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重温毛澤東戰略思想（下）
【説明：本文初稿於2012年，以《重温毛澤東的戰略思想》為題刊發於《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4期。此後，隨學習心得的不斷深入，筆者對本文多次修訂，本文是2015年進行的最新修訂，全文分上下篇，此為下篇，查看上篇請點擊這裏。】
一、國家統一
二、軍隊建設
三、國家利益
四、地緣政治
五、國際戰略和策略
六、抗日統一戰線
七、社會主義
八、工農聯盟
九、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十、實事求是
十一、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七、社會主義
**土地問題解決的好壞歷來是贏得人民支持的關鍵。**我們知道，後人常將秦國能夠“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191]解釋為秦之“嚴刑峻法”，這其實説不通。因為在刑罰的殘酷性上其他六國並不比秦國遜色，從某種意義上説，刑罰的殘酷性往往與國家獲得人民的支持程度為反比存在。與其他六國政策比較，商鞅建立的軍功與土地獎勵相聯繫的產權制度是秦王朝獲得人民（在當時主要是農民）支持的關鍵因素。這個以土地獎勵耕戰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會基礎擴大到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這些人在其他六國，只能從貴族手中而非國家手中獲得或租得土地。這樣，與將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貴族基礎上而“嚴刑峻法”並不遜於秦的其他六國比較，秦國由此獲得的社會基礎就顯得廣大得多。如果沒有這樣廣大的社會基礎，那麼，僅靠“嚴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滅亡。事實正是這樣。商鞅為秦王朝建立了小農所有制，這使秦朝獲得比其他六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從而統一了中國；同樣，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的擴充的話——就難以長期維持。這不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主要規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明白這個道理，繼承商鞅路線而獲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前230年～前207年）不明白這個道理，他不從鞏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權與民權相統一的生產關係出發，而是僅靠“嚴刑峻法”加強統治，結果很快便丟掉政權。由此而論，將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歸於始皇贏政是沒有道理的。
歷史上所謂“民心”問題歷來就不是一個純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生產關係即生產資料所有權——歷來資產階級幫閒文人都在迴避這一問題的實質——的問題。世界近代史中能夠“充分表現了1789 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崙，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橫掃歐洲並由此開闢出一個“拿破崙時代”，其中重要原因也不是所謂的“獨裁”，而是如毛澤東所説的“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192]。1966年11月8日，毛澤東對到訪的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説：“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當然還是民主革命的性質。過去法國的拿破崙政府就曾經做過。為什麼拿破崙的軍隊能夠打遍歐洲呢？就是有農民支持。”[193]拿破崙將土地直接賦予法國和歐洲農奴，並由此使農奴轉變為小私有農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説：“對德國來説，拿破崙並不象他的敵人所説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誠然，他的行動表現出來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會的代表們可能表現出來並且實際上已經到處表現出來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貴族們所慣於表現出來的一半。”[194]與商鞅變法相似，一部《拿破崙法典》對於歐洲農民而言，就是國家將土地越過貴族直接交與農民的法典。這是與商鞅一致的路線。拿破崙旗幟，對於歐洲農民，首先對法國農民而言，就是讓他們告別貴族制度和農奴身份的旗幟，是不再作農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崙獲得了法國的乃至全歐洲的農民的擁戴。馬克思説：“拿破崙是充分表現了1789 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農民階級把他的名字寫在共和國的門面上，就是宣佈要對外國進行戰爭，在國內要為自己的階級利益進行鬥爭。拿破崙在農民眼中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綱領，他們舉着旗幟，奏着音樂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隱藏在皇帝背後的是一個農民戰爭。”[195]同樣的道理，拿破崙與歐洲貴族的妥協也導致他最終失去了農民的支持，這是他失敗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説：“拿破崙最大的錯誤就在於：他娶奧國皇帝的女兒為妻，和舊的反革命王朝結成同盟；他不去消滅舊歐洲的一切痕跡，反而竭力和它妥協；他力圖在歐洲帝王中間取得首屈一指的聲譽，因此他儘量把自己的宮廷搞得和他們的宮廷一樣。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圖得到和他們同樣的榮譽，拜倒在正統主義原則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統的帝王們便把篡奪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196]將貴族的土地奪過來交與農民，利用農民的力量進入貴族行列後，又與貴族們握手言歡，其結果是拿破崙出賣了農民的同時，農民也抽掉了對拿破崙的支持並拋棄了他。
毛澤東同志注意到併成功運用了這個規律[197]。20世紀初中國農業及小土地農民大面積解體，毛澤東注意到農民問題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和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他推動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編書。“他親擬編纂計劃和具體書目，編了《國民運動叢書》和《農民問題叢刊》兩個系列。前者涉及國際政治經濟、世界革命運動、國民黨思想及其策略、蘇俄研究、國內政治經濟5個方面的內容。後者計劃出版52種，實際出了26種，有《列寧與農民》《中國農民問題研究》《土地與農民》等。”[198]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同志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繫起來，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的革命資源並建立了新中國，隨後又迅速將小農經濟歸併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避免了歷史上必然出現的小農在獲得土地後即迅速兩極分化的惡果並由此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1958年4月5日，毛澤東告訴羅馬尼亞友人：“舊中國一是農民每户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不在農民手裏。這是個落後現象。可是這點也給我們一個好處，農民成為革命的一個很大的動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這些東西推翻後，分配了土地，但一看，農民土地還是很少，生活還很困難，唯一的出路就是組織起來，搞社會主義。”[199]1963年1月21日，毛澤東告訴來訪的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説：“列寧主義最主要的是團結農民，建立工農聯盟，這是最基本的統一統一戰線。”[200]
在此，對我們有學習意義的，是建國後毛澤東同志在全國範圍開始的生產資料改造工程並依此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所選擇的時機。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佈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佔領漢城。與此同期，美國聯合整個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戰略物資“禁運”[201]也全面升級。
面對這樣的壓力，新中國需要更為堅固的社會支持力量。毛澤東同志首先從所有制而不象蔣介石那樣四處“發餉”（接近今天的“發紅包”）着手在國內組織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國佔領漢城的當天（1950年9月28日），中國政府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202]，**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擴大國內愛國愛黨力量。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並在改造舊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肅清國內敵對分子的同時，也團結了全國農民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
毛澤東將土地改革看作是擴大和加固支持共產黨的階級基礎的重要舉措。1946年5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土地工作會議上發言指出：
國民黨統治地區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國幫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點，即不能解決土地問題，民不聊生。我們只有依靠人民同他們作鬥爭，如能在一萬萬幾千萬人口中解決土地問題，即可長期支持鬥爭，不覺疲倦。解決土地問題，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環節，全黨必須認識這一點。不要怕農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緊。農民的平均主義，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對，但要反對分配土地以後的平均主義。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緊，但不能常平分下去。現在類似大革命時期，農民伸出手來要土地，共產黨是否批准，今天必須表明態度。土地改革時期，不要怕自由資產階級動搖，只要我們實行了土地改革，農民得到土地，我們的力量更強大，則能鞏固地團結他們。[203]
1950年11月17日，毛澤東致電廣東省委和華東東局，要求廣東和福建必須迅速地和廣泛地展開土地改革工作，指示只要廣東、福建的土改完成，廣西的土匪消滅，即使蔣介石登陸進犯也容易對付的。5天后即11月22日，毛澤東即指示中南局、華南分局、廣西省委並告西南局、西北局：“在時局緊張的情況下，必須限期剿沒股匪，加速進行土改，發展地方武裝和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我黨我軍方能取得主動，否則有陷入被動的危險。福建是和兩廣同樣解放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肅清的省份，過去福建省委認為今冬明春不能大規模地進行土改，現在他們接受了中央及華東局的意見，決定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書記及軍分區司令會議，重新佈置工作，將土改與剿匪相結合，擴大土改縣數至三十六個縣。此種計劃很值得廣東、廣西兩省仿行。”11月30日，電告廣東省委，要求：“今冬爭取完成十一個縣的土改是適當的，望照此努力實施。海南島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實行土改。”1951年1月，毛澤東告華南、中南局，對海南島的土改作出具體指示：“海南有老區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以較為加快，似可在1951年秋季完成一半，1952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鞏固了。”[204]
**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鮮戰爭接近尾聲，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中國全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澤東對周世釗説：
我們志願軍武器遠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狽逃竄。這是為什麼呢？沒有別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志願軍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這個戰爭是為保家衞國而戰。可以説，我們這回抗美援朝的戰爭是打品質仗，是什麼武器也不易抵擋的。
一個美國的記者説，美國的軍隊再花20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200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205]
現在回頭看，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本質上是階級及建立其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通過土改贏得了勞動人民的最堅定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如此強大不僅使共產黨由此打敗了蔣介石國民黨，而且還打敗了支持蔣介石且已擁有核武器的美帝國主義。
西方反共老手丘吉爾於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週年時也無不感慨地説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206]曾長期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對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對斯大林説：“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私有制。”[207]用蘇聯的經驗解釋1953年在朝鮮戰場上打敗美國的原因也是合適的。
就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預見到西方不會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必將對新中國經濟實施更大的封鎖和壓力，而應對這樣的困難需要更為廣泛的人民基礎。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及時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11月4日，毛澤東在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時批評那種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為“總路線”認識傾向，指出：
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208]。“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徵，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利，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繫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須搞社會主義，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繫起來。至於“確保私有”，“四大自由”[209]，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210]
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產權支出過大、生產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211]1957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西羅基時談到中美關係時説：“我們不怕它不承認，美國愈晚承認愈好。”至於美國對中國的禁運，毛澤東説：“美國現在搞禁運，我們願意它搞。到第二個或第三個五年計劃後它解除禁運時，那我們就會有些東西同它搞貿易，到那時我們可以同它建立關係。”[212]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將西方在同時期實施的對華經濟禁運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
反者道之動。今天回頭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並讓中國提前“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麼徹底，用於國家建設的資金就會被龐雜的產權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同樣面臨的GDP增長與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對海外金融絕對依賴同步擴大的困局[213]。果真如此，那對正處起步階段的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新中國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潰散，有組織的人民就會由此轉化為無組織的流民，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及其社會支持基礎就會由此解體，如此一來，中國就將再次陷入歷史上那週而復始的社會甫穩即亂的週期律之中。
這樣説決不是事後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當殖民統治經驗的英國人最早看到這一點。1949年8月，他們就為美國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時，從內部以“商業關係”和平瓦解新中國紅色政權的策略，當月19日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指出：
外國商業團體構成了西方在華影響的主要部分之一。我們認為，在亞洲的鐵幕後面儘可能長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觸角和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我們尤其要記住，事實將會證明，中共政權最力所不及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嚴密地管轄和控制在單個的中國人中深深紮根的經商愛好，只要利用中國人的經商天分，損害共產主義事業的希望依然存在，徹底放棄我們的在華地位便至少可以説為時過早。[214]
失去生產資料的流民人數的增長是歷史上社會動盪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新中國建立後，同樣的歷史難題也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毛澤東同志對此予以高度關注並試圖用改革的方式予以解決。毛澤東明白要保證中國在國際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就需要佔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數“精英”——這在古代就是貴族——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組織的人羣，能夠組織起人民並形成支持國家的力量的並不主要來自GDP等物質條件，也不主要來自簡單的“惠民”施捨，而是實實在在的公共佔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反之，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人民生產主導的市場條件，其身份則立即轉變為流民。
八、工農聯盟
但要組織農民，就需要改革舊的農業制度，這牽扯到改革方向。歷代政治家對此捉襟見肘，無能為力；殷鑑不遠，明朝萬曆年間的張居正南轅北轍改革造成流民大增、國家迅速走向崩潰的教訓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外患內憂，迫使明王朝利用北方戰事稍緩的間歇期起用張居正進行政治經濟改革。明穆宗在位的時候，張居正（1525～1582年）因才能出眾，得到穆宗的信任。明穆宗隆慶六年(1572年)，張居正得到大太監馮保與萬曆帝之母李太后的支持，取代了高拱。穆宗死前遺命張居正等三大臣輔政。穆宗死後，太子朱翊鈞即位，這就是明神宗萬曆皇帝。張居正在萬曆年間連續10年擔任內閣首輔（宰相）。為了挽救明朝統治的危機，他從軍事、政治、特別是經濟等方面進行改革，試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危局。改革——除其嚴重的負面作用外——起了相當的積極作用：“賦以時輸，國藏日益充”[215]，國家財政收入增加，邊境安寧，萬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興的景象。1582年6月（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對派重新聚集，指責張居正改革“務為煩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實行“一條鞭法”是亂了“祖制”。他們撤銷了張居正死時特加的官爵和封號，進而查抄家產。改革失敗。
與漢、宋兩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張居正的改革還是比較幸運的，他的改革適逢中原氣温和北邊濕潤度的上升時期，這為張居正改革提供了較好的自然環境，也使其改革避免了與國家雙雙敗落的“王莽式”結局[216]。
史書稱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謂幹濟才”[217]，但改革畢竟還是失敗了，此後明祚已近尾聲。
關於張居正改革的正面意義，史家論述較多，其負面後果，則多是些“功高震主”[218]之類的泛論，也有人認為他敗於財税改革[219]。筆者認為導致張居正改革失敗從而明朝衰落的關鍵點不是財税改革，而是以財税改革為起點的金融改革：將已與生產資料形成穩定結合關係農民轉綁在貨幣上，用與貨幣的關係取代農民與國家的關係，這是張居正改革失敗的致命原因。書載：
神宗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把嘉慶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推廣和實施。實施一條鞭法的顯了均平賦役，它的主要內容是把原來按照户、丁派役的辦法改為按照丁、糧派役，或丁六糧四，或糧六丁四，或丁糧各半，然後再與夏秋兩税和其他雜税合編為一條，無論税糧、差役一律改為徵銀、差役俱由政府用銀僱人充當。[220]
以土地為中介的農民與國家的直接關係轉變為以貨幣為中介的國家農民的間接關係，國家和農民同時只對貨幣負責，這樣的好處在“客觀上促進了明中葉後商品貨幣經濟的繼續發展，也説明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比以前又有一定的鬆弛了”[221]，用現在一些人的話説就是打破了所謂“國家壟斷體制”、“進一步擴大民間融資平台”，但問題是，在中國資本主義工業資本沒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將分散無組織的小農與國家分離並轉交給手握大量貨幣、以放息為生的高利貸者，就無異於將農民交給吸血魔鬼。因為“一條鞭法”的改革中，“小生產者需要貨幣，卻首先是為了支付（對地主和國家交納的實物租和實物貢賦轉化為貨幣租和貨幣税，在這裏具有重要的作用）”[222]，而不主要是為了生產；土地所有者“由於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時又別無有效辦法來獲得急需的貨幣時，只有把土地賣掉，以換取貨幣”[223]而“高利貸者除了貨幣需要者的負擔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別的限制”。[224]中世紀歐洲受高利貸禍害至深[225]，身為猶太人的馬克思對此也有更深刻的研究，他説：
商人資本和生息資本是最古老的資本形式。[226]高利貸不改變生產方式，而是象寄生蟲那樣緊緊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虛弱不堪。高利貸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並迫使再生產在每況愈下的條件下進行。[227]對小農民來説，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佈之中，而一旦落到這種地步，他就永遠不能翻身。[228]
張居正改革與其説解放了農民，不如説解放了長期在重農抑商政策中受到壓制的金融力量。讓金融擺脱對社會生產依賴並反客為主，它就會成為奴役農民和瓦解國家的力量。張居正用於“解放”農民的貨幣並不是近代工業資本而是比工業資本更古老的“商業資本”退而“生息資本”，由此可以解釋，被貨幣“解放”出來的中國農民並沒有象中世紀英國圈地運動後的農民那樣轉為產業工人、中國也沒有象英國那樣走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道路。傅築夫先生説：
“社會上存在有大量遊資，它本身又要求‘無息幣’，‘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而社會上卻又沒有足夠大的生產部門來吸收這些遊資，使之轉化為產業資本，從而促進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這時社會的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土地則是最主要的生產手段。社會上既然沒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資場所，便只有購買土地來使貨幣發揮資本的機能，使土地成為生息手段。[229]
土地不僅可以生息，而且是財富最穩妥的一種存在形態，社會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資場所，遂羣起搶購土地。所以土地買賣的開始，同時就是土地兼併的開始。[230]”
生息資本需要的不是農民生產而是農民對貨幣的需求，需要的不是農民而是身無分文因而對貨幣有強烈的終生需求的流民。大量的生息資本湧入生產領域既是張居正改革的惡果，也是造成中國歷史上包括明朝在內的許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中總結一條鞭法時説：
春秋時代的井田制，這是後代中國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範本。但即因當時貴族階級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簡化，而終於把井田制度破壞了。……自唐代兩税制以下，因於種種實際困難，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頓土地制度這一重要理想放棄了。
傅築夫先生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寫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積累起來的商業資本，既沒有足夠發達的商品生產來與之相結合，亦即不能把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而僅僅當作流通手段來媒介商品交換，作衡量價值尺度，執行一些普通的貨幣職能，當它的積累數量超過了一定限度，作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職能也都成為不必要時，這個超過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領域，當作貯藏手段，以貨幣形態的財富窖藏起來。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這種財富能夠增殖，在古代的具體歷史條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兩途，其一，是購買土地，土地是農業社會的主要生產手段，土地對於土地所有者來説，既是一種有利的生息資本，又是保障財富安全的一個穩妥的途徑，故手有餘資的人無不想方設法去購買儘可能多的土地，這就形成了歷史上永遠無法解決的土地兼併問題，併成為一次又一次社會動亂和農民起義的總根源。[231]
貨幣存在的前提是買者與賣者的分離，這種分離的距離越大，社會對貨幣的需求就越大；而社會，不管是什麼形態的社會，其生產一旦依附於貨幣，貨幣持有商就可以反客為主，成為控制社會和瓦解國家的絕對力量。張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税、徭役、商税、手工業税、海關税大部分可用銀折納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國庫的開支也用銀支付。這種支付方式被制度化並導致政府從提供公共服務的角色轉為“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角色，原來屬於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簡政放權”，斷腕式地移交給社會資本（實則是手持大量貨幣的商人——現在叫金融家——承包），農民從為國家提供產品的勞動者轉變為用自己的產品從貨幣商人手中換回貨幣的勞動者，朝廷和農民的、甚至整個社會的信用紐帶為貨幣所取代，“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又有了進一步的鬆弛，農民生產的產品與市場的聯繫也更加緊密了”[232]。這樣，手持大量貨幣的商人和高利貸者反客為主——這有些類似今天華爾街銀行家在美國的角色——成了社會的主人。商人一旦操縱了國家，其結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説：“上下交爭利，則國危矣。”[233]
社會已出現巨大的裂變危險，可明朝的學問人坐而論道的學風日益嚴重並使張居正改革負面惡果不能得到糾正[234]。處士橫議，是宋明兩代知識分子的通病。造成這種“議論誤國”惡習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離實際的教育制度[235]，元代大學者袁桷[236]説：“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端，止於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237]錢穆先生更是痛陳：“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朝形成羣龍無首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歷廷臣風發言事，於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至於以議論誤國。”[238]毛澤東曾批評王安石變法：“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239]若將毛澤東這個評價用在張居正身上也是合適的。
黑格爾説，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兩次；馬克思補充説：“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240]比較而言，張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樣都解放了農民，但張居正與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後二者將農民從貴族手中“解放”出來後交給國家，而張居正卻是將農民從國家手中解放出來交給擁有大量貨幣的商人繼而高利貸者。貨幣（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級——這得到明朝農民的歡迎，但貨幣又建立起獨立於國家和生產者之外的等級，它反客為主後又將國家與農民統統踩在腳下——這使明代農民比秦漢農民更加不幸，轉用托爾斯泰的話説就是: 改革的紅利歷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後果卻各有各的不幸。張居正改革後，明國家與農民的信用關係隨日益嚴重的貨幣短缺而更為脆弱。崇禎五年（1632年），國家與勞動者農民的貨幣鏈接近中斷，浙江、南直隸等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税銀總額的14%[241]。
崇禎長於以霹靂手段迅速清除少數位高權重的“悍虎”——這有助於他打掉了魏忠賢這隻“大老虎”，卻短於對嚴懲失衡的國家進行有效調理——這卻讓他在李自成面前一籌莫展。
萬曆以後，西班牙銀幣每年輸入中國達數百萬之多，貨幣量的大規模增加，加速了社會商品和勞動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貨幣囤積和土地買賣的勢力。明中葉，土地兼併日趨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規模置地，“數量之大，超過了以前任何時代”[242]。與今天房地產市場相似，大規模的土地兼併和屯積導致用其他於交易的流通貨幣減少，並因此產生因貨幣不足造成的政府與農民之間的信用斷裂，其結果對政府而言，就只有鎮壓一途；對農民而言，除了造反，則別無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種“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43]的擔當精神，但這種精神一旦與脱離實際的“戈爾巴喬夫”式的無知結合，其結果也是很可怕的。張居正改革導致明末無錢交税抵租農民被迫求助利息竟達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貸[244]，農民因此很快失地並轉為流民。大規模的流民出現並步入造反大軍是張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惡果，也是此後明朝迅速轉入結構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紀末，也就是在張居正改革後不久，全國起義暴動已成星火燎原之勢。1588年（萬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發劉汝國領導的上萬農民起義；1589年李園朗、王子龍在廣東始興、翁源一帶起義；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啓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東均有大規模的暴動。1627年（天啓七年），陝北澄縣饑民暴動，由此拉開了有李自成參加和領導並於17年後推翻明王朝的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245]
1637年（崇禎十年）楊嗣昌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用“星星之火”來描述方興未艾的農動起義，稱當時的破產農民“逃潰轉多，饑饉薦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稱十數萬；合之股股，不啻百餘萬。而黃河以南，大江以北，東連廬、鳳，西盡漢、延，幅員數千裏之間，一任往來飄忽，生靈百億萬之命，盡遭屠戮傷殘”[246]。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陝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勢”形容農民運動對明王朝將產生的衝擊，稱“九邊要害，半在關中”，“皆緣飢軍數數鼓譟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247]。
有趣且有比較意義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形勢及建國後毛澤東解決農民問題的方法。1930年初，毛澤東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顯然他當時也感受到明末同樣的問題：國民黨的垮台就是20世紀30年代農民解體的結果。為了發展就必須大量引進外資，“依靠外國輸血”導致農業過早商品化，這導致農民大量破產。可以説，那是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是主要是蔣介石點燃的，而外資更是火上澆油。而這些與明萬曆年間的張居正改革的結果幾乎如出一轍。30年代土地革命戰爭中走過來的毛澤東對此體會最深，他特別注意總結中國曆代王朝特別是明朝張居正改革以後在農民問題上失策的教訓。《明季南北略》是記載明萬曆至崇禎時期北方地區史實的史書，全書共二十四卷，起自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此時張居正改革剛剛結束——清太祖努爾哈赤興起東北，止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注意到這本書的內容，1943年7月28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得，你可去問訊看。”[248]，建國後毛澤東下工夫最大的也是農民問題，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避免重複明末覆轍，防止農民變為流民。如果説，毛澤東發動“三反五反”乃至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我們的幹部蜕變為“魏忠賢”，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從制度上杜絕把農民逼為“李自成”任何可能。1953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閲《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草案）》後批示説：
這種單幹制度長久下去，就要使農民的大多數成為富農、高利貸主和商業資本家進行剝削和投機事業的犧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249]
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説：
搞單幹，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佔，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户、五保户，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農民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羣眾的立場上？問題就是這樣擺在我們的面前。[250]
毛澤東這時關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結果。毛澤東將農民的組織化而不是分散化作為檢驗中國農業改革成敗的標準。在當時組織農民只有社會主義合作化一途。1959年7月29日，針對國內外關於“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的質疑，毛澤東説：
如果要垮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什麼，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要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251]
現在回頭看來，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選擇社會主義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義” 的“普惠”政策——為突破口團結和組織人民，將外部壓力轉化為人民支持國家動力的治國經驗，對於今天中國政治家而言，需要認真領會和學習。
毛澤東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貢獻是將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成果及建立其上的中國發展與工農聯盟而不是與資本聯盟。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本質是保證而不是剝奪，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着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國是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是中國工農聯盟的基礎。1959年12月11日，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説：“不搞合作化，農民必然兩極分化，工農聯盟就無法鞏固。”[252]農民兩極分化自古都是流民大規模產生的原因。適度的農民脱離土地，可以為城市工業提供勞動力後備軍，而農民過多地與土地分離，其中產生的龐大的流民隊伍就會成為瓦解國家的力量。只有發展、壯大和不斷鞏固集體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鄉間的人口形成雙向即自由來回的而不是今天這樣為資本驅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單向流動。只有農民工的生活在城鄉之間來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時，社會才能穩定，城市商品住房經營才能成為兼顧資本與消費者利益平衡的即社會主義的商品經營。而能保證進城務工人員自願迴流農村的因素，在現階段不僅僅是家庭土地承包權，而是保證農民土地權利的農村集體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權利的國家所有制。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會有穩定的工農聯盟，從而就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和政治穩定。毛澤東注意到這一點並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在閲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批註道：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着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裏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253]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國農村經濟已有使普通勞動者與土地生產資料永久分離的危險[254]，有些地方官員連同一些學者，為了一點“房地產”或某些資本集團的利益無視勞動者的長遠利益，用所謂“城市户口”“城市房產權”，在沒有充分就業保障的前提下，使進城農民與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與集體所有制相分離[255]。更有報紙發表推波助瀾的“調查文章”，説“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256]。這樣輿論引導的後果顯然是危險的，因為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保障而又在農村“無立錐之地”的話，當年他們養不起耕地的困境就會迅速轉化為養不起用地權換來的房權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今天賣掉房子的速度比當年賣掉土地（經營權）的速度要快得多。
與失去土地相比，沒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羣對社會穩定會形成更直接的破壞力，而目前中國城市中的天價商品房反過來又會使已湧入城市卻又不能再回到農村的“市民”退為城鄉地帶的流民。而流民歷來就是社會大動亂的温牀。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樣面臨並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在1887年1月10日為《論住宅問題》一書第二版寫的序言中説：
當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並且這個過渡還由於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裏來；另一方面，這些老城市的佈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闢，鐵路鋪到市裏。正當工人成羣湧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宅卻在大批拆除。於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宅缺乏現象。在一開始就作為工業中心而產生的城市中，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幾乎不存在。[257]
恩格斯接着指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在於建立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後消滅城鄉差別。現在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鄉差別還將長期存在。由此產生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些負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樣會產生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利的後果。那麼，上述住宅問題的不利後果是什麼呢？恩格斯以德國為例説：
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被機器和工廠生產所消滅，在德國就意味着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幾乎一半德國小農被剝奪，不只是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而且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小地產轉化為領主的大農場——也就是意味着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於資本和大地產的工業和農業革命。如果德國註定連這個變革也要在舊的社會條件下完成，那末這樣的變革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那時其他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首先發動，那麼德國一定會開始攻擊，而形成“光榮戰鬥軍”的農民子弟一定會給予英勇援助。
這樣，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給每個工人一幢歸他所有的小屋子，從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縛在他的資本家那裏——現在就變成完全另一個樣子了。實現這種空想，就是把一切農村房主變成工業的家庭工人，結束那些被捲入“社會旋渦”的小農的舊日的閉塞狀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極其低下的狀況；就是使工業革命推廣到農業地區，從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動最保守的階級變成革命的苗圃，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258]
若再結合中國目前的日益嚴峻的“住宅短缺”問題來看，我們便會認識到，恩格斯所指出的現象是現代國家——不管其性質如何——在社會轉型中很難避免的。現在需要我們考慮的是如何避免越來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拋棄的流民轉化為“光榮戰鬥軍”，“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機器強制地推上起義的道路”的歷史惡果發生在當代中國。
當時恩格斯提出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是“消滅城鄉對立”[259]。目前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的時間內都做不到這一點。但資本主義國家卻用轉移危機的方式將本國內部的“城鄉對立”轉變為外部世界的“南北對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對立緩和了本國城鄉對立及由此引發的日益嚴重的階級對立。但這條道路對後發國家，尤其是後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説已不可重複。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我們只有依靠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而不是什麼“社區花園”、慈善式的“社區服務”和言不及義的“改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發的政治穩定問題。
改革在任何國家都是一種有階級屬性的行為，言不及義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澤東曾批評這樣的政策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260]。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1957年4月25日，毛澤東在同保加利亞大使交談中總結蘇聯的教訓説：“建設了社會主義，丟掉了人民，建立了重工業，丟掉了人民，這是不成的。”[261]同樣，我們的改革若不是維護而是損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得魚忘筌，適得其反。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能基於資本財團——這是蔣介石走過且失敗的道路，而應該基於工農聯盟——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實踐已經證明並獲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農聯盟的基礎是國家和集體所有制，這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部分。沒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產資料，而失去了生產資料，我們的人民就會轉化為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形容的“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262]的貧民和流民，這樣黨的執政基礎也就名存實亡。建立在流民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就會像目前中東一些國家，一遇外來壓力即刻崩潰。而農民集體所有制則是控制脱離土地的農業人口“流量”的重要槓桿。鑑於這樣的歷史經驗，毛澤東説：“我們國家的基礎，就在工人、貧農、下中農身上。”[263]
現在社會改革談得較多的是“社保”。毛澤東也高度關注社保問題，但反對言不及義地談社會保險，他將社會主義所有制看作是最大的社會保險。1960年1月5日，在閲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國營人身保險是勞動者在遇有不幸事故、喪失勞動能力或家庭撫養人死亡時得到物質保證的形式之一”這句話時，毛澤東批註：“公社辦起來了，就保險了。”[264]在這裏，毛澤東將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什麼“市場化改革”作為人民羣眾人身保險的前提。為此，1958年5月13日，毛澤東在修改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時特意加寫這樣的警示：“農民同盟軍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革命時期是這樣，建設時期仍然是這樣。無論在什麼時候，政治上犯錯誤，總是同這個問題相關聯的。”[265]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再次強調：“還是一個農民同盟軍的問題。工人階級沒有農民這個同盟軍，革命不能成功，建設時期也是一樣，沒有這個同盟軍不能建設成強大的國家。中國的問題始終是農民同盟軍的問題。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農村混了幾十年也不清楚。”[266]而保證工農聯盟的所有制基礎是鞏固和發展合作化集體經濟。毛澤東的這些認識最終形成全黨全國的共識，並在1954年以憲法的形式加以確認形成不容動搖的國家制度。憲法“總綱”第一條宣佈：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歷史反覆表明，國家政權的政治生命週期的長短及其相應的抗壓能力的強弱，與其所依靠的社會基礎的大小為正比，而社會基礎的大小又與其所依賴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納和解放的勞動力的廣泛程度為正比。1927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戰略能力的差距，是這一觀點的有力證明。此前，國共合作開展北伐，實現中國統一，大得人心，這時蔣介石手頭幾乎有無限的人才和人力資源可供調配，北伐戰場上也是捷報頻傳。1927年始，他向工農開刀，轉靠買辦封建勢力，這便失去工農支持，以至在1948年國共兩黨進行大決戰的關鍵時刻，國民黨靠“發紅包”和“抓壯丁”補充軍事編制，但重賞之下已無勇夫；蔣介石方面已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共產黨方面則有源源不斷且自覺參加的人力資源可隨時投入戰場。這為毛澤東的戰略方針的順利實施和共產黨在全國戰場取得勝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同樣，也是由於我們用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別的什麼制度團結了全國人民，才使新中國衝破國際國內的重重惡浪，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為此，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警告全黨：
農民是同盟軍，不抓農民問題就沒有政治，不注意五億農民的問題，就會犯錯誤，有了這個同盟軍，就是勝利。中國黨內相當多的人，不懂得農民問題的重要性，跌跟頭還是在農民問題上。[267]
1962年11月30日，毛澤東告訴來訪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同志説：“農民跟着我們走，民族資產階級才不得不跟我們走。農民問題很重要，誰能解決農民問題，誰才能取得勝利。資產階級不能解決農民問題，歷史上的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孫中山也不能解決農民問題。”[268]
毛澤東同志這些思考以及恩格斯的前述指示，對今天我們正在開展的農村土地流轉試點改革來説，不能不説有着巨大的警示意義。
九、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國家穩健前進的條件是要有熟悉歷史，更要熟悉歷史政治及其本質的領袖人物。看到赫魯曉夫的政治極端幼稚，毛澤東汲取古今中外國家興衰更迭教訓，決定開展教育革命，為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合格的接班人。
“政治科學是以歷史為依據的”[269]。作為成熟的治國人才，除了政治立場堅定外，更需要運用國力的能力。但認識國力的存量並不難，有一些邏輯推論和數量統計就夠了；而認識國力的變量，則需要相當的政治經驗。這與認識皮筋本身長短並不難，而認識皮筋可以伸展的長短及其拉長承受時間則需相當的反覆拉伸的經驗的道理一樣。
在這方面毛澤東為我們作了表率。
毛澤東同志不僅有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更有成熟的政治素養，它不僅包括制定戰略的能力，而且還包括為實現戰略而具備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毛澤東説：“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而“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270]
**毛澤東説：“不關心哲學，我們的工作是不能勝利的。”[271]在這方面我們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寫的《實踐論》[272]。世界是物質的，所以它是實踐的，物質是矛盾和變化的，所以它是辯證的。從相當的意義上説，戰略是確定現實鬥爭方向的學問，而策略是尋找戰略力量即國力運用邊界（即極限和底線）的學問。事物的性質是由其對立的方面規定的，越界是矛盾轉變的標誌和開始，而只有找到合理邊界，其戰略才是有意義和可有效實施的。**基於此，毛澤東將歷史唯物主義所要表達的“人民必勝”的認識歸納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命題。他1958年12月1日，他告訴全黨：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後的一段時間，由於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並同它們進行鬥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後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273]
毛澤東明白，壓迫民族推行世界擴張政策的真正阻力來自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而它們的優勢在於先進的工業技術，但技術尤其是高技術可以解決一部分矛盾，但解決不了基本矛盾，尤其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而當推行擴張政策的國家開始與世界人民為敵的時候，這個矛盾基本就是無解。正因此，毛澤東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274]
毛澤東戰略思想只能為與人民在一起的政黨運用。脱離人民的政黨或統治者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只是那裏的統治者是為壟斷資本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在真理面前，由於沒有人民支持，他們也只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推行依靠人民的政策。
比如美國就不乏明白人。就在美國即將成為世界霸主的1943年，曾任陸軍部長助理並參加過巴黎和會的美國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275]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了警告。他寫道：“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範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麼外交政策。”[276]1947年，李普曼針對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277]的“遏制”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出版了《冷戰》一書指出了美國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278]
李普曼的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於我們的負擔”[279]的看法對20世紀50年代處於巔峯期的美國政治家們來説已難以接受，為了保住其高額壟斷利潤，他們寧願選擇竭澤而漁的道路，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説”，偏愛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Toynbee）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採納英國人喜歡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280]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激進建議，揮師衝向世界，這使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與美國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卻在中國受到毛澤東的長期關注。據統計，從1949年到1972年間，新華社電訊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約有350篇，其中全文轉載李普曼觀點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較集中的時間段是1956年至1958年。[281]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後，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282]1959年3月4日，他在會見美國共產黨中央書記傑克遜時説：
美帝國主義看來好像很強，實際上也是帝國主義中最強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歐洲要駐兵，在亞洲也要駐兵，如此分散，到處都有，結果是到處不頂事。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方面來看，美國都是擴張得非常大的。它越擴張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對的人也越多，這樣，事情就會向它的意願的反面發展了。美國就好像一個用雙手抱着一堆雞蛋的人一樣，雞蛋堆得滿滿的，可是一動都動不得，稍一動雞蛋就掉下來了。[283]
1968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領導人范文同時鼓勵説：“美國有個記者叫李普曼，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説要提防再掉進一個陷阱。他説在越南已經掉進一個陷阱了，現在的問題是要想辦法爬出這個陷阱。他還怕掉進別的陷阱裏去。所以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的。”[284]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的“遏制”戰略拖垮美國的原因，是他為美國設計戰略邊界過於龐大，結果讓美國老虎吃天，耗盡了力氣。20世紀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凱南對自己曾經提出的“遏制”戰略更是後悔不迭，他在一次講演中説：
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這一點我和許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們都把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於生產並出口武器裝備，保持龐大的武裝力量和設施。這麼搞的結果對我國的經濟生產實力不會有好處，只不過使我們每年都不能把成百億美元用作生產投資。這些年來，我們已被迫使自己習慣於這種情況。這個習慣已經達到我曾大膽稱之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不出現嚴重後遺症的情況下把它甩掉。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穿軍服的人以外，還有成百萬的人們已經習慣於從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中謀得生計。數以千計的企業靠軍工維持，更不用説那些工會和社區了。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復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繫。換一句話説，由於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並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説，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於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説：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285]
用同一方法，毛澤東看到了蘇聯也犯了與美國同樣的錯誤。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與基辛格會談時指出了蘇聯的上述短板。在回答基辛格“目前中東的問題是防止蘇聯取得統治地位”的問題時，毛澤東説：
蘇聯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對付這麼多方面，從太平洋講起，有美國，有日本，有中國，有南亞，往西有中東，有歐洲。統共只有一百多萬兵守也不夠，何況進攻，除非你們放它進來，把中東、歐洲讓給它，它才放心。這樣才能把兵力往東調。我們也牽制他們一部分兵力，也有利於你們。歐洲、中東、比如在蒙古，它就駐了兵。我的意見是這個蘇聯野心很大，就是歐洲、亞洲兩個洲都想霸佔，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夠，困難很大。[286]
11月17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等談話時説時再次強調這一點説：“蘇聯的日子就不那麼好過，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夠。切忌不要忘記鳳姐講的話：大有大的難處。”[287]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接見英國前首相希思，在聽到希思説蘇聯有強大的組織來增強其實力時，毛澤東説：“難道蘇聯就沒有困難嗎？我看它自顧不暇，它不能對付歐洲、中東、南亞、中國、太平洋，我看它會輸的。”[288]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澤東曾兩次手錄清朝人嚴成遂《三垂岡》一詩[289]，其意高遠，當為今人認真領會。詩曰：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290]。[291]
中國已經崛起且抗住並戰勝了帝國主義一百多年的飛揚跋扈和軟硬施壓，但尚未取得完全的勝利，仍面臨西方的包圍，根本無力單槍匹馬地改變世界。毛澤東意在告訴我們，只要中國能夠固守“崑崙”，堅持地區性守成，“深挖洞、廣積糧”，不搞世界性擴張，我們就有時間“閲盡人間春色”[292]，最終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改變。
在紛繁複雜的萬象事物中，毛澤東總能敏鋭找到其力量運用邊界。他一生不打遠仗，最遠的也就到中印邊界。1965年1月9日，斯諾問毛澤東為什麼你總是説世界革命，毛澤東告訴斯諾説：“哪裏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並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説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293]遠戰當速，近戰可久。1950年開打朝鮮戰爭，一打就是三年；1962年啓動對印自衞反擊戰，在兩個月內大啓大合。毛澤東明白的，遠處用兵是要拉長戰線並由此要有長線長時的財力支出，許多國家就是被這越來越大的費用耗倒的。蘇聯斯大林之後的領導人不太明白這樣的哲學，搞世界革命且是實打實地出兵，手伸到古巴，伸到非洲。結果把自己給拖垮了。英國衰落就是從佔領印度洋開始的：為了鞏固佔領印度洋的戰果，它打了三次阿富汗戰爭，打了兩次對華鴉片戰爭，收穫不少，但支出更多。進入21世紀的美國更是在英國的道路上迅速衰落的。
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前，最擔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見。知道毛主席戰爭年代養成了夜晚工作習慣，提前一個月晝眠夜作進行練習。當聽到周總理説，主席要見你。尼克松僅帶了基辛格和温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着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基辛格在會見時問：“主席正在學習英文嗎？”毛澤東説：“我聽説外面傳説我正在學英文，我不在意這些傳聞，它們都是假的，我認識幾個英文單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過任何一個説笑的機會：“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字。” 對此毛澤東説，“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彙paper tiger。”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紙老虎。對了，那是指我們。”[294]賓主大笑。
尼克松是糾正凱南戰略失誤的政治家——遺憾的是同期的蘇聯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戰略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説，我要去跟毛澤東談哲學。他説的“哲學”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力運用的邊界及其國家合作的邊界。毛澤東與尼克松這兩個有哲學的政治家一握手，這個世界就變了。事實上，毛澤東注意到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295]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於龐大的“遏制”戰略是拖垮美國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訪華後不久，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296]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在尼克松訪華前後，有兩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當年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松説“我喜歡右派”[297]，第二件是毛澤東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閲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298]。毛澤東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問題並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決的。你沒有沙場歷練，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學習、多長進，就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為歷史上的匆匆過客。如果將毛澤東兩次談話內容聯繫起來，可知毛澤東當時的憂心所在。隨尼克松來訪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澤東的擔憂，他説：“美國的左派只能誇誇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299] 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書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對基辛格這段話做出的的補白：
當初，列寧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多麼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稱他們為“有用的白痴”。這些有用的白痴總是一本正經，對那些最為複雜的問題作出非常簡單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故意，而是出於無知。他們只會呼喊口號，他們絞盡腦汁所得出的結論，充其量也只是僅適合印在圓領衫或貼在汽車保險桿上的標語：“要愛情，不要戰爭”；“不能用核武器扼殺我們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鳴笛吧”。這些愚蠢的廢話大多無傷大局，然而不幸的是，並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痴在街上為和平而遊行或鳴喇叭，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在我們的大學裏教書，一些人在為報紙撰定專欄文章，一些人在電視上高談闊論。[300]
基辛格説的問題，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王明的“左傾”空談和赫魯曉夫的機會主義給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301]，長期與王明“左”傾作鬥爭的毛澤東也看出當時中國有那麼一批“並非出於故意，而是出於無知”的可以為資本主義利誘的“有用的白痴”，知道這些人“造反精神強，他們缺乏經驗，不懂歷史”[302]，容易犯赫魯曉夫那種“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303]的錯誤。1959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説，赫魯曉夫“他不是老練的政治家，不大懂馬列主義，不講原則，翻雲覆雨。他一怕美國，二怕中國。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迷戀於暫時的利益，丟掉長遠的利益。”[304]當月，毛澤東又在一份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上寫道：“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於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後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後）。”[305]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同志討論時局問題時談到赫魯曉夫説：“這個人一直沒有個章程，像遊離層一樣，他是十二變，跟他相處，怎麼個處法呀？這個人，艾森豪威爾形容過，説他是一個鐘頭之內瞬息萬變的。赫魯曉夫何必那麼蠢，把美國人捧得那麼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從戴維營回來，那麼吹，他不想想，美國人可能變嘛。”[306]當年12月10日，面對赫魯曉夫的胡來，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深有感觸地説：“中國和俄國的歷史經驗證明：要取得革命勝利，就要有一個成熟的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307]
看別人，想自己。赫魯曉夫的政治幼稚病讓毛澤東對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於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308]——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幹部制度。1958年4月27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會議不無擔憂地説：“現在得彩的是左派，這些人政治資本大了，將來掛帥的、可能出亂子的，也就是這些人。”[309]
就在赫魯曉夫下台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説：“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310]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説：“要準備後事，即接班人問題。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聽各種意見，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最後，毛澤東要求：“開會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從中央局、省、地、縣到支部，都要搞幾層接班人。”[311]其中，幹部不脱離羣眾並且還要善於團結羣眾是毛澤東對接班人的重要要求。1961年11月24日，毛澤東在接見外國代表團時進一步指出説：“左翼就是容易犯氣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間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辦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條主義的左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説服中間派，不能擺官僚的架子。”[312]毛澤東從一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知道，沒有基本羣眾的幹部是一事無成的。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在北戴河告訴毛遠新説：“這五條是互相聯繫不可分割的。第一條是理論，也是方向。第二條是目的，到底是為誰服務，這是主要的，這一條學好了什麼都好辦。第三、四、五條是方法問題。”毛澤東教育毛遠新説：“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麼算是大學畢業？中國歷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放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員後面跑，自己沒有主動性。”[313]1965年1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説：“真正的領導人要在鬥爭中才能看出來，你從訪貧問苦中看得出來？我不相信。在鬥爭中羣眾會選出自己的領袖來。”[314]這就是説，“老練的政治家”不是在“行小惠”活動而是在真槍實彈的鬥爭中產生。1967年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在談到革命大聯合以誰為核心時説，核心是在鬥爭中實踐中羣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張聞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認他是核心，結果垮台了。什麼是農民，什麼是工人，什麼打仗，什麼打土豪分田地，他們都不懂。[315]
毛澤東重視中國歷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別是注意其中的導致國家毀滅中的人的因素。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植樹。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316]問題的講話，他將講話地點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長。
毛澤東在明十三陵考慮最多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但研究明史，就不能不注意和總結明太祖朱元璋培養接班人的經驗和教訓。
接班人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人才培養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是國家治理工作不能離開的重要人才來源，但其脱離實際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態則使他們在因見識卓越被納入政壇的同時也帶來對事業有極大破壞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談，而這樣的悖論又為尤其是建國之初的政治家所糾結。在利用這類知識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嘗試。比如孔丘任魯國大司寇後七日殺以言“亂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書坑儒”、曹操殺楊修等，其手段最極端的大概就數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對付這類不成熟的幹部和脱離實際而又自視精英的知識分子採取的辦法就是“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317]，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議：“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免者百無一二。”[318]即使這樣，朱元璋也沒有因此而解決培養合格接班人的問題。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對明末空議誤國的教訓有切實的總結：
明自正德、嘉靖以後，羣臣言事漸尚意氣。至萬曆末，怠於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為危言激論自標異。明末以廷議誤國，事不勝舉。要之不度時勢，徒逞臆見，是非紛呶，貽誤事機。舉其要者，流寇既起，內外相乘，若暫和關外，猶可一意治內。而思宗迫於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無敢主和事者。陳新甲主兵部，力持議款，帝亦向之，事瀉於外，為羣臣大譁，為殺新甲。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責其逗撓，朝廷屢旨促戰，傳庭曰：“往不返矣，然大大夫豈能再對獄吏！”遂敗死。賊既渡河，有請撤吳三桂迎擊者，議者責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賊勢燎原，或請南幸，或請以皇儲監國南京，議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終至於一無可為而止。[319]
故此，錢穆先生痛陳：
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世聞名朝形成羣龍無道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歷廷臣風發言事，於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至於以議論誤國。[320]
造成這種“議論誤國”惡習的可追溯至宋朝脱離實際的教育制度[321]，元代大學者袁桷[322]説：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端，止於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為俗使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323]
毛澤東注意到這段歷史教訓。1964年5月12日，在一次談話中説：“看《明史》最生氣”，“除了明太祖、成祖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餘都不好，盡做壞事。”[324]
毛澤東在建國之初也面臨着與讓朱元璋同樣糾結的“知識分子問題”。但與朱元璋不同，毛澤東本人就是學生出身，早期學生運動的成敗以及他自身從知識分子到成熟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轉變的經歷使他對知識分子的優點缺點以及如何克服這些缺點、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體驗和認識。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中説：
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幹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裏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幹不成大事業的。[325]
建國初，毛澤東開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結合的知識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為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題詞：“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326]這實際上提出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有一個再學習即向人民學習的新任務。1955年8月13日和12月12日，毛澤東在審閲簡報時分別批示：“對高級知識分子一味照顧，即令有嚴重問題也不去觸動他們的想法是錯誤的。正確的方針是：堅決保護一切好人，而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則必須發動羣眾認真清查出來，並作適當的處理。”[327]而對於只有嚴重錯誤思想，甚至反動思想，而沒有反革命行為的高級知識分子“應該給以充分的時間，耐心等待他們的進步。”[328]1957年，毛澤東向全黨提出造就社會主義新型知識分子的任務。3月12日，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是關於形勢，第二、第三、第四講得都是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説：
在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願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國家服務。有少數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主義制度是不那麼歡迎，不那麼高興的，但是在帝國主義面前，他們還是愛國的。對於我們的國家抱着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
如果在今後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能夠有比較多的人通過工作和生活的實踐，通過階級鬥爭的實踐、生產的實踐、科學的實踐，懂得比較多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好了。
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團結他們。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裏的不恰當的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
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羣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羣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書當然不可不讀，但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知識分子如果同工農羣眾相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們從書本上學來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己的東西。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329]
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外賓時説：“資產階級是我國文化最高的階級，他們在社會上還造成了一種習慣，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影響很深。但是，我們不能不要他們，否則就沒有教授、工程師、科學家、藝術家，所以對他們是改造的問題。我們認為，大部分知識分子、富裕中農、地主、資本家是可以改造的。”[330]
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最高國務院會議第十三次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任務。他説：“一個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專政要造成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331]但在1958年“大鳴、大放”自由表達意見的氛圍中，知識分子脱離實際而又自陷“處士橫議”式清談的缺點展露無遺，以至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釋懷的“反右”運動。毛澤東也明白僅靠運動式的“反右”遑論朱皇帝“白刃不相饒”的方式並不能避免中國再陷明朝舊轍。為國家長治久，毛澤東認為，在利用知識分子的長處的同時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並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終毛澤東指出了一條新型知識分子的培養道路，這就是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就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和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問題説：
教育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脱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大體上有這樣幾條：一條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一條是黨的領導，還有一條是羣眾路線，中心問題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老讀書實在不是一種辦法。書就是一些觀念形態，別的東西看不到。如果是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校有農場，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332]
1963年，毛澤東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談話時説：“幹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參加勞動，幹部參加勞動，是保證不出修正主義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看再過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義。”[333]1964年2月，作為幹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説“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他為此要求“教育革命”，認為：“知識青年人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334]4月21日，毛澤東在南昌對當時負責同志説：“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才。”[335]而“知識分子脱離了羣眾就沒有什麼用。”[336]赫魯曉夫上台後的胡來，讓毛澤東在晚年對中國未來國家接班人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幹部制度。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台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説：“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337]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同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希爾談話時再次重複自己的看法，他説：“很多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我們包下來了。他們看不起工農羣眾，看不起工農出身的人。我們還得用他們，不用他們，我們的報紙就出不了，廣播也播不出去。文學界、藝術界，也是他們的人多。全部改變要用很長的時間。”[338]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識分子不會脱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339]，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儘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鬥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340]從民主主義知識分子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從不成熟的黨的領導人成長為成熟的黨的領袖的過程，即使對於毛澤東來説，也不是一蹴而就式的順利完成的。1962年8月20日，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回憶説：“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以前我也學習，是資產階級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馬列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341]1963年1月6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日本共產黨書記處書記袴田裏見一行，説：“我這樣一個人，由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變成無產階級戰士，也曾經過一個過程。許多革命者都一樣，並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342]
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回到家鄉湖南湘潭。一路上，毛澤東對陪同王任重、周小舟回憶秋收起義、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自己從不成熟到成就的轉變。他説：在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親手燒過一家地主的房子，以為農民會鼓掌贊成，但是農民不但沒有鼓掌，反而低頭散去。革命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是難免到犯錯誤的。”[343]1968年5月8日，毛澤東説：“我們黨在歷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江西的AB團，福建的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抓改組派、第三黨，都反映了黨的歷史，説明當時是不成熟的。”[344] 鄧小平説：“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時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345]1959年2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向摩洛哥共產黨領導人介紹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經驗説：“敵人教會了我們兩個辦法，一個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學會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殺人我們是學不會的。1927年時右，很大的失敗；後來的‘左’，又是一個很大的失敗。但是失敗教會了我們。大概這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失敗教不會黨員。敵人教育我們，‘左’、右傾機會主義教會我們。這是一個認識中國的過程。”[346]
正反兩方面的革命經驗使毛澤東較早地認識到知識分子克服自身缺點、實現自我改造的正確方法和道路。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一文中表達並在5月4日《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重複了這樣的看法：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麼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347]
我在這裏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羣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羣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348]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創造性地提出“只有做羣眾的學生才能做羣眾的先生”的論斷，他説知識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羣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羣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349]
直到晚年，毛澤東都沒有忽視從勞動實踐中培養幹部並嚴格用“五條標準”考察、要求包括自己親屬在內的幹部。1974年6月24日，毛澤東在江青談她到農村“學了割麥子，曬麥子，訪了許多農户”的來信中批示：“可以延長時間，做些調研工作，你太不懂羣眾生活了。”[350]看到江青工作中的無章法和亂來[351]，11月12日，毛澤東囑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352]1975年1月下旬，毛澤東告訴王海容對江青的擔心：“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353]當月毛澤東又當面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有意見要跟政治局討論，人要有自知之明。”[354]4月23日，毛澤東將對江青的批評提交政治討論，批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為盼。”[355]5月3日，毛澤東主持——這是最後一次主持——召開政治會議，會上再次批評説“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並重復1月批評江青的話：“要不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356]江青唯我一貫正確的作風使毛澤東想到因其“左”傾錯誤險些毀滅中國革命的王明，會上他提出三十年代中央蘇區抵制王明“左”傾錯誤的“鄧、毛、謝、古” 事件，指着在座的鄧小平説：“其他的人都犧牲了。那時我只見過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357]
除了教育制度改革之外，在政治上，毛澤東嘗試着通過“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政治運動培養一些新幹部。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樂觀地説：“接班要那些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堅決的，有政治經驗的。”[358]6月16日，毛澤東在途經南昌的專列上告訴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説，他搞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鍊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359]
1966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專列上談話時告訴江西負責同志説：“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鍊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360]7月8日，毛澤東寫信給江青説“文革”只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361]。1967年1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説：“列寧説過：沒有幹部，為什麼不在革命當中訓練幹部？革命才能出幹部。”[362]但同時他也對身邊的同志説：“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羣眾，讓羣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鍊他們的本領。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363]
1967年初，“文革”進入全面“奪權”的高潮，2月5日，上海市中32個羣眾造反組織聯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宣佈“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奪得上海領導權後，即籌劃建立新領導機構，並聲稱：“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着上海奪權的完成。”毛澤東看到這些剛開始執政就鬧笑話的“左派”們的這些表現，大失所望。2月6日，他對“文革小組”痛心地説：“你們毫無政治經驗，也沒有工人農民鬥爭經驗，更沒有軍隊鬥爭經驗，只是在文藝方面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一切老幹部都打倒，你們就是要打倒一切，你們早晚會被打倒。”[364]2月10日，毛澤東再次批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解放軍文革小組顧問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365]2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錯誤所在。在談到“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時，毛澤東説：“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壓着沒有發表，如果一發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號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勢必衝擊中央，那就要改國號了，改政體，叫中華人民公社。問題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內容。”[366]
1967年下半年，毛澤東開始考慮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問題。6月6日，毛澤東在會見錫蘭共產黨領導同志時説：“中國現在起了變化。這個變化還沒有結束，還在進行中。現在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兩三年時間來完成這種變化。”[367]7月13日，他對林彪、周恩來等説：“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368]8月16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同志説：“我們的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所以不要急。”[369]與此同時，毛澤東也要求社會上“立即停止武鬥，恢復生產”[370]。
一旦國家進入治理，造反起來的青年幹部就顯出經驗不足的缺點，作為補救措施，毛澤東開始考慮恢復老幹部領導工作問題。
1967年5月，毛澤東會見外國軍事代表團時説：“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先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靠時代的主人，廣大的工農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371]6月25日，周恩來同上海乾部羣眾代表座談時向他們轉述了毛澤東的話：“省、市一級還是要幹部掛帥，紅衞兵小將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還不能當省、市的革委會主任。”[372]當年8月中旬，造反派衝擊外交部，奪取黨委大權。8月16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朋友在談到這件事時説：“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誰當部長、副部長呀？他們（指外交部造反派——編者注）能當領導幹部嗎？”[373]7月14日，毛澤東在聽取河北情況彙報時説“幹部多數是好的，河北的幹部將來要來個大翻案。”[374]7月18日，毛澤東在武昌召集周恩來等開會，在周恩來準備返京時對他説：“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接着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來，許多老同志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375]毛澤東並舉了鄧小平、烏蘭夫、賀龍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澤東在去往杭州的專列上同楊成武等同志談話説:“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誰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賀龍這個人，將來恐怕還是要當中央委員。鄧小平同劉少奇還是有區別的。在瑞金時，張聞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擠的，遵義會議沒有他們不行。紅衞兵要把他們兩個搞出去鬥，我不同意。”1968年8月8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同志談話時説：“紅衞兵要和工農兵相結合。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毛澤東説：“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只有鬧一鬧。”[376][377]九大前夕（1969年1月）毛澤東在讀到的一封希望江青應為政治局常委並希望她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信上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378]1973年11月，江青要求她本人和姚文元增補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批示：“增補常委，不要。”[379]1974年1月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時説：“江青沒有多少學問，又撈了一個左派的名聲，我看也不大好。”[380]
毛澤東這樣的批評和幫助也不僅僅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新幹部，對老幹部及其子弟也是一樣。1943年8月15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
關於“還政於民”這個口號之不妥，我記得對你説過了。早幾天解放報社論末段有“官方幹部”、“純老百姓代表”的話，也有不妥處，不知此文是否你寫的？我們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説“還政於民”，也不可分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論的意思並不壞，是説要讓新選代表多説話，只是不宜將“官方”、“純老百姓”這樣對稱起來，請加以考慮。[381]
1944年4月9日，毛澤東覆信陳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382]
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説：“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383]同日，毛澤東致信張聞天：“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對你曾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陳雲、恩來幾次説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太懂實際，記得好像也對你當面説過。”[384]1967年4月，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去。”[385]5月28日，毛澤東審閲《要事彙編》登載的《一些高幹子弟抄了雲南省副省長王少巖的家並搶走財物》一文。寫批語：“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佔幹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386]
毛澤東對江青等——同樣也包括在此前後對鄧小平等一些老同志——的批評儘管話重，但還是出於同志間的幫助之心，更多的是出於愛護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擺脱知識分子固有的脱離實際的毛病、更好地成長，成為能為中國未來擔當大業的“老練的政治家”，團結絕大多數黨內外同志一道將共產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審閲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寫：“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387]1975年11月4日，毛澤東聽毛遠新彙報，彙報中提到汪東興在會上講主席一個時期批評這些人，一個時期批評那些人，為的是在路線上一致起來，不要一批評就要打倒似的。毛澤東點頭説：“對，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388]毛澤東在晚年多次勸阻一些不成熟的同志擔任要職，更多是是出於愛護、保護的目的；與此同時，毛澤東逐步將曾受過沖擊的老帥們推到前台擔當大任，也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澤東告誡説：“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389]基辛格曾提醒福特總統不要輕視毛澤東“艱澀而簡練的話語”，因為“他這些人都是當年領導長征（在內戰時期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事業，在連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戰略撤退）的沙場老將”[390]；而對當時在中國新崛起的造反新秀，基辛格則有流露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不屑：
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也得罪了不少頭面人物，使得他們接班無望。另外，與軍界或長征老將疏於聯繫，讓他們更無緣最高領導一職。這四人分別是影星和戲劇製作人、想問津中國歷史上只有寥寥可數的女性曾擔當近的高位的江青 ，新聞記者和政治理論家張春橋，左翼文藝評論家姚文元，還有全無擁護基礎，只因煸動工人造反工廠管理層而青雲直上的無名保衞幹事王洪文。 [391]
蘇聯解體時，蘇聯共產黨的“後備軍和助手”即蘇聯青年團中的主要幹部竟在瞬間成為黨的“掘墓人”的教訓説明毛澤東的擔憂不無道理。1989年在蘇共遇到最危險的時刻[392]，已有兩千多萬團員的蘇聯共青團在社會主義國家即將解體時“竟無一人是男兒”，似從人間蒸發，悄然無聲，以至迄今讓人難以記憶。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提出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議的不是蘇共的反對派，而是從共青團區委第一書記起步進入蘇聯政治舞台中心的戈爾巴喬夫[393]。斯大林是有豐富鬥爭經驗的政治家，他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394]，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395]。1967年6月26日，毛澤東批評説：“現在有的人年輕，造反精神強，他們缺乏經驗，不懂歷史。”[396]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來京的成都軍區和四川省黨政負責人時，談到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同意將它印發大軍區和省委常委並評價説：“他們也幼稚得很，那樣搞，怎麼搞得成呢？”[397]1969年，面對蘇聯大兵壓境的險惡形勢，毛澤東考慮改變中美關係，在重大決策時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經過沙場的老帥們。他將正在下放的四位老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請回來，要求他們對研究一下國際形勢並提出他們的建議；與此相反，毛澤東則要求那些大權在握的“娃娃”們“要讀一點古代的東西。”1973年11月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喬冠華、王海容、章含之、深若芸、唐聞生等談日益走近的中美關係時説：“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對在座的青年同志説：“‘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出自林黛玉，沒有調和的餘地。這也是路線鬥爭呢！你們這些娃娃，要讀一點古代的東西。”[398]毛澤東的這些話對於今天一些在改革中成長起來——不管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娃娃”們，也是有教益的。
“制度決定一個國家走什麼方向。”[399]而政治家特定的治國能力只能在特定的國家制度中成長。在中國，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才，其成長才會有光明的前途。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每一次“勝利”，都會造成他們的掘墓人即中國勞苦大眾人數和力量的十倍擴大。19世紀歐洲那個“共產主義幽靈”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是以工農兵為公民絕對主體的國家，他們在絕對資本化的市場導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辯證結果則是他們反抗資本主義市場化的力量——與西方國家相比——卻是無比強大因而是無法抗拒的。因此，中國有着無產階級政治家成長的最佳土壤，而在中國放棄社會主義的“改革”也是沒有出路的。
毛澤東注意到這個規律，他説“中國自從1911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毛澤東説這話的時間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但毛澤東並沒有專指這場運動，而是在總結中國歷史規律，因為毛澤東説“文革”只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毛澤東最後説，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400]。基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充滿必勝的信心，1962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聽羅瑞卿談到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時，毛澤東説：“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説，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帝國主義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們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401]
毛澤東説：“錯誤是一筆財富，不要丟了。”[402]時隔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這些經過那次“演習”的人們，應該總結出了相應的“教訓”。儘管智者見智，但一個基本的教訓用毛澤東的總結就是：要儘量避免反“左”出右，反右出“左”。[403]而不管是極右還是“極左”，都會逼出它的反面力量，它們在中國都是不可持續的，它們對中國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國從雅各賓共和國崛起到拿破崙帝國崩潰、以及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這些忽右忽左政策導致的災難性的後果，便是中國的前車之鑑。
毛澤東是善於吸取歷史教訓的人，也是在中國共產黨內與極右和“極左”鬥爭最堅決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毛澤東在1972年——這時“文革”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會見尼克松時就不會説“我喜歡右派”，也不會於當年告訴王洪文讀讀《劉盆子傳》。早在1966年10月，毛澤東就説過：“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讓他們學生來接班，行嗎？不知工農業，只讀一點書，行嗎？”[404]在毛澤東看來，沒有深厚的實踐經驗，僅憑善良的動機和堅定的立場是不能擔當並完成革命重任的。
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後，俄國各地流傳着一則笑話，説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聖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405]1971年9月10日，毛澤東同南萍、熊應堂、陳勵耘、白宗善談話，談到接班人時説：“上海王洪文這個同志你們熟悉不熟悉，瞭解不瞭解？這個同志怎麼樣？把我的像到處掛，我已説過多少次了，不要這樣做了。‘萬歲’，英文翻譯為Long Live，是長壽的意思，對年輕人可喊，對年紀大的就不要喊了。”[406]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是中國高層出現那種手中只有“聖像”而沒有“子彈”、更無使用“子彈”的沙場經驗，或出現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那種只知“衞星上天”而不知“紅旗落地”的人物。
十、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和靈魂，也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能力的基本要求。
大國崛起，當先反“普世”。今人所謂“普世價值”，其本質就是教條主義。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有“左”的教條主義，如王明及文革後期是脱離中國實際的“左”的教條主義，他們不管革命或建設一律以蘇聯為譜世楷模；也有右的教條主義，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經濟還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齊的認識，當然我們今天反對的也是這種認識，而不僅僅是因為他“左”或右。
凡事一脱離實際，就不可能進入有效的實踐。英國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實驗主義，實驗主義不信 “普世”教條，萬物得親自經歷；美國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實用主義，這也是反普世的哲學。中國共產黨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觀念的鬥爭中成長壯大的。王明曾將蘇聯經驗絕對化，他們以蘇聯軍事理論為標準，説毛澤東不會打仗；他們把中國共產黨帶向湘江，出去時八萬多人，湘江之戰後回來就剩下三萬多人了。1966年9月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等説：“王明路線使我們吃虧最大。”[407]，同樣的道理，在這次吃虧後，中國共產黨認識進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訓面前，中國共產黨人徹底擺脱了蘇聯教條的迷信，自覺地站到毛澤東一邊，找到了毛澤東思想。
在中國共產黨遭受以蘇聯為“普世價值”派的禍害期間，毛澤東同志專寫《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408]。1956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政協禮堂接見參加中共八大的英國代表時説：“共產國際很長時期犯了很大的錯誤，把我們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產國際解散了，就搞出了一個新中國來。我們不是不相信馬列主義，而是更相信了。共產國際搞教條主義，情報局又搞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就不是馬列主義。”[409]1956年3月6日，毛澤東在聽取鐵道部彙報時説：“過去革命經過多少年，到延安之後才找到既不是陳獨秀的右傾，也不是後來的‘左’傾，而是不‘左’不右之傾，那是花了很大代價才找到的。”[410]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對以蘇聯為革命“普世”樣板的認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巨大的勝利。因此，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也要反對以西方為範本的教條主義。蘇聯解體的前車之鑑告訴我們：這種教條也會將中國引向災難。
當然這並不是説國外沒有可借鑑的成功經驗，而是説我們不能以它們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和絕對標準。
這裏需要説的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開展的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探索，可到70年代就為什麼就搞不下去了？
這是由於後來那些反別人普世的人卻不自覺地將毛澤東時代的成功經驗連同毛澤東思想推向普世（教條），“文革”中出現的極“左”人物及其錯誤多不在於否定毛澤東思想，而在於將毛澤東思想普世化。比如什麼“頂峯論”“天才論”。頂峯的，自然也是普世的。毛澤東一生至死都在與這種傾向進行了不懈地鬥爭，1968年8月13日，毛澤東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説：
我只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實踐中去。我沒有什麼著作，只是些歷史事實的記錄。這些東西可以供你們參考，但你們還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你們國家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國際經驗要學習，但你們要創造自己的經驗，革命才能成功。國際的經驗應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國的經驗。[411]
這樣的態度在毛澤東接見外賓的談話中比比皆是。他堅決反對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普世化。毛澤東要求別人堅持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原則，同樣也是按着實事求是原則來看待和要求自己的實踐。
1950年5月20日，毛澤東閲瀋陽人民政府關於鑄毛澤東銅像給新聞攝影局的公函，在 “鑄毛主席銅像”處批註：“只有諷刺意義。”[412]10月27日，毛澤東閲北京市二屆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的送請政府建議中共中央考慮在天安門前建立毛澤東大銅像的提案，再次批示：“周總理，不要這樣做。”[413]1964年3月2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談到中國革命經驗時説：“中國這套經驗，在有些國家就不能採取，如農村包圍城市，先在農村勝利，然後佔領大城市。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國、美國也不行。在歐洲好多國家都不行。在亞洲其他國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國家，大體説可以採取。”[414]1966年7月12日9時，毛澤東約王任重同志談話，説他給江青寫信，不贊成過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贊成最高最活、當代頂峯的説法。毛澤東説：“這是強加於我，逼上梁山又強加於人。”[415]7月25日，毛澤東審閲新華社文章時批示：“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峯’，‘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416]1967年11月27日，閲日本共產黨前中央書記安齋文章，他認為：“過分強調中國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義，實際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從城市到農村的道路。”毛澤東批示：“這個問題值得注意。我認為安齋的意見是正確的。”[417]12月29日，毛澤東在審稿時將“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兩語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和“最高水平的”刪去[418]。8月22日、23日、24日，毛澤東審閲姚文元送審的幾篇稿件時明確表示：“以後不要説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419]直接刪去“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段落，並退回要求修改[420]。9月1日毛澤東在審稿時將“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孃親不如毛主席親”[421]的段落刪去。9月26日批評外交部接待計劃中“突出宣傳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的指示”的安排，批示“對這些不應如此做”[422]。同時毛澤東還刪去了外交部擬定的“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口號。9月29日，審閲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送審的林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週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刪去第二頁末段工宣隊“是19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偉大創舉”，明確批示：“這句不要。”毛澤東這樣的批示幾乎貫穿“文革”的全過程。“文革”後期，一些較好的改革經驗被絕對化，連及“文革”本身被一些“並非出於故意，而是出於無知”（尼克松語）的人推向不容置疑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423]的絕世樣板。與其前述的“左”右普世形式不同的只是，“文革”並不以蘇聯也不以西方而是以自己為普世標準，結果，這樣自我絕對化的作法也將“文革”推向反面。儘管毛澤東同志一直試圖糾正這個偏向以至與林彪在廬山進行了最激烈的鬥爭，但畢竟天不假年，力不從心，無奈他只有將這些糾偏的任務留給後人。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們已向西方學到了不少好的東西，但與“文革”後期有些相似的是，今天也有些人也開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們以西方為普世標準，將美國設為絕對範本，與當年王明崇拜蘇聯經驗一樣，似乎中國改革若不合美國的標準，就統統都不達標。與“文革”的命運一樣，這樣的結果只能將中國的改革事業推向它的反面。如果説昨天的“文革”是被一些不成熟的政治人物推向反面的，那麼今天政治不成熟即形而上學的政治主張也會葬送中國改革事業。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在與“左”右普世（教條）主義鬥爭中成長的。革命時期多是跟“左”的“普世價值”鬥爭，在今天的改革開放時期看來要與右的“普世價值”進行鬥爭。
毛澤東給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就是實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的探索精神。如果不這樣，看看法國共產黨、希臘共產黨等的結局。當時希臘共產黨在快要取得全國政權時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結果援助沒到，自己卻全軍覆沒。中國共產黨走自己道路，1949年過長江的時候，斯大林不高興，不説鼓氣的話。毛澤東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打過長江，解放了全中國。如果當時聽了斯大林的話，那我們今天可能南北分裂了。
1942年3月2日，毛澤東出席中央白區工作會議，在會上談了黨的創立後的經驗教訓，説：
中國有兩個教條，一是舊教條，一是洋教條，都是思想上的奴隸。五四運動打破了舊教條的奴役，是一個重大的啓蒙運動。大革命失敗後，我們黨犯了洋教條的毛病。[424]
在改革開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們也要開展一場反對“普世價值”為幌子的洋教條主義的啓蒙運動。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425]。我們要明白，我們改革要依靠誰、為了誰，誰是能夠保證我們勝利的階級基礎？蔣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為什麼走不下去呢，他沒有多數人的階級基礎，他的階級基礎就是中國的少數買辦，買辦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們表面上是坐在中國土地上，但其根部卻是接通到美國的，這樣的基礎當然不牢靠。毛澤東將人民作為新中國的階級基礎，這樣的國家就立於不敗之地。
毛澤東是善於吸取歷史教訓的人，也是善於總結自己錯誤並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人。1965年2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薄一波彙報工作是説：我自己也犯錯誤，北戴河主張大鍊鋼鐵，提出鋼鐵翻一番的要求，鬧人海戰術。我到新鄉，耿起昌對我説，可不得了，這麼多人上山大鍊鋼鐵，沒有飯吃怎麼辦？我一看形勢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覺得不好。説泄氣話了。這些教訓都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現在想想過去那幾年鬧了多少笑話！聽薄一波彙報，聽到如何緊跟主席思想的話時，毛澤東説：什麼緊緊跟上我的思想？是緊緊跟上客觀情況，掌握客觀規律，按客觀可能辦到的就辦，不可能辦到的就不辦。[426]6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華東局書記處成員，在聽到1964年華東地區糧食產量達到1 100億斤，1965年農業生產計劃有些加碼時，毛澤東説：“糧食產量不要報多了，讓下面瞞一點，報多了害人，將來危險，少報些好。”[427]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428]有多少乾糧走多少路是制定決策的正確態度。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指示對我們今天的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十一、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毛澤東是誕生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只要這個時代的本質沒有改變，毛澤東及與毛澤東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毛澤東思想，就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道成為中國人民和世界被壓迫人民及被壓迫民族用於反抗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及其壓迫的基礎性的思想資源。
毛澤東及與他的名字緊密相連的毛澤東思想是有時代和階級屬性的，它只屬於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只要被壓迫人民和民族及其反抗還存在，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就會是他們及率領他們尋求解放的政黨的旗幟[429]。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不只是馬克思的學説，它特別應該包括列寧的學説，因為列寧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有了實踐意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講槍桿子的，馬克思的哲學配上列寧帶刀子的革命實踐，它就成了無產階級取得階級鬥爭勝利的法寶；不然，它就會變成戈爾巴喬夫式的政治童話而不是一種政治主張。列寧説：“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430]毛澤東説得更為直截了當：“什麼叫政權？什麼叫力量？沒有別的，只有軍隊。”[431]
用階級分析方法觀察問題，充分運用無產階級專政進行階級鬥爭，貫穿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紅線。1962年8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説：“階級、階級鬥爭問題，有的同志説，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以前我也學習，是資產階級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馬列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總之，離開階級鬥爭就不能談問題，不能説明問題。”[432]毛澤東説：“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從十月革命學來的。”[433]赫魯曉夫上台後，毛澤東批評説：“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説，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434]昨天西方社會民主黨人及戈爾巴喬夫等通過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達到閹割馬克思主義本質的目的，今天屏蔽列寧主義、特別是屏蔽其中的階級分析方法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説，也就抽掉了毛澤東思想的靈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寧主義靈魂的“毛澤東思想”、繼而用抽掉“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理論”去麻痹勞動階級，其結果對中國乃至中華民族而言，則是大災難的開始。
1960年3月24日，毛澤東在專列上主持會議，指示在宣傳上“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好像它是另外一個東西。我們在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並提。當然，可以單獨提毛澤東思想，但一定不要忘記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丟掉這個最根本的東西。”“光講毛澤東思想，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看起來好像是把毛澤東思想抬高了，實際上是把毛澤東思想的作用降低了。”[435]同樣的道理，如果在今天光講鄧小平理論而不提毛澤東思想，看起來也好像把鄧小平理論抬高了，實際上也是把鄧小平理論及隨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作用降低了。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即將啓航，在這個決定中國發展方向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特別告誡我們：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總的來説，我們黨的歷史還是光輝的歷史。雖然我們黨在歷史上，包括建國以後的三十年中，犯過一些大錯誤，甚至犯過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但是我們黨終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使我們這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還是毛澤東同志那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國內的人民也罷，國外的華僑也罷，對這點都有親身感受。也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真正實現了全國（除台灣外）的統一。舊中國軍閥混戰時期不必説了，就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國家也沒有真正統一過，像對山西、兩廣、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統一。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們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瞭解。[436]
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437]
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438]
事實上，作為我們的對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對手，美國人一刻也沒有忘記毛澤東並在認真地研究毛澤東的戰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隨尼克松見到毛澤東時説：“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讀主席的選集。”[439]時任美國總統福特在當天的唁電中説：“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領導是幾十年來改造中國的決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的確是我們時代的一位傑出人物。”[440]一些視中國為對手的美國人説，他們不怕中國軍事現代化，就怕中國軍人毛澤東思想化[441]。
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新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懈奮鬥中立下了豐功偉績，這一切應當歸功於毛澤東思想。“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442]沒有毛澤東、沒有毛澤東思想，“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443]。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而其中的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貫通傳統與現代並實現了二者之間的完美結合，在應對當前複雜的國際鬥爭形勢中，是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踐深入學習和運用的思想精華。
註釋：
[191] 賈宜：《過秦論》
[192] 1950年6月29日，毛澤東就《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致信劉少奇：“資本主義國家，只有法國在拿破崙第一時代及其以前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國是經過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破壞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並不是我們這樣的土地改革。德國、意大利大體也是如此，但比英國還不徹底，還保存了許多封建遺蹤。日本則封建的土地制一直嚴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後才由美國人進行一種極不徹底的‘土地改革’，現在仍有嚴重的封建主義。美國則從來沒有封建主義，由歐洲移民進去一開始就生長資本主義的農業，故農村市場特別廣大，只有林肯時代解放美國南部幾州的農奴，是一反奴隸制的鬥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頁。
[1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頁。
[194] 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 年10 月15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頁。
[195] 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1850 年1 月～11 月1 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 頁。
[196] 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 年10 月15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8 頁。
[197] 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會見弗朗索瓦•貝納爾率領的法國議員代表團，明確表示：“拿破崙對我們很有影響：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過。法國的文化對中國也有很多影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頁。）據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同志統計“從1910年到1973年，毛澤東讀談拿破崙，不下40次。”這説明，毛澤東對法國這段歷史教訓給予了充分的注意。（參見陳晉：《毛澤東怎樣讀談拿破崙》，《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3期；另可參見陳晉：《毛澤東為什麼喜歡讀談法國近代史》，《黨的文獻》2011年第1期。）
[198] 陳晉：《毛澤東與他生命中的“二十七個書目”》，http://www.cssn.cn/lsx/lskj/201509/t20150908_2151151.shtml。
[19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頁。
[20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頁。
[201]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進一步升級。隨着中國參戰，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包括凍結中國在美資產。6月25日，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通過決議，要求會員國不對朝鮮提供幫助。6月28日，美國宣佈對朝鮮實行完全禁運。6月29日，美國國務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對中國出口石油產品。接着美國又向英國、菲律賓和“巴統”國家[201]提出類似要求。在美國的壓力下，墨西哥、委內瑞拉等非“巴統”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國禁運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國又操縱聯大通過第500（五）號決議，要求會員國對中朝兩國實行戰略物資禁運。10月26日，美國國會又通過“1951年相互防禦援助管制法”（即巴特爾法），其目的是“對於威脅美國安全之國家或國家集團，包括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國家在內，達到管制輸出及其他目的”。參閲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頁。
[20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佈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條。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徵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等在農村的土地。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團結中農，保護農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所有沒收和徵收得來的土地和其他生產材料，除依法收歸國家所有的外，應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同樣分給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該法對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問題的處理，以及土改的執行機關、執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體規定。該法自1950年實施，1987年底失效。
[20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頁。
[20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244、250、246～247、276頁。
[205] 周彥瑜、吳美潮編著：《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頁。
[206] 轉引自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
[207] 《斯大林同志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5年12月30日21時），參見[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208] 《論語·衞靈公》
[209] “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後的農村中允許農民有借貸、租佃、僱工、貿易的自由。
[210] 《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
[211] 詳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2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頁。
[213] 詳見《土地改革：印度國家發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214] 《英國外交部備忘錄》（1949年8月19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捲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頁。
[215] 《明史》卷二百十三《張居正傳》，參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7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6頁。
[216] “王莽登基後，中國氣候進一步轉冷，並在其後的30年中成為秦漢時期最寒冷的階段。其中東中部地區冬半年平均氣温約比現今低0.4℃，自然災害進一步加劇，以致‘谷稼鮮耗，百姓苦飢’，社會經濟系統瀕臨崩潰。”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17] 《明史》卷二百十三《張居正傳》，參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7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1頁。
[218] 《明史》説張居正：“權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參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7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1頁。
[219] 參閲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税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
[220] 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6頁。
[221] 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7頁。
[222]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6頁。
[223] 傅築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頁。
[224]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7頁。
[225] 在查理大帝時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認為是高利貸。1344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216又2/3%的利息。在蘇黎世，評議會規定43又1/3%為法定利息。在意大利，有時必須支付40%的利息，雖然從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普通的利息率不超過20%。維羅那規定12 又1/2%為法定利息。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規定10%的利息率，但只是給猶太人規定的。他是不屑替基督徒説話的。早在十三世紀，10%已經是德國萊茵區的普通利息率了。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5～676頁。
[226]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頁。
[227]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88頁。
[228]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8頁。
[229] 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頁。
[230] 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頁。
[231] 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8頁。
[232] 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5頁。
[233] “交徵”，相互爭奪。引自《孟子·梁惠王上》。
[234] 參閲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税收》第二節第二部分《理論與實踐相分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418～420頁。
[235] 錢穆評論説：“是學風之陋，南宋以來已然。”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236] 袁桷（1266～1327年）元代學官、書院山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慶元鄞縣（今屬浙江）人。
[237] 轉引自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238] 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239] 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頁。
[240]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頁。
[241] 根據《崇楨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户部尚書畢自嚴奏摺》提供的數據計算，轉引自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67頁。
[242] 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8頁。
[243] 《宋史·王安石列傳》
[244] 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7頁。
[245] 這些起義詳情可參閲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下冊）第六節《明末農民戰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215頁。
[246] [明]楊嗣昌撰：《楊文弱先生集》卷十，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第130頁。
[247]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南居益請發軍餉》，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4頁。
[248] 1943年7月28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得，你可去問訊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2頁。
[24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頁。
[25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頁。
[2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頁。
[2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頁。
[253] 參閲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簡本）》上冊，1998年，第304頁。
[254] 據《新京報》提供的研究資料顯示，2009年，中國失地農民約4000萬。2009年，政府獲得1.5萬億土地出讓金，2010年全國國有土地有償出讓收入達2.9萬億，同比增長106.2%。2010年外出和在本地從事非農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達24223萬，其中外出農民工由2005年的9809萬增至15335萬，全國工會會員中農民工也佔8855萬，在城市裏從事苦髒累險工作的70%以上都是農民工。調研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16～25歲的41.4%沒有承包地、36.4%沒有宅基地；25～30歲的35.4%沒有承包地、33%沒有宅基地。願意回農村定居的農民工只佔8.8%。只有7.7%的新生代農民工願意回農村定居，而老一代農民工的比例為13.3%。《國情調查專家稱我國失地農民約4千萬 願回鄉民工不足1成》
http://www.haijiangzx.com/html/2011-10-31/page_10306.html。
[255] 廣州日報 2011年2月20日載，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1年年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樊綱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裏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樊綱表示，工業化進程根本核心是勞動力轉移，按目前分析數據，如果計算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勞動力，至少有30%~35%的勞動力是農民勞動力，儘管他們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長，但其收入也只是農民工的一半，照此不應出現民工荒及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情況。“但現在，確實出現了勞動力工資上漲的情況，如何解釋這個悖論？”他説，此悖論反映了中國的一個特殊情況，也就是我們的城市化率大大低於工業化。工業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勞動力進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農村。他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裏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中國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長 遲福林更直接表示：“總的看法是：‘十二五’解決農民工市民化應當做得到，也有條件做得到。”“‘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應當作為‘十二五’城鄉一體化的重大突破。”參見《十二五期間資本的重點攻擊目標》，載《時代與思想評論》2011年第1期。
[256] 《記者調查發現南京郊區農民不想種地盼拆遷致富》，來源：2011年02月10日《新京報》http://nc.people.com.cn/GB/13882705.html。
[257]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頁。
[258]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頁。
[259]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里，解決這個問題同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完全一樣，即靠供求關係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來解決，但是這樣解決之後，這個問題還會不斷產生，就是説，一點也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頁。
[260] 《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社的兩次談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頁。
[26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頁。
[262] “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頁。
[26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頁。
[26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頁。
[26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頁。
[26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頁。
[26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頁。
[26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頁。
[269] [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7頁。
[270] 毛澤東《關於情況的通報》（1948年3月20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1964年版，第1193頁。
[27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頁。
[272] 《實踐論》是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代表著作，寫成於1937年7月，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363頁。
[274] 毛澤東：《論持久戰》，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頁。
[275] 沃爾特·李普曼，美國新聞評論家和作家，長於國際問題的戰略分析，在傳播學史、宣傳分析和輿論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地位。
[276] 沃爾特•李普曼著，羅吟圃譯：《美國外交政策》，北京：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17頁。
[277] 喬治·凱南，美國“遏制”政策的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通過明碼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 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在電報中凱南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戰略”並被美國政府所採納。
[278] 沃爾特•李普曼著，裘仁達譯：《冷戰》，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9頁。
[279] 沃爾特•李普曼著，裘仁達譯：《冷戰》，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2頁。
[280] 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是美國共和黨人，狂熱極端的反共分子。1946年，他依靠激進的反共觀點當選為參議員，其間，他推動在全美清理共產黨運動，指揮調查委員會調查美國民主黨成員以及政敵、對他有意見的新聞人物，不少人被撤職、逮捕甚至被處死。後來他在軍隊中搞忠誠調查，引致艾森豪威爾的不滿。1954年，參議院通過法案譴責麥卡錫的政治迫害行為。1957年死於肝炎。
[281] 宋石男：《偉大的旁觀者：李普曼傳》，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02頁。
[28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頁。
[28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頁。
[28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頁。
[285] 參閲[美]喬治•凱南著，葵陽、南木、李活譯：《美國外交》（增訂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頁。
[286]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04頁。
[287]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288]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4頁。
[289] 參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8頁。
[290] 據歐陽修所撰《新五代史·唐莊宗本紀》載：“初，（李）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今河北邢台），還軍上黨（今長治市），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西晉詩人陸機的組詩，共十首，每十歲為一首，唱人一生從幼到老的景況與悲歡），至於（唱到）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皆悽愴。時（李）存勖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須，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
[291] 唐末天下大亂，羣雄逐鹿，李克用從代北沙陀族中崛起，一生征伐，創立了“連城猶擁晉山河”的基業。其子李存勖在父死後，又是一生征討。三垂岡（今山西長治）之戰，使李存勖最終佔有上黨，把三晉大地作為穩固後方，進而兵下太行，逐鹿中原，消滅後梁，建立後唐。嚴遂成以李克用父子的史事為藍本寫作此詩。
[292] 毛澤東：《念奴驕·崑崙》（1935年10月）。
[293] 毛澤東：“同斯諾談國際問題”(1965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頁。
[294] William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Publisher: I B Tauris & Co Ltd ，Feb 2000。
[295] 喬治·凱南（1904～ 2005年），美國“遏制”政策的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通過明碼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 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在電報中凱南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戰略”並被美國政府所採納。
[296]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297] 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298] 據《後漢書·劉盆子傳》載，西漢末年的赤眉農民起義軍打到潼關後，採取抽籤的方式在劉氏宗室中選出15歲的放牛娃劉盆子做皇帝，但因脱離不了放牛娃習慣而失敗下台。“1973年1月上旬，在王洪文去上海前，囑其讀《後漢書·劉盆子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頁。詳情可閲讀徐景賢《毛澤東曾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載於《黨的文獻》2005年第4期。
[299] 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300] 尼克松著：《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301] 基辛格評論赫魯曉夫説：“他在啓動改革過程這方面，可謂是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並不瞭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説共產主義覆亡始於赫魯曉夫。”[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30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頁。
[303] 轉引自逢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頁。
[30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參閲同書第399～400頁。
[305] 轉引自逢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頁。
[30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400頁。
[30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頁。
[308] 斯大林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30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頁。
[310] 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3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
[3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頁。
[3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頁。
[3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頁。
[31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頁。
[3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
[317] “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報首，即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為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後竟坐法死。”《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頁。
[318]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頁。
[319] 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7頁。
[320] 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321] 錢穆評論説：“是學風之陋，南宋以來已然。”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322] 袁桷（1266～1327）元代學官、書院山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慶元鄞縣（今屬浙江）人。
[323] 轉引自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324] 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編著：《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 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頁。
[325] 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頁。
[3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頁。
[3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頁。
[32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頁。
[32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頁。
[33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頁。
[3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頁。
[3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頁。
[3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頁。
[3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
[3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頁。
[3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頁。
[337] 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33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339] 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1964年2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340]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_2.htm。
[3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頁。
[3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頁。
[34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頁。
[34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頁。
[345]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頁。
[3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頁。
[347] 毛澤東：《五四運動》，《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頁。
[348] 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頁。
[349]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頁。
[35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9頁。
[351] 1975年5月初，江青給毛澤東處打電話，要工作人員轉告他受到“圍攻”，毛澤東説：“她這個人只能批評別人，很兇，別人不能批評她。批林批孔，什麼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後門。幾十萬人都起後門，又要這幾十萬人批林批孔，很難。有走前門，就有走後門，幾萬年還會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頁。
[3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頁。
[35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頁。
[35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70頁。
[35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頁。
[3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頁。
[35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3頁。
[35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頁。
[35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頁。
[36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5頁。
[361]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頁。
[36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
[36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頁。
[36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頁。
[36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頁。
[36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頁。
[36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頁。
[36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頁。
[36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頁。
[37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頁。
[37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頁。
[37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頁。
[37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頁。
[37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頁。
[37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頁。
[37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頁。
[37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頁。
[37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頁。
[37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頁。
[38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7頁。
[38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頁。
[38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38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頁。
[38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頁。
[38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頁。
[38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頁。
[38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
[3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頁。
[38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1頁。
[390]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頁。
[391]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頁。
[392] 1989年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暫停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在此情況下，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動，或被迫自動解散，或在共產黨的基礎上改建新黨，有的共產黨甚至被宣佈為非法。這樣，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實際上已不復存在。
[393] 戈爾巴喬夫1950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習，1952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55年先後任斯塔夫羅波爾團市委第一書記、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邊疆區委宣傳部副部長、邊疆區團委第二、第一書記。1962年3月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區域農莊一農場生產管理局邊疆區黨的組織員（負責人），同年12月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農業邊疆區黨機關局局長。
[394] 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395]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頁。
[3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頁。
[3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頁。
[3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39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頁。
[40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頁。
[40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134頁。
[40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507頁。
[40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參閲同書第234、528頁。
[40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
[405] “由於我們在1904年整個一年和1905年戰場上遭到節節慘敗，所以德拉戈米夫將軍就編了一則挖苦的笑話，後來在俄國各地傳開了。他説：我們總想用聖像去打日本人，他們卻用炮彈和炸彈來揍我們；我們用聖像來對付他們，他們用子彈對付我們。”參見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北京：新華出版社1893年版，第238頁。
[40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4026頁。
[40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頁。
[408]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第115頁。
[40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32頁。
[4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頁。
[4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頁。
[4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頁。
[4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頁。
[4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頁。
[415] 轉引自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日記，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9頁。
[4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頁。
[4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頁。
[4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頁。
[4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頁。
[4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頁。
[4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頁。
[42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頁。
[423] 文化革命快結束前夕流行很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旋律鏗鏘，歌詞主張內容不容置疑，反覆重複的歌詞是“文化大革命好 文化大革命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好。”參見經典老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線試聽_http://www.kuwo.cn/yinyue/281657/
[4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頁。
[425]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http://china.caixin.com/2012-11-08/100458021.html。
[4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481頁。
[4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頁。
[428]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頁。
[429] 1959年3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美國共產黨中央書記傑克遜時，傑克遜告訴毛澤東，他經常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回答説：“中國人民很窮，很苦，要鬥爭，要革命，就有對這種著作的需要。”參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頁。
[430]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頁。
[4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頁。
[4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頁。
[4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頁。
[4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
[4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頁。
[436]《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1981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299頁。
[437]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頁。
[438]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_2.htm。
[439] 轉引自熊向暉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頁。此事也在尼克松回憶錄中有確認，參見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頁。
[440]《美國前總統福特去世》，載《京華時報》2006年12月28日，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06-12/28/content_87961.htm。
[441] “近幾年，中國軍隊去美軍西點軍校參觀，該校學者在介紹朝鮮戰爭的經驗教訓時，總要反覆説一句話：美軍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怕的是中國軍隊毛澤東化。美軍為什麼這樣講？對這句話，人們可以有許多理解，但有一點，也是它的真正關鍵點，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與優良傳統。可以説，這就是美軍害怕的中國軍隊毛澤東化的‘秘訣’，這是人民軍隊建設的理論寶庫和戰鬥力的源泉。”肖裕聲：《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與優良傳統》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38903/13886980.html。
[442]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頁。
[443] 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莉婭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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