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人生沉思錄41| 沒有重工業，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
【作者按：這篇《人生沉思錄》，從1996年開始寫，已有一千多條，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讀書體會，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內容；既可作思想記錄，又可作今後寫作的素材。點點滴滴，受到學友的喜愛。下為最新修訂稿，以25為節，與朋友分享。】
（本文為《人生沉思錄》第41部分，其餘部分請見點擊鏈接，瞭解贈書活動詳情。）
1626. 大版圖，尤其是具有主體板塊的大版圖國家之所以有較久的歷史，並不在於它們的擴張能力，而在於它們深厚的防禦能力。俄國是世界各國中最大版圖，因而戰略防禦縱深最廣大的國家，這一特殊的地緣政治特點又使俄國在世界各國中成為防禦而非進攻能力最強，因而幾乎是打不垮的國家。
1627. 19世紀是以帝國羣落——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乃至中華帝國，印度帝國等——大面積坍塌和毀滅結束的。對此，恩格斯在1887年曾有精彩的預見。他針對德國的未來結局説道：
對於普魯士德意志來説，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這會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和空前劇烈的世界戰爭。那時會有800萬到1000萬的士兵彼此殘殺，同時把整個歐洲都吃得乾乾淨淨，比任何時候的蝗蟲羣還要吃得厲害。三十年戰爭所造成的大破壞集中在三四年裏重演出來並遍及整個大陸；到處是饑荒、瘟疫，軍隊和人民羣眾因極端困苦而普遍野蠻化；我們在商業、工業和信貸方面的人造機構陷於無法收拾的混亂狀態，其結局是普遍的破產；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以致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絕對無法預料，這一切將怎樣了結，誰會成為鬥爭的勝利者；只有一個結果是絕對沒有疑問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為工人階級的最後勝利造成條件。[1]
國家政治，如果是浮誇式地增長，當這種增長達到一定階段，如果遇到一丁點外力，它就會象一堆堆吹起的氣球，瞬間破滅並回歸到其本原形式——正如電腦將格式文件還原到無格式的文本狀態一樣，20世紀初的世界政治就是這樣一個迅速回歸文本的政治。
恩格斯的預言是準確的。20世紀初，一堆龐大且不可一世的大帝國，只通過一次大戰，就紛紛解體，歷史真是回到了“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以致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的時代。
1628. 外資拉動型經濟發展與沙俄帝國的大毀滅
在俄日戰爭之前，俄國國內經濟政治因迅速捲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獲得巨大的發展，同時也因這種片面發展而形成巨大危機。
19世紀最後幾年的世界經濟高漲，是在重工業空前加速發展下推動的：世界的煤採掘量增加了65%，生鐵熔量增加70%以上，而鋼產量增加將近兩倍。[2]從1890～1900年，是俄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工業躍進”[3]——這次“工業躍進”可以説是斯大林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模式的先聲。“在維特推行的俄國經濟政策中，對重工業的鼓勵佔有突出的地位”，“財政部負責進行龐大的鐵路發展計劃中，鋼鐵工業的發展受到特殊的重視。俄國消費和重型金屬製品市場的穩定吸引了大量的外國資本，而由於俄國於1897年建立了金本位制，同時又藉助法國貸款對財政進行了全面調整，於是它就成為一個有利和可靠的投資市場”[4]。
但是，俄國工業這時的巨大發展並不是基於國內民族資本和國內消費的拉動，而是“整體上得益於外國特別是來自法國和比利時的慷慨資本流入。如果沒有這些資本，我國的工業發展速度將會十分緩慢。”[5]1891年至1903年間的資本投資總額達30億盧布，1900年投入工業的外國投資有9.11億盧布。[6]時任財政大臣的維特在回憶錄中説：“在我管理財政期間，我增發了將近十億盧布的國債，用於修築鐵路和向國家銀行支付無息債務”；“我國借到了數十億（不少於30億）盧布的外資”。[7]當時有人反對外資大量流入，維特回應道：國家銀行中能夠發放的工業貸款“總共不到五六千萬盧布，想用這麼些錢來人為地興辦俄羅斯帝國的工業真是貽笑大方”。[8]
另一方面，俄國將這些巨量投資兑現為內化的國內生產力的效果卻是有限的。19世紀90年代，俄國消費品市場迅速擴大，但它多是靠政府大量的鐵路和海軍軍事設備和原料訂貨維持的。“如果沒有政府設備採購的刺激，市場仍然是有限的。”作為支撐工業的城鎮，一半以上的地區是用木頭建立起來的，“它們的擴張是工匠的事而不是現代工業的事”[9]。結果導致俄國工業能力嚴重過剩。“外國貸款的過分膨脹和突然緊縮，當然會引起經濟的衰退”，“這種不景氣或經濟衰退雖然不是很急劇的，但卻一直持續到日俄戰爭之時”[10]。關於19世紀90年代發生在俄國的這場工業化運動的後果，美國歷史學者巴巴拉·傑拉維奇評論説：
雖然俄國自己在19世紀90年代也進入工業化時期，它的內部結構反而迅速地退化。經濟上的變化引起了社會和政治的不安，而沒有增加國家的力量。導致1917年俄國政權崩潰的正是這種軍事上的衰弱和政治上的失調。[11]
1629. 列寧論工業化改造俄國意義
與19世紀維特依託外資和國外現成技術推進俄國工業化的道路不同，列寧關於蘇維埃俄國應建立在重工業基礎上的思想既繼承了俄國近代——實際上從彼得大帝就開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的選擇及其維特時期主要靠資本和技術引進帶來的教訓，同時也吸收了德國李斯特經濟理論及其在德國產生的成就[12]。在革命勝利後不久就提出著名的利用國家壟斷強力推進的“電氣化計劃”和用重工業裝備俄國的方案，列寧認為這關係到蘇維埃政權的生死存亡。1920年12月22日，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説：“如果我們不能恢復我國的經濟，那麼我們就落在而且將來還要落在資本主義列強後面，我們就會捱打。”[13]那麼，新的俄國將在什麼樣的起點上發展經濟呢？列寧回答説：
國內敵人是靠小經濟來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種辦法，那就是把國家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只有電力才能成為這樣的基礎。
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不然我國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這一點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不僅在世界範圍內比資本主義弱，在國內也比資本主義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且一定要努力把經濟基礎從小農的變成大工業的。只有當國家實現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了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14]
列寧將這個電氣化計劃稱為布爾什維克的“第二個黨綱”，這實際上是將經濟發展方式問題與國家發展道路問題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説：
我們黨的綱領不能始終只是黨的綱領。它應當成為我們經濟建設的綱領，不然它就不能作為黨的綱領。它應當用第二個黨綱，即恢復整個國民經濟並使它達到現代技術水平的工作計劃來補充。沒有電氣化計劃，我們就不能進行真正的建設。[15]
社會主義的唯一的物質基礎，就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但是不能侷限於這個一般原理。必須把這一原理具體化。適合最新技術水平並能改造農業的大工業就是全國電氣化。[16]
我們的希望就在這裏，而且僅僅在這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打個比喻説——從一匹馬上跨到另一匹馬上，就是説，從農民的、莊稼漢的、貧苦的馬上，從指靠破產的農民的國家節約的馬上跨到無產階級所尋求的而且不能不尋求的馬上，跨到大機器工業、電氣化、沃爾霍夫水電站等等馬上。[17]
列寧把發展重工業看做是關乎蘇維埃政權生死存亡的問題。他幾乎用與李斯特同樣的話語告誡俄羅斯：
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獨立國家。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業的豐收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的情況良好也還不夠，我們還要重工業。[18]
列寧在臨終前還口授日記，對蘇維埃俄國的新發展道路從哲學的角度做出了獨特的解釋，他説：
我們的敵人曾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説，我們在一個文化不夠發達的國家裏培植社會主義是狂妄的事情。但是他們錯了：我們沒有從理論（一切書呆子的）所規定的那一端開始，我們的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先於我們目前正面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19]
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20]
既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説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樣，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21]
1630. 斯大林論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對於蘇聯的意義
與美國立國不久漢密爾頓與傑斐遜關於國家發展道路的爭論相似，[22]列寧去世後，蘇共黨內關於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出現了大爭論。斯大林針對蘇聯版的“造船不如買船”觀點（即一些思想仍停留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新反對派”所主張蘇聯應是生產原料和糧食並從國外輸入機器的農業國，因而蘇聯應利用“道威斯計劃”[23]壓榨德國低價向國外出售重工設備製造品的時機，裝備蘇聯重工業的觀點），指出蘇聯工業化“總路線”對蘇聯所具有的生死存亡的深遠意義，他説：
我在報告中談到我們國民經濟建設方面的兩條基本路線，即兩條領導路線或總路線。我談到這一點，是為了説明關於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保證我國經濟獨立發展的道路問題。我在報告中談到我們的總路線，我們的前途，意思是説要把我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什麼是農業國呢？農業國就是輸出農產品和輸入裝備而不能自力生產或幾乎不能自力生產這種裝備（機器等等）的國家。如果我們停留在只輸入裝備和機器而不能自力生產裝備和機器的發展階段上，那我們就不能擔保我國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體系的附屬品。正因為如此，我們應當抱定在我國發展生產資料生產的方針。[24]
道威斯要求的是什麼呢？它要求德國從國外市場，主要是從我們蘇聯市場榨取金錢來償付賠款。從這裏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應得出一個結論：德國將賣給我們裝備，而我們將輸入這些裝備，並向國外輸出農產品。這樣，我們，也就是説我國工業，也會處於依附歐洲的地位。這也就是道威斯計劃的基礎。[25]關於這一點，我在報告中曾説，道威斯計劃損害我國的利益，所以它是建築在沙地上的。為什麼呢？我當時説：“因為我們決不願意變成受其他任何國家（其中包括德國）支配的農業國”，因為“我們自己要生產機器和其他生產資料”。把我國從農業國變成能自力生產必需的裝備的工業國——這就是我們總路線的實質和基礎。我們應當設法使經濟工業人員的全部思想和意圖都集中到這一方面，即集中到把我國從一個輸入裝備的國家變成一個生產這種裝備的國家。因為這是我國經濟獨立的基本保證。因為這樣就能保證我國不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屬品。索柯里尼柯夫[26]不願意瞭解這個簡單而明瞭的道理。他們這些道威斯計劃的制定人，想使我們只生產花布這種物品，但是這對於我們是不夠的，因為我們不僅要生產花布，而且要生產製造花布所必需的機器。他們想使我們只生產汽車這種物品，但是這對我們是不夠的，因為我們不僅要生產汽車，而且要生產製造汽車所必需的機器。他們想使我們只生產皮鞋這種物品，但是這對於我們是不夠的，因為我們不僅要生產皮鞋，而且要生產製造皮鞋所必需的機器。[27]
斯大林將國家對經濟的壟斷作為弱國崛起的前提條件，他曾對俄國歷史上的外貿壟斷制度作過積極的評價，他説：
伊凡雷帝[28]的英明之處在於，他始終站在民族的立場上，不允許外國人進入自己的國家，從而防止了外來影響向國內的滲透。
彼得一世也是一個偉大的君主，但他對外國人過分縱容，國門開得過大，聽任外來影響向國內滲透，聽任俄國德意志化。葉卡德琳那在這方面走得更遠。再往後看，難道亞歷山大一世的宮廷是俄羅斯的宮廷嗎？難道尼古拉一世的宮廷是俄羅斯的宮廷嗎？不，他們的宮廷是德意志的宮廷。
伊凡雷帝採取的一個令人稱道的措施是，他第一個實行對外貿易壟斷制。實行這種制度，伊凡雷帝是第一個，列寧是第二個。[29]
1631. 如果我們將蘇聯建國事件放入世界近代歷史的進程研究，就會認識到，作為蘇聯的開國領袖列寧的偉大之處並不僅僅是他開闢了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進程，更重要的是他汲取了近代大國崛起的成功及俄國維特改革的失敗的歷史經驗——實際上正是維特時期大量引進的外資導致的工人生活大面積惡化和農民大規模破產，才使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並使俄羅斯的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歷史進程建立在獨立自主生產的而非大量引進的“適合最新技術水平並能改造農業的大工業就是全國電氣化”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一點，那蘇聯的社會主義命運很可能就是19世紀俄國“民粹派”[30]所主張的及後來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曾嘗試並失敗的那種空想社會主義。對俄羅斯歷史更為重要的是，列寧拒絕依附的思想又為斯大林強力推進並由此使蘇聯在短期內建立了以重工業為基礎的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這與19世紀後半葉維特靠引進推動的俄國工業化運動的後果形成雲泥之別：19世紀末期俄國的工業化運動的結果是俄國對國際資本和技術的嚴重依賴，在1899年夏天世界經濟危機出現的時候，俄國重工業遭受了時間最長、後果最沉重的打擊：大約有一半鍊鐵高爐和45%的石油鑽井停產。鋼鐵、機車、車廂的生產特別急劇減縮。[31]相反，蘇聯斯大林時期的工業化運動卻在1929年至1933年有史以來世界最嚴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獲得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在此基礎上，蘇聯——與維特的工業化運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正好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經歷了考驗並贏得了這場戰爭，成為建立戰後世界秩序的重要國家之一。
所有這些成就，都歸功於列寧提出斯大林完成的以重工業為基礎的國民經濟體系。這使俄國成功地避免了資本全球化進程中西方國家設計好的“拉美式”即依附型的發展陷阱。
1632. 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將蘇聯的建設經驗告訴蔣經國：“不要只醉心於貿易。假如蘇聯沒有工業，那麼德國就會打敗蘇聯。由於蘇聯有工業，戰爭期間才有可能每月生產3000架飛機、3000輛坦克、5000門大炮、40萬支步槍、20萬支自動步槍。”[32]
1633. 1943年初，斯大林、羅斯福就開始考慮如何給德國以毀滅性打擊的方法。1943年11月29日，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議期間就德國戰後處理問題與羅斯福交換意見説：
德國能夠很快地恢復起來。為此它只需要15年至20的時間。如果對德國不加任何控制，德國很快會東山再起。德國不需要很多年就能做到這一點。德國在1870年發動的第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是在1871年結束的。這次戰爭之後僅僅過了42年，也就是在1914年，德國又發動了一場新的戰爭。21年之後，即1939年又一次發動了戰爭。看來，德國為恢復所需要的時間正在縮短。這個時間今後顯然還會縮短。不管我們給德國施加什麼禁令，德國人都能夠有辦法繞開它。我們禁止它生產飛機，但我們不能讓它關閉傢俱廠。可是大家都知道，傢俱廠可以很快改為生產飛機。我們禁止德國生產炮彈和魚雷，但我們不能讓它關閉鐘錶廠，而每個鐘錶廠都可以很快地轉而生產炮彈和魚雷的最重要部件。所以，德國可能東山再起，重新侵略。為了防止侵略，只靠建立幾個擬議中的機構是不夠的，必須佔領最重要的戰略據點，不讓它們落在德國手裏。不僅要在歐洲，而且在遠東也應該佔領這樣的據點，使日本不能重新發動侵略。[33]
斯大林的計劃與羅斯福不謀而合，他們是想通過剝奪德國重工業能力從根子上摧毀德國發動戰爭的能力。1944年8月，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向羅斯福提出了一個幾乎與斯大林相同的“旨在德國清除納粹餘孽的解除其工業化的激進計劃”，羅斯福對此大加肯定，他相信斯大林會為此買單。美國的軍隊在仔細考慮佔領德國的情況後，制定了徹底清除德國軍國主義勢力的計劃。國務院制定了一個計劃要“使德國依靠自身經濟實力就可以發動戰爭的國家，變成一個必須能和世界經濟協調發展的國家”。但是赫爾和史汀生都不知道，在德黑蘭會議上，幾大巨頭已經就有關問題達成過初步共識。[34]
1634. 1945年2月的波茨坦會議上，斯大林又提出了一個旨在“使德國經濟上也解除武裝”即摧毀德國重工業的賠償方案，其中第三條指出：
通過賠償應使德國在經濟上也解除武裝，因為，不這樣做，就不能保障歐洲安全。具體地説，這就是要沒收80%的德國重工業設備（冶金、機器製造、金屬加工、電機工業、化學工業等）。要100%地沒收飛機製造業和生產合成燃料的企業。對戰前已有或戰時新建的全部專門的軍工企業（槍炮工廠、彈藥廠等）也同樣應百分之百地予以沒收。蘇聯政府認為，德國剩下戰前重工業的20%，就完全可以滿足國內的，確實是經濟的需要。[35]
蘇聯提出的在經濟上摧毀德國的方案最終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即《蘇英美三國柏林（波茨坦）會議議定書》（1945年8月2日）加以確定。文件結論第二部分確立的“經濟原則”第十一、十二、十三條認為：
為消滅德國之作戰潛力，武器、彈藥、戰爭工具以及各式飛機及海船之生產均予禁止。金屬、化學品、機器以及作戰經濟直接需要之其他物品，其生產將受嚴格管制，且以符合第（十五）段所述各項目的，並經核准之德國戰後平時需要為限。核准後生產所不需要之生產能力，將按照盟國賠償委員會所擬並經有關政府批准之賠償計劃，將其遷移，如不遷移，則將予以摧毀。（十一）
在實際可行之範圍內，德國經濟應早分散，以消滅目前經濟力量因“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壟斷辦法而造成之過分集中現象。（十二）
組織德國經濟時，首將着重於農業及國內和平工業之展開。（十三）[36]
《羅斯福傳》的作者康拉德·布萊克曾對美國的“旨在德國清除納粹餘孽的解除其工業化的激進計劃”的實質一語中的，他説：“實施這個計劃等於把7000萬德國人全都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37]如果將布萊克的批評用於波茨坦公報中的上述原則，也是貼切的。英、美、蘇三國摧毀他國結構的“部位”集中於重工業和技術密集產業，也向我們反證了這些國家崛起的核心“秘密”。美國人因識破英國人的這個“秘密”而崛起，此後他們又合夥誘使拉美國家和印度陷入這種依附性發展道路而不能自拔；蘇聯斯大林因堅定拒絕英美人設計的上述依附性道路而迅速崛起，崛起後的蘇聯又與英美聯合起來迫使曾沿自主型道路崛起的德國陷入依附型經濟模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英、美、蘇要摧毀的這個國家恰恰是揭示出近代國家崛起秘密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故鄉——德國。
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李斯特[38]説，“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主要並不是像薩依所相信的那樣決定於它所蓄積的財富（也就是交換價值）的多少，而是決定於它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這是因為“財富的原因與財富本身完全不同。一個人可以據有財富，那就是交換價值；但是他如果沒有那份生產力，可以產生大於他所消費的價值，他將越過越窮”。因此，“一切現代國家的偉大政治家，幾乎沒有一個例外，都認識到工業對於國家財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義，有加以保護的必要。在這一點上，愛德華三世和伊麗莎白一樣，腓特烈大王和約瑟二世一樣，華盛頓和拿破崙一樣，他們都有着同樣的理解。他們不必在理論上深入探討，憑着他們的遠見，早已看到整個工業的本質，有了正確的認識”。李斯特告訴德國人説：“一切工業都壟斷在祖國手裏，這一點就是美國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於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發的一個機會。”[39]
1635. 佔領捷克後，希特勒曾對東南歐盟國的經濟政策有明確指示。1939年2月27日，德國在制定與羅馬尼亞經濟關係的“四年計劃”中規定德國的總任務“是要使羅馬尼亞的經濟進一步依附於德國”；關於農業，報告指示“羅馬尼亞的農業生產適應德國的需要”；關於工業，報告提出與上述斯大林與羅斯福對德政策相同的指示，提出“限制基礎工業，以保證向德國出口消費品”；關於軍工生產，報告要求“羅馬尼亞的武器裝備將同德國的標準一致”。所有這些政策的最終目標是“通過多年制訂共同規劃，使羅馬尼亞經濟適應德國的需要，這樣就能保證德國在東南歐佔有統治地位”[40]。
1636. 20世紀的英國人對美國人有着相當深的成見。德國1933年退出國聯後，美國的表現就足以讓英國人斷定，美國人眼睛盯着的不是德國而是英國的世界霸主的地位和英國巨大的世界殖民地利益和財富。英國學者C.A.麥克唐納寫的《美國、英國與綏靖》一書對美國外交的極端自私性有着深刻的披露：
如果説艾登急於加強與美國的聯繫，那麼倫敦的其他人則對英美合作並不那麼重視。英國政界的上層人物往往把美國看作是“無可救藥的孤立主義者”，從而把美國一筆勾銷。不但在內閣大臣之中，而且在沃倫·費希爾這樣的高級文官中，都存在着一種對美國政策的明顯的懷疑傾向。這些人士根據以往的痛苦經驗認為，英國不能指望從大西洋彼岸得到多少真正的幫助。戰後時期的歷史表明孤立主義的輿論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很大，因而要華盛頓作出真正的承諾是十分困難的。霍爾後來指出：“不管是正確還是錯誤，我們是抱有很深的懷疑的，我們所懷疑的的確不是美國的良好意願，而是美國是否準備採取任何實際行動來兑現其令人鼓舞的言辭。”最糟糕的是，美國的政策可能把英國拖入十分危險的境地而又不能充分保證支持英國。1931年以後在遠東的情況似乎尤其是如此。在那兒，先是在滿洲的危機中，而後又在1934年的海軍談判中，美國人看來決心推動英國與日本對抗，而英國政府是極力想避免這種局面的。在滿洲危機期間，鮑爾温抱怨説：“從美國人那兒除了空話以外你什麼也不能得到。他們説得天花亂墜，但是隻是説説而已！”後來他還直言不諱地説他已“對美國人討厭至極”因而不願意會見他們。1932年時任外交大臣的西蒙指出：“我們必須記住，儘管如果我們不與美國人協調行動，美國會表示十分驚訝……但如果我們與他們協調行動，他們就會把工作的主要壓力和責難丟給我們。”華盛頓總是“把針對日本的困難工作”留給倫敦去做。甚至親美的英國駐華盛頓大使林賽也説：“與美國人打交道是很可怕的。他們不會作確鑿的承諾，但他們卻用光明的前景使你高高興興地跟他們跑，然後當你承擔了義務以後，他們就撒手見死不救了。看一看近期來的情況，很難想起一件與他們打的交道真正能使我們滿意的。”[41]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命令德軍開進萊茵非軍事區並宣佈對該區擁有主權。10月25日，德國與意大利簽訂協定，建立“柏林-羅馬軸心”，11月6日與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參加這個協定），1937年5月28日，張伯倫就任首相，7月7日，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10月5日，羅斯福發表傾向英法的《防疫演説》，對戰爭進行譴責，表示“和平的希望卻在最近被預示有災難的恐懼所代替”[42]，“僅僅用孤立主義或中立政策是無法逃脱這種現實的”[43]，他希望“身體的病毒傳染蔓延時，社會同意也協力把病人隔離，這樣才可以防止傳染，保證社會健康”[44]。在表達了這些想法後，羅斯福話鋒一轉，對戰火正在蔓延的歐洲和遠東表態：“我決心遵循一個和平政策並且採納各種可以免使我國捲入戰爭的可行措施。”[45]
在英國和法國相對處於弱勢的時候，羅斯福決心不捲入戰爭的表態使張伯倫喪失了對美國的基本信任。張伯倫認為：“如果在一個與美國利益直接有關的地區美國都不進行合作，那麼美國人還會有能力對歐洲進行長期干預嗎？”他斷定羅斯福是不可靠的，他在信中表示：“除了言辭以外不要指望從美國人那兒得到任何東西。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46]
1941年6月希特勒揮師進攻蘇聯，杜魯門説：“如果我們看到德國佔了上風，就應該援助俄國；如果俄國要贏了，就去幫助德國，這樣才能讓他們大拼個夠，儘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獲勝！”[47]二戰後，基辛格曾請教杜魯門：哪一項外交政策決定是他最希望受後人承認不忘。杜魯門一點也不猶豫，立刻回答説：“我們徹底擊潰敵人，逼得他們投降，然後又幫他們復甦，成為民主國家，並且加入國際社會。只有美國會這麼做。”[48]
1975年9月21日，毛澤東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是説：“美國究竟怎麼樣啊？會保護歐洲嗎？我是懷疑。真要打起來，它會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後再回來。”[49]
1637. 張伯倫於1937年5月接替鮑爾温出任英國首相。他對與美國的緊密合作的前景比艾登抱有更大的懷疑。儘管他承認英美合作在理論上是有好處的，他也認識到把這樣一個政策變為現實還有種種困難。在世界經濟會議和後來的海軍談判期間所經歷的一切使他對美國政策產生一種很深的不信任感。他在1934年9月就説過：“美國代表在私下強調，只要我們同心協力就會給世界帶來巨大好處。他們以這種值得讚賞的精神讓我們亮牌而他們卻不亮自己手中的牌。在我們把所有牌都攤到桌子上以後，他們卻悲天憫人地搖搖頭並且十分遺憾地表示，他們相信，如果我們不作出更加適應美國國會的要求的允諾，美國國會是不會理睬我們的。”[50]
1638. 斯大林面對核訛詐
在波茨坦會議期間，美國原子彈試驗成功。這對加速戰爭結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關於此，杜魯門、丘吉爾和斯大林之間有一段很能反映三人性格差異的插曲。杜魯門和丘吉爾本想以為有了可以訛詐斯大林的“絕對武器”，並以此逼迫斯大林在波茨坦會上服軟，結果卻是自討沒趣。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當天的日記對此有生動的記載：當丘吉爾得知這一消息後，史汀生髮現首相“極有興趣並大為振奮”，但他“強烈傾向於”反對將這消息告訴斯大林。[51]丘吉爾在回憶錄中得意地説：
我們可以不需要蘇聯人了。日本戰事的結束不再要依賴他們大部隊的湧入，進行最後持久的屠殺。我們無須再乞求他們的恩惠。[52]
此時的丘吉爾大有一種想看斯大林難堪並由此得到快感的心理，他寫道：
第二天，7月24日，在我們的全體會議結束之後，大家都從圓桌邊站起來，並三三兩兩地站在一起準備離開。我看見總統走向斯大林，單獨談起來，只有翻譯在邊上。我離他們大概5碼遠。我密切注視着這個重要談話，我知道總統要説什麼，我要觀察的是談話對斯大林的效果。我現在想起來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樣。斯大林看上去很高興。一種新的炸彈！威力特別大！可能對整個日本戰爭有決定性作用！多麼幸運啊！這是我當時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聽到這個消息後並沒有瞭解這件事的重要意義。在他緊張的辛勞和壓力之中，原子彈顯然並不佔有什麼位置。如果他對於正在進行的世界事務中的革命有一點了解的話，他就應該有明顯的反應。他的回答最簡單不過了：“非常感謝你告訴我有關你們新型炸彈的事。當然，我沒有技術上的知識。我能否派核科學方面的專家明天上午去拜訪你們的專家呢？”但他的臉上還是那麼愉快和親切。這兩個掌權人物的談話很快就結束了。當我們在等汽車時，我發現杜魯門就在我身邊。我問他：“事情進行得如何？”他回答説，“他始終沒有提一個問題。”[53]
丘吉爾的記錄與杜魯門大體一致。杜魯門在回憶錄中記錄道：
7月24日，我偶然對斯大林提到我們擁有一種破壞力特別巨大的新武器。俄國部長會議主席並沒有表示異乎尋常的興趣。他只是説，他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並希望我們“好好地運用它來對付日本”。[54]
時任遠東事務主要顧問的波倫的觀察與杜魯門一致。他回憶説“斯大林的反應是那樣隨隨便便，使我對總統的口風是否已達到目的有點懷疑”[55]。哈里曼回憶説：“我們在談論日本和原子彈時，莫洛托夫一面端詳着我，臉上似笑非笑，一面説道：‘你們美國人想保密就保密吧。’他説話的樣子使我確信那根本就不是什麼秘密了。”[56]丘吉爾對斯大林無動於衷而非常失望。他只能歸因於處在“緊張的辛勞和壓力之中”的斯大林“並沒有瞭解這件事的重要意義”。朱可夫對這段插曲作了重要的補充。他寫道：
我記不清確切的日期，但是在一次政府首腦會議之後，杜魯門向斯大林透露説，美國有一種威力異常大的炸彈，但他並未把它稱為原子彈。據外國記者後來報道，在透露這一消息的瞬間，丘吉爾的兩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觀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並未顯露絲毫異常的表情，而是裝作未從杜魯門的話語中發現任何特別的東西。以至丘吉爾和英美的其他許多作者後來都認為，斯大林大概的確沒有懂得所透露給這一消息的重大意義。
實際上，當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場的情況下，跟B.M.莫洛托夫談到與杜魯門這次談話的內容。B.M.莫洛托夫聽到後説：“他們是想抬高身價。”斯大林笑着説：“讓他們抬身價好了。應該告訴庫爾恰托夫加快我們工作的進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彈。[57]
1945年4月5日，蘇聯通知日本，廢除1941年4月13日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隨即準備對日作戰。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8月9日，150萬蘇聯紅軍在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的率領下，兵分四路向盤踞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全面進攻。當天，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8月17日，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向日軍發出通牒，要日軍放下武器，全部投降。8月18日，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蘇軍投降。8月20日，關東軍開始向蘇軍繳械。至8月30日止，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的關東軍全部解除武裝，蘇軍對日作戰結束。
事後，丘吉爾也意識到原子彈用於結束戰爭的作用並不象自己想像的那樣大，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如果認為日本的命運已由原子彈決定了，那就錯了。它的失敗在第一顆原子彈投下之前已經註定了；壓倒一切的海上威力註定了它的失敗。僅是海上力量就讓我們有可能奪取海洋上的基地，從那裏發起最後的攻擊，並能迫使它的京都軍隊不戰而降。[58]
1639. 事後看來，張伯倫選擇希特勒作為戰略伙伴，在認識對手問題上犯了“秀才見了兵”的錯誤，張伯倫忘記了一個一無所有卻又手持板斧的乞丐在財主家門口是不可用點剩飯就能隨便打發走的道理。除此之外，如果我們看看丘吉爾接替張伯倫之後的政策和二戰結束後歐洲屈膝於美蘇腳下的政治現實，就不能不説，在基於歐洲和英國利益最大化的戰略上，張伯倫的思考是極為深遠的。《英德宣言》簽署的當天，張伯倫從慕尼黑返回倫敦，“在白金漢宮受到英王接見後，驅車來到歡聲鼎沸的唐寧街。他應人們的再三要求，在唐寧街10號2樓窗口講了話”，説：“我的好朋友們，在我國歷史上，這是第二次把體面的和平從德國帶回唐寧街。”在羣眾歡呼後，隔了一些時候，他對聽眾説：“我相信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我們由衷地感謝你們。”[59]下院的一些議員們甚至爭先恐後地去吻張伯倫的手，或撫摸他的衣邊，氣氛之熱烈達到了頂點。[60]可以説，在希特勒入侵波蘭之前，張伯倫在英國的政治地位——儘管在下院也有不少人反對——幾乎不可動搖，以至在德國撕毀慕尼黑協定開進捷克後，面對英國朝野狂潮般的批評，張伯倫理直氣壯地質問説：
我可以提醒你們，在第一次宣佈我出訪時，沒有一個人表示反對，對於這一努力，人人都交口稱讚。只是在後來，當最後的解決方案使某些並不全然讚賞這些事情的人開始感到失望——只是在那時，才開始了攻擊；即使在那時，所反對的也並不是訪問本身，而是解決方案條款。[61]
張伯倫説的完全是實情，關於這一點，在1938年10月2日蘇聯駐英全權代表邁斯基就《英德宣言》在歐洲及英國國內的反響發給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電報中得到反證：
國內的情緒開始有些變化。在頭兩天，雖然在比較嚴肅的政界人士包括保守黨人中很快就表現出不安以及對於慕尼黑協定的條件和局勢的擔心，但廣大羣眾以為成功地避免了戰爭而充滿了盲目的興奮。很有意思的是，《每日電訊報》和比弗布魯克的報紙一開始就持冷靜態度，甚至是批評的調子。所有“左派”報紙（《曼徹斯特衞報》《每日先驅報》《新聞記事報》《經濟學家》等等），迅速地、軟硬程度不同地對四國條約進行了抨擊。現在，庸人們開始安靜下來了，而來自比較有見識的階層的懷疑和抗議在增長。由於和張伯倫政策不一致而引起的海軍大臣達夫·庫珀辭職，在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儘管如此，現在首相不僅在保守黨內擁有壓倒多數，而且還在選民中擁有壓倒多數，這當然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新的選舉在最近幾周內舉行，張伯倫將可以有把握指望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還指望擴大目前在議會中的多數。[62]
蘇聯是對慕尼黑協定所持的批判態度最激烈的國家，因此，關於這個協定在英國的反響的情報不會有誇大之嫌，而英國人民對這個協定的支持也不完全是“盲目的興奮”，而是對張伯倫戰略思想嘗試——儘管失敗了——的認可和支持。
1640. 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頭腦清醒而又不由自主地走向墳墓的人，法國總理達拉第就是這樣的人，而戈爾巴喬夫則是無知且快樂地將國家送入墳墓的人。
1641. 幸福有兩種：一種是掌握自己命運時的幸福；一種是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他人，作為交換而產生的幸福。記得曾有人提到“野豬的自由”，這實際上講的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運而產生的幸福。與野豬相比，能夠充分享受現代文明的家豬，儘管活得（甚至死得即被屠殺的條件）非常現代化，但它卻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難道我們需要的就是這樣的“文明”及由此產生的“幸福”過程嗎？當然不是。但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也確實有相當一些人沉浸在所謂“現代文明”的混湯中不能自拔，按着西方人的意願自己拔掉自己那些看起來不太“文明”的利齒（即國家和民族意識），幻想以更“文明”的形象，使西方人滿意，從而能過上更“幸福”的生活。這種幻想在戈爾巴喬夫那裏曾達到忘我的程度，但在普京時期卻徹底地被俄國人所拋棄。今天的俄國人開始腳踏實地，開始運用在西方人看來不那麼“文明”的軍事手段成功地解決了與國家命運攸關的重大問題。與此相反，南斯拉夫多年來已使自己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成就在世紀末戰敗的瞬間卻化為廢墟。
1642. 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告訴斯大林：“英國人希望法國成為一個擁有20萬軍隊的強大國家，如果德國發動新的侵略，這支法國軍隊就必須承受第一次打擊，並且在英國人還未召集部隊之前，守住陣地。”斯大林答道：“這話説得好。”[63]
1643. 丘吉爾與張伯倫相比：前者考慮的是地區安全，後者考慮的是全球霸權；前者以德國為對手，後者以蘇聯和美國為對手；前者着眼於眼前判斷，後者着眼於長遠判斷。事後的歷史進程證明：歐洲制服了德國，卻丟掉了世界，儘管丟得極不情願和極其痛苦。1942年秋，奧利弗·斯坦利被任命為英國殖民地國務大臣。丘吉爾對他説：“只要我還在這裏，我們就要堅持傳統，毫不放鬆地保持帝國的完整。我們決不讓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過普選把白人扔進海去。”[64]這句話透出此時的丘吉爾已有了“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傷感，也可能只有在這個時候，他對張伯倫“任何安排都比打一場世界大戰好；萬一發生世界大戰，整個歐洲就會毀滅，無論戰勝者或戰敗者都將淪為世界共產主義的犧牲品”[65]的話有新的理解。
1644. 歷史真的沒有假設，如果1939年初的日本能夠預見德蘇於當年年底會握手言歡的話，日本可能就不會做出與德國結盟的選擇；進而言之，如果日本又能預見到德國在與蘇聯言歡後僅一年多的時間裏又揮兵入侵蘇聯，日本就不會急於做出南下打擊美英的選擇。我們常説，時間就是金錢，可對1939年的日本而言，時間則是國運。不幸的是，這時間上的幸運點竟怎麼也對不上日本的幸運線。
1645. 對德戰略方向的誤判使日本對其發動的侵華戰爭前景充滿美妙的幻覺，但當歷史的必然性迫使日本不得不與對蘇戰略相背離時，日本在戰略上就陷入患得患失、首鼠兩端的困境。以至德國“裏賓特洛甫外長説日本不想搞協定，而且懷疑日本是否想拖延”[66]；日本駐德大使大島也埋怨日本政府“簽訂協定的談判因我方決心不定，方向不明，從而徒寄希望於德意，拖延了事態的發展，損傷了他們對我方的信賴”[67]。從後來的結果看，是希特勒迫使日本極不情願地就範於其反英戰略的。所以，希特勒將日本人比作“一些受騙的猴子”[68]，這對日本政治智慧來説的確是極大的諷刺。希特勒説這句話的時候，日本與蘇聯在諾門坎鏖戰正酣並對即將簽署的德蘇友好條約一無所知。希特勒當時的主要敵人是英國，至於反蘇，在希特勒——其實也包括斯大林——看來那也是若干年以後的事。因此，希特勒並沒有將德蘇和解的信息提前會知日本，其目的在於：利用日本對蘇聯的壓力迫使蘇聯對德作出更多的妥協和讓步；另一方面，也希望用這種先斬後奏的方式迫使日本將其目前的反蘇目標調整到德國、意大利的反英方向上來。
1646. 1939年的日本真是禍不單行！美國剛剛終止航海商約，在諾門坎日本又遭重創。8月20日，蘇聯軍隊集中飛機、坦克和重炮的優勢兵力在諾門坎對日軍發起總攻擊，對日軍形成大包圍。日軍近16000兵力，結果死傷近13000名，傷亡率達76%。日方和蘇方對日方的損失有不同的估算，“但不可否定的是，在諾門坎事件中日軍的損失非常慘重是歷史事實”[69]。諾門坎事件是日軍在沒有德國策應的條件下獨立執行“反共產國際”戰略的試探，日本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且沒有得到其盟國德國的同情。這些均對日本國內北進派的信心是沉重的打擊，事實上，日軍在諾門坎測試出來的德國反應是冰冷的。此時的希特勒對日本已厭惡之極。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高級軍事會議上告訴他的同事：
天皇相當於末代沙皇，懦弱，膽怯，無主見，但願他為革命所淹沒。我同日本的合作決不會受到歡迎。往後我們將在遠東和阿拉伯策動騷亂。我們應想到我們是主人，而這些民族充其量是一些受騙的猴子，他們想要嚐嚐皮鞭的滋味。[70]
將希望寄託於德國而又不北不南的外交彷徨的惡果終於顯現了。就在希特勒發表上面講話的第二天，即8月23日，德國在事先沒有通知日本的情況下與蘇聯締結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這給《反共產國際協定》簽字國的日本政府無疑是當頭一棒。
1647. 1959年10月18日，毛澤東會見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參三。當客人説到日共現在最迫切的問題，是反對修改日美安全條約，要加強人民的鬥爭時，毛澤東説：“今天的問題是美國壓迫的問題，民族壓迫的問題，要把壟斷資本看作是美國的走狗和工具”。“岸信介[71]要修改憲法第九條，是因為第九條束縛了他進行擴張，他要復活軍國主義。你們黨提出和平和獨立的口號，這是最合乎實際情況的。日本壟斷資本有參加過戰爭的經驗，他們是要搞戰爭的，這就是他們倒向西方的原因。”“發展下去，日本是不會安心於半獨立狀態的，是有野心的，要起變化，要鬧獨立性。現在世界就有這麼幾個資本主義大國：美、英、法、西德、日本。所以，可不能看輕日本。”(《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冊，第217～218頁)
1648. 196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成員時説：文藝座談會我講了話，放了空炮，以後二十幾年沒有整個抓文藝戰線，結果長期以來照樣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佔統治地位，盡是那一套，勞動人民只是打武場、跑龍套。現在要改一改，讓勞動人民當主人，才符合我們現在的情況。[72]
1649.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醫務人員談到買來兩套醫書是普及性質的，但可能與中國情況特別是農村情況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澤東説：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告訴衞生部：衞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衞生部不是人民的衞生部，改成城市衞生部或老爺衞生部，或城市老爺衞生部好了。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讀那麼多年。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着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是在實踐中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和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醫院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只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那種做法脱離羣眾，中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不為農村服務，還叫什麼為人民服務。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謂尖端，高、難、深的疾病研究上，對一些多發病、常見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預防，如何改進治療，不管，沒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農村，重點在農村。還有一件怪事，醫生檢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麼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傳染給別人？我看主要是怕別人有病傳染給自己。（醫務人員説：有些是應該戴的，例如做手術，不戴，怕醫生口腔、鼻腔的細菌傳染病人傷口。）要分別對待嘛！幹什麼都戴，這首先造成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隔閡。今後城市的醫院應該只留下畢業一兩年的醫生、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把好的都放在農村。“四清”運動到1968年就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衞生工作並沒有結束啊！把醫療衞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把這些都告訴衞生部。1970年6月26日，周恩來將上述談話的整理稿委託汪東興報送毛澤東，毛澤東批示：“暫不發表，將來再説。退東興同志存。”[73]
1650. 1965年7月16日，毛澤東閲中央美術學院教師聞立鵬、王式廓、李化吉關美術院校使用模特問題給江青的信。毛澤東在信末批註：“齊白石、陳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論，還不如清末某些畫家。中國畫家，就我見過的，只有一個徐悲鴻留下了人體素描。其餘如齊白石、陳半丁之流，沒有一個能畫人物的。[74]
註釋：
1. 恩格斯：“波克罕《紀念德意志極端愛國主義者》一書引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頁。
2. 《英法德俄的歷史（1830~1917）》下冊，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393~394頁。
3. M.M.波斯坦、H.J.哈巴庫克主編，王春法譯：《劍橋經濟史》（第6卷）（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52頁。
4. [美]安德魯·馬洛澤莫夫著，商務印書館翻譯組譯：《俄國的遠東政策1881~1904》，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204頁。
5. M.M.波斯坦、H.J.哈巴庫克主編，王春法譯：《劍橋經濟史》（第6卷）（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52頁。
6. M.M.波斯坦、H.J.哈巴庫克主編，王春法譯：《劍橋經濟史》（第6卷）（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53頁。
7. 參見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400頁。
8. 參見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403頁。
9. M.M.波斯坦、H.J.哈巴庫克主編，王春法譯：《劍橋經濟史》（第6卷）（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54頁。
10. [美]安德魯·馬洛澤莫夫著，商務印書館翻譯組譯：《俄國的遠東政策1881~1904》，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205頁。
11. [美]巴巴拉·傑拉維奇著，福建師範大學外語系編譯室譯：《俄國外交政策的一世紀》，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94頁。
12. 列寧從1900年起到十月革命前大部分時間在德國，並對德國的“管理制度”留下深刻印象，他説“樂於吸收國外好東西：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頁。
13. 列寧：“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報告”，《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4頁。
14. 列寧：“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報告”，《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9頁。
15. 列寧：“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報告”，《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8頁。
16.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俄共的策略的報告提綱”，《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9頁。
17. 列寧：“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1頁。
18. 列寧：“俄國革命五週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66頁。
19. 列寧：“論合作制”，《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7頁。
20. 列寧：“論俄國革命”，《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頁。
21. 列寧：“論俄國革命”，《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1頁。
22. 參閲張少華著：《美國早期現代化的兩條道路鬥爭》，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23. 道威斯計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處置德國賠款的計劃。
24. 斯大林：“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1925年12月23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4頁。
25. 1924年秋，重新當上英國首相的鮑爾温説：“西歐文化的屏障應該強大而堅固，方能抵抗來自東方的攻勢，而欲達到此目的沒有什麼比道威斯計劃更好、更可靠了。德國過剩的產品可以傾銷蘇聯市場，從而取得它所需要的款項，使我們得以支付拖欠美國的債務利息。同時德國的大批出口貨物也不致向美國殖民地傾銷了”。轉引自王貴正等主編：《世界現代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4頁。
26. 索柯里尼柯夫，時任蘇聯財政人民委員，負責經濟和財政工作，主張為獲利較快的企業投資，減少甚至停止為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重工業貸款。
27. 斯大林：“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1925年12月23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4頁。
28. 伊凡雷帝即伊凡四世（1530年8月25日~1584年3月18日），又被稱為“恐怖的伊凡”、“伊凡大帝”，是俄國歷史上的第一位沙皇。1533年至1547年為莫斯科大公，1547年至1584年為沙皇。
29. “斯大林與電影《伊凡雷帝》創作人員的談話記錄”（1947年2月25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3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頁。
30. “民粹派”，俄國小資產階級政治派別。自稱是人民的精英，故有民粹派之稱。產生於19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俄國資本主義已經開始發展，但小生產仍佔優勢時期。俄國1861年改革後，農民同地主和沙皇制度的矛盾愈益激化。一批代表農民利益的平民知識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逐漸形成民粹派。他們都把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反對農奴制殘餘，但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性，否認無產階級的先進作用，認為知識分子領導的農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視農民村社為社會主義的萌芽和基礎。1873~1874年，民粹派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到民間去”運動。他們穿着農民服裝，深入到伏爾加河、頓河和第聶伯河流域的廣大農村，號召農民起來革命。由於當時俄國不具備革命條件，民粹派的宣傳鼓動，除了在部分農民中產生了一定影響外，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大多數農民沒有跟他們一起革命。不久，由於沙皇政府的鎮壓，“到民間去”運動以失敗告終。19世紀80年代後，民粹派逐漸蜕化，主張與沙皇制度妥協，成為代表富農利益的自由主義民粹派。
31. 《英法德俄的歷史（1830~1917）》下冊，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412頁。
32. “斯大林同志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6年1月3日23時）”，參見[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33. [蘇]薩納柯耶夫、崔佈列夫斯基編：《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文件集》（中文版），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71~72頁。
34.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頁。
35. [蘇]薩納柯耶夫、崔佈列夫斯基編：《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文件集》（中文版），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157~158頁。
36. “蘇英美三國柏林（波茨坦）會議議定書”（1945年8月2日），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81~882頁。
37.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頁。
38.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1789~1846）是古典經濟學的懷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者。
39.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127、118、131、88頁。
40. “德國四年計劃辦公室官員沃爾塔特給德國四年計劃全權代表戈林的報告”，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63、464、465頁。
41. [英]C.A.麥克唐納(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譯，:《美國、英國與綏靖（1936~1939）》（The Unitate， 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25頁。
42. 張瑋瑛等譯：《美國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頁。
43. 張瑋瑛等譯：《美國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頁。
44. 張瑋瑛等譯：《美國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頁。
45. 張瑋瑛等譯：《美國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頁。
46. “張伯倫致希爾達·張伯倫”（1937年12月17日），轉引自[英]C.A.麥克唐納(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譯，:《美國、英國與綏靖（1936~1939）》（The Unitate， 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9頁。
47. 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頁。
48. 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頁。
4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9頁。
50. 引自“張伯倫備忘錄”，參閲[英]C.A.麥克唐納(C. A. MacDonald)著，何抗生等譯，:《美國、英國與綏靖（1936~1939）》（The Unitate， Britain and Appeasement，1936~1939）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8頁。
51. 轉引自[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頁。
52. [英]温斯頓·丘吉爾著，魏羣、高虹譯：《丘吉爾文集——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3頁。
53. [英]温斯頓·丘吉爾著，魏羣、高虹譯：《丘吉爾文集——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8~1169頁。
54. [美]哈里·杜魯門著，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上卷），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79頁。
55. 轉引自[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頁。
56. [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6頁。
57. 格·康·朱可夫著，洪科譯：《回憶與思考》三聯書店1972年版，第1221~1222頁。
58. [英]温斯頓·丘吉爾著，魏羣、高虹譯：《丘吉爾文集——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6頁。
59. “英國首相張伯倫在唐寧街十號對羣眾的講話”，（1938年9月30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頁。
60. 高岱編著：《英國通史綱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頁。
61. “英國首相張伯倫在伯明翰職工協會的演説”，（1939年3月17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頁。
62. “蘇聯駐英全權代表邁斯基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電報”（1938年10月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頁。
63. “斯大林和羅斯福的談話記錄”（1945年2月4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8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頁。
64.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啓明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2頁。
65. “德國駐法大使韋爾切克致德國外交部的電報”（1938年5月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0頁。
66. “日本駐德大使大島致日本外務大臣有田的電報”（1939年5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頁。
67. “日本駐德大使大島致日本外務大臣有田的電報”（1939年5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頁。
68. “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高級軍事會議上的講話”（1939年8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830頁。
69. 李凡著：《日蘇關係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頁。
70. “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高級軍事會議上的講話”（1939年8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830頁。
71. 岸信介是日本現任首相安培的外祖父。
7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頁。
7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506頁。
7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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