔寺院深懷興趣的他於1981年考入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後專攻夏商周考古。
發掘結果表明，陶寺遺址與所謂的“夏墟”並無關聯。考古隊揭露了6000餘平方米的居住區和墓葬區，發掘墓葬1300餘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繪龍紋陶盤、玉器、彩繪木器等文物。從發掘的墓葬來看，當時的社會已呈現金字塔式等級結構，處在塔尖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緻，有鼉鼓、彩繪龍紋陶盤等重要禮器，墓主應當是掌握祭祀和軍權的部族首領，初具“王”者性質。佔墓葬總數90%的小型墓，墓壙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無長物，應是平民階層。
這些現象反映出當時社會等級分化已十分明顯，充分説明了社會的複雜化程度和文明化進程。有學者很快將其同古史傳説中的堯帝聯繫在一起。
有兩件出土器物引起人們長久關注。其中之一是一個出土於陶寺晚期墓葬的銅鈴。經化學定量分析含銅97.86%、鉛1.54%、鋅0.16%，採用合範澆鑄技術製造。雖然鑄造工藝粗糙，器壁厚度不勻，但合範澆鑄仍是前所未見的創舉。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金屬樂器。
在陶寺遺址發現的一把殘破陶製扁壺，則可能改寫我們對中國文字史的認識。扁壺的兩側有兩個用硃砂書寫的符號，多數專家認為其中一個是“文”字，對另一個符號則分歧較大。何努將其解釋為“堯”，“文”、“堯”連起來解釋，可能是當時人們對堯帝的一種稱頌。另有專家將後一個符號解釋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專家認為，這不一定是一個字。
“（這兩個符號）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説，甲骨文被發現時，經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現，即便我們一時無法準確判讀出這些字符的含義，也不影響我們認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遺址，目前發現的只有這麼兩個符號，要下結論説那時已經出現文字證據不足。
受質疑的“觀象台”
位於城址東南部的一處建築基址，是這一輪考古發掘中最引人注目的發現，圍繞它的爭議也最多。何努稱之為觀象祭祀台。
這是一個平面呈半圓形的平台，在它的圓心觀測點，考古隊員發現一個裏外三圈的圓形夯土構件。圓心觀測點以東約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約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無遺存。何努發現，夯土地基上有多處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寬20釐米左右。這些豁口是做什麼用的呢？何努假設：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間留下的觀測縫。
在多名天文史學家協助下，何努和考古隊員歷經數年模擬觀測發現，站在圓心觀測點往東遙望塔兒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節氣，正好可以看到太陽分別從夯土地基上幾道對應的觀測縫中升起。何努據此分析，當時人們就是通過觀測日出位置的變化來確定節氣和農時的，這個遺蹟很有可能就是一個觀象台，同時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學界，何努的發現和推斷獲得較廣泛的認同。已故著名天文學家席澤宗院士把陶寺觀象台的發現，稱為“中國天文考古真正的開端”。在中國科學技術館，陶寺觀象台得以模擬復原，被當做華夏先民的一項重要科技成果介紹給參觀者。
然而，天文學界的肯定並不能消解考古學界的質疑。正反兩方爭議巨大。支持者稱，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觀象台，這一發現無疑可使華夏文明在天文學領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國。
一位不願具名的考古大家則表示，該處遺蹟地表以上假設的觀測柱已經不復存在，僅僅憑藉地基上的幾道縫隙不足以向上復原。這種先行假設，再根據假設去尋找證據的方法，簡直是“學術背叛”和“胡鬧”。
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牽頭人，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也對何努提出質疑。“考古學界有一個傳統：挖到哪兒，説到哪兒。你現在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説到地基。至於地基上面有什麼，是做什麼用的，不能靠引申，得有證據，現在缺少這方面的證據。”身為何努師兄的趙輝直言不諱，但他並不認為何努是在“胡鬧”。
趙輝説，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學家有所不同，遭受的批評也比較多，但他的努力未必沒有價值，“但是你下結論不要太着急，你説‘可能是個天文台’也行”。
穿過“觀象台”的陽光
“再幹一百年”
雖然圍繞陶寺遺址的爭議仍然很多，但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牽頭人王巍看來，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已經足以“改寫歷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始於夏朝後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遺址考古發現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幾大構成要素（文字、青銅器、都城）均已出現。而且，至遲到陶寺中期，該地區已經進入早期國家階段。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認知的基礎上往前推進500年。
在7月30日開幕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週年成果展上，主辦方直接將陶寺遺址命名為“堯舜之都”，似乎是想給這一重大考古發現一個更加響亮的名號。
然而作為這一考古發掘項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謹慎：“就目前情況來看，只能説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他不願意陶寺遺址像安陽曹操墓那樣，被捲入缺乏理性的眾聲喧譁。
對於陶寺遺址能否認定為“堯舜之都”的問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表示，考古學有其侷限性，考古資料往往很難落實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何況堯舜本身還是傳説中的人物，“關於他們的傳説，靠不靠譜還兩説呢”。
趙輝表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這樣一些大命題：中華文明如何起源、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哪些因素髮揮了怎樣的作用？中華文明有哪些特點，為什麼會形成這些特點？至於陶寺遺址，就現有考古發現的規模、內容等看，是個都城等級的遺址沒有問題，但能否將它坐實為“堯舜之都”，那是一個次要的問題，而且現在討論這個問題也還為時尚早。
“這麼大的一個遺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碼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不要急着下結論。”趙輝這樣説。
常常因意見相左而和師兄“頂牛”的何努，在這一點上和趙輝的意見倒是完全一致。他説要把陶寺遺址研究明白，“至少還得幹上一百年”。
過了這個夏天，過慣候鳥生活的何努將再次離家別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堯舜之都”，去尋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