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振華：若完成氣候變化目標 霧霾污染源降42%
12月23日上午10時，國務院新聞辦舉行“巴黎歸來談氣變”中外媒體見面會。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發展改革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蘇偉，國家氣候變化戰略研究與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鄒驥，鎮江市人民政府市長朱曉明，億利資源集團董事長王文彪，樂施會氣候變化與貧困項目組負責人王彬彬對中國代表團參加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的情況做了説明，並介紹中國節能減排的政策措施。在會上，解振華談到，根據專家評估，如果能夠完成氣候變化的行動目標，霧霾污染源就降低42%。根據體制優勢，我國環境問題的解決比走過老路的發達國家，會更好更快一些。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
解振華在會上説，現在我國確定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目標，實際上對解決霧霾有協同效應。“我們主要目標的還是節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另外我們在調整能源結構，現在的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到今年年底是佔12%，我們原來的目標是11.4%;到2020年要達到15%，到2030年達到20%左右，能源結構在做大的調整。”
他還表示，如果這些目標能夠實現的話，實際上對解決霧霾的污染降低了42%，“這是我們專家做的一個評估。”
“我相信，目前發展階段出現的這些嚴重的環境問題，只要我們按照現在政策、措施、路徑，特別是在大力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改變生活方式，這些措施如果都真正做到了，這些問題是能夠得到解決的。因為發達國家也走了這麼一個彎路，現在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根據我們體制的優勢，可能解決會更快更好一些，但是我們過去犯的錯誤現在受到了懲罰，我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做得更多、做得更好，這一點上我們還是有自信的。”解振華説。
12月23日，“巴黎歸來談氣變”媒體見面會主席台。
國務院新聞辦“巴黎歸來談氣變”中外媒體見面會，內容如下（有刪節）：
本次新聞發佈會由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胡凱宏主持。首先由解振華簡單介紹巴黎氣候大會情況，隨後進入媒體提問交流環節。
解振華：
媒體的同志們，大家好。從今年的11月30日到12月13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大會歷經了13天的時間，圓滿結束。這次會有198個締約方和觀察員國參加會議，與會的還有NGO、國際組織和媒體，一共是3萬多人蔘加這次會議。11月30日大會開幕的當天，大會邀請了15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與會，我們國家習近平主席應邀參加了開幕式，並且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中國政府代表團有14個部門，再加上香港、澳門特區政府的代表，一共是90多人，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應該説這次會議超時了31個小時，最後還是圓滿結束。經過各國努力達成了全面、均衡、有約束力的，也是適用於所有各方的巴黎協定。應該説這次會議的成功，中國代表團發揮了積極建設性的突出作用。
按照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講，他説習近平主席與會發表了重要講話，對氣候變化的進程，發揮了重要政治推動力。巴黎會議前，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奧朗德總統分別發表了中美、中法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對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最後奧朗德總統和習主席通電話的時候，也對中國代表團對這次會議作出的突出貢獻表示感謝。應該説這次會已經結束了，但是下一步要落實這個會議的成果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國日報記者：**這次巴黎大會各方評價都很積極，請解主任您再評價一下。另外，大家都特別關心雄心聯盟的事情，中國不是雄心聯盟的議員，有沒有影響到中國參與談判的進程。最後時刻有一個詞的改動，“Shall”和“Should”的改動，大家也特別關心這個細節，您能不能説一下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
解振華：
雄心聯盟的事可能國內外媒體都很關心，實際上雄心聯盟是在會議後期，現在聽説會議之前可能已經做了一些謀劃，會議當中原來有15個國家，最後號稱是100多個國家組織了一個“雄心壯志聯盟”，在會議最後一天他們集合起來一起進入會場，主要是要求會議的結果或者是最後達成的協議一定要有雄心、有力度。媒體講，中國、印度沒有參加會不會對中國有什麼壓力，我們在會議進程當中知道有這麼一個聯盟，我們並沒有參加，也並沒有介意這件事，因為我們瞭解了雄心聯盟主要立場，第一個要求就是協議必須要有法律約束力，但是實際上參加雄心聯盟裏的一些國家就不主張有法律約束力。另外，有一個長期目標必須要是1.5度，而且到2050年在2010年的基礎上排放量要減40%—70%，到本世紀要實現“零排放”，這是他們的一個訴求。
其實參加這個聯盟的一些國家就不主張1.5度，而且有些國家即使主張1.5度也沒有考慮到將來自己發展的空間。自己都不接受這樣一個目標，為什麼要參加。還有在透明度、力度方面，提出了很極端的要求，我們覺得這個要求並不科學，參加的有些國家自身都不接受，自己都不能接受為什麼參加這個聯盟。提出這樣的要求，實際上就是作秀。因此我們並沒有參加這個聯盟，所有聯盟國家還要回到公約的原則，回到談判桌上，最後和大家一起討論解決問題。這個聯盟是高調聯盟，就是作秀，我們沒有去參加，最後結果證明中方的立場和一些發展國家的立場是正確的，還是回到理智來解決全球的問題。
發展改革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蘇偉
蘇偉：
實際上這件事最後秘書處也做了解釋，在最後文件準備過程當中發生了技術性錯誤，如果從談判的幾個過程稿來看，之前一直都是用“Should”這個詞，而不是用“Shall”。這個技術性錯誤也是很關鍵的，確實是非常敏感的問題。大家可以想像，在巴黎會議最後階段特別緊張的氣氛下，稍微有一點，哪怕一個非常小的技術性的問題，也可能會把整個來之不易的脆弱的平衡打破。實際上“Shall”和“Should”的問題就是這麼一個問題，好在這個問題最後還是得到妥善處理，做出了技術性更正。因為，最後形成文本也是一個各方利益訴求綜合平衡的結果，一旦要動哪怕一個字母都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會觸碰到有些國家的底線。最後階段有的代表團發現這個問題及時指出來，如果不更正的話可能會影響到最終巴黎協定參與的廣泛性，個別國家無法接受巴黎協定的文本。
實際上最後的文本也是各方經過巴黎會議艱苦談判得出的成果，確實不容易。大家也是能夠從推進應對氣候變化進程往前走的角度，確實需要在巴黎邁出歷史性的一步。從大局考慮，確實也是一個技術性錯誤。當然發展中國家也很歡迎出現這樣的錯誤，發達國家還是有法律上的強制性義務來繼續履行他們的承諾，shall是比較“強”的一個詞，當然發展中國家普遍歡迎。但確實是對於一些發達國家可能很難接受這個東西，如果發達國家不接受，最後巴黎協定達不成，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最後妥善解決，發展中國家都算理解這件事，雖然更希望法律意味更強的，“Shall”和“Should”有差別，但是差別不是那麼大。確實是照顧到個別國家的困難，認為它是一個技術性錯誤，所以做了及時性的更正，在最後危機關頭也挽救了巴黎協定，結果讓大家還是都非常滿意的。關於這兩個詞的解釋就是這麼一個過程。
**中央電視台記者：**請問解主任，巴黎氣候大會剛剛結束，您如何看待此次會議成果，特別是巴黎協定的達成。這個會議的成果會對今後國際社會之間的合作產生什麼積極的影響？謝謝。
解振華：
這次會議達成了巴黎協定，這個協定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實際上對各個國家，對所有的締約方都明確的提出了一些要求，協定明確了它和公約的關係，協定是為了落實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強化行動的這麼一個法律文件，把協定和公約的關係講清楚了，打破了一些國家希望拋棄公約“另起爐灶”、另搞一套的企圖。
在這個協定當中還堅持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是基於歷史責任，提出了還要繼續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各自能力和公平的原則，而且要考慮各國的國情。在這種情況之下，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根據自己的能力發展階段來決定自己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又確定了不同於京都議定書的“自下而上”應對氣候變化採取行動的減排模式。這種模式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動員所有的國家採取行動。
去年中美發表了聯合聲明、公佈了各自氣候變化目標之後，帶動全球186個國家，現在更多，都提出了自己的自主貢獻，實際上是一個具有包容性，帶動大家都來採取行動的這麼一個應對氣候變化新模式。
既然明確了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就應該在協議當中的減緩、適應、資金、技術、透明度、力度問題都體現出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分。這個會議為什麼爭議這麼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個原則要不要堅持。堅持了這個原則，在具體的各個要素當中，是不是要體現出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由於歷史責任、現階段發展能力不同，應該採取不同的行動，體現不同的責任義務。在這個協定當中要求大家都採取行動，但是根據各國的情況，在行動當中都有了區別，不是“一刀切”的政策。所以大家在採取行動的時候，要根據自己的國情採取行動，另外發達國家還有義務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在得到技術資金支持的情況下可能行動更有力度，做得更好。
**整個《協定》既動員了所有的各方，又考慮了各國不同的國情，不同國家的訴求都能夠在這個協議當中反映出來，最後大家都來採取行動。而且還提出了五年進行一次全面總結，根據總結的情況，各國再來考慮行動和支持的情況，各國再來自主決定自己的行動。**我們認為這個協定是應對氣候變化進程當中一個里程碑。發展中國家最關心的資金問題，在會議成果當中都得到了體現。《協定》當中要求發達國家必須要給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可以自願地加強南南合作，也動員了私營部門的資金進入到氣候變化市場當中去。在《決定》當中明確發達國家有義務，2020年之前拿出每年1000億美金支持發展中國家，2020年之後還要在1000億的基礎之上繼續擴大支持規模。
但是，在這當中也有一些不足。我們在大會最後發言中表示，這個協定雖然不完美，有些內容還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但是畢竟是里程碑式的協議，把應對氣候變化歷史往前邁了大大一步。**所謂不完善或者不完美，在資金問題上，在技術轉讓問題上還是有些缺陷，還比較“軟”。**如果真正要解決應對氣候變化各國行動和實現我們確定的長期目標，在技術創新、技術轉讓、技術合作方面應該有更大的力度，可能在下一步的談判當中，要對技術合作、技術創新、技術轉讓方面進一步細化，進一步加強。
資金方面發展中國家還是不滿意，認為規定還是比較“軟”，發展中國家希望這1000億或者是將來更多的資金要有一個時間表、路線圖，哪年到多少，現在並沒有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要進一步加以完善。
蘇偉：
如何看待巴黎大會的成果，氣候變化涉及到全人類利益全球性的問題，需要通過國際合作，通過多邊協商、多邊談判找到解決辦法。應對氣候變化是非常長期的一項工作，也是一個很長久的過程。巴黎協定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也預示着新的開始，也確認了多邊主義、多邊協商，能夠解決全球性問題。六年前的哥本哈根會議，大家對多邊進程、人類合作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似乎失去了信心，通過巴黎協定談判磋商的過程，達成這樣的結果，實際上也是重拾了國際社會通過國際合作來解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信心，進程還會繼續走下去。
還有一個巴黎協定給國際社會對世界社會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發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在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面臨着氣候變化這樣嚴峻的危險，世界經濟必須走一條綠色、低碳、氣候適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發出這樣的信號，對於工商業界，對於市場都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也會大大推動世界向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方向邁進。
國家氣候變化戰略研究與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鄒驥
鄒驥：
我談點個人體會，這次巴黎大會我覺得是一次全球治理非常好的示範，根據文獻和以前的研究還沒有一個全球治理問題達到這樣高度的合作成果。這次為什麼全球各國都很重視這次大會，有的是在氣候進程裏面的含義，也有在題外的含義。題外的含義，對展示、創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里程碑意義。剛才蘇司也談到多邊主義，想起在大會閉幕的時候奧朗德總統高呼“聯合國萬歲”，他喊的是意味深長的。因為一個時期以來，對世界格局的認識，多邊主義到底能不能走下去，到底能不能有效地解決全球的問題，這次確實給出了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
剛才蘇司長講到可持續發展大趨勢，我想進一步延伸他講的信息，人類社會要反思自己的發展道路，我們走過了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是不是要尋找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就是我們所説的發展路徑的創新，按照以前發達國家在歷史上走過的道路，地球是不堪重負的，無論是作為國別還是整個全球都是難以為繼的。我覺得這次發出強有力的信息，就是呼喚全人類進行發展路徑的創新，而且這個《協定》本身也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在自己發展階段上，在自己國情範圍內，如何去創新自己的發展路徑，應該提出了一個全面的安排和部署，這次大會是具有歷史意義的。
路透社記者：這幾天的天氣我覺得很多人慢慢會有一種抑鬱的感覺，小孩子天天被關在家裏。我想問一個更加實際的問題，巴黎協定對我們中國在今後的五年到十五年間可再生能源的轉變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具體推動。第二個問題，關於核能，在福島事件之後有過一段停滯，今年批覆了8個核電機組項目，看上去我們又再把核能發展推上一個軌道。請問各位，有沒有可能在今後五年我們把核電發展到內地，有這樣的考慮嗎？謝謝。
解振華：
剛才你提到了霧霾，巴黎期間很多中外媒體也問我這樣的問題，説中國解決霧霾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有什麼關係。
**一是我們應對氣候變化是根據中國自己的國情，採取的氣候應對變化的措施。**比如，我們過去公佈2020年之前的目標，今年又提交了2020年之後的目標和2030年的目標，確定2030年左右達到峯值，並爭取提前實現等等，還有碳強度、非化石能源佔比等等目標。這些目標都是根據中國自己的國情，這是我們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且我們必須要做好，這不是別人讓我們做的，是我們自己要做的。
**二是現在我們確定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目標，實際上對解決霧霾有協同效應。**我們主要目標還是節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節能提高能效實際上也是一種新能源，如果我們能效提高1倍，經濟能夠翻一番，但是我的能源不需要增加這麼多。從某種意義上來説，節能提高能效也是提供了一種新的能源。另外，我們調整能源結構，現在的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到今年年底是佔12%，我們原來的目標是11.4%，現在已經達到12%了，到2020年要達到15%，到2030年達到20%左右，能源結構在做大的調整。按照國外的評論，在中國確定自主貢獻的目標當中，能源結構的優化調整是最困難的，我們完全贊成這麼一種評論。另外，還要增加森林碳匯、植樹造林，搞森林養護，對改善環境、增加碳匯會有好處。
**如果我們這些目標能夠實現的話，實際上對解決霧霾的污染降低了42%，這是我們專家做的一個評估。我們國家已經發布的“大氣污染治理10條”，這10條採取的措施對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也有貢獻，這兩個具有協同性。**我相信，現在在目前發展階段出現的這些嚴重的環境問題，只要我們按照現在政策、措施、路徑，特別是在大力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改變生活方式，這些措施如果都真正做到了，這些問題是能夠得到解決的。因為發達國家也走了這麼一個彎路，現在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根據我們體制的優勢，可能解決會更快更好一些，但是我們過去犯的錯誤現在受到了懲罰，我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做得更多、做得更好，這一點上我們還是有自信的。
關於能源結構的調整，現在主要是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中國這幾年發展非常快，最近這十年，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發展發揮了顯著的變化。比如水電這十年增加了2.57倍，風電增加了90倍，光伏發電裝機增加了將近400倍，整個總裝機容量佔全球24%。裝機增量這部分，我們大體佔了三分之一。由於中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整個可再生能源成本大體上降低了50%。這是中國在這方面做的貢獻，因此我們的發展還是比較快的。
關於核電的問題，最近國家又開工了一些核電項目。如果我們真正把煤和火電比重壓下來，單純發展可再生能源可能還不足以達到我們確定的2030年佔比20%的目標，必須要發展一些核電。核電的發展首先要確保安全，包括設備的安全、管理的安全、廠址的安全，國家現在在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內地現在在選址，到底什麼時候建、在何地建，可能還在進一步論證。但是，現在在沿海條件成熟的地方已經開始建，而且這些核電技術也在更新，從二代、二代半到三代，現在都在更新。核電的發展，就中國的國情來説還是要搞。
億利資源集團董事長王文彪
王文彪：
我就上面幾位記者提出的如何看待巴黎氣候談判回應一下。另外，我們怎樣落實談判，特別是能源結構調整，我談幾點看法。
因為我這次參加巴黎大會，12月1日在國家發改委的安排和支持下，由聯合國環境署、聯合國防治荒漠公約組織，共同發佈了《中國庫布其生態財富成果和模式報告》，在這個會上感受很多。巴黎協定的形成，中國確實起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和關鍵作用。
我看到中國代表團，特別是解主任談判條件艱苦，住的很遠，吃、住都不方便，堅持了幾十天，應該説很圓滿完成了重大使命，我們確實很感動。
12月1日，我們聯合發佈的中國庫布其生態財富報告，認定中國的億利資源集團27年在固碳減排和提高運行能力方面創造生態財富4600個億，創造就業100多萬人，解決生態扶貧大概10萬人。這也是中國給巴黎大會的生態厚禮，與會的成員國代表和國際組織代表對我們這個成果可以説是比較認可，非常肯定，給予了高度讚揚。
一是中國政府不僅在説更重要的在做。我記得一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在會上講了這麼一句話，我很感慨，他説中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不僅有雄心勃勃的計劃，而且有實實在在的基層行動。庫布其的案例就説明了這一點，這一點我聽了確實很感動。
二是整個國際組織和成員國代表進一步認識到，中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不僅在能源結構調整、低碳綠色方面做了積極貢獻，而且在生態建設、森林建設、增綠固碳方面作出重要成就。庫布其沙漠不毛之地經過幾十年變成一片綠洲，變成一個綠色經濟體，為北京沙塵暴的減少，為霧霾的減少發揮了重要作用。我認為這個應該是中國向世界呈送了一個非常有實際意義的名片。
三是形成這麼一份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確實來之不易，現在怎麼落實，誰來落實，除了政府，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企業應該發揮重要作用。
我認為巴黎協定應該是倒逼着我們進入了低碳、綠色的新時代，我們必須應該告別野蠻成長，告別粗放經營，告別透支生態資本，應該走上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的路子，這肯定是一個共識，也是我們的必由之路。
比如億利資源20幾年主要發展沙漠綠色經濟、綠色能源、綠色金融，未來五年到十年，我們的計劃是踐行巴黎協定，進一步加大力度實施沙漠綠化工程。我們想通過五年，再搞1萬平方公里的沙漠綠化工程。另外就是充分利用沙漠光熱資源發展生態光伏，發展生態光熱，我認為這是我們最好的綠色能源，這也是我們中國能源結構調整的很重要的一個出口。億利資源作為中國綠色企業代表應起到表率作用和先鋒作用。
江蘇鎮江市人民政府市長朱曉明
朱曉明：
我補充一箇中國城市在行動的案例。2012年11月鎮江被國家發改委批准為低碳的試點城市，中國不僅僅是在巴黎大會期間中國開始行動，實際上我們的行動早在“十二五”時期就已經開始了，我們是國家第二批試點城市，為什麼我們會變成國家低碳試點城市？
一是國家有要求。“十一五”以來國家在節能減排和碳排放方面，很多指標都被國家五年規劃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我們的規劃指標分成兩類，一類是約束性的，一類是預期性的。約束性是由政府來推動，要主導完成的，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的指標都是作為約束性的指標，所以國家對我們是有要求的。
二是我們自身有需求。鎮江這個城市地處江蘇蘇南地區，長三角核心城市之一。鎮江過去產業結構偏重，目前我們產業結構還是“二三一”的產業結構，在二當中重化工業比重比較偏高，我們自身有需要，要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三是老百姓有訴求。老百姓對綠色，對這樣一種生活的方式非常向往，都希望這個城市能夠呼吸上清新的空氣，喝上乾淨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這是老百姓的需求。我們抓住了國家發改委推動低碳城市建設這麼一個機遇，我們在全市推動了低碳城市的建設和發展。
第一是全面實施了主體功能區的制度。可能是全國作為一個地級市全面實施主體功能區制度的，我們是比較率先的，不僅僅把規劃拿出來了，而且把規劃通過六項政策，有土地、規劃、產業、環境、考核，鎮江以鄉鎮和街道為空間單元，每個單元主體功能是什麼，他們都很清楚，這個單元把制度建立起來，並落實下去。
第二是明確了目標。通過鎮江碳排放的情況做了分析以後，明確到2020年比國家提前十年實現碳峯值，我們確定了這個目標以後也找到了路徑。
第三是建立了平台，叫“低碳城市管理雲平台”。通過這個雲平台，第一作用是把我們家底搞清楚了，我們鎮江碳排放情況到底怎麼樣，企業整個能源構成情況怎麼樣，我們區域排放情況怎麼樣，企業的排放情況怎麼樣。第二個作用，通過這個平台我們搞了“四碳創新”，一是對重點企業；二是產業碳轉型；三是通過這個開展了一項“項目碳評估”；四是區域碳考核。
一套行動。鎮江低碳城市不僅僅是平台。我們還有一整套行動，叫“九大行動計劃”。包括優化空間結構、推動低碳產業、清潔能源、低碳交通、能力建設、區域的環境綜合整治、綠色節能、全民行動、清潔生產等9個方面構成。
一個保障。在鎮江低碳城市建設不僅僅是政府在具體推動，從黨委到政府我們叫合力推動，市委管方向，我們方案都是市委常委會同意通過。管問責，因為黨委是管人的，你碳排放情況和績效掛鈎，進行問責。政府的責任就是把每年行動、每年的計劃通過一個一個項目推動相關部門，相關轄市區一個一個落實到位。通過這樣幾年抓形成一套成效，成效還是比較明顯的。一是低碳建設，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從去年以來到今年，雖然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但是經濟仍然保持平穩較快的增長，去年GDP增長10.3%，今年到現在我們是9.5%，財政收入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長速度，固定資產投資還是保持了18.3%的增長速度，整個並沒有對經濟產生大的下滑，我們還是保持比較好的增長。
二是生態環境指標有了明顯的改善，二級以上天數已經佔了70%，PM2.5下降2.6%，“十二五”節能減排指標已經提前一年完成，包括我們三類水的水質已經達到73%，全市綠化率達到36.5%等等，一系列的指標都佐證了我們的行動還是有成效的。
三是民生得到了很大改善。過去鎮江老百姓對我們在生態環境方面還是有很多訴求的，這兩年的訴求明顯下降，而且老百姓滿意度在顯著上升。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請問解主任，您提到關於國家自主貢獻。請您具體介紹一下，為了實現國家自主貢獻這個目標，要採取哪些措施？謝謝。
解振華：
我們國家確定的自主貢獻有幾個內容，和其他國家也有不同之處。發達國家自主貢獻只是減排，不符合現在協定要求，還要增加適應的內容，而且特別要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技術支持，他們要寫到貢獻裏面。中國的自主貢獻既包括減緩也包括適應，要實現這一目標採取哪些政策措施，還有哪些行動，應該説是既有目標，又有配套政策措施，還有行動工程，是有保障的。2030年碳強度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降低60%—65%，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的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二氧化碳排放峯值要在2030年左右達到峯值，並爭取儘可能早達到峯值，這是我們對外宣佈減緩的目標。
我們也公佈了中國適應戰略，也是確定瞭如何進一步建立和完善預警預報系統，提高減災防災的能力，各個領域怎麼樣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減輕對老百姓的損失損害，這是我們確定的目標。要實現這些目標，首先要轉變發展方式，轉變生活方式，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措施。
在這次協定當中也特別好的提出了各個國家要應對氣候變化必須加快實行低碳發展，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提高應對極端氣候的抵禦力，實際上就是提高適應能力。
在節能方面、提高能效方面，第一，調整結構。調整結構是節能提高能效的根本性的措施，從結構上先來解決問題。第二，在工業、建築，交通和人民生活消費這個領域節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這方面我們國家潛力還是非常大的。應該説，我們綜合能耗水平比世界上先進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雖然我們已經作出了很大成績，但是差距還很大。最近20年，中國的節能降耗累計節能量佔了全球52%，全球一半以上的節能是通過中國的努力取得的。即使這樣看我們潛力還是很大，跟國際先進水平我們還有很大差距。這一點上繼續在各個領域節能，特別是工業節能，我們還有很大潛力。
另外，在城鎮化過程中建築領域的節能和交通領域節能還是有很多工作要做。老百姓消費生活方式也應該有根本變化，也就是説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搞環保，大家都要參與，這是必須要做的一些事。
剛才有的記者朋友提出來，必須要調整能源結構，現在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雖然暫時不能夠改變，但是我想從長遠來看，必須要進行調整，煤電、火電存量必須繼續提高效率，更清潔、更環保、更節能。增量這一部分要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除了可再生能源之外，核能還要繼續發展，這樣才能真正把能源結構調整過來，實際上這是一場革命。另外，要增加森林碳匯，植樹造林。植樹造林不光是增加碳匯，也很環保，能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生態環境，增加我們的生物多樣性，這也是非常利國利民長遠的措施。這些措施現在我們國家政策當中，從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價格政策方面要逐步體現對節能、減排、環保、低碳的鼓勵和限制，儘可能採取一些激勵性的政策鼓勵節能減排，在我們國家自主貢獻裏面都體現了。
整個國家自主貢獻的方案也是一個變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為發展機遇的方案。有專家算了一下，如果從現在開始到2030年完成這個目標，大體上按照現在的技術水平，這種投入成本來看可能需要41萬億人民幣，6.7萬億美金。但是我想，如果真正實行起來不會這麼多，為什麼？因為技術要進步，五年一個技術更新，成本就會降下來，我們的目標可能會早一點實現。
除了採取這些政策措施之外，還要推動市場辦法降低我們全社會實現這一目標的成本。目前在7個省市建立了碳交易市場，應該説這些碳交易市場試點工作進展的非常順利，而且積累了一些經驗，我們準備2017年開始全面啓動中國碳市場。這樣主要目的還是通過市場的辦法來降低我們實現目標的全社會的成本。現在碳市場試點工作進展比較好，我們爭取通過立法讓它有法律保障，開始在全社會推開。
鎮江和億利資源集團，實際上是我們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踐案例，最後這些實踐的目的要證明，在我們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發展水平的城市，只要能夠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結構，走綠色低碳發展這條路，是完全可以做到經濟增長和碳排放脱鈎，經濟還要增長。原來是排放和經濟增長同步上升曲線，現在我們試點的目的是要證明是可以做到經濟增長和碳排放曲線可以脱鈎，鎮江的經驗和其他試點經驗可以證明，最後是低碳化或者是去碳化，這是可以做到的。另外在我們國家這種生態狀況下能不能發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匯，億利資源的實踐證明在中國也是能做到的。
這樣我們國家自主貢獻既有方案，也有目標，有政策、措施，也有試點，經過努力，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還是很有信心的，謝謝！
王文彪：
提到國家自主貢獻，我覺得在沙漠化治理與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中國在全世界應該説作出卓著的成績。無論是國際組織還是國際社會，包括這次參加巴黎大會有關成員國家，這些共識是非常一致的，這是我們中國的標杆，也是我們中國的名片。
這次大會上我瞭解到很重要的數據。第一，聯合國有關機構發佈了這樣一組數據，如果説我們全球能治理5億公頃的土地，能夠讓它恢復生態，就能吸收1/3全球化石能源碳排放量，我認為，增綠和固碳是非常重要的措施。第二，美國的科學家發佈這麼一個數據，因為沙漠中的光線是最好的，每平方公里的沙漠，中國西部沙漠都具備這樣的條件，可以發400萬度電，億利治理的庫布齊沙漠是1.86萬平方公里，可以滿足中國1/8的用電量。這就是我們解決能源結構最好的途徑。
中國有26億畝沙漠，耕地才18億畝，我們中國在沙漠治理上走的最早，億利資源集團1988年進入沙漠，給中國和世界創造了一個比較完善的，治沙生態民生經濟平衡驅動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而且與氣候變化息息相關。我們全民應該有這樣的意識，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空間，沙漠是很重要的載體，我們的綠色能源空間沙漠綠色是重要載體，而且我們中國又是治理沙漠大國。這次我在巴黎大會上，30號晚上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執行秘書長在家裏面宴請我，還有蘇偉司長和兩個沙漠國家的環境部長，那兩個國家的部長基本沒有離開我，説你能不能去訪問，能不能把中國的庫布其模式給我們輸出出來，我們那個地方確實太貧困了，因為哪裏有沙漠哪裏必然有貧困，哪裏有沙漠，哪兒的環境最脆弱。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和措施是在中國來説非常有先機、有保障、有條件。
目前在節能減排調整能源結構方面的措施已經很多，我覺得城市的增綠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這兩天霧霾很重，我嗓子都啞了，但是到了釣魚台裏面，那是另外一番天地，所以散步要到那裏去。現在的房子太多了，種的樹太少了。我們的同事應該先考慮種樹，再考慮“種房”。謝謝。
蘇偉：
剛才聽了王董事長的發言也受啓發，剛才朱市長也談到了地方的行動和企業的行動。我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啓示，氣候變化這件事是涉及面非常廣，實際上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問題，除了在能源結構，國家的整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當中作出明確安排之外，一些具體的措施，包括能源結構、經濟結構調整、發展的轉型，植樹造林、防治治沙等，甚至扶貧工作與氣候變化都是密切相關的。中央也提出來到2020年徹底消除貧困，實現全面脱貧。這件事情從國家來講，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通過應對氣候變化在國際上來傳播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一些理念，實際上也是推動世界可持續持續發展。我們國家把應對氣候變化和經濟發展緊密結合，“十二五”專門有一章講氣候變化、綠色低碳發展，“十三五”、“十四五”甚至“十五五”圍繞落實國家自主貢獻的目標，逐步要把這些目標細化到各個五年規劃當中。國家發改委作為應對氣候變化主管部門，也是協調國家相關部門一起做這樣一個宏觀綜合性的問題，綜合施策，推進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
從體制上來講，國務院專門有一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李克強總理親自擔任組長，具體的協調和相關綜合性的工作在國家發改委，包括對外談判，包括國內相關政策措施的落實等。這一次巴黎會議談判也是國家發改委牽頭組織、相關部門一起共同取得的結果。實際上最終談的也非常艱苦，關鍵是有了結果。下一步如何落實，剛才解主任也講了，我們在落實國家自主貢獻方面有一些具體考慮和舉措。通過參加這次巴黎大會，傳播了中國發展理念，發出了中國的聲音，體現了中國在全球治理當中的影響力，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不僅僅是説説而已，實際上也確確實實在做。包括鎮江一些地方政府代表團也參加了巴黎會，企業的代表也參加了巴黎會，通過巴黎大會作為一個窗口，作為一個平台來宣傳我們發展的理念、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成就和政策行動。同時，對我們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學習借鑑國際上好的經驗，好的做法。應對氣候變化是一個需要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統籌兼顧當前和長遠的一件事，不是通過一次會或者一個規劃就能實現，是一件長期的事，這件事情會長期做下去，我們相信從國家來講持之以恆的解決這些問題，可能會對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對世界可持續發展也作出貢獻。巴黎大會一個很重要的感受就是中國為世界作出重要貢獻。
解振華：
這次巴黎大會，國際NGO樂施會的王彬彬同志也參加了，請她也講講。
樂施會氣候變化與貧困項目組負責人王彬彬
王彬彬：
解主任提到的中國自主貢獻目標是全面的，不僅有減緩還有適應，但是發達國家更多的是減緩，我們可以看巴黎協定，在巴黎協定最後文本里面前面開篇部分提到氣候變化，我們應對氣候變化關係到氣候公正，關係到人類權益、婦女權益、代際公平，而且還關係到消除貧困，這些關鍵詞出現在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協定裏，我們認為這與發展中國家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一直以來持續不斷的推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就像解主任説的，發達國家可能更關注的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但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關注的是我們的發展權，作為國際組織也見證了過去中國參與聯合國氣候談判這麼長時間的歷史，尤其從哥本哈根談判以來，我們認為中國發生了非常明顯的自主性貢獻的意願越來越強烈，這種意願其實是表現在不僅國際層面，而且在國內層面，兩個層面都有非常明顯的表現。樂施會是做國際扶貧與發展的，這種非政府組織，包括在中國內地很多非政府組織也參與巴黎談判，而且據官方統計一共有48000個註冊參會代表，裏面有超過60%是非政府組織。我們為什麼會參與到這樣一個聯合國氣候談判裏面，就是因為我們要保證聯合國氣候協定最後推出來每一次協議的文本要有公正性，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既往歷史協定裏沒有一次像巴黎協定這樣出現一些公正字眼，關注弱勢羣體的字眼，我們認為這是中國建設性的貢獻。
我總結了一下，除了剛才提到的這一點之外，樂施會本身在巴黎大會期間也發佈了一份報告，是“碳排放不平等報告”。這個報告的主要觀點是，現在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還有一些西方人民，他們不太瞭解我們中國的一些實際情況，我們作為一個國際組織，希望在這個談判上有一個公正的結果。現在一個普遍的觀點是，中國碳排放總量在全球排第一，包括人均碳排放排位也超過歐盟排在前面，這種排名是不是公正的。根據第三方客觀研究結果，我們分析指標是人均碳消費的指數，我們中國還有其他一些亞洲國家，其實是非常有名的世界工廠，我們生產的很多產品，並不是我們本國人民消費的，我們是運到一些發達國家去消費。當計算這種碳排放的時候，樂施會的觀點是應該把這一部分生產消費的排放扣除，應該誰消費了就放到誰的頭上，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計算，像美國、歐盟那些國家排在前面。尤其讓我們自己也覺得很驚訝，當我們把這個指標梳理出來，中國和印度排在最後。有一張地圖，當時和解主任交流了，有一個人均碳消費指數脆弱性的排名，中國和印度排在倒數第一位，是最脆弱的國家。我們的報告提供不一樣的視角，讓大家參考，到底怎麼樣做到第三方公正客觀的立場，不是説我們特別要站在中國立場上説話，而是你真的是回顧碳排放歷史，一定要站在公約的基礎上去發言。這是我想補充的。
我這兩天也參加了中國本土社會組織的一些巴黎分享會，他們也是非常積極去做一些貢獻。我也得到一個數據，在中國從事與氣候變化的社會組織一共有7400多家，應該有10多家參與了這次巴黎大會，從巴黎大會回來以後也聯合，聯合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綠色和平、樂施會在內的，這些國際組織在中國有實際的氣候變化工作的這些機構，包括參與了巴黎談判的這些本土的社會組織，我們聯合發佈聲明，發給媒體朋友、國際社會，表達在中國工作的這些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我們對於這次巴黎協會的價值的肯定，對於中國建設性貢獻的積極肯定，還有就是對於社會組織，我們希望在下一步氣候治理中作出進一步貢獻的表態。
解主任在巴黎協定最後發言的時候，我印象特別清楚。解主任説氣候變化我們要放棄“零和博弈”，我非常贊同這個觀點，因為零和博弈就是一方是1，另外一方一定是0，有一個贏有一個負，氣候變化不應該是這樣的，氣候談判也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想提供另外一種視角，雖然我們放棄“零和博弈”，但是我們要看到的是現在氣候變化問題是“雙層博弈”。中國代表團在國際場合面對各方談判代表，在國內也同樣面對我們要爭取最大範圍，最大程度的支持，才能凝成共識。在國內這些行動有了更大推進的時候，我們才能到國際社會上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發揮更多的建設性的作用。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是中國內在自己發展權的需要，同時也是國際的壓力，是雙層的推動。正因為是這樣，更需要我們在中國包括政府、媒體朋友、社會組織、公眾、王總代表的企業，我們各方都應該作為氣候變化利益相關者行動起來。**社會組織比較擅長的是做公眾參與、公眾教育、公眾宣傳，我們也希望能夠在這樣一個“雙層博弈”的框架中作出自己的貢獻，和大家一起把氣候變化的治理向前再繼續推進，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