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中國在毛澤東治下取得了世界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成就

【為免引起誤解，筆者有必要事先在此作出説明，筆者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而非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政策的堅定支持者。而且，筆者曾在本人所著的《鄧小平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鄧小平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框架對比研究》以及諸多文章中分析了箇中原因。

但這並不妨礙我對中國在1949-1976年毛澤東時代所取得的社會成就，作出客觀評價。促使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其一舉一動都會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二是西方一些人對1949-1976年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極盡抹黑之能事，中國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也亦步亦趨緊跟西方步伐妖魔化毛澤東。但如下文所述，事實顯示，1949-1976年中國取得了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成就——注意，此處我用的是“社會”而非“經濟”這個詞。正如下文的數據所示，我並沒有誇大其詞，而是對國際數據作過量化比較後，才審慎選擇的這種説法。

西方試圖掩蓋中國1949-1976年所取得的史無前例的社會成就的方法，是一種典型的扭曲手法，即以一些個例扭曲整體形勢。比如，著有《毛澤東時代的大饑荒》的荷蘭學者馮克（Frank Dikotter）就據此稱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為“人間地獄”，但事實證明，現實與其説法截然相反。正如下文所述，人類史上從未有如此多的人如中國1949-1976年所做的一樣，如此快速地提高其社會地位。

下文節選自本人即將出版的新書——《大超越：中美經濟實力的最後博弈》，以從歷史與國際層面，對毛澤東時代中國所取得的社會成就作一個比較。】

我們此前已經比較分析了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前後的經濟增長情況。儘管如此，如果不瞭解1949年至1978年改革之前所取得巨大的社會成就，我們仍可能會被誤導。事實上，這些成就也是人類歷史上由一個大國在類似時期內所取得的最偉大的社會進步——提高數量眾多且佔世界人口很大比例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會環境，這是以往任何一個國家都未曾做到的。毫無疑問，這為全面分析改革前的成就提供了決定性的闡釋，並針對中國歷史中的各種問題提出了正確的看法，同時也讓讀者瞭解中國內部發展動力的特徵。

預期壽命與人類福祉

判斷一個國家社會和環境條件總體影響的最全面標準是預期平均壽命，因為預期壽命是經濟、社會、環境、衞生、教育等發展趨勢的正負兩個方面綜合影響的加總與平衡。因此，預期壽命是比純粹的人均GDP更為充分的社會福祉衡量指標——兩者同樣重要，雖然人均GDP是決定預期壽命的最重要因素。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對於這些變量之間關係的概述：

個人收入無疑是決定其生存與死亡，以及更多地，一個人生活質量高低的基本因素。然而，收入僅是影響我們享受生活的諸多變量之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可能是表明一個國家實際平均收入的一個良好指標，但人們實際得到的收入還將取決於這個國家收入的分配模式。此外，個人的生活質量不僅取決於其個人收入，同時還取決於各種物質和社會條件……醫療衞生的性質和醫療保險的性質——公共和私人——也是決定一個人生存與死亡的最重要因素。其他社會服務也一樣，其中包括基礎教育、城市生活秩序和人們所掌握的現代醫學知識。因此，還有許多攸關人們生死存亡的因素沒有納入個人收入範圍。

我們首先來看中國的長期發展：比較中國與另一個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印度的預期壽命趨勢，如下圖所示。1947年，印度取得獨立，當時該國人口的預期壽命為32歲。中國人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的預期壽命為35歲——比印度高出3歲。到了1978年，中國改革前的最後一年，中國人的預期壽命為67歲，印度為55歲——差距擴大到12歲。差距明顯加大並不是因為印度的表現糟糕——預期壽命在32年中增長了22歲，而是因為中國的表現極為出色——預期壽命在29年中提高了32歲。這意味着，在改革前，中國人的預期壽命每年增加1歲多——年均增幅高達2.3%。

通過比較，我們更好地瞭解了這一成就的真正規模。需要指出的是，與人類歷史上的其他主要國家相比，中國在1949年後的30年中的預期壽命增長率是最快的。我們可以舉例説明：

在1880年後的30年中，美國每年預期壽命增幅為0.9%（主要是受內戰後恢復的推動，在一段時間內出現急劇增長）。

在1871年後，英國的預期壽命出現了一段快速增長時期，其每年增幅不到1.0%。

日本預期壽命的增長較為顯著，而且是在二戰後經濟恢復中實現快速增長的國家，在1947年後的29年中，預期壽命的年均增幅為1.3%。

因此，中國在1949-1978年期間所取得的2.3%預期壽命增幅遠高於這些國家按照正常標準計算得出的結果，它的表現是前所未見的出色。

預期壽命何時開始提高？

預期壽命大幅提高的這段時期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同時，人們也開始針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問題進行激烈的辯論，並清楚地表明“歷史虛無主義”的虛假性。20世紀50年代，中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每年的平均預期壽命增長略高於9個月。印度在此期間的表現可以與中國媲美：1947-1960年之間，每年的平均預期壽命增長略低於9個月。印度的這一增長勢頭一直持續到1978年，這段時期的年均預期壽命提高略低於9個月。相比之下，20世紀50年代之後，中國人的預期壽命開始以極快的速度提升。在1960-1970年間，中國每年的預期壽命增長高達1歲9個月。在整個1960-1978年期間，中國每年的平均預期壽命增幅為1歲3個月。

1949-1978年間的這一驚人、史無前例的社會成就不會影響對這一時期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的分析，與有關“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判斷也不相牴觸。但它清楚地表明，我們可以直言不諱地説，那些試圖全面否定中國1978年之前社會成就的觀點——如“歷史虛無主義”，以及西方出版的一系列企圖將改革前的中國視為一場社會災難的書籍及其觀點，是在公然篡改歷史。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毛澤東去世（1976年）的這27年間，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增加了31歲，也就是説每年增加超過1歲。相比之下，在印度取得獨立27年後，印度人的預期壽命只增加了19歲。因此，中國這一時期的發展成就非但不是負面的，而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成就之一。

外國人可以不去捏造事實和杜撰神話，可以更全面地瞭解毛澤東在中國得到人民廣泛支持的原因——拋開諸如取得真正的民族獨立等問題，而只是從生存這一事實來考慮。如果有人能夠讓你多活31年，那麼毫無疑問，他值得你尊重！

與隨意篡改歷史的那些人不同，鄧小平——他與他的家人在文革期間受到嚴重迫害——對毛澤東的評價非常客觀，他堅決反對斷章取義、以偏概全，而是着眼於這段時期的整體發展軌跡——證明中國取得了巨大進步。毫無疑問，忠於歷史意味着，我們需要明確指出，中國在1978年以後所取得的經濟增長極為罕見，但我們不應低估改革前所取得的驚人的社會成就。習近平非常準確地評述了中國1949年後的這兩個發展時期：

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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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説，因為毛澤東在帶領中國人民推翻外國長達一個世紀的壓迫與帶領中國走向民族復興道路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他在中國歷史上佔有一個獨特的位置。他也在人類史上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歷史與國際比較顯示，人類史上從未有如此多的人如中國1949-1976年所做的一樣，如此快速地提高其社會地位。這是西方與中國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試圖借歷史虛無主義，抹黑中國1949-1976 年間所取得的社會成就的原因。因此，像我這種不認同毛澤東經濟政策，堅定支持鄧小平經濟政策的人，有責任站出來闡述事實，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一個客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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