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霧霾、浦志強、毛誕，我們就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每當世界激盪變化，舊的世界秩序無法存續，新的秩序尚未誕生之際，總是會出現名實混亂的危機，即管子所謂“名實相怨”——概念與現實之間的錯位。而文化精英此時自然會就名實問題展開激辯。

先秦儒家最早掀起了名實之論。從孔子的“正名”論，到荀子的“制名”論，再到董仲舒的唯名論，中經墨家、名家等的辯論，實際就是一個由禮崩樂壞、名不符實，到依據新的現實來確立新的名和禮，再用這套觀念來建構穩定社會秩序的歷史週期。

在中世紀的歐洲，飽受政治失序危險的折磨並捲入教權王權鬥爭的基督教知識分子，也用晦澀的神學語言爭論名實問題，阿奎那等唯實論者主張抽象的普遍性，羅吉爾·培根等“唯名論”異端派則主張特殊性的真實，為近代實驗科學點燃了第一盞劃破黑暗的微光。雖然彼名實之辯與中國有不同的含義，但同樣是圍繞着觀念與現實之間的錯位而展開。

不管在哪裏，什麼時代，只有敏鋭地感知到現實的變化、坦然承認觀念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者，才能客觀認識世界的趨勢，並“制名以指實”，提出順應現實且能引導現實的觀念體系。相反，如果抱守過時的名，拒不承認實的日新月異，不僅對個體是悲劇，甚至還會給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正所謂“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

名實不當而引起混亂局面的情形，古已有之，今猶為甚，因為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現實的變化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近代的波蘭，無視歐洲民族君主國的競爭優勢，固守其貴族民主制，結果招致土裂國亡。大清帝國昧於世界潮流，殘守舊統，喪權辱國。二戰後的英法，無視力量格局的變化，幻想因循殖民主義的舊例，結果遭遇蘇伊士運河之辱。西方的民主推廣人士，抱着意識形態化的自由民主觀念改造“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結果卻處處看到了所謂“民主”的失敗。西方學術當局鉅額資助“民主失敗”研究，無非是給觀念的殭屍作最後的美容。“阿拉伯之春”諸國人民追求權利的鬥爭無可厚非，但卻未能跳出西方價值的邏輯陷阱，既無法保障社會存續所必須的政治秩序，又無法創建適合本土伊斯蘭文明的新制度，導致今日的人道災難，使自己的祖國再一次成為大國政治的跑馬場，堪稱是“以名害實”的標準案例。

阿拉伯之春，從左上角順時針方向：埃及首都開羅塔利爾廣場的示威者；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的示威者；2011年2月3日聚集在也門首都薩那的示威者；巴林示威者；敍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示威者；利比亞貝達的示威者

英國近代著名政治哲學家霍布斯痛感於英國革命帶來的混亂局面，早就批評了知識分子基於自以為是的價值觀念，對他們並不在行的政治事務指手劃腳的弊端。霍布斯批評當時鼓動革命的民主紳士，説他們受了些高等教育、讀了點希臘羅馬文獻，就以為自己成了治國的行家，實際上不過是“業餘書生政治家”或“博學的愚人”（learned folly）。

之所以這麼説，是因為這些知識分子不懂得政治乃是“征服”與“同意”的合一，用今天的話説，就是力量加合法性。所謂力量，涉及到社會的構成、國內各種人羣的力量對比、以及外部環境的權力結構，也即一個時代的“實”。所謂合法性，就是一套對現有政治秩序加以護持的價值觀，也就是“名”。有實無名，是野蠻的征服，成本巨大且難以持久。名實相配，就會造成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而有名無實，即堅持一種不符合現實的價值觀，則是最為悲摧的情形。無論是固守舊統的遺老遺少，還是追求空想的殉道先知，可悲之外總還令人動容，最可憐的是明明己道已孤，卻出於利益或無知而作道旁鴉鳴，欲將社會引入分裂與混亂者，實為民賊國蠹。

今天的中國社會已面臨嚴重的名實混亂。幾乎任何一個公共議題，都會引起社會觀念的分裂。僅以2015年為例，圍繞霧霾、浦志強案和毛澤東誕辰等，都發生了廣泛而情緒化的辯論。難道真是今天的中國人格外浮躁，以致於不能在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並非如此。有爭論是正常的事情，然而細讀這些辯論，會發現總有不少公知和意見領袖像霍布斯所批評的“博學的愚人”那樣在撕裂社會觀念、將爭論引向極端。他們的錯誤就是幾乎閉眼不看現實，一切從自己的價值觀教條和業餘政治知識出發。他們似乎相信，一切社會問題都可以代入憲政、自由或私有化的公式，“標題黨”就可以代替對現實問題的深入分析。

在紀念毛澤東誕辰之際，我們尤其應該記得，毛澤東對中國20世紀革命和解放問題的思考，既不是依靠“洋八股”——從清末到新中國建立之間的十多部憲法都未能完成建國使命，也不是依靠“黨八股”——靠玩弄馬列概念來“嚇人吃飯”給中國革命帶來了無數失敗和災難，而是認真研究中國問題的現實，提出反映現實需求的理論，才翻開了中國歷史新的篇章。

今天的不少知識分子，卻仍在犯各種八股的毛病，且擅長將無法有效回應現實問題的挫折感歸疚於體制的壓抑和自由的限制，似乎一旦解開束縛，他們那些簡潔如數學公式般的教條就可以點化萬物。須知理解和管理人類社會都是高度複雜的任務，光靠端起“獨立思考”的架子或擺出“受難先知”的姿態，並不會自動消除業餘書生政治家的無知和侷限。

在這個名實混亂的時代，知識分子應該怎樣做？從人類觀念史來看，知識分子最重大的使命就是給各自時代提供一種名實關係。一種新的現實產生後，不能長期依靠力量或利益來維持，就需要加以理論的建構和解釋，也就是給新的實提供一種名，一種適應的觀念體系，使一個時代靈肉相合。而現實的發展必定會不斷突破原有的概念體系，也就是發生了名不配實，德不充符的情況。此時，知識界會面臨巨大困境，也就是孔子説的禮崩樂壞，需要正名了。在這種爭論或正名的過程中，把準時代脈搏、響應現實問題的知識分子有望重塑名實關係，提供新的普遍性觀念，或時代精神，做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

當前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以西方價值觀為主流的名已經無法體現和解釋新時代的實，這是中國知識分子難得的機遇。但是，前提是要警惕理性的自負和知識的僭越。霍布斯所批評的不講權力和現實、只講權利和合理性的現象，歷史上多次出現，今天也仍然無法免疫。知識分子應該跳出意識形態的教條，特別是西方價值觀的窠臼，熱情擁抱複雜現實，回答眼前的問題，為民族復興和未來世界秩序提供新的價值體系。若認識不到歷史的變遷，徒懷過時之名，硬納新時代之實，則難免徒留悲聲遺響於天地間耳。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