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供給側改革 不應照搬西方理論
【剛剛過去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中説，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不過自11月10日“供給側改革”出現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報告中之後，學界及媒體對供給測改革的解釋五花八門，“中國拋棄凱恩斯主義，擁抱供給主義"成為流行甚廣的一種，仔細對官方文件“咬文嚼字”，會發現這種認識其實存在誤區。
12月24日下午，北大國發院舉行第50期“朗潤格致”論壇，林毅夫發表演講，就供給側改革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五大任務首次公開了他的看法。他認為，“我們現在講的着力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確實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短板：我們也有很多税收過高的地方，要降低關税；也有一些過剩產能應該退出，這是供給側的改革。但是我們跟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推行供給學派的政策時是反對產業政策的，我們現在提倡是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這跟過去是完全不一樣的。”
林毅夫強調説，我們過去的政策包括4萬億，既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現在的政策也不是供應學派的政策。他呼籲學界應該有自己的理論創新，結合我國的實際狀況，分析清楚我國當前經濟的實際問題和機會在什麼地方，然後再來決定我們的政策該怎麼做。
本文根據林毅夫的發言速記整理，經林毅夫教授本人審定，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今天談的題目非常重要，當前國內經濟的形勢怎麼看，怎麼理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剛剛提出的2016年的工作重點，在此我談談我個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當然這些問題也是我們這一年多以來經常討論的問題，所以我的看法有很多不是新看法，利用這個機會再次闡述一下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以及從這些思考中如何理解中央現在政策的總體框架。
對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我想總的調子大家很清楚，有五個方面的工作。總結一點可以這麼説，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多國比較 中國經濟下滑是外部性的、週期性的
怎麼來理解這樣一個總的政策方向？我想首先必須瞭解當前我們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當前，我們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從2010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在下滑。這是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次出現這麼長時間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從2010年的兩位數字，10.6%的增長速度，一直下滑到今年第三季度的6.9%。而且繼續下滑的壓力還挺大。
中國人講對症下藥才能病除，所以對2010年到現在六年的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是什麼，必須判斷清楚。國內普遍的看法（國際上也有很多人持這種看法）認為，中國持續這麼長時間的經濟增速下滑，是中國自己經濟體制機制的問題，增長方式的問題所造成的，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我們所採取的4萬億的反週期措施所造成的。
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肯定有很多體制機制、發展模式的問題需要解決，這點我們必須承認。2008年的4萬億，由於它是一個突發的危機，在政策推行的時候肯定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和可以改進的地方。但是我個人在這裏再次強調，我認為從2010年以後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更多是外部性的，更多是週期性的。
從各國經濟增幅比較看,中國經濟放緩更多是外部性和週期性的。五個國家中，中國走勢相對較穩。數據：世界銀行
我想這個觀點並不難證明，因為我們可以比較在同一個時期跟我們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的總體經濟表現，我們2010年是10.6%，2014年的增長速度是7.3%。跟我們同樣發展速度的巴西，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7.5%，2014年的增長速度只有0.1%，跟我們一樣是下滑的，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
同樣，跟我們發展相當的金磚國家之一、人口超過10億人的印度，2010年是10.3%，2014年是7.4%，似乎比我們7.3%還高0.1個百分點。但是我個人認為印度實際的增長速度應該比我們低。
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2012年的時候，印度的增長速度只有5.1%，我們是7.7%。也就是印度從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2年5.1%的時候，下滑比我們猛，印度是先觸底又反彈了。
第二個，2014年印度改變了經濟增長速度的核算方法，讓印度當年的增長速度增加了將近兩個百分點，把那兩個百分點去掉，他們達不到6%，所以同樣是下滑，印度經濟增速下滑的速度比我們猛。
橫向比較之後，可以發現，不能説是我們的體制機制和增長方式的問題，造成我國經濟增速下滑，而且把跟我們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也往下拉。事實上，是全球經濟在金融危機之後都在放緩，而且我們提到的這些新興經濟體下滑得還比我們更厲害。
我們也可以看同一個時期一些高收入，而且表現一向比較好、出口比重比較大的經濟體。比如説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5%，2014年的增長速度只有3.3%。我們的台灣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8%，2014年的增長速度是3.5%。新加坡2010年的增長速度15.2%，2014年的增長速度只有2.9%。
這些都是所謂高收入、表現好的經濟體。照理説他們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應該沒多大的問題。但是在同一個時期，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都跟我們一樣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
從這些國際上面的比較來看，不難證明從2010年以後的增長速度更多的是外部性、週期性的因素造成的。這是我的第一個看法。
有的供給側改革會抑制消費、抑制投資 推行時間點要掌握好
第二個看法。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我們的體制機制問題不能迴避，在我們經濟工作當中，確實要堅定信心，推動各種改革。但是，當外部性、週期性的因素是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的時候，在推動一些必要的體制機制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也一定要推行一定的穩增長、反週期措施。
因為，如果沒有穩增長、反週期措施，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得太厲害，可能會造成就業問題，也可能會造成銀行呆壞賬急劇增加的問題。如果就業問題出現，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如果銀行呆壞賬急劇增加可能產生系統性金融問題，影響到整個金融安全。
當這些問題發生的時候，其實是不利於我們推動應該有的體制性、機制性或結構性的改革的。因為當危機發生的時候，政府採取的很多應急措施可能會跟我們所需要的改革是不一致的。所以，在當前狀況之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6年經濟工作定的總調子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再去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句話一定要了解。
所以擴大總需求的穩增長、反週期的措施是需要的，並且在推動結構性改革的時候，也要對結構性改革的各種措施進行梳理分清輕重緩急。
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長期來看肯定是好的，需要考慮的是在短期推行時，有些供給側改革可能會抑制消費需求，也可能會抑制投資需求，因此要有輕重緩急，要審時度勢。對那些短期能增加消費需求或投資需求的改革措施，應該優先推行。對那些短期可能是抑制消費的，或者是抑制投資需求的改革措施，就需要審時度勢。並不是説不應該推行，但是推行的時間點要掌握好。
擴大總需求必須以投資為主，有效的投資是補短板
第三個看法，在穩增長，適度擴大總需求的措施當中，到底是應該以消費為主還是應該側重在投資方面，前段時間國內有很多的爭論。
過去有一種看法，就是把我國過去的增長方式稱為是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並認為這種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也有不少學者把我們當前的經濟困難歸結為2008年的4萬億的後遺症，認為以投資作為反週期的措施是不可行的。
這兩種觀點彙總起來，就是説中國應該改變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為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
我想説，消費很重要，消費是我們經濟發展的目標，但是消費要能持續拉動經濟增長，收入必須要不斷的增長。但收入怎麼樣才能不斷增長呢？勞動生產力水平要不斷提高。如果説我們為了刺激消費，用國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或是用減税的方式都只是一次性的增加收入，不能持續的提高收入增長。
要持續提高收入必須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或者降低交易費用。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的前提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生產力水平提高了以後產的東西多了，附加價值也提高了。但是在經濟活動的過程當中，能夠實現多少價值取決於交易費用的多少。打個比喻，某個工廠的產品是冰塊，這個冰塊能實現多少價值，取決於消費者來買時還剩多少？所以要減少交易費用。
提高勞動力水平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需要投資，減低交易費用的基礎設施的完善也是需要投資，所以政府擴張需求的措施當中，應該還是必須以投資為主。當然這個投資是必須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或者是能降低交易費用的投資。
國內學界、輿論界有相當長的時間，一提到投資就將其等同於過剩產能，不是説投資不會造成過剩產能，如果在已經產能過剩部門增加投資，那當然會加重過剩產能。但是如果投資在我們的短缺部門，這是在補短板（這也是我們明年的五大任務之一），為了補短板的投資是不會加重過剩產能的。
具體來講補短板的投資，比如僅製造業產品進口方面，2014年我們就進口了1.3萬億美元的工業製品，這些產品正是我們國內不能生產，或者生產較少，附加價值比較高，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
如果在這些領域進行產業升級、進行技術方面的投資，是在補我們的短板的，這樣的投資不會造成產能過剩。而且會在國內形成有效的生產能力以後，增加我們的出口的。
大家也知道去年我們到國外旅遊購物的花費大約有1000億美元，那也是我們國內自己不能生產，或者質量比較差。如果國內生產質量提高了，也是增加了我們的供給，並不會造成我們的產能過剩，只是減少了國外購買的量而已。
基礎設施也是一樣的，比如説北京和許多城市，地下管網還是短缺的。還有我們正處在城鎮化過程中，城鎮化其實也是一個短板，我們現在的城鎮化率只有54%，發達國家普遍是達到80%以上的。如果在城鎮化領域進行投資，人口的集中，規模經濟的不斷形成，那是可以提高效率的。這方面的投資也是不會加重產能過剩的。
我們現在過剩產能部門主要在什麼地方？大部分是在建築行業，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等等。這些建築行業產能過剩的原因很清楚，過去我們平均每年的GDP增長率是9.7%，現在降到7%左右，必然有30%的產能過剩會出來。
但是這個過剩產能有多少？又決定於我們下一步的投資有多少？如果我們投資多了，那些建築領域的過剩產能就少了；我們要是投資減少了，這類建築領域的過剩產能就多，我想這是必然的。
所以認為投資會增加過剩產能的觀點是不妥當的，恰恰相反，只要這個投資是用來補短板，提高我們的勞動生產力的，滿足我們國內現在自己不能生產的產品需求，或者是降低交易費用的，補足我們基礎設施瓶頸的，這種投資不僅不會造成過剩產能，而且是可以減少我們國內現有的過剩產能的。
投資沒有擠壓消費，相反投資跟消費正相關
反對以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觀點當中，有一種説法是，投資會擠佔消費。持這種觀點的人是沒有放在動態的角度來看，如果投資是提高生產能力的，或者是降低交易費用，這樣的投資不僅不會擠佔消費，而且可以提高家庭收入，提高家庭消費水平的。我這裏面可以拿一些具體的數字來説。
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平均每年的消費增長率是8個百分點，從1982年到2014年我們每年投資增長是21.2%。
投資擠佔消費這個説法被提出來的背景是，2003年國際經濟出現不均衡，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我們推行了4萬億的刺激政策，投資增量非常迅猛。於是很多人就説我們投資太多，出口太多造成國際不均衡以及國內的產能過剩，還批評説這個體系維持不下去了，因此為了自己國內的經濟穩定，以及對國際經濟的穩定，中國必須放棄高投資、高儲蓄，必須改成以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這是2003年以來，尤其2008年以後盛行的看法。
但是，實際情況呢？前面談到1982年到2014年我們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率是21.2%，2009年我們的投資增長是30.3%，那是4萬億的結果。
2010年和2011年的投資增長都是23.8%，2012年投資增長是20.3%，2013年的投資增長是19.1%，2014年的投資增長是15.3%。2011年以前的投資增長高於我們長期的平均增長，2012年以後的投資增長低於我們長期的投資增長。
那麼我們再看消費增長，2009年的消費增長是9.8%，高於我們長期的消費增長，因為長期消費增長是8%。2010年的消費增長是9.6%，雖然2010年的投資增長23.8%高於長期的平均增長21.2%，但是消費增長9.6%同樣是高於長期的平均消費增長8%的。
2011年我們的消費增長是11.0%，這也是高於長期的平均增長，雖然2011年的投資增長23.8%也是高於長期平均增長。
反過來當我們的消費增長低於長期的平均增長，比如説2013年投資增長只有19.1%，2014年只有投資增長只有15.2%，但是我們2013年的消費增長只有7.3%，低於長期的平均增長，2014年消費增長只有7.2%，同樣低於長期的平均增長。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你會發現，反而是投資增長快的時候消費增長快，投資增長慢的時候消費增長慢。
一般老百姓關心的不是消費佔GDP的比重是多少，一般老百姓關心的是消費的增長，今年的消費跟去年的消費比增長了多少，明年的消費跟今年比增長了多少。
為什麼投資增長和消費增長的關係是這樣呢？其實只要投資增長是有效的，有效的投資會創造價值，而且會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就業增加了，勞動生產力提高了，家庭的收入就能增長。家庭收入增長了消費就會增長。
反過來講，如果沒有投資，或者是投資下降，創造就業就少，對未來的就業和收入預期不好，而且勞動生產力的水平提高比較慢，這種情況下消費增長反而會變慢。背後的道理要講清楚，不能簡單的認為説投資就會擠佔消費，必須要動態來看投資增長對現在和未來的就業和收入增長的影響。
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不會擠佔民間投資
如果説我們要擴大投資，投資有兩塊，一個是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一個是產業方面的投資。產業方面的投資應該是企業為主。如果要通過政府投資來擴大總需求，政府投的應該更多的是在基礎設施方面。
但是最近也有很多人反對政府支持基礎設施的投資，主要有兩個反對原因：一是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上會擠佔民間投資，第二個看法是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的回報率低。
這些觀點是否正確？
首先，有人説，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擠佔了民間的投資，這個觀點忽視了政府推出積極財政政策的背景。2008年政府4萬億的投資，究竟是因為民間的投資意願低，政府為了適度擴大需求才去做基礎設施投資呢，還是因為政府擴大了基礎設施投資，造成2008年、2009年年初民間不去投資？
這個答案很清楚，是因為民間的投資意願非常低，當時國際經濟一蹶不振，外貿出口減少一半，產能過剩非常厲害，大家對未來沒信心，過剩產能不僅在出口加工部門，也出現在一些裝備製造部門。那種情況下，為了穩增長政府才做基礎設施投資的。
我們現在講穩增長，適度擴大投資，也是因為民間投資的意願不足，才搞基礎設施投資的。其實是因為民間的投資意願少，而且我們有那麼多的儲蓄，政府才去做基礎設施投資，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基礎設施的回報率低，以這個觀點反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學者有很詳細的經驗數據的統計。確實這段時間政府做了很多基礎設施的投資，而且投資的回報率低，這是事實。但是，是不是政府投資回報率太低，我們就不要政府去做基礎設施投資？
首先來講為什麼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比較低？我想有兩個方面的因素。
因為基礎設施投資是長期的，回收期可能是四五十年。一般民營經濟的投資是在產業部門，產業部門一般十年以後就全部折舊光了，甚至有的還短於十年。當然折舊期短的回報率一定要高，才有足夠收入來償還投資。基礎設施的折舊和回報期長，如果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和產業部門的投資回報率一樣，是會太高的。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3、5個百分點就差不多了，而民間產業的回報率應該是10%以上。因為週期性不同，要求回報率不同。
第二，基礎設施投資有許多外部性，比如説交通不擁堵，最大的受益者是企業和人民，但基礎設施投資很難對外部性的收益直接收費。
如果經濟直接回報比較小的，有外部性的這種基礎設施投資，讓民間去做會怎麼樣呢？因為長期的回報率低，而且有很多外部性，民間是沒有積極性的，除非給他壟斷地位，讓民營資本可以靠壟斷來將外部性收益內部化，收取壟斷價格。
但如果基礎設施讓民間來壟斷，從投資者來講是合適的，但是從整個經濟發展來講是不合適的。
實際上，1980年代，包括世界銀行等很多國際機構都倡導，基礎設施投資作為一項經濟活動，應該由民間來投資。結果80年代以後，發現民間願意投的基礎設施只有一種，就是移動通信。
民間投資移動通信的積極性很高，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有壟斷性質，規模經濟太大了，所以形成了自然壟斷；第二，容易收費。
除此之外，民間投資基礎設施的意願非常低，去年我們提出要通過PPP投資基礎設施，但是最終落地的項目非常少，除非政府給民間資本壟斷地位，但是這又不適合經濟的發展。如果要由民間做，導致的結果就是跟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到處是基礎設施的瓶頸，因為民間的投資意願太低。
這種情況下，基礎設施的投資，尤其是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投資，必然要讓政府來做。
經濟下行期，民資投資意願低。世行最新報告顯示，2015年上半年社會資本對基礎設施領域投資降幅超過50%
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的時間點：經濟下行正當時
政府應該對基礎設施的完善負起責任，什麼時候做最好？這也是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之後，2009年我就開始倡導的：如果基礎設施建設的責任是政府，最好的投資時間是經濟下行的時候。因為這時候政府做基礎設施投資，創造需求、穩定增長，增加就業，這一方面的好處。
而且，在經濟下行的時候做基礎設施投資，成本也是最低的，因為各種原材料的成本、工資的成本都相對低。反過來講，如果在經濟發展非常好的狀況下，去做基礎設施投資，可能造成經濟過熱，各種原材料成本又上升了，這樣基礎設施的成本又高。在經濟下行的時候成本最低，又能夠穩增長。只要項目選擇好，短期是創造需求的，長期是提高增長力，增加政府税收的，所以是一石雙鳥。
從我2009年年初提出這個觀點以來，國際上已經逐漸成為主流，2014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提出的政策建議就是：在經濟下行時是進行基礎設施的最好時機。這是第六點我想談的。
供給側改革不應照搬西方，要有自己的理論創新
第七點，我呼籲國內學界關注理論創新的重要性。國內學界、輿論界一般都是拿國外的理論來看我們的政策。比如説，大家講過去中國的政策是需求側的政策，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今年11月10號，中央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國內學界輿論界現在馬上講説，我們拋棄凱恩斯主義了，我們現在是擁抱供給學派的政策。
中國過去的政策包括4萬億並不是凱恩斯主義
我覺得這兩種看法都不正確。凱恩斯主義的措施是“挖個洞、補個洞”或發失業救濟的短期提高需求的，但長期不增加勞動生產力，而供給學派的措施主要是降低税收來提高投資和增加供給的積極性。
供給學派的政策是在1980年代的時候美國里根總統執行的一個政策主張，當時是新自由主義最盛行的時候，里根被認為是推動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政府領導人，當時美國的供給學派是完全反對產業政策的，他們認為不應該針對某個產業去制訂政策，應該用普遍降税的方式來提高投資的積極性。
但是，我們推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凱恩斯主義的嗎？實際上，我們過去或者是2008年以後（即使我們在推出4萬億的時候），我們所投資的基礎設施也基本上是在改善交通基礎設施，消除增長瓶頸的，那種財政政策確實是在短期提高了需求的，但長期來看降低了我們的交易費用，提高我們的競爭力的。
這一點在發達國家可能做不到，因為發達國家基礎設施普遍是比較好的，既然基礎設施比較完善了，政府再投資基礎設施只能是把現有的基礎設施挖開，然後再補上，這是不提高生產力的。但是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建新的，而且是消除增長的瓶頸，是提高生產力水平的。這不是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把需求和供給的增加結合起來的措施。
現在的供給測政策也不是供應學派的政策
我們現在講的着力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確實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短板：我們也有很多税收過高的地方，要降低關税；也有一些過剩產能應該退出，這是供給側的改革。
但是我們跟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推行供給學派的政策時是反對產業政策的。我們現在推行的是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我們還是要有產業政策的，這跟過去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過去的政策既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現在的政策也不是供應學派的政策。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理論創新，結合我國的實際狀況，分析清楚我國當前經濟的實際問題和機會在什麼地方，然後我們的政策該怎麼做比較好。
任何一個國家確實都會遭遇到週期的衝擊，在受到衝擊的時候應該有反週期的措施。可是發達國家的反週期措施，很難跟促進增長的措施結合在一起的，而發展中國家是可以跟促進增長的措施結合在一起的。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面臨國際衝擊，或者是週期性下滑的時候，政府同樣應該做些積極的穩增長的措施，比如主要在基礎設施。我們的基礎設施不是發達國家那樣的，挖個洞，補個洞，我們是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投資，所以同時是需求側的管理，同時也是供給側的補短板的措施。
另外，發達國家產業政策不是沒有，但是比較難做。因為發達國家的產業跟技術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再往前自己必須發明新的技術、新的產業。而我們發展中國家有相當多的產業升級屬於補短板的產業。實際上發達國家這種產業已經有了，那政府應當因勢利導這種短板的產業的發展，這時候我們政府所能用的信息、所能用的政策手段是比發達國家多的。
所以我們的產業政策在特性上跟發達國家不一樣。我們可以根據短板產業的需要支持發展相關人力資本、金融、基礎設施，等等。這些都是屬於影響產業發展方向的，都屬於產業政策的內容。
這樣的產業政策在發達國家很難做，或者做的機會非常少。我們有很多機會能做，不能因為發達國家推行供給學派的政策時，沒有推行產業政策，我們也不推產業政策。
實際上中央也不是這個精神。中央説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發達國家的理論是根據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產業特性、生產特性提出的，他們的宏觀政策、發展政策有他們的特性。
但是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不要用發達國家的理論來套我們當前的問題，或者是來理解我們當前的宏觀政策。因為照這樣理解很可能會給我們的政策造成很大的誤解和社會壓力。
比如説2008年的4萬億，我們有改進的空間，但是現在社會上很多人認為發達國家學界已經認為凱恩斯主義是錯誤的，已經被拋棄了，所以，我國也不應該採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可是我們做的並不完全是凱恩斯主義，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政策。
我們推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也不是推行供應學派的政策，而是要適度增加總需求的前提下來進行，並且要應用產業政策，而不是隻有減税。過去積極財政政策的措施既增加短期的需求，也增加長期的供給；現在供給側改革的許多措施能增加我國長期的供給，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資才能實現。
所以，我國不管過去還是現在的宏觀政策，一直是需求和供給結合在一起的，既不是發達國家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也不是發達國家的供給學派的政策。實際上，我國理論界的認識是落在我國的政策實踐之後的。
上個星期北大成立新結構經濟學中心，倡導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推動我國經濟學界瞭解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產業、技術、結構的特性上的差異，找到在經濟發展或者是宏觀週期波動時的原因、挑戰和機會在什麼地方。
另外，瞭解轉型中國家目前遺留下來的很多結構性的、機制性的、發展模式的問題的原因是什麼，針對這些原因來與時俱進對症下藥。
經過對上述一系列因果關係的瞭解，提出我們自己的理論框架，然後用這種理論框架給我們發展政策、宏觀政策提供參考。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似性。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形成的自己的發展理論，不僅對我們有價值，對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多的參考借鑑價值。
我就説到這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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