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平：緩和階級下降的恐懼，二胎就來了
全面放開二胎的消息出來了，作為一個8歲男孩的父親、我默默地打開微信朋友圈，看看同齡朋友們的意見。不出所料，絕大多數同學都以調侃乃至嘲諷的語氣來評論這條新聞：
“自己都快養不起了，還養二胎？”
“在衡量熊孩子數量的時候，1就是天文數字”
“罰款我也不生”
“房價這麼高，不等這個孩子讀大學，哪有空間再給二胎留個房間”
“……”
而女性同學尤其對放開二胎的消息保持敬而遠之的態度。就我所見，除了信天主教的女同學會用行動證明多子多福外，只有一位世俗美女興奮地鼓動大家多生孩子，享受新政策帶來的機遇——她丈夫在地產行業身居高位，經常用出國旅遊和奢侈品的照片在朋友圈裏激發羨慕嫉妒恨，可見“養不起”、“管不過來”是70末和80後父母的普遍認識。再看看各大網站新聞評論區，看法也和朋友圈裏差不多。黨中央放開二胎的消息貌似是一枚重磅炸彈，一舉覆蓋了各個媒體的頭條，但炸彈砸在疲憊的獨生子女父母身上，宛如砸進了爛泥，掀不起半點氣浪。
1 真的生不起？
不過，細想起來，我們這些70後、80後在朋友圈大發感慨，實際上是很荒誕的事情——按照同樣的標準，我們根本就不該出生！因為上一代父母恰恰是在更貧窮、更擁擠、更忙碌的條件下，生出了70後、80後以及他們的兄弟姐妹，並曾經因為計劃生育政策限制生育而表示過強烈的不滿。既然幾十塊月薪、筒子樓、單休週末能夠養大一羣子女，為什麼今天的年輕父母會因為一個孩子而精疲力竭？
當然，考慮到通貨膨脹，三四十年前的月薪購買力肯定不止今天的幾十元，而且相對來説，當時養育孩子也有許多便利之處。比如説當時的縣城、鄉鎮還是一個熟人社會，孩子可以把相當大的範圍當做活動空間，彌補了家庭住宅面積的不足；又比如當時汽車比較少，孩子一般會自己步行上下學，不用接送；週末會結伴去附近的空地玩耍，不用刻意創造娛樂空間。這都是今天21世紀的新一代父母不具備的條件。當我下午3點多就要中斷碼字去接兒子放學的時候，當我開車幾十公里送他去找玩伴的時候，我這個30年前的孩子也的確會經常懷念80年代的趣味童年。
但感性的回憶不能代替理性的對比。20年前中國城市平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換算到今天最多也就是相當於月薪一千人民幣。而且許多關鍵商品，如抽水馬桶、洗衣機、電力、電視機、電話……的實際性能都有明顯提高，絕非當年的原始貨色可比，為今天的平民提供了更多的閒暇，大大降低了家務勞動的強度。如果我們認為當年養得起孩子，按理説今天就不應該用經濟理由否決二胎計劃。
筆者小時候，經常這樣和同齡人玩耍
2 風險太大，不敢“上項目”
仔細分析一下，養孩子的過程，全稱是“養大成人”。現在這個社會，經濟上吃飽穿暖很容易，大多數基本疫苗免費，把孩子養大不是難事。那麼，真正的問題是應該把孩子養“成人”的標準變了。
從平民的視角來看，周圍的電視劇、商業廣告、中央文件和主旋律宣傳片，幾乎都在有意無意地灌輸“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結果就是大多數平民認定只有“中產”以上的生活才算“活的像人”。任何讓我們、讓我們的後代遠離這一目標的選擇都會被認為不合理甚至不道德。和過去相比，儘管我們的收入有明顯增加，但這個“中產”目標和當年的生活預期相比增長更快，所以，我們覺得生活壓力比父母一輩還沉重。為了避免二胎導致自己或後代無法實現預期的生活水平，我們寧可放棄二胎的機會。
另外，從我自己的記憶來看。隨着大多數人進入現代社會，遠離了高死亡率的農業社會，對兒童風險的承受能力也大大下降。我小的時候，雖然社會已經和傳統農業社會很不一樣了，但大家都默認養孩子本身是一個概率問題，沒有絕對的平安。當時農村學校每次放假前必然要強調安全問題，不許下河游泳，但每次暑假結束，總有位置因為溺水或食物中毒（夏天食品容易腐敗）而空出來。冬天則常有孩子在野外走失，找到時凍壞手腳只能截肢的事情發生。總之那時候家長沒能力全程監管孩子的課餘時間，也承認養孩子必須承受一定的風險。這是一個冷酷而現實的選擇，也是幾千年農業社會的傳統。
而且這種態度和孩子多少並沒有直接關係。四五個孩子的家庭如此，一兩個的孩子的家庭也如此。我和我的同學大多是獨生子女，但在沒有手機的情況下，父母依然默認我們可以到山野之間一玩一整天，離家十幾裏，絲毫不擔心這其中的安全隱患。歸結原因，大概是因為他們都是第一代從農業時代走出來的工業居民，默認養孩子是一個風險投資。為了節約家務勞動時間，“正常”的夭折風險是可接受的。
現在不一樣了。在教育、生活環境和各種都市神話共同作用下，當代父母的育兒思想遵循0風險原則，第二代城市人口完全承受不了子女夭折、丟失、傷殘的威脅，哪怕極小概率的威脅也不可承受。但我們都知道，風險不可能絕對降低到零，只要你樂意投入，把風險從1%降低到0.1%再降低到0.01%、0.001%……總有精力和財富透支的時候。這也是現代人養育成本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3 計劃生育的悖論
這兩個原因反過來説，恰恰可以解釋新中國成立後的人口暴漲——社會治安明顯好轉，醫療技術迅速擴散，義務教育為孩子提供了額外的事實監護人（教師），導致少年兒童的夭折率明顯下降。但育齡男女並未同步減少生育數量，還在保持用高生育率來“抵償”高夭折率的生育習慣。所以人口暴增，常有一家七八個孩子都長到成年的情況出現。其他長期停留在半工業化社會的第三世界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人口暴增。
不過，等到農業人口在工業社會里站住腳，認識到兒童夭折率已經大大下降的事實，就會轉而降低生育數量了。8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在城市人口中執行的更嚴厲（一般要求獨生子女，農村則允許生2個），但公開資料和我的回憶都表明，計劃生育政策最大的阻力在農村。城市人口越是收入高，越是受教育多，生育傾向就越弱。夫妻雙方都是教師、技術人員的，幾乎不會抱怨計劃生育政策。這個趨勢延續到今天，就是全社會對二胎政策的冷漠，即人口暴跌的開始。
換句話説，工業化本身就有抑制生育的作用。中國半工業化社會只持續了兩代人時間就結束，迅速進入工業化社會常見的低生育狀態，只有少數未能完全進入工業社會的落後地區依然保持着高生育率。所以，在人口絕對下降趨勢來臨之際，我們會反過來覺得計劃生育政策“荒謬”。這個事實可以用我的朋友、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毛克疾的一段話做精練總結：
透過印度的例子可以看到，“計劃生育”政策其實處於一種微妙的悖論中：成功的計劃生育有利於工業化，而工業化的成功卻又反過來聲張“計劃生育”的多餘；失敗的計劃生育阻礙了一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而爆炸的人口和失敗的工業化又恰恰證明了計劃生育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説，**成功的計劃生育到頭來會被認為“多餘”，而失敗的計劃生育被認為“必須”，**這也許正是計劃生育如此具有爭議性的原因。
但無論如何，低生育傾向已經成為了嚴重的現實問題。儘管中國未必需要十幾億或更多的人口，但無論如何不能承受幾十年內人口連續減半的暴跌。我們可以接受人口平緩地從十幾億回落到適合中國疆域的9億甚至7億，但必須有足夠的過渡時間，也需要達到人口目標後保持人口長期穩定，這樣才能避免衰退和動盪。如果説當年的計劃生育曾經幫助中國工業化，新時代的中國則需要另一種計劃生育來保持工業化社會的穩定發展。
4 送孩子上學是個大問題
回到最初的話題。所謂不敢生二胎，最重要的就是兩點：
1）對自己或子女喪失中產階級生活機會的恐懼。
2）在“0風險”原則下對子女養育的無限投入。
如果能克服這兩個障礙，相信大多數育齡男女不會浪費自己的生育指標。畢竟人類有生育本能，在營養充足的外界環境下尤其願意繁衍後代。現代工業社會的社會制度壓制了生育慾望，我們也可以通過制度改革來解放人類的本能。
具體分析一下現代城市人口的心態，可以把問題劃分為兩部分：不能解決的部分、可以解決的部分。
所謂不能解決的部分，就是滿足大多數家庭的中產階級生活預期。但這裏的中產階級絕不意味着“中等收入”。在中國當前語境中，“中產”意味着生活水平超出80%以上的家庭，如果不是90%的話。在一個勞動者平均月薪2500，一半居民可支配月收入不到1500元的國家，中產夢至少意味着一套城區大面積公寓，一輛中等轎車和一兩萬元的月薪。這顯然不是可以靠制度改革能解決的矛盾。更何況中產標準不是一個靜止的尺度，而是會隨着經濟增長水漲船高，是永遠掛在中國年輕人面前十米的胡蘿蔔。
要從根本消滅過度中產夢激發的矛盾，只能靠共產主義來消滅階級鴻溝。我們這裏暫時不討論那麼遙遠的事情，眼下我們還可以做點更現實的改良，比如説增加學校的教育義務，延長在校時間，由公立學校出面提供集體活動和課外培訓，在減輕家長負擔的同時，避免家庭提前進入“階級之戰”。
現在的大多數小學，在“減負”的原則下，下午往往兩節課，不到4點就結束。於是，從2點多開始，學校門口就出現來接孩子的家長，3點半開始擠佔馬路，4點前後10分鐘必須要交警維持秩序，才能勉強避免踩踏事故。這在大多數地區已經司空見慣，等到五點多初中放學，還會在許多中學門口重演一遍。貌似平常的景象，實際上反映了三個社會問題。
1）中小學生有大量的課餘時間需要家長安排。
2）大多數家庭都要分出一個勞動力或者準勞動力接送孩子上下學。
3）家長既不放心孩子自行回家，也不放心他們和同學自行尋找娛樂空間。
這幾點結合起來，既意味着大量的勞動力被浪費於低效工作（接送），也為補習班、特長班、家庭教師提供了足夠大的市場，更向家長提前施加了階級分化的壓力。結果就是“減負”無用，養肥了一大批私人培訓機構，也把家庭教育成本抬到了不敢生二胎的高度。此外，新一代**中國兒童因此極端缺乏參與集體活動的機會，不能和同齡人共同成長。**從長期來看，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負面影響。
5 新的教育套餐
這些問題都指向同一個結論——中國公立學校提供的基本服務已經遠不能滿足普通家庭的需要，家庭只能私人購買額外培訓和活動機會，以個體勞動（接送）的方式來填補這個空間。而個體購買，價格波動大、交易成本高，還必然會在家長中引發攀比，激發階級跌落的恐慌，最終大大增加全社會的教育成本。要壓低成本，給孩子正常的發展空間，政府必須主動擔起這個責任，提供更全面的教育“套餐”。
具體而言，公立學校應該延長學生在校時間，提供多樣化的體育、音樂、美術、勞動課教育，最起碼要延長到朝九晚五工作的城市父母下班之後。同時由學校提供午餐晚餐，以校車配合帶隊老師，分批接送兒童上下學。假期儘量多組織一些可自選的集體活動、集體旅遊，在超出學校能力的時候不妨採取招標方式購買服務，但也儘可能地安排在學校場地，以班級、學校社團為單位進行活動。這和集中購買校服的效果比較類似——拉平學生差異，避免階級競爭過度影響未成年人羣體，同時也減輕家庭攀比消費負擔。
中小學之外，公立學校還應該擴展教育年齡段，把幼兒園納入公立教育體系，同樣儘可能增加在校時間，提供更多的教育周邊，從而壓低家庭的育兒成本。這樣做，一方面明顯減輕了家庭的育兒負擔，另一方面可以“延後”階級賽跑開始的時間，避免家庭在私人教育上投入太多的攀比經費，從而達到提高生育率的目的。如果大多數家庭都不必分出一個勞動力來保障兒童的日常活動，自然就有精力和願望再生一兩個孩子。當然，基於個人經驗，我認為最大的好處還不是保障人口穩定發展，應該是兒童重新得到了集體活動的機會。
在談論社會政策的時候，無論描述出多麼好的效果，不談經費問題都是耍流氓。而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要增加學校的服務，勢必要僱傭更多的教工倒班工作，要配備更多科目的教師，要修建更多的活動場所和專用教學設備，光是買校車就不是一筆小錢。現在這種水平的教育，每年小學和初中合計要消耗一萬多億教育經費。要是把教育服務達到上面描述的水平，怎麼也得再增加幾千億預算。在這個經濟減速的年頭，錢從哪裏來？
校門口接孩子放學的家長
6 給社會算總賬
這裏首先要給整個社會算一筆總賬。提高生育率，避免未來動盪的好處暫且不論。僅僅是解放負責接送孩子上下學的家長，就足夠為中國提供一兩千萬勞動力。按照2014年統計數字，全國在校小學生9000多萬，初中生5000多萬，合計1.5億。其中六七千萬集中於城市或是城市化的郊區。以我平時在小學門口的觀感進行保守估計，這意味着要佔用5000萬勞動力負責接送、陪護、燒飯，其中一半是勞動年齡人口。如果學校能把這部分工作接過來，為就業市場增加2500萬勞動力不是難事，還有更多的退休人口可以接受返聘。
根據最新的數據，2014年全國有收入的勞動者的工資平均數為30197元（包括農民）。考慮到節約下來的幾千萬勞動力大多分佈在交通便利的地區。2500萬勞動力賺到平均收入不難。全社會可以因此多創造七八千億的財富，足以支付新增的教育投入。更何況很多家庭因此節約了高昂的攀比式私人教育開支，算作兩三千億並不誇張，合計能有上萬億。綜合算下來，僅僅算眼前的明賬，這也是賺的。
為什麼會賺錢呢？因為由各個家庭自行訓練兒童適應社會，本身是一種效率很低的個體工作。公立教育儘管也需要密集的人力投入，但肯定比各家各户自行投入的效率要高。所以與其讓數千萬成年人個體勞動，不如由國家僱傭專業人員來替代，節約下人力投入其他行業。當然，為了實現國家和家庭的雙贏，勢必要增加所得税來平衡財政，把新增勞動力的工資轉移一部分給多僱傭的教師。這就要看政府的施政水平和政治信譽了。
此外，既然核心問題是要提高教育勞動的效率，政府的思路也要轉變。不能再吹捧什麼“一個人小學”、“堅守山村的教師”。
探訪浙江最袖珍小學 只有兩位教師和三名學生--教育--人民網
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結合扶貧搞搬遷也好，設校車接送也好，靠國家補貼搞寄宿制也好，總之必須撤掉這些分散的教學點，讓同齡兒童在一起成長。那些因為怕下崗而“堅守”的山村教師也不必擔心就業。因為學校要提供更多的教育服務，會需要更多的教育人員，一定會在集中的教學區給他們安排崗位。
7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
當然，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政策，從來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就算政府收到了足夠的税，改變了教育模式，讓學校承擔更多的教育職能也不僅僅靠添置校車、教師就能解決。因為這意味着家庭向學校轉交了更多的責任和監護權，如果沒有配套的制度和法律支持，改良只會適得其反。
實際上，在現在的制度下，學校會儘可能迴避一切“額外”的集體活動。否則一旦發生任何事故，家長都會對學校進行無窮無盡的索賠。而學校負責日常管理未成年人，卻沒有法律上的監護權，不能像家長那樣強行約束未成年人的活動，結果就是要麼進行消極的“封閉管理”，像監獄那樣避免意外；要麼就是早早放學，儘早把學生連同管理責任交還給家長。這也是現在小學放學早的重要原因。至於遠足、集體旅遊這種集體活動，在多數公立學校已經消失了幾十年。我20年前讀高一時參加過一次外出幾十公里的登山活動，據説是母校最後一次大規模集體外出。我兩年前曾有一篇文章記錄過類似的現實：
檢查組要封鎖的“違禁物資”不僅僅是手機，除了酒、刀具等不合中學生身份的東西外。“雜書”、即不屬於課本和教輔資料的書籍，無論是小説還是科普，均在查禁之列，至於棋牌、收音機、MP3以及其他電子、非電子的娛樂物品，更不可能過關。只有吃穿和教科書可以帶進學校……不許打球，不許打鬧，不許快跑，甚至不許大聲叫喊，除了早晨的跑操和每週一兩節體育課，學生沒有測試自己肌肉的自由。
在大城市打工的家長已經有了清晰的維權意識，他們認定，既然學生住在學校——其實不住在學校也一樣——那麼監管孩子的全部責任就都由學校承擔。無論孩子自己受了什麼損傷，或是給別人帶來什麼損失，那顯然都得學校負全責。就算事故被證明和學校完全無關，也得要上幾萬塊“人道主義補助”。
家長的維權意識是進步還是過頭，本文不做評價。但客觀上，學校既然橫豎要承擔責任，顯然要主動出手減少事故率，把學生們關起來、管起來，消滅一切自由活動時間，從而避免所有可能致傷的運動。住校生就這樣進了“監獄”。
其實全國的問題都一樣。教育普及以後，教師和學校不再擁有教育稀缺時代的道德權威，家長也不再認同教師擁有類似家長的管教權利，但在追責的時候卻要求校方負全責。結果就是學校想盡辦法規避責任。在這種制度環境下，就算給了學校更多的預算，派遣更多的教師。學校也不會真正利用好額外的在校時間，只會讓學生繼續“安全”地留在教室裏作練習題。
在上面同一篇文章裏，我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首先必須在實際上賦予學校監護權，承認校方不僅有授課的責任，還有權在其餘的時間管理學生的生活。權力轉移可以通過司法解釋或行政命令進行。這樣，事實上的監護人——學校，才有可能組織學生走出校門，參與久違的社會活動。為此，或許可以在班主任制度之外，向中學引入生活導師，專門負責學生的生活和課餘活動。替代已經死透的團委-少年隊體制。近年學生數量開始穩步下降，師範生供應充足。導師制可以和小班制同步推行。
當然，這依然不能解決事故的賠償問題。這恐怕需要建立一個全面的學生保險制度，財政和家長各自負擔一部分保險費用。在出現意外的時候，由保險公司給予學生家庭一定的補償；同時，除非責任人做出了違規舉動，否則嚴厲禁止任何人在保險之外要求額外補償。政府會因此增加一筆保費開支，但教育機構會因此獲得極大的自由空間。
現在問題擴展到全國，我的建議也差不多。必須在法律上賦予學校的監護權，通過保險來分擔學校的風險，然後才是增加學校預算，延長在校時間，替家庭承擔教育壓力。
8 社會化撫養的雛形
毫無疑問，上述建議意味着用行政力量干預家庭內部事務，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既有的道德倫理，侵犯了家長對子女做出安全的權利。但我們應該記得，自從義務教育法制定的那一天起，政府就不承認家長對子女有所謂“絕對的權利”，禁止家長把學齡兒童留在家裏不上學，否認父母有送子女去宗教學校、去打工的“自由”。現在父母們覺得養育孩子負擔太重，希望學校承擔更多的教育義務，自然也要轉移對應的權利。
更何況，這個被“侵犯”的父母權利本來也是個新事物。在“傳統”社會里，兒童往往是在“家族”而不是“家庭”裏被養育。核心家庭裏的父母單獨養育孩子，不過是幾十年的歷史，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道德標杆。既然教育的需求變了，與其等着家庭的運行規則慢慢地被破壞，不如主動地做出調整，順應新時代。
再進一步説，按照現代社會的需求，現代很多父母並不具備教育子女的資格，早就該被剝奪撫養權和監護權。眾多留守兒童實際上本來就處於無人監護狀態。最近的14歲學生殺教師事件，2012年的貴州兒童悶死垃圾箱案件，都是留守兒童無人監護的例子。
在這種情況下，直接把監護權轉移給學校，剝奪父母干預的權利，實際上是最優選擇。對於那些被剝奪監護權的父母，也應該通過加税、罰款等模式進行懲戒。
從如何鼓勵二胎説到轉移父母監護權，似乎説的有點遠了。但實際上，這兩個問題是一回事，都意味着一個新時代可能在逼近——社會撫養時代。二胎政策遇冷，説明家庭撫養方式在大多數家庭已經不足以支持人口的正常更替；大批的留守兒童無人監護，説明很多家庭根本負擔不起個體化的子女教育。我對此的看法是：如果説一個問題“不是錢的事兒”，那這個問題的關鍵多半就是“錢不夠”。既然“手工化”養育的成本已經上升到家庭和社會都承受不起，那麼轉向社會化撫養就是必然的結果，總比放棄撫養和正常生育要好。
9 悄悄改變的道德
當然，在經歷過幾次革命折騰之後，社會化撫養在大多數國家都是大逆不道的想法，往往和“滅絕人性”、“道德淪喪”相提並論。但是，既然飛速發展的工業化社會本身就在悄悄地重塑“道德”，那麼“道德淪喪”似乎也不是什麼壞事兒。
作為一個80年代初出生的縣城居民，我周圍的同齡人如果沒有留在縣城，幾乎有100%會在婚前同居試婚；我認識的90後，起碼一半以上可以接受婚姻與生育脱鈎，坦然未婚生子的也並不罕見。我覺得這是很好的進步，説明在家庭生活方面，年輕人已經學會了使用超出父輩的自由權利。不意外的話，這個趨勢將在一代人之後導致核心家庭的解體，徹底摧毀上一代人的家庭道德觀。到那時候，基於核心家庭父母的少年兒童教育勢必要更多地轉向社會，撫養社會化的需求和動力也會越來越強大。我前面的建議只是希望社會主動地去迎接這個浪潮而已。
教育成本的增加，也和工業化社會越來越複雜有關係。農業社會的孩子只需要跟着父母下田幹活，就能學會基本的謀生技能；50年代要想出來工作就得讀過小學；70年代中學文憑也未必夠用；21世紀又普及了大學教育。這是因為無論社會怎麼發展，人的起點是不會變的，都是一張白紙式的嬰兒，我們必須用越來越長、越來越艱難的學習來達到進入成人社會的門檻。
在這個漫長的學習過程中，一旦學習歷程低於平均水平，就有可能在階級分化嚴重的成人世界中沉淪到底，所以教育投入上不封頂，成了家庭財富的無底洞。在這種情況下，父母希望國家來承擔一部分成本，還希望能讓自己接近中產生活，放棄一部分撫養權利是必然結果。你可以對這個事實有看法，但不能一邊抱怨生（養）不起孩子，一邊抱怨政府管的太多，因為世上永遠不會有免費的午餐。
其實把孩子放在集體中養育，這在幾十年前就不罕見。作為一個大型國企雙職工的子女，我在一兩歲就被送到了企業附屬的託兒所；讀中學的時候，我大多數課餘時間和我的朋友們在一起，經常打個招呼就住在朋友的房間。我在同學-朋友這個圈子內塑造那部分“自我”，恐怕比在家庭塑造的部分還要多一些。再加上那個年代教育中滲透的集體主義氣氛，可以説撫養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社會化了。等到我離開家鄉去讀大學，放假時懷念的“故鄉”，60%的含義是我曾經的朋友圈，即和我一起長大的那些同齡人。這應該也算一種“集體撫養”吧。
當然，這種放任型的集體撫養是有弊端的。比如説青少年自己拉幫結夥組織活動固然快樂，但也經常製造衝突，還往往會製造少年黑幫。現在的父母也絕對承受不了那個時代青少年的傷亡率。所以我建議直接由公立學校出手，為少年提供足夠的組織和娛樂活動選項，免得他們在夾縫中自發走向畸形的方向。
終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總而言之，在工業化的飛速衝擊下，中國是一個飛速改變的國度，從我的祖輩到我的同齡人，每一代人都有獨特的生活方式和受教育方式。我爺爺在偽滿的學校裏被迫學日語，我父親在文革期間的中學聽下放的國民黨軍官講課，我被21世紀的工科大學培養成了一個網站編輯，每一代人之間都隔着天翻地覆的變化，我的子孫也不會和我過一樣的生活。所以，在設計社會的時候，除了理智和邏輯，還應該替後代加一點想象力。如果實在是想象力不足，起碼也不要抱殘守缺，固執地以為當下的一切制度都不能改變。
眼下，二胎遇冷，大量的兒童被父母留在家鄉，這説明階級分化和舊的教育制度已經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長期發展，甚至開始阻礙人類社會的正常更新。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此時應該有一場社會革命來解決問題，至少也需要用唯物主義思考來指導社會主動改良。否則的話，現有的教育-人口再生產體制早晚會自行崩潰，帶來更大的動盪。是主動改造社會還是被動地迎接轉型衝擊，就看這一代人的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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