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社會藍皮書發佈 55%受訪者稱信任黨政機關幹部
據人民網24日報道,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舉辦的《社會藍皮書:201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發佈會昨天在京舉行。藍皮書指出,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五大發展理念構成一個完整的新的發展理念體系,是在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基礎上,適應我國進入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提出的,把我國的發展理念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是關係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是指引我國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行動指南。”
藍皮書稱,2016年中國經濟將需要繼續深化改革,加大創新力度,做好調結構、惠民生、轉方式、補短板、防風險的工作。需要繼續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推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進程,繼續着力擴大城鄉居民消費並加速城鄉居民消費升級進程,推進創新引領的增長動力結構轉變。
繼續實施積極就業政策,推動創業帶動就業,加大就業培訓工作力度,提升勞動力素質以適應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轉變。要繼續做好穩定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調節收入分配關係的工作,要繼續加大農業生產補助力度,進一步完善補助執行機制,完善國家糧食收購制度。

發佈會現場
要全力實施精準扶貧戰略,認真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真正按照精準原則開展產業扶持、轉移就業、異地搬遷工作。深化醫療衞生體制改革,在繼續推進基層醫療機構改革、基本藥物制度改革、公立醫院改革、醫保支付制度改革等重大改革的同時,大力發展非公立醫療衞生機構,增加多樣化的醫療衞生服務供給,在“體制內”解決不了的問題,交由“體制外”力量解決,從而反過來帶動“體制內”問題的解決,顯著緩解城鄉居民“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
要繼續推進國家和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通過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和創新,解決好國家和社會治理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矛盾和麪臨的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陳光金介紹,幹羣關係問題是目前國家和社會治理的一個重點領域。2015年,隨着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生效,民告官的案件與往年相比明顯增加,有的地方成倍增長。
“因為勞動關係衝突,徵地拆遷矛盾以及環境污染問題引發的羣體性事件也是多發頻發,屢見報道。”陳光金説。
陳光金表示,總的來講,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還存在着這樣那樣不公平的問題,社會調查表明,在全部被調查者當中,認為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太公平甚至非常不公平的人佔了51.2%;認為城鄉居民之間的權利和待遇不太公平,或者是非常不公平的約佔50.3%。
此外,因為工作和就業機會分配不太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佔40.3%;認為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待遇不太公平或者非常不公平的佔33.9%。
社會學所社會發展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崔巖指出,從社會凝聚層面衡量我國當前社會質量的發展水平,具體採用的指標主要包括社會信任、社會價值、社會道德、社會矛盾。首先,就社會信任來看,當前我國整體來説社會信任水平一般,受訪者對他人的信任基礎主要是以親緣和業緣作為基礎。其中數據體現,97.5%的人表示信任親人,85.2%的受訪者表示信任朋友,69.4%的受訪者表示信任同事,但同時我們發現,對於其他羣體信任水平相對較低,比如僅有55.7%的受訪者表示會信任黨政機關幹部,僅有31.2%的受訪者表示會信任商人,而對於陌生人,只有5.5%的受訪者表示會相信陌生人。
上海大學張海東教授表示,在北上廣三地,同樣是中間階層,收入存在着較大的差距。北京的中間階層收入最高,年收入為256016元,其次是上海中間階層的年收入219770元,廣州的中間階層年收入最低,為170037元,工資性收入也呈現相似的狀況。而在經營性收入方面,廣州的中間階層年收入最高,為39925元,這也反映了廣州的商業氛圍較為濃厚,有較多的中間階層從事生產經營活動。而財產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則沒有表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

藍皮書
北上廣三地中間階層的支出也不盡相同。在總支出方面,北京最高,約為126012元,其次是上海,每年的支出約為115646元,而廣州最低,為95213元。飲食消費支出佔總支出的比例最高,各地沒有顯著差異。北京的中間階層除了在娛樂、教育兩方面的支出稍低於上海以外,其餘各項支出均為最高。對比北京和上海,廣州的中間階層各項支出都相對較少
在北上廣三地,除睡眠以外,佔用中間階層羣體時間最多的是工作學習。在工作日裏,北京的中間階層每日有近9小時用於工作學習,比廣州、上海多出一個小時以上,即使在非工作日,北京的中間階層花在工作學習上的時間也是最多的。而三地花在路途交通上的時間都在1小時左右,其中北京最長,其次是上海,最後為廣州。
在家務勞動方面,上海的中間階層花費了最多的時間,即使是在工作日他們也會花費約81.5分鐘處理家務;其次是廣州;而北京的中間階層在工作日時只有約21.7分鐘用於做家務。在三地的比較中,廣州的中間階層陪伴家人的時間最多,即使是工作日他們也會用2個多小時照顧家人;其次是上海,而北京的中間階層在工作日時只有不到1小時用於陪伴家人。廣州的中間階層用於休閒的時間最多,在工作日他們用於休閒的時間是北京的兩倍。
綜合來看,雖然都為特大城市,但相對於廣州、上海而言,北京的中間階層生活節奏最快,生活壓力最大,而廣州的中間階層生活步調相對較慢,有更多的時間用於照顧家人和休閒娛樂。
以下為文字實錄:
主持人 張國春:
尊敬的李培林副院長,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媒體朋友,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2015年度創新工程重大成果系列發佈會——“2016年《社會藍皮書》發佈會暨中國社會形勢報告會”現在開始。這裏我謹代表中國社科院科研局向出席今天會議的各位嘉賓、媒體朋友,以及長期關注並支持《社會藍皮書》發佈的各界朋友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誠摯的感謝。
主持人 張國春:
首先,請允許我介紹今天到場的領導和專家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陳光金研究員、社會科學院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教授、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祝華新秘書長、上海大學張海東教授、中國社科院人口所王廣州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發展研究室崔巖助理研究員。
感謝各位領導、專家蒞臨今天的發佈會現場。
主持人 張國春:
2015年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規劃的佈局之年。“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在這一重要的歷史階段到來之際,我們當前的社會形勢具有什麼樣的特點,未來哪些重點領域的改革可以有效促進人民生活和質量的普遍提高是社會關注的熱點。首先歡迎李培林教授就相關主題做重要講話。
李培林:
從1992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每年發佈《社會藍皮書》,已經連續發佈了20多年。2015年的情況表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都處在一個新階段的重要轉折時期,2015年在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化解過剩產能壓力、生態環境治理壓力、企業效益下降壓力都非常大的情況下,社會形勢基本面保持總體向好,涉及民生的收入、消費、就業、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持續改善,社會生活總體安定有序,得來實屬不易。社會形勢基本面的總體向好有幾個重要的決定因素。
李培林:
一是人民生活的持續改善。改革開放30多年來,多數年份居民收入增長都慢於GDP的增長,但近幾年這種情況得到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超過了GDP增長,2015年繼續保持了這種態勢。這主要得益於農民收入的快速增長,農民人均收入已經連續5年不僅超過GDP的增長,也超過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直到目前,我國還是一個農民大國,農村常駐居民仍佔全國總人口的75%,農民生活的持續改善保持了社會的總體穩定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五中全會都提出到2020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指標。為此,今後五年城鄉居民收入要保持年均增長近6%。
李培林:
二是就業形勢基本穩定。2015年,我國產業經歷轉型的陣痛,企業經營效益下降,部分企業限產停產,但並未出現大規模的失業下崗。大中城市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左右,大學畢業生半年後的就業率維持在較高水平。這從國際比較來看是非常難得的,這一方面得益於我國採取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千方百計促進新增就業。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勞動力供求關係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從供大於求向供不應求轉變。但是即便是在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甚至工業勞動力總量有效供給不足的情況下,仍然有可能出現嚴重就業不足和失業的情況,對此必須保持高度重視。
李培林:
三是大規模的、迅猛的城市化過程中的徵地拆遷建設已經過去,與此相伴隨的社會矛盾、社會衝突以及上訪和羣體性事件有所緩和。
四是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都有新的顯著改善和社會進步,這些都為社會形勢基本面的總體向好奠定了基礎。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形成從發展動力到發展目的的一個新的發展理念體系,這是我國發展理念的一次重大提升,也成為引領我國實現百年夢想的行動指南。在新的一年,我們要高度關注我國經濟轉型對社會形勢的影響,高度警惕經濟轉型陣痛可能對社會生活帶來的後果,保持民生的持續改善,穩定就業,防止重大安全事故,維護社會安定有序,促進社會不斷進步。
藉此機會也祝新聞界的朋友們在新的一年工作順利、幸福安康。謝謝大家!
主持人 張國春:
謝謝李培林副院長的主題講話以及長期以來對《社會藍皮書》的領導和支持。下面有請《社會藍皮書》的出版單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謝壽光社長致辭。
謝壽光:
尊敬的李培林院長,各位領導、各位專家、新聞界的朋友們,大家下午好!一個星期以前,社科院重大成果發佈的一場報告會也是2016年皮書重磅推出的第一場報告。那天媒體比今天踴躍一點,那天的會比今天晚了一個小時,今天早了一個小時。那個會因為是經濟,社會的分量顯得足一點。那天我在會上説,因為《經濟藍皮書》的內容對2016年整個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分析比較樂觀,所以當時我就説第二天是不是股市飄紅。正好那天晚上美聯儲降息0.2個百分點,果然第二天股市全線飄紅。不一定和藍皮書有關。有一家媒體還真把我這個意見在媒體上進行了反映。
今天是第二部,也是皮書裏面最核心的品牌之一——《社會藍皮書》的發佈。我們給媒體提供了新聞的由頭,大家可以看新聞稿,這次提供給媒體的新聞稿不比《經濟藍皮書》的亮點少,裏面有很多會成為媒體的熱點問題。我們也請了不少新媒體、客户端的代表到場。
利用這個機會,我首先代表《社會藍皮書》的出版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向以培林院長為首的《社會藍皮書》的研發團隊表示衷心的祝賀,向中國社會科學院把《社會藍皮書》作為2015年重大的成果發佈表示感謝,也向所有關心支持這部《社會藍皮書》的有關各方,特別是新聞媒體,表示衷心的感謝。
謝壽光:
《社會藍皮書》的內容,我本人也是很有興趣的。今年這部藍皮書,從出版者的角度看,我覺得有幾大新的變化。首先一條,藍皮書的每一篇報告是今年剛剛頒佈皮書研創出版評價指南,研究團隊、作者嚴格按照這個規範做,每一篇報告,無論是規範性要求,可能在300多本皮書中,《社會藍皮書》已經完全走在前列了。經濟藍皮書重合率的檢測結果比《社會藍皮書》要略微低一點,包括整個規範性來看,這裏頭的報告我看了一下,只有一篇報告有註釋,背後許多復抄文獻的,剩下的全部都有了。
謝壽光:
第二是它聚焦的是當下社會最為關切的問題,包括這裏有最大的一塊,我們正好是五中全會決定全面放開二孩,到底會給我們未來的生育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和影響,我們有一份非常有分量的報告。這裏有一個基本概念,有二孩意願和是否正式進入實施是有巨大的空間的。我們的研究報告將會給大家提供一個非常科學而且是符合國際標準的分析報告。在此之前我們做了一個微信,而且是PPT,網上已經轉了很多,希望大家,特別是媒體的朋友,你們嚴格按照各篇報告解讀,把這部分的成果忠實地轉化成媒體語言、社會的公眾語言,讓我們的智庫報告真正能發揮最大的社會價值,在引導主流輿論方面發揮我們的正能量。這也是我們出版者,我相信也是研發者的願望所在。
謝壽光:
最後祝2016年《社會藍皮書》發佈成功,祝這個智庫報告的聚合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揮最權威智庫應有的功能,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的五大領域,我在前幾天的學術會上就做過一次分析,我覺得這五大領域中,如果不加以更高的關注和注意,全面推進四個全面的戰略,有可能在社會領域就會成為這五大領域中的短板。這是需要引起我們高度警覺的,就是對社會改革、社會治理有更多的關注,無論是決策還是各界社會組織,以及媒體,需要給予更多關注,真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偉大中國夢的第一個百年目標作出智庫團隊和新聞出版機構,以及傳媒,作出應有的貢獻。再次感謝各位媒體的光臨,再次感謝《社會藍皮書》的研發團隊長期對社會文獻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謝謝大家。
主持人 張國春:
謝謝謝社長對藍皮書的熱情推薦。接下來有請《社會藍皮書》主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陳光金所長做主題報告。
陳光金:
尊敬的培林院長、壽光社長、國春局長,各位專家,還有媒體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在這裏我代表藍皮書課題組就今年的藍皮書主要內容向大家做一個交流和彙報。
剛才國春局長説我是主編,其實只是主編之一,真正的主編是培林院長。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那樣,2015年既是“十二五”規劃的收官年,也是“十三五”規劃的佈局之年。從某種程度上講,今年意味着我們即將要邁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這也是今年這部藍皮書的主題。
陳光金:
這個報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2015年中國社會發展總體形勢,略微涉及一下經濟發展,我們理解經濟發展更多是從它與社會發展的相關性來看待的。第二部分是簡單分析一下2015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當中存在的問題和麪臨的挑戰。第三部分是提出一些不是很成熟的對策性設想。
陳光金:
關於2015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形勢,有各種各樣的説法,也有各種各樣的判斷,各種各樣的推測。綜合來看,可以用幾個方面做一個總的判斷:國民經濟穩中求進,結構調整取得新的成效,全年可保GDP增速7%左右,我個人預測不會超過7%,但也不會低得太多。社會領域的發展總的趨勢還是進一步注重發展質量的提升。我們所最近在組織一個重大的科學項目,對中國社會發展質量進行研究,也是基於中國發展模式進入了從數量導向向質量導向轉型的階段而考慮的。
城鎮化進一步加快,一方面是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升,同時也是户籍改革進入國家發展戰略部署當中,意味着過去廣受大家關注甚至是購併的農村進城人口的社會問題將會逐步得到解決。
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就業結構在繼續優化。
居民收入增長維持在較高水平,收入格局再繼續改善。
居民消費物價指數繼續回落,人民生活消費水平繼續提高。
國家財政支出繼續向民生等重點領域傾斜,社會事業和社會保障體系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國家和社會治理力度加大,社會組織發展加速。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若干的風險和需要重點關注解決的問題。
下面從幾個點來具體展示一下,關於前面這些説法的依據。首先看國民經濟,我們特別重視結構調整,我們已經進入了新常態,但是我們看到結構調整是朝着一個比較理想的方向前進。從增長率來看,三次產業的增長明顯變化,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逐年提升。三次產業在GDP當中所佔的比重,第二產業明顯是下降趨勢,而且是直線下降,第三產業基本是在上升,上升速度逐年加快。這意味着我們講的產業結構調整進入了加速的時期。我們為什麼關注調整,因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意味着就業結構的調整,意味着人們的收入結構、收入水平的變化,所以對於社會發展來講,經濟結構調整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
陳光金:
城鎮化這一塊,我只有到2014年的數據,2015年,按照前幾年的增長趨勢來判斷,肯定要超過55%。我算了一下,2014年比2013年提升了接近1個百分點。所以,如果按照這個速度,今年可能超過55%,接近56%。我們也注意到户籍城鎮化的數據,我沒有查到2014年的數據,從2013年的數據來看大概是36%,2013年城鎮化率是53%多,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和户籍人口的城鎮化率接近18個百分點,所以中央作出要加快户籍城鎮化進程的決定是及時的、重要的。
陳光金:
就業形勢總體穩定,我們也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判斷。新增就業的增長都是超額完成任務。失業率,無論是登記失業率還是調查失業率都保持在較低水平,到第三季度末為止,調查失業率5.2,登記失業率4.05,2009年我們曾經報告説調查失業率9%點多,登記失業率是4%點多,差異比較大。當時多個調查都表明調查失業率比較高,所以現在調查失業率下降,也足以表明儘管今年經濟增速下滑,但是就業還是總體穩定,失業率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上。2015年高校畢業生達到748萬人,比去年增長22萬人,但是就業的總體形勢比上年並無明顯波動。有調查表明,在5月份,20—24歲的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員,主要是高校新畢業學生的失業率與上年相比下降了1個多百分點。勞動力總量繼續下降,供求關係繼續維持需求略大於供給的態勢,根據有關部門的勞動率市場的監測報告,前三季度的崗位空缺仍然高於求職人數,兩者之比在1以上。
陳光金:
我們注意到一個新的趨勢,和以往很多人判斷不同,過去都説農民工工資顯著下降,但是今年前三季度農民工外出就業仍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根據有關部門統計,第一、第二、第三季度外出農民工人數分別是16331萬人、17436萬和17554萬,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加1105萬人,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增加108萬,但是有一點不同,過年之後春節是農民工外出的高峯,所以第二季度顯得特別突出。
陳光金:
就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短期來看,主要表現為新型行業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和傳統產業勞動力需求的下降。根據勞動力市場監測結果,與上年同期相比,2015年第三季度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用人需求增長16%。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用人需求增長5%。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用人增長8.8%,電力煤氣機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用人需求增長1%。其他各行業的用人需求有所減少,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建築業減少18.3%,房地產業減少16.3%,製造業減少14.7%,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減少8.8%,批發零售業減少7.7%,批發零售可能受電商的影響比較大。
陳光金:
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維持較高水平,收入分配格局繼續改善。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前三季度按新口徑及的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是16367.2元,同比名義增長9.2%,扣除價格因素後實際同比增長7.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13512.13元,同比名義增長8.4恩%,扣除價格因素後實際增長6.8%。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8297.15元,同比名義增長9.5%,實際增長8.1%。
陳光金:
宏觀收入結構繼續改善表現在多個方面:首先從城鄉居民收入來看,城鄉收入差距在縮小。其次,按照一體化口徑計算的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的收入繼續快於GDP的增速0.7個百分點,其中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同比要快於同期GDP實際增速1.1個百分點。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繼續快於企業利潤的增長速度,尤其是快於工業企業利潤增長速度。居民收入增長繼續快於國家財政收入增長。前三季度統計,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長7.6%,同口徑計算增長5.4%,分別比城鄉一體化口徑的居民收入增幅低0.1個百分點和2.3個百分點。
陳光金:
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回落,人民生活消費水平繼續提高。2015年物價非常穩定,指數與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回落,前三季度綜合居民消費物價指數1.4%,同比回落0.8個百分點。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1.5%,同比回落0.7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1.3%,同比回落0.6個百分點。消費價格指數較低對於社會消費增長提供了很強有力的支持,1—9月份來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約10.4%。居民人均生活消費2015年前三季度的名義增速為8.5%,其中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的名義增速為10.7%,繼續快於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居民生活消費結構升級趨勢也比較明顯,2015年前三季度,消費者零售額增幅位居前五的項目有:通訊器材,名義增長35.8%。建築及裝璜材料,名義增長18.6%。傢俱名義增長16.7%,飲料名義增長15.4%,文化辦公用品名義增長15.3%。
陳光金:
我們也注意到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繼續增強,按照有關部門統計,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是58.4%,同比提高9.3個百分點。而2014年與2013年同期比的增速來看,今年貢獻率增速提高2.7個百分點,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變得更加突出。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這樣的變化與2015年互聯資產投資增速回落以及出口負增長有明顯的關聯。
陳光金:
國家財政支出繼續向民生傾斜。2015年,國家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繼續增長,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增長9.5%。在支出項目安排方面,社會支出普遍繼續增長。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增長4.2%,教育支出增長8.8%,醫療衞生與計劃生育支出增長22.1%。這是國家預算,3月份國家公佈的預算報告可以看到。市級財政支出情況來看,根據統計1—9月份累計結果是:教育支出同比增長16.5%。醫療衞生與計劃生育支出同比增長20.1%。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同比增長22.4%。城鄉社區支出同比增長27.5%。增速都是比較快的。大家要注意,這是在國家財政收入增速顯著下滑的情況下實現的。
陳光金:
民生等重點領域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從一方面促進了各項社會事業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2015年上半年,國家加強對人才發展事業的支持,累計組織政府補貼性職業培訓800餘萬人次,其中農民工培訓400餘萬人次。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方面也取得了新的進展,擴面徵繳工作穩步推進。參加五險的人數增加最多的是醫療,比上年年底增加了6千多萬人。其次有基本養老,增加了939萬人,再其次是生育保險,增加740多萬人,工商業增長了400多萬人,失業增加少一點,只有86萬人。社會保障制度也進一步完善,包括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全國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備案工作已經完成。全國31省份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台了推進大病保險工作方案並進行專項部署,全國84%以上的地區啓動實施。截至9月底,31個省份及新疆兵團出台了降低失業保險費率的相關政策措施,26省份部署落實降低工傷保險費率,30省份下調生育保險費率。很多分析認為,企業的五險繳費率比較高,負擔比較大,在目前情況許可的情況下,適當調低一些險種的費率,目前是時候了,所以各省都做了相關工作,費率調低比例都不一樣,但都做了努力,減輕企業負擔。
陳光金:
另外是待遇水平進一步提高。比如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水平增加,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也從55元提高至70元,有的地方還超過了100元。社會保險管理服務也在不斷加強,三季度末,全國社會保障卡持卡人數達到了8.09億,提前完成國家“十二五”規劃目標。社保卡普及率59%,全國80%以上的社保卡已經加載了金融功能。
陳光金:
國家和社會治理力度加大,社會組織發展加速。今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從嚴治黨和從嚴執政的規範制度,加大了反腐工作力度,一大批位高權重的凡腐敗分子受到了黨紀國法的懲處,極大鼓舞振奮了民心,增強了廣大人民羣眾和社會各界對中國反腐敗取得成功的信心。我們所今年做的全國社會調查顯示,77.1%受訪者認為,黨和國家反腐敗工作的效果很明顯或者比較明顯;77%的人認為查處腐敗分子的工作成效很明顯,或者比較明顯;87.3%的人認為對中國未來反腐敗取得明顯成效有信心。
陳光金:
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涉及的方面很多,我們這裏不可能全面的分析,主要點幾個:一個是勞動關係的協調,勞動關係將是中國今後一個時期最重要、最主要的社會關係。這方面的工作協調力度也得到加大,首先是各地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意見,和新修訂勞動合同法,指導督促企業按照規定調整勞務派遣工比例,主要是調低。勞務派遣工太多的話是影響勞動關係的不利因素。
陳光金:
做好企業工資分配宏觀調控指導,穩定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到9月底,全國21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幅達到13.3%。
勞動標準管理工作進一步強化,加強了對地方貫徹落實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的指導。
勞動人事爭議調處機制得到進一步完善。各地推動健全專業性勞動爭議調解工作機制,推進基層調解工作規範化建設。
勞動保障檢察執法力度加大,省級勞動保障檢察舉報投訴案件聯動處理機制逐步建立,勞動保障檢察兩網化工作取得進展。
陳光金:
除此之外,社會治理還需要社會的廣大參與,一個主要形式就是社會組織,通過社會組織來實現,所以社會組織的發展對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我們看到2015年在前三季度,累計有各類社會組織63.8萬多個,比上年同期增長11.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6個百分點。其中社會團體32萬個,同比增長8.1%,比上年同期提高0.1個百分點。民非31.4萬個,同比增長16.7%,增速提高1.7個百分點。基金會4553個,同比增長17.7%,增速提升0.3個百分點。
陳光金:
2015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挑戰和難題。這方面其實也有很多,我很難面面俱到的進行描述和分析,主要從四個方面談一談我們粗淺的看法。首先是經濟發展繼續面臨若干風險,增長動力,結構調整的基礎不夠牢固。一個方面是國家財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可能引發一定的財政風險。2014年,中國一般公共財政收入增長8.6%,2015年1—9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上年同期可能增長7.6%,同口徑是5.4%,即使按7.6%計算也比2014年同比增長率下滑了1.2個百分點。過去我們的財政收入增長都是兩位數,不只是十幾,甚至百分之二十幾、三十幾,現在降到了百分之十以下,可見下滑還是比較突出的。
陳光金:
股市動盪,今年也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引發了一定的社會矛盾。反映的是中國金融監管中存在的漏洞,亟待加快金融管理的體制改革。
工業經濟增長面臨壓力,當前中國經濟運行正處於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爬坡過檻的關鍵階段,在主動調整的過程中,不僅傳統產業去庫存、去產能,短期對工業發展會形成一定的下行壓力。另外,汽車、手機等部分前期增長較快的行業,也受市場容量限制進入了調整期。
陳光金:
對外貿易的壓力不斷加大,目前世界經濟仍在調整分化,復甦的動力不足,世界大宗商品市場、股市、匯市都出現動盪,加劇了出口壓力。
從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來看,前面提到前三季度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58.4%,資本形成總額的貢獻率是43.3%,出口的貢獻率是負1.8%,最終消費如期佔據主導地位,但是,這種新的動力結構形成的基礎在我個人看來並不牢固。一方面,最終消費貢獻率的上升是以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和對外貿易巨大負增長為代價的,在實體經濟亟待轉型升級的現階段,至少大規模投資將來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未來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固性還可能上升。
陳光金:
城鄉居民消費零售總額增幅也在回落,一旦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進入快車道,至少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和資本形成總額的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會有所回升,從而對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上升趨勢造成衝擊。如何真正拉動城鄉居民的消費就成為必須予以持續重視的關鍵問題。
陳光金:
勞動就業的潛在壓力有所增強。勞動力素質需要進一步提升。前面講2015年宏觀經濟下滑對就業的影響不突出、不明顯,總體形勢是穩定的,但實際上還有一些潛在影響需要我們注意。根據有關部門的勞動力市場監測,2014年前三季度勞動力供給和需求是有增有減,但是2015年每一個季度的監測都呈現出無論需求還是供給都是減少的結果。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發現,需求方的下降幅度或者是規模要快於供給方面的幅度或者是規模,如果長期維持這樣的態勢,會對未來的勞動就業形成壓力。宏觀經濟下行對就業還有一些其他的苗頭性影響,也值得我們重視,比如去產能,煤炭、鋼鐵明顯存在香港事業的問題,另外一些企業因為開工不足也出現就業人員工作時間減少的現象,我們把這個叫做隱性失業。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農業户籍勞動力和初高中文化程度勞動力的失業率的上升,這些都是苗頭性的影響,值得我們重視。
陳光金:
這些現象的存在表明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大勞動培訓力度,提升勞動力素質,以適應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需要。另外,老百姓對這個問題已經有所感受,今年的調查表明,就業難的問題排在第五位,我們有15個大的問題,它排在第五位。
陳光金:
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有所回落,反貧問題受到廣泛關注。簡單來説,即使是綜合口徑的也比去年有所回落,農民的收入增長前三季度相比於去年同期來講增幅下降1個多百分點,城鎮居民下降幅度小一點,但是也同樣存在下降的趨勢。我們會看到,這個問題其實和經濟增速下滑有一定的關聯,一方面我們看到居民收入的增長,但同時也要看到進入新常態的條件下,居民收入增長面臨的潛在壓力。反貧今年成為國家高度重視的一個話題,包括總書記、總理在各個場合都做了大量的講話,中央也做了相關的部署,按照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十三五”規劃建議,到2020年要全面消除極端貧困現象,也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但是我們會看到,目前提的主要是指農村貧困,這當然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因為總量比較大。另一方面,城鎮同樣存在着一些困難羣體,他們一部分人或者多數已經得到了社會救助,但是水平比較低,很難與我們理想的小康目標吻合起來。
陳光金:
社會矛盾仍然多發頻發,國家和社會治理仍待進一步加強。總的來看,中國社會仍然處於矛盾多發、頻發階段。從民眾的感受來看,潛在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目前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存在貧富以及幹羣之間。另外,勞動關係也有所加劇。2015年前三季度,全國勞動人事爭議仲裁機構共立案受理案件60.7萬,涉及勞動者85.2萬,同比增幅分別為16.3%和18.1%,比去年同期的增幅明顯快了一些。截至9月底,全國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查處各類勞動保障違法案件27.5萬件,還有其他一些與勞動關係矛盾有關的工作。
陳光金:
幹羣關係問題是目前國家和社會治理的一個重點領域。2015年,隨着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生效,民告官的案件與往年相比明顯增加,有的地方成倍增長。因為勞動關係衝突,徵地拆遷矛盾以及環境污染問題引發的羣體性事件也是多發頻發,屢見報道。總的來講,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我們還存在着這樣那樣不公平的問題,我們的社會調查表明,在全部被調查者當中,認為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太公平甚至非常不公平的人佔了51.2%;認為城鄉居民之間的權利和待遇不太公平,或者是非常不公平的約佔50.3%;因為工作和就業機會分配不太公平或非常不公平的佔40.3%;認為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待遇不太公平或者非常不公平的佔33.9%。
陳光金:
政策建議:一是繼續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構建新的增長動力。二是全力推動就業創業,消解潛在就業壓力。尤其是要加快勞動力就業技能的培訓,實現中國人口數量紅利向質量紅利轉移,開啓勞動力質量紅利窗口期。三是努力穩定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全面實施精準扶貧戰略。收入增長方面,一方面要關注城鎮居民收入持久低於GDP增長率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要關注進新出現的農民的人均收入下滑,以及影響下滑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農產品價格的下降。目前三農增產不增收的問題重新抬頭,這是值得關注的。反貧困方面,中央提出了幾個路徑,其實過去也實踐過,有一些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總結,要切實的貫徹落實中央關於精準扶貧的戰略。四是加快發展社會事業,進一步推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包括醫療衞生體制改革的問題,目前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仍然受到廣泛關注。今年的調查當中51.4%的被調查者認為存在着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而且是當前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排在第一位。2015年以來討論以及實施新醫改到現在,這個問題仍然特別突出顯著,有報告提出目前啓動的基層醫療機構改革、基本藥物制度改革和公立醫院改革和醫保支付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看來原有的藥方不是特別對症,還需要重開藥方,特別重要的是要發展社會醫療事業。教育事業這一塊除了普及高中教育之外,最重要的是教學質量的公平性,以及教學內容的安排,如何與市場需求對應的問題。社保體系方面,主要是圍繞擴大覆蓋面,適度提升待遇水平和提高統籌層次三個方面着力。當然也要進一步加快國家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促進社會整體和諧穩定。
謝謝大家。
主持人 張國春:
謝謝陳光金所長對《社會藍皮書》主要觀點和數據做了一些全面而簡要的介紹。按照議程,下面請幾位專家發言。首先請社會學所社會發展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崔巖發言。
崔巖:
尊敬的李培林院長、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學者、各位媒體朋友,大家下午好。下面由我來代表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課題組向大家彙報我們在今年《社會藍皮書》當中發佈的當前中國社會質量狀況研究報告。
崔巖:
社會質量是源於20世紀90年代西方學者所提出的社會質量發展指標體系,這一體系旨在轉變以往以為GDP為發展中心的社會發展觀,從而,從以往單一對經濟增長速度的研究轉變為對社會發展質量整體的研究。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課題組借鑑西方社會質量理論的研究框架,討論建立本土化,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發展指標體系。在體系當中我們從四個方面衡量我國當前的社會發展水平,四個方面分別是:社會經濟保障、社會包容、社會凝聚和社會賦權。
崔巖:
社會經濟保障來説我們設定了三個指標:一是家庭人均收入,二是家庭居住條件,三是公民所享有的社會保障基本情況。
首先,從我們2015年的調查來看,整體城鄉居民的收入穩定提高,但是收入差距仍然比較顯著。從今年的數據來看,2014年家庭人均年收入是15981元,結合以往的調查,2010年家庭人均年收入是14629元,2012年家庭人均年收入是15558元。通過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在此城鄉家庭居民的平均年收入是逐年提升的。同時還把城鄉家庭居民人均收入按照五等分分組,來比較各個組別在家庭人均收入上的差距,可以看出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在近幾年來都保持了比較持續高速的增速。例如對於低收入家庭來説,就是最低的20%的收入家庭,他們2012年年均收入較2010年增幅為18%,2014年的收入較2012年增幅為21%,這種趨勢同樣體現在中低收入家庭組。
崔巖:
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就最高組和最低組家庭收入均值比來看是下降的,通過數據可以看出,2010年最高組收入和最低組收入的均值比是33.67%,2012年的最高組和最低組收入均值比是27.59%,2014年均值比例降低到22.63%,從而體現出我國社會在縮小貧富差距上取得了顯著成效,為進一步提高社會公平、提高社會質量建立了良好的基礎。
崔巖:
其次,隨着城鎮化進程推進,我們可以看出,城鄉居民住房條件得到了顯著改善。首先,就家庭住房自有率來看,當前受訪家庭居民自有率為95.4%,比2013調查上升1.9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為91.2%,較2013年調查上升1.6個百分點。從擁有住房套數2015年調查顯示出,19.7%的家庭擁有兩套以上的住房,較2013年調查增加了1.1個百分點。從人均建築面積和房產估值來看,就2015年的數據,受訪居民家庭人均建築面積為50平米,而2013年調查的數據為47.3平米。對於第一套房產的自我估值2015年的數據為平均每户房產估值31.4萬元,其中城鎮居民房產自我估值為46.7萬元,農村居民房產股值為20.7萬元。
崔巖:
其次,在社會經濟保障部分,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保障享有率逐年提升,其中在2015年數據當中可以看到,60.8%的人享有養老保險,較2011年提升了20.9個百分點。89.9%的人享有醫療保險,和2011年的數據相比,提高了5個百分點。從而説明,當前我國醫療保險享有率已經初步建成了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障體系。
崔巖:
其次,10.1%的人享有失業保險,11%的人享有工傷保險,7.8%的人享有生育保險,5.3%的人享有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就農村養老保險來説,其享有比例有了相當大的提升。從2011年的25.4%上升到2015年的58.9%。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雖然社會保障享有率在逐年提升,然而就社會保障水平來看,仍然與當前的公眾需求有一定的差距。通過調查可以看出,對於社會保障態度,有75%的受訪者表示提供社會保障是政府的責任,不應該由普通百姓負擔。同時還有62.9%的受訪者表示,當前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一定程度上不能起到社會保障作用。還有31.1%的人受訪者提出,現代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所以在一定程度會影響他們對政府的評價。
崔巖:
其次,我們還從社會凝聚層面衡量我國當前社會質量的發展水平,具體採用的指標主要包括社會信任、社會價值、社會道德、社會矛盾。首先,就社會信任來看,當前我國整體來説社會信任水平一般,受訪者對他人的信任基礎主要是以親緣和業緣作為基礎。其中數據體現,97.5%的人表示信任親人,85.2%的受訪者表示信任朋友,69.4%的受訪者表示信任同事,但同時我們發現,對於其他羣體信任水平相對較低,比如僅有55.7%的受訪者表示會信任黨政機關幹部,僅有31.2%的受訪者表示會信任商人,而對於陌生人,只有5.5%的受訪者表示會相信陌生人。由此可見,當前我國社會人際之間的信任主要是建立在熟人社會的基礎之上,對陌生人的普遍不信任導致人際冷漠。基於這種情況,一些不正常的社會現象,例如對陌生路人遇到困難時是否應當救助的討論才會發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社會質量的進一步提升。
崔巖:
同時,在測量社會凝聚部分,我們還考量了當前社會是否具有統一的社會價值觀的共識。為了測量當前社會價值觀共識,我們從四個維度來進行測量:第一個層面,我們瞭解了受訪者在面對個體利益和社會利益衝突時是選擇社會利益優先還是認同個人利益優先,數據顯示,40.8%的受訪者表示認同個人利益優先,58.8%的受訪者表示認同社會利益優先。其次我們還測量了受訪者在社會交往中是傾向於遵守社會規則還是傾向於利用非正規的個人關係來謀求個人利益,數據表示,67.4%的受訪者認同遵守社會規則,而同時也有32.1%的受訪者表示認同依靠個人關係來謀求個人利益這一行為。問卷中我們還對當前社會公眾的利他主義傾向進行了測量,數據顯示,80.2%的受訪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利他主義精神的,但同時也有19.6%的受訪者更加傾向於維護自身的利益優先地位。
崔巖:
最後我們還通過了解受訪者在就業選擇的傾向當中來測量公眾是否具有服務社會的精神,其中有65.2%的受訪者表示就業選擇中最重要的標準是權利和收入。而只有34.4%的受訪者表示,在就業選擇當中應當考慮工作是否具有服務社會的意義。在社會凝聚部分,我們還重點測量了公眾對當前社會信仰和道德水平的評價,信仰來説,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缺乏信仰,有63%的受訪者表示,認同現代社會大部分人都沒有什麼信仰這一説法。而從道德來説,受訪者對當前的社會道德水平評價也不高,以10分制來計算,所得到的道德水平的平均分是5.9分。對於法律遵守,受訪者對當前社會的法律遵守水平評價略好信仰水平和道德水平,以10分制來計算平均分為6.2分。
崔巖:
同時,我們還從社會羣體矛盾的層面測量了當前社會凝聚水平,首先可以看出受訪者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羣體性矛盾主要集中在貧富矛盾和官民矛盾,有近40%的受訪者認為貧富矛盾和官民矛盾有着比較嚴重的衝突。同時,認為貧富矛盾和官民矛盾非常嚴重的受訪者比例均在10%左右,遠遠高於其他羣體矛盾認知水平。對於當前我國社會的包容水平,我們分別從三個層面來進行測量,第一個層面是社會歧視,第二個層面是社會寬容,第三個層面是社會公平。
崔巖:
從社會歧視來看,數據顯示,當前我國社會歧視程度不高,整體來説遭遇過歧視的受訪者的比例最高沒有超過15%,相對而言,因為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以及因為教育方面受到歧視的情況更多一些。調查中有14.5%的受訪者表示曾經受到過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方面的歧視。有15.5%的受訪者表示,曾經因為自己的教育水平受到過歧視。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當前個體社會歧視遭遇比例不高,但是人們仍然整體的社會歧視情況還是存在的。數據顯示,有33.8%的受訪者表示,當前因為教育而產生的歧視很嚴重或者比較嚴重,有33.1%的受訪者表示,因為家庭背景或者社會關係產生的社會歧視很嚴重或者比較嚴重。還有20%的受訪者表示,因為年齡而產生的社會歧視很嚴重或者比較嚴重。
崔巖:
同時,我們還測量了社會公平水平。數據顯示,當前我國受訪者的不公平感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財富與收入分配,另一個方面是城鄉之間的權利差異待遇。其中有51.6%的受訪者表示,在財富和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着顯著的不公平現象。有50.6%的受訪者表示,在城鄉之間的權利待遇領域存在顯著的不公平現象。總體而言,有近30%的受訪者表示,當前我國的社會不公平現象較為嚴重。
崔巖:
然而,當我們把2013年調查數據和2015年的數據進行比較,我們不難看出,當前公眾對社會公平水平的評價是有一定提升的。例如2013年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有58.7%的受訪者表示,總體而言我國社會比較公平,或者很公平。到了2015年的數據,則有68.2%的受訪者認為,總體來説我國社會很公平或者比較公平,提高了將近10個百分點。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政府部門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更加重視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各種社會經濟政策都力圖提高社會資源分配的均等化,力圖建立普惠性社會,因此公眾的社會公平水平評價有所提升。
崔巖:
最後,我們從社會賦權領域來測量我國當前的社會質量水平,所採集的數據指標分別包括:社會參與、政治參與和參與效能感。從社會參與來説,當前社會公眾社會參與較少,在過去三年來,僅有10.7%的受訪者參加過政府、單位或者學校組織的志願活動。而僅有15.8%的受訪者參加過自發組織的社會公益活動。同時,在政治參與領域,也可以看出,當前我國公眾的參與渠道主要還是體制內的選舉活動,數據表明,43.3%的受訪者表示曾經參加過村居委會選舉,而與之相比較,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活動並不普遍,例如只有2.9%的受訪者曾經給媒體反映給社會問題,僅有8.1%的受訪者曾經向政府部門反映意見。這一比例遠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
崔巖:
同時,我們還對當前公眾的參與效能感進行了測量。數據表明,當前我國公眾的參與效能感不高,有49.9%的受訪者表示,在村居委會選舉中選民投票對最終的選舉結果沒有明顯的影響,46.6%的受訪者表示村居委會在一定程度上不關乎普通居民的想法。還有48.7%的受訪者表示,參加政治活動沒有實際效能,對政府部門不能產生根本影響。同時在相當一部分公眾中還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情緒,數據表明,有53.2%的受訪者表示對政治不感興趣,同時也不願意花時間和精力在這上面。所以總體而言,通過數據我們對當前中國社會質量發展水平作出的評價是:首先,對於社會保障情況,公眾社會保障水平在近年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基本社會保障的享有率正在逐步提高。從另一個層面來説,整體社會保障水平還距離公眾的實際需求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有相當一部分受訪者認為,當前的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很難起到保障的作用,從而制約了他們對社會的正面評價。
崔巖:
同時從數據還可以看出,在部分公眾當中,尤其是70、80後中青年羣體,他們對養老、醫療、就業和住房等方面有着較高的焦慮,並且他們對當前社會的各項社會保障水平明顯低於其他羣體。同時,社會保障當中的城鄉差異依舊顯著,雖然城鄉之間的社會保障差距在不斷所謂,但是廣大農村居民實際所享有的社會保障水平還是低於城鎮居民。因此,這與真正實現社會保障區域化的目標還有相當長的距離。而利於社會凝聚情況來説,我國當前社會信任水平一般,更有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當前社會有信仰缺失、道德缺位的傾向,同時社會成員在價值觀層面缺乏有力的社會核心價值觀,在面對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他人利益衝突時,更傾向於選擇個人利益優先,而在個人人生價值的認知上也有相當一部分受訪者更加認同以金錢和權利作為個人價值的評價標準。而對服務社會的意識認知不足。
崔巖:
同時,在社會凝聚層面,社會羣體之間的矛盾更是進一步阻礙了社會凝聚水平的提升,貧富差距加大導致了不同階層之間的摩擦增加,同時政府部門社會治理模式的滯後導致官民矛盾屢有發生。對於當前社會包容水平,首先存在制度性歧視,例如户籍歧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個體對社會的認同,同時因為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產生的個體差異化待遇,從而導致部分受訪者對社會產生了負面評價。從社會公平層面來説,受訪者的不公平感在財富及收入分配,城鄉之間權利待遇領域表現特別顯著,因此是否能夠進一步建設機會平等化、待遇均質化社會,成為未來提高我國社會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對於社會排斥,雖然隨着社會不斷進步,社會多元程度不斷提升,仍然有部分的受訪者對一些特殊羣體,例如同性戀羣體、刑滿釋放羣體、不同宗教信仰羣體有着一定程度的社會排斥心態,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我國社會心態當中的現代性和包容性還有待提升。
崔巖:
最後,就社會賦權情況來説,當前我國社會賦權水平較低,表現之一是受訪者普遍的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率較低,尤其是自發的社會參與行為更是較少。從另一個層面來説,受訪者效能感較低,相當一部分受訪者認為,個體的社會政治參與沒有意義,不能有效影響政府部門的決策。還有近50%的受訪者抱有較強的政治冷漠心態,對政治生活沒有興趣。
崔巖:
從上面兩點可以看出,一方面公眾因為缺乏政治效能感,沒有多元的政治參與渠道,從而對政治和社會參與的意義表示質疑。另一個方面,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加之長期以來政府部門對公眾訴求回應水平較低,導致相當一部分公眾對政治生活逐漸失去積極性,從而導致在公眾中呈現出一定的政治冷漠心態。因此,結合上面幾個方面,我們得出了對當前我國社會質量的基本結論:
我國社會質量當中,首先社會經濟保障水平不斷提升,在未來會持續提升,從而成為我國社會質量提升的主要動力。但是,我國社會質量發展短板主要存在着社會賦權和社會包容兩個方面,只有更加增強民間賦權水平,提高社會包容性和多元性,才能更進一步提高我國社會發展質量。謝謝大家。
主持人 張國春:
謝謝崔巖關於社會調查的專題發言。下面請上海大學張海東教授做專題發言。
張海東:
首先感謝《社會藍皮書》課題組提供一個交流的機會,我這裏代表課題組給大家彙報一下北上廣中間階層的研究報告。我們這項研究是由上海研究院列入2015年的年度課題。上海研究院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的一個高端智庫,2015年剛剛成立。
這是2015年的年度課題,我分幾方面彙報:一是關於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研究的研究設計。大家知道,2008金融危機以來,有這樣一個大的背景,發達國家的中間階層規模有逐步縮小的趨勢,在很多數據上都有反應,美國、日本、韓國、英國等等,在新興市場國家,中間階層規模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巴西、俄羅斯、南非,包括我們國家的一些數據,都支持了這樣一個判斷。前幾個月,睿信研究院發佈報告,説中國的中間階級規模達到1.09億人,當時的影響非常大。經過3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們國家中間階層規模在不斷擴大,現在提出的問題是我們的中間階層規模到底有多大,所以我們選擇了北京、上海、廣州三個有代表性的特大型城市,有針對性的開展了專門針對中間階層的大規模調查。
張海東:
為什麼説專門針對中間階層的大規模調查,主要是由於我們的抽樣方案,抽樣方案中是採用兩個階段抽樣,第一階段是常規的隨機抽樣,通過這樣的抽樣我們可以獲得有代表性的各個城市中各個階層的樣本情況。第二階段抽樣採用的是適應性區羣抽樣,主要聚焦於中間羣體,可以獲得更多樣本,這也是中國社會學界到目前為止規模最大的一個專門針對中間階層的研究。
我們這個報告主要是針對第一個階段來擬定的報告,中間階層如何界定,這在學界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在我們這個報告中採用了多元的標準,主要是用職業類型、家庭階層地位、家庭住房等級、全年總收入、全年總支出五個指標,通過因子分析最終選定了職業類型、總收入、總支出這三個客觀指標。北上廣中間階層規模到底有多大,根據調查的數據,最後的結論:北京的中間階層規模比例大約是55%,上海大約是51%,廣州大約是42.5%。
張海東:
這個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從經濟狀況、工作情況、生活方式、階層認同和社會生活等層面進行分析,分析包括兩方面分析:一是中間階層和非中間階層的比較。二是北上廣三地區域的比較。
家庭經濟狀況:總體而言,中間階層的資產狀況更為優越,我們採用的指標包括自有住房、自有汽車和資金流動等方面。從自有住房來看,超過六成的中間階層都有自有住房,非中間階層的比例相對比較低。汽車也是這樣,半數以上的中間階層都有私家車,而非中間階層的比例非常低,是13.6%。資金流動方面,差異不是特別顯著。年收入這一塊可以看得比較清晰,中間階層和非中間階層的差異,中間階層收入接近20萬,是非中間階層的3.5倍。
張海東:
從三地來看,收入的三地差異可以看出,北京的收入是最高的,其次是上海,廣州是最低。收入結構中工資性收入佔的比重是比較大的。三地裏面唯一一個差異是廣州中間階層的經營性收入佔的比重比其他兩個城市要高,可以看出來廣州人比較善於做生意。從消費的角度看,中間階層消費能力普遍高於非中間階層,和收入情況類似,也體現出了比較明顯的階層差異,在消費結構中,中間階層更加註重自身的人力資本,還有子女的教育。這是消費能力的圖表,(圖)總支出中佔比重比較大的是飲食消費,這個相對比較高。
張海東:
工作狀況和社會保障:從求職方式來看,中間階層主要是通過個人應聘的方式來求職,這點在中間階層是最為明顯的,不再像以前統一分配、找工作的方式,個人應聘成為主要的方式。行業分佈來講,中間階層在私營企業中就業的比重是非常高的,從圖表中可以看出來,私營部門工作是絕大部分中間階層的選擇。從經濟回報角度來看,中間階層的經濟回報也是非常豐厚的,工作時間的投入相近的情況下,中間階層獲得了更為豐富的物質回報,比如就工資收入而言,總體來看中間階層的月收入接近13000,非中間階層收入只有7400,每個月收入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張海東:
社會保障和商業保險擁有程度上來看,除了低保以外,其他的五險一金當中中間階層擁有量很明顯高於非中間階層,尤其是住房公積金,是非中間階層的2倍;在商業保險上,中間階層在子女教育金和機動車保險這一塊非常高,很多非中間階層商業保險這一塊幾乎沒有。工作滿意度這一塊,中間階層的工作滿意度總體上是非常一般的,就是説比一般好一點,接近於一般和比較滿意之間,不是特別高。滿意度最低的對中間階層而言是晉升機會、工作收入和工作趣味性,這個評價最低,但是在工作的安全性、穩定性、工作環境和獲得尊重方面相對而言中間階層的滿意度比較高。
張海東:
關於生活方式,在時間分配上,中間階層和非中間階層的時間分配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中間階層在工作、學習和交通上時間的花費略多於非中間階層,而非中間階層更多時間投入到了家庭生活中。從區域的差異來看,北京的中間階層生活節奏最快,廣州的中間階層最悠閒,工作學習方面,北京的中間階層花費的時間最多,交通也是這樣的狀況,北京最多,最少的是廣州,上海居中。家務方面,上海的中間階層花的時間最多,北京的中間階層花的時間最少,照顧家人方面,廣州的中間階層陪伴家人時間最多,休閒方面也是這樣,廣州幾乎是北京的2倍。
在生活方式方面,我們還測量了生活品質,主要是看大型超市購買食材方面可以看出,接近62%的中間階層經常去大型超市購買食材,遠遠高於非中間階層的37.6%。還有65%的中間階層經常使用綠色食品,55.6%的中間階層從來不吃轉基因食品,這方面都比非中間階層高。相對於非中間階層,中間階層更加看重生活品質。
張海東:
在休閒生活方面,比如旅遊這個指標上,無論是境內還是境外旅遊,中間階層的旅遊次數都是非中間階層的2倍,(圖)從表中可以看出,中間階層國內旅遊在6次以上,非中間階層只有3.5次。境外旅遊,包括港澳台、國內2.3次以上,非中間階層只有1.3次。在讀書的數量上,中間階層也顯著高於非中間階層,接近每年平均讀12本書。
在家庭成員的教育活動方面,中間階層的家庭成員教育活動更為多樣,課內學習沒有什麼顯著差異,課外活動方面差異也不是特別大,但是針對補習班和參與重要活動着兩項,中間階層的成員顯著高於非中間階層。
張海東:
階層認同:第一個是個人階層認同,和非中間階層相比,中間階層有更高的個人階層認同感,如果我們按照不同羣體來看,無論是在本地還是在全國階層認知上,中間階層都擁有比較高的社會階層的自我認同,比如他認同中層、中上層和上層這三類的層次,選項都比較多。顯著的高於非中間階層。從範圍來看,相對於本地的自我認同,因為我們測量中去問你在本地是否屬於中間階層,在全國看是不是中間階層,從這個比較來看,本地的自我階層認知,被調查者和全國的認知相比是普遍要高於在全國的認知。無論是中間階層還是非中間階層,在全國的自我階層認知均會高於一線特大城市的自我階層認知。
不同城市之間,在個人階層認同上的差異不大。中間階層剛才講的是個人認同,這個是家庭層級的認同,中間階層對家庭層級的認同相對比較低,但是對未來的預期是比較樂觀的。我們的調查中測量了五年前、目前和五年後的預期,來看中間階層的家庭認知,我們會發現:北京認為自己五年前是中間階層的比例只有30%,目前是48.8%,增長了18%以上。五年後的預期要達到66%。上海增長的幅度最低,因為五年前48%的人認為自己是中間階層,現在是61%。廣州同樣也是增長18%左右,這可以看出來,過去五年以來,中間階層的增長規模還是比較大的。
中間階層認為判斷中間階層的標準是什麼,一般來説絕大多數中間階層是以收入和資產來判斷,我們給出了八個指標,但是隻有這兩項顯著高於其他六項,而且在各個城市中差異並不是特別顯著,大家均認為這兩項指標應該是作為中間階層的一個標準。
張海東:
社會態度:中間階層對社會公平程度的正向評價略高於非中間階層,在社會信任程度上,中間階層的社會信任程度略高於非中間階層。從北上廣三地的比較來看,公平感的正向評價,社會信任程度的高低,都是北京最高和最強,廣州是最低的。生活滿意度也呈現這樣的區域分佈特徵。
社會參與:中間階層的公益活動參與度明顯高於非中間階層,尤其是在向別人捐款捐物、義務獻血和參與環保活動這一塊,中間階層的參與度非常高。涉及到討論政治問題和反應意見的參與率方面,中間階層在這兩方面相對高於非中間階層,但是像上訪、遊行、罷工等這些激烈的政治活動上,非中間階層高於中間階層。在社會組織的參與度上,中間階層和非中間階層的趨勢大致相同,比如工會、校友會、興趣娛樂組織,這個參與率都比較高。除了宗教組織之外,對其他的一些組織參與率,我們可以看出中間階層比非中間階層都要高。從地區差異來看,上海的中間階層在和經濟相關的社會組織當中,參與活動是最高的,而北京在文化相關的社會組織中參與比例最高。廣州的特點是宗族、老鄉會參與率最高。
張海東:
結語:通過這樣一個研究,我們發現:首先,中間階層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隨着這個階層的不斷擴大,對促進消費、拉動經濟有巨大的推動作用。第二,中間階層的社會態度和價值觀念當中包含非常多的正能量,可以對其他社會羣體具有積極的引導作用。第三,中間階層形成更多是通過市場渠道。前面彙報中提到過,自主的找工作,很多是在私營企業中工作,是市場經濟的一個主力軍。最後,總體來看,中間階層規模的擴大對我國社會避免兩極分化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使社會結構朝向更加合理的甘藍型社會邁進具有重要意義。謝謝大家。
主持人 張國春:
謝謝張海東教授的專題報告。下面請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發言。
王廣州:
首先感謝各位媒體、各位領導,特別是社學學所長期大力的支持,尤其是2011年以來更早的支持,使我們的研究一步一步往前走。還應該感謝社會文獻出版社謝社長。
這個研究其實和國家的生育政策調整是密切相關的,從2011年的調查,很直接的服務於黨中央委託的相關研究活動,而且這件研究我想跟幾個重大研究問題相互密切聯繫在一起。這次調查其實和生育水平和生育意願有關係,這兩件事情又是連在一起的,相當於走到不同的階段,可能有不同的想法,生過的沒生過的不一樣。為了回答這幾個重大的問題,其實我們生育意願方面的研究只是一個方面。但是它不僅僅關係到過去,更重要的是鏈接着未來,所以我們覺得這個研究必須要做得比較紮實才行,但是不是能夠做得紮實,所以我還想感謝社會學所的調查團隊,因為做過調查的人都知道,是一件非常辛苦,費力不討好的事情,而且研究的成果如何,其實真的取決於最初自數據蒐集,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最基礎的東西沒有科學性的話後面就沒有辦法講了。
王廣州:
今天講的內容會有一些詳略,我想講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調查的基本情況。二是終身生育水平估計。就是老百姓到底終身想要多少孩子。三是講講生育意願特徵。四是生育狀況與生育意願之間的聯繫。五是生育計劃。
為什麼要講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做人口的非常關心這件事,調查了誰和沒調查誰,是不是有選擇性,決定研究的科學性,如果調查本身是有問題的,後面的推理或者觀察其實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們把調查、人口普查和大型的調查做了對照,任何調查和調查之間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包括樣本和總體之間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但是要知道偏差的方向。一旦知道了偏差的方向就能把控誤差的方向,你可能是高估了還是低估了,我們不能把話説得太滿,我們每個人的觀察都是可能有偏差的。對照的結果和大的數據比較,看起來情況還不錯,但還是有一些小的偏差,非農業人口的比例可能和國家統計局相比略微低了一點,結果會是什麼,對於我們下面所有的觀察可能是高估的,這樣我們就有研究的基礎,不知道研究是朝哪個方向偏的,或者並沒有意識到可能是偏的,那是非常危險的。
王廣州:
終身生育水平的估計,我們想知道不同的年齡隊列,不同年代的人,大家生過了多少孩子,生的結果是密切聯繫政策,只有沒生的人才符合政策。我們第一個直觀的印象,這其實是個常識,但有需要反覆檢驗,會發現隨着年齡的降低,現存子女數是減少的,調查和調查之間應該有一些一致性。2011年60—69和2015年的60—69不是一樣的人。
另外是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政策不同,所有人想法也不同,現存子女數肯定也是不一樣的,老的隊列一直是農業多,可以和80年代、90年代的調查做對照,索性我們的偏差都是很小的,樣本的代表性還是比較強的。
王廣州:
不同孩次的分佈,我們也做了一些比較,會看到農業人口中有將近一半25—39歲就生完了第二個孩子,甚至10%左右的已經生了第三個孩子,這和我們的常識和觀察是一致的,這樣才能證明我們現在的研究是可靠的。會發現老的非農業人口有1/5也生了第二個孩子,從概率論、子女的角度講,多子女的子女更容易被體看到,如果按家庭户分的話。
最基本人羣孩次結構的觀察,城鄉分佈,政策的對應,基本是符合實際的,和其他的調查也能夠對在一起。生育的基本特徵,我們有幾個層次的測量,你認為一般情況下有幾個孩子最理想,不同的隊列想法是不一樣的,也呼應了為什麼年輕的隊列孩子少,他的想法就是降低的。育齡人羣農業和非農業之間生育意願不同,農業人口的意願強一些,2010和2015年的調查會發現,即便是年紀比較大的,理想子女數都在2.1以內,就是耕地水平以內的,這樣的結果是將來的子女數量一定少於兩個孩子。如果按照這種意願下去的話。
王廣州:
受教育程度還是有所不同的,以往的研究也是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生育意願越強,有相對的因素,可能是農業人口,受教育比較差,從事各種活動,各方面的社會經濟因素也是受影響的。包括對孩子的預期是不同的,會發現我們看起來有一些差別,其實這個差別都是非常小的,都是在耕地水平以內,比如80年代、90年代,很多人的意願是多的,是在耕地水平以上的。是不是收入越多的人想生更多的孩子,其實也不是,是有下降趨勢的,雖然變化很緩慢,但不能夠反過來理解收入高的人想多生,我們看到那麼多富人超生,他們意願很高,但平均起來看,他們是低的,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高,至少是根據收入的劃分來看。
王廣州:
東北地區確實是敲響了一個警鐘,已經進入了非常低的生育水平,可對比的它是最低的。日本的生育意願大體是2.17,其實是生了1.3個左右。如果能夠推理的話,它的生育水平應該在1.1左右,是不是東北現在在1.1左右呢?基本是在1以內,又吻合了我們的判斷,生育水平和實際的生育意願是能夠對應得上的。
王廣州:
生育狀況與生育意願,這就具體到個人了,你自己覺得狀況怎麼樣,要生多少。現在有些人超了生育意願,有的後悔,一半左右的人是滿足的,還有一半左右的人不滿足,這可能和歷史的政策有關係。具體到每一個育齡婦女,其實接近80%的人是有兩個孩子的生育意願的,滿足了1/3左右,還有很多沒滿足,你有沒有二孩生育意願,加起來並不是百分之百,反過來説,並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有二孩生育意願,有一部分人不想要孩子,有一部分人想要一個孩子,還是有一些差別的。
王廣州:
具體的生育計劃影響到生育政策調整後的影響,就是説堆積有多大,學術界有很強的爭論,做單獨二孩用的是2011年的數據,實際是經得起考慮和爭論的。一種比較極端的講法,凡是有意願或者有計劃、符合政策的人是3年或者4年生完,我們説是不可能的,他們算平均生育間隔是3年,我説那是一個分佈,我拿出我們自己的數據。會看到很多人是不要的,年齡越大肯定不要,不管有幾個孩子,什麼時候就不打算生下一個孩子了,即便有意願。肯定要的,年輕的肯定會要下一個孩子,可能生一孩。年齡大一些的,40—49,肯定要下一個孩子,不管生第幾個,比例是非常低的。我們有一個很強的理由,這次彙報材料裏也寫,每年不太可能有超過1%的40歲以上的人生孩子,因為我們的目標人羣中大概有40%是40歲以上的,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分孩次的,一孩的肯定生下一個孩,肯定不要的有60%。四六分成怎麼分,意願有多高,雖然想生,很多人錯誤的把意願當成了一定要生,如果他講的都是真話,想生的也就是40%。還有一些沒有想好的,我們把它加上也就50%,沒想好不能認為人家一定不生。預期生下一個孩子的比例我們也做了分析,到底什麼時間生,3年、4年之內能不能想生的都生完,我們算的結果是五年能生完70%就不錯了,就是有計劃的、也想的、也努力的,這是根據我們的數據觀察得出的結論。5年和3年、4年之間差很多,70%和100%還差很多。
王廣州:
總結:第一,現在終身生育水平肯定在1.7以內,未來的趨勢是下降的,這是沒有疑問的,我們多次連續觀察都是這一個結論。第二,意願也在更低水平以下,我們搞不好就進入低生育陷阱了,因為他的意願很不強,落實到行動上又打了一些折扣。再有一些不孕不育的因素,包括食品安全等因素,對實際生育行為還有一些影響。可能調查會有偏差,任何人都不是上帝,將來和現在有偏差的話千萬不要怪我們,要怪我們研究還不夠。
主持人 張國春:
謝謝。下面有請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祝華新發言。
祝華新:
首先,非常感謝李院長、陳所長、謝社長給我們提供這個機會,誠 惶誠恐。我們主要是做網絡輿情一線的實政研究,非常榮幸已經是第9年參與《社會藍皮書》,我們寫互聯網年度輿情報告,我們以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的名義。我們 每年都梳理203熱點輿情,頭六個分別是大閲兵、股市暴跌、天津港特大爆炸事故、網絡紅包傳遞、新春祝福、東風之星沉船和上海踩踏事件,我們10月底結 稿,如果是至今結稿的話,肯定有兩個能當選,就是巴黎恐怖襲擊和深圳的人工堆積的渣土導致大量樓房倒塌和死亡事件。
在20件事件當中,類似的事件還有南京寶馬撞人案、少林寺方丈的 爭議、黑龍江慶安火車站槍擊事件,在國際輿情方面還有習主席訪美、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歐洲難民危機等等。我們適用門户網站的報道,用微博、微信這些客户 端共同鎖定熱點。從今年的地域分析來看,輿情壓力值地域分佈,廣東和北京仍然位居前兩位,受哈爾濱倉庫火災和慶安火車站槍擊事件的影響,黑龍江的輿情壓力 指數有較大的增加,受天津港特大爆炸火災事故影響,天津的輿論壓力增加也很快。
祝華新:
從職能部門來看,公安仍然處在第一位。此外,今年由於校園輿情 高發,校園暴力、高考和招生等方面的負面輿情,教育方面的輿情比去年上升了兩位。再一點是今年由於股災,證監會、央行等財税、經貿部門輿情壓力陡增。再一 方面是今年由於公務員工資調整、養老金並軌、延遲退休等政策,人社部的輿情也有較大幅度的提升,與往年相比提升了七位。
在輿情涉及到的社會問題類型方面,今年有三類明顯的增長,一個是社會道德爭議,一個是勞資糾紛,還有意識形態的撕裂比較嚴重,比往年上升了6位。而前幾年的熱點輿情,比如社會暴力、官民關係、警民關係、徵地拆遷與羣體維權、醫患關係、城管執法等都呈下降態勢。
祝華新:
今天社會輿論場發生了重要的變遷,就是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終 端,移動輿論場成為今天輿論場重要的引擎,很多中國人瞭解新聞時事第一信息源是兩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2009年在《社會藍皮書》年度互聯網輿情 科技報告當中,曾經統計分析過當年的77件社會熱點事件,發現網絡爆料引發公眾關注的佔30%,當時媒體廣泛報道,有三輿情來自互聯網爆料。我們對今年1 月1日—10月31日500件社會熱點事件的統計表明,從當年三成上升到44.4%,而其中可以明確源於兩微一端,源於微博、微信、移動客户端的佔 12.8%。可以這麼説,今天的社會輿論相當程度上在每個中國人的手機上生成。移動輿論場成為社會輿論的新的引擎和發動機。特別是今天的微信活躍用户達到 6.5億,某種程度上微信、公眾號取代當年的微博、大V,成為社會輿論新的發動機。
祝華新:
另一方面,傳統媒體議程設置能力在下降,由於經濟利益的軟誘惑 和宣傳紀律約束力而嚴重下滑;網絡的,特別是自媒體設置能力在增加。另一方面我們注意到,傳統媒體在輿論發酵和消解過程當中仍然能發揮重要作用。像黑龍江 慶安火車站槍擊事件,中央電視台公佈現場監控錄像,是輿論逆轉和消退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傳統媒體今年大幅度走向網絡,特別是“兩微一端”的輿論場,央 媒走在了媒體融合的前列。以人民日報為例,人民日報今天已經遠遠不是一張紙媒,我們有雜誌、門户網站,有微博、微信、客户端、電子月報欄、網絡視頻等十種 載體,人民日報新浪微博粉絲超過四千萬,人民日報微信粉絲近300萬,人民日報的客户端下載量超過1個億,人民日報全媒體的用户超過5個億,用紙媒來比 較,我們的紙媒發行量300多萬,全媒體受眾擴大了100多倍。應該説不光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央媒都走在了媒體融合的前面。其他的媒體也大幅 度前進到移動輿論場,特別是移動客户端,包括南方報系、並讀、新疆自治區網信辦的無界傳媒,還有四川日報集團的封面傳媒。今天在網絡輿論場上政府影響力已 經全面佔據微博,但是在微信公眾號和客户端上體制外力量佔優。
祝華新:
另一個重要變化是草根力量崛起,大V風光不再。在一些熱點事件 中,大V的身影已經潰散,一些草根網友的聲音得到了追捧。今年有一個重要現象,網絡社羣在藉助自媒體上在凝結。互聯網上廣場式的鼎沸之議減少,沙龍式的社 羣對話增多。特別是社交網站有人員動員組合功能,社會各羣體增勢的利益博弈,在互聯網上聚合成體,網絡內容供應在技術細分之下呈現出公眾生活偏好的凝結, 這提示未來互聯網治理和社會管理的重點要從微博、大V轉向網絡社羣,某種程度上大V是毛,網絡社羣是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未來輿論場的社羣利益衝突將蓋 過意見領袖的口舌之爭。
祝華新:
和此相關的是在今年輿論場上職業羣體浮出水面。過去把網絡輿論 分為官民兩個輿論場,現在看來官民二元的劃分顯得過於粗糙。我們特別注意到,在今年深圳娃娃魚事件和河北蘇寧槍擊案引發的對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客觀報道的爭 議,注意到警察這個羣體在互聯網上發出了獨立的職業羣體的聲音。其實這一兩年,醫護羣體、律師羣體、媒體人羣體都在網上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職業羣體的輿論板 塊,在過去官民二元的輿論板塊之外,現在呈現出輿論的細分狀態。早期的網絡輿論打破血緣地緣業緣,以公共事務為話題的公共交往,大家更多的是精神認同,而 非身份認同。但我們注意到,近年來由於職業羣體的崛起,讓網絡輿論從少數人員善變的人掌握話語權,還原為社會各階層趨於均衡的利益表達。網絡輿論今天是分 層的,在不少公共議題上,難以再泛泛而論輿論的整體反饋,更需要細分社會各階層對公共議題的訴求和感受。比如説今年9月份交通部關於移動出行軟件和專車改 革,我們注意到各階層的反映截然不同,一方面在網上有較大話語權的專車乘客和專車司機對交通部的文件提出了較為激烈的批評。《人民日報》專門發了一個評論 提醒大家不要忘了還有幾百萬的哥,的哥給專車持抵制態度,的哥在互聯網上話語權較弱的。《人民日報》還提醒,還有一些根本不上網的城鎮老年人,他們不會用 智能手機,不會用打車軟件,打車軟件的流行增加了他們在路邊揚招出租車的困難,所以今天的社會輿論是分層的,我們要細分各種社會羣體的利益訴求,在網上不 光要注意傾聽網上較為強烈的網絡輿論,還要注意到個網上大概有2/3網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人力較弱,更要注意到有一半中國人壓根兒不在互聯網上,今天 的網民僅僅6.68億,所以利益相關各方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打造職業共同體。
祝華新:
再一點是意見領袖的最新動向,我們注意到意見領袖呈現出微博大 V向微信公號遷移的跡象,我們統計了300多位意見領袖,這是前幾年在《社會藍皮書》中做過統計的,我們追蹤觀察發現,其中有一些人微博被封或者停止更 新,其中開通微信公眾號的從左中右網友來看,從18%到40%,很多人相當一個板塊轉移到微信公眾號上。(圖),我們注意到,在微博上,左中右的網友微博 發帖數比2014年都有回升,但是他們的轉發數、評論數均呈現下降趨勢,能不能得出這麼一個結論,極端思潮在微博上已經邊緣化。或者根據新浪微博公司第三 季度財報分析,微博人羣已經實現了迭代,是過去追捧時政大V的人羣已經被更關心時尚的青年人羣、更關心八卦的人羣取代,微博最新的統計數據是80後、90 後、00後佔到微博用户的90%,九成的微博用户是35歲以下的年輕人。
祝華新:
同時,我們觀察了300多位意見領袖在其中開通微信帳號的人, 他們日均文章數和他們微信公號日均閲讀數,我們注意到升左派、升右派閲讀數較大,這提示極端的觀點在微博上已經衰弱,在微信公眾號上仍然有較大影響力,微 信的治理要比微博難得多,微博只是在突發事件當中質疑政府的公信力,只要做好政務公開,主流媒體及時報道突發事件,回應民眾關切,就可以擊潰微博、大V的 一些不負責任的吐槽,但是在微信公眾號上涉及人生觀、價值觀一些更深的層次,微信公眾號的治理需要一番刮骨療毒的功夫,尤其是需要主流的文化、主流的媒體 更多的到微信公眾號上去。
祝華新:
最後一點,關於依法治網。2015年互聯網治理從敏感詞的字符 管理轉向網上行為的規則管理,從治理個體網民轉向治理網絡平台。特別是國家網信辦出台了約談十條,對一些違法有害信息在自己網絡平台上傳播的,國家網信辦 有約談,嚴重的包含吊銷帳號這樣的處罰,現在還沒有實施。今天政府的管理轉向了門户網站和微信微博等自媒體平台。另一方面,青年的網絡評論,特別是民間的 網評有較大發展,所謂自帶乾糧的五毛隊伍有較多發展。我們觀察到,網絡評論要注意提升專業性,用事實説話,以理服人,對不同意見不能簡單扣帽子,貼標籤, 網絡青年文明志願者在網上釋放正能量,更要在現實生活中熱心公益,不能僅僅滿足於大V的鍵盤響。今天互聯網治理提示互聯網發展前景,到底是繼續保持官和民 兩個輿論場的張力,還是回到“輿論一律”的時代。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營造了一個通過公眾持續的討論交往過程形成的公共領域。互聯網治理,不以為着回到輿 論一律年代,擠壓互聯網這個初具規模的公共空間,管控來自網上的不確定因素,也要適度保留網絡輿論的活力,尊重互聯網名義表達。謝謝大家。
主持人 張國春:
謝謝祝華新秘書長,感謝專家的精彩報告,今天發佈的藍皮書和專 家的專題報告涉及到一系列社會熱點問題,有些問題是高度敏感的,我們十分歡迎媒體記者積極報道,因為沒有你們的報道我們的發佈就沒有什麼社會效應。同時我 們也希望媒體朋友在涉及到一些敏感問題報道時能和我們皮書的相關作者,或者和社會學所的專家溝通,避免歧異和不必要的媒體炒作,希望和我們更好地合作,更 好地報道這本藍皮書。
主持人 張國春:
同志們,我國即將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構建我們國 家美好的發展藍圖需要社會各界,特別是智庫研究機構獻計獻策。目前我們院在專業智庫建設方面已經邁步比較大,建立了十多家專業智庫,這些智庫將圍繞我們國 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我們也將持續對這些智庫研究的成果進行發佈。我們希望這次《社會藍皮書》的出版發行能為政府決策機構、學界、媒體 提供一本詳實的關於當下中國社會新形勢、新特點的研究報告,這不僅體現出皮書作為思想庫、智囊團的功能和作用,同時也彰顯出中國社科院作為國家高端智庫的 價值。在此我也懇請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和社會各界、媒體朋友一如既往地支持皮書的研創工作。再次感謝各位的光臨。今天的發佈會到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