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一唯：日韓慰安婦問題就這麼和解了？別忘了……

12月28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韓國外交部長尹炳世在韓國首都首爾舉行的會談後達成有關慰安婦問題的協議。會談結果以兩位外交部長舉行共同發佈會的形式公佈，但是雙方都沒有發佈正式的書面協議，也沒有接受記者的提問。可見兩國政府的謹慎小心，兩位外交部長更是多次低頭看稿，幾乎是逐字逐句嚴格按照稿件發言。

日本表示日本“痛感責任”所在，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從政府預算中一次性撥出10億日元支援韓國方面設立的支援慰安婦的基金會。不同於先前的“亞洲婦女和平基金會”，此次協議中成立的基金會將由韓國政府一手包辦。岸田文雄在記者發佈會上表示，“慰安婦問題在當時軍部的參與下對眾多女性的名譽和尊嚴造成嚴重傷害，日本政府痛感對此的責任”，並表示“安倍首相對慰安婦深受巨大的痛苦，蒙受身心上難以治癒的傷害表示由衷的道歉和反省。”其遣詞造句和“河野談話”完全一致，並承認了日本政府和軍隊的參與。雙方確認“慰安婦問題”在此以最終且不可逆的方式宣告解決了，並約定日後在國際社會中不再就慰安婦問題互相攻擊。

尹炳世表示就當前樹立在日本大使館門前的慰安婦少女雕像將會“與相關團體協商，往妥當解決的方向努力”。日本還強調日本政府有關1965年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中認為請求權的問題已經得到全面解決的立場並無任何變化，表示只是對韓國的“下不為例”的特殊舉措，希望斷絕日後他國提出類似要求的可能性。

日本駐韓使館前的慰安婦少女雕像

一直以來，日本對慰安婦的戰略是在不承認日本法律責任的範圍內明確日本政府的責任，並以類似賠償的方式補償受害者。而韓國一貫主張由日本政府明確自身的法律責任，並對受害者做出政府賠償。在今年11月初舉行的日韓首腦會談中，雙方已經釋出了一定的善意。尤其是韓國方面，在《產經新聞》首爾分局局長對韓國總統的損害名譽起訴的判決，以及憲法法院對《日韓請求權協定》是否違憲的判決中，兩法院都接受了韓國外交部的部分要求，判日方無罪並以不受理的態度迴避了違憲的判決。

兩外長會談的結果事後由兩國的政府首腦以互相致電的形式得到再度確認。人們似乎可以鬆一口氣，日韓之間難解的心結就此告一段落了，但是日韓間的問題真的得到徹底解決了嗎？

慰安婦是如何成為“問題”的

1942年，在印度尼西亞婆羅洲的巴釐巴板，一位23歲的大日本帝國海軍軍需中尉面對的是一支三千士氣低落、行為不端的士兵組成的軍隊。軍隊“不久之後便開始出現了襲擊原住民婦女和沉溺於賭博的狀況。為了這些傢伙，我煞費苦心，還為了他們建造了慰安所。”這位年輕的海軍中尉還弄來四位當地婦女供軍隊“放鬆”，結果此舉大獲成功，解決了軍隊士氣低落的問題。這位海軍中尉略帶自豪地誇耀自己掌握人心的能力和與年紀不相符的出色領導力。

這出自於《二十三歲指揮三千人的總指揮》，文章收錄於1978年由文化放送開發中心出版的《永遠的海軍》（終りなき海軍）一書中，文中那位統領3000軍隊的23歲青年便是日後領導1億日本人、於1982-1987年出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

1978年，中曾根康弘還可以肆無忌憚地回憶此事，並誇耀自己的“顯耀成果”。此事對他個人的政治生涯似乎並未造成任何不良影響。但在30年後的2007年，中曾根在面對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的記者提問時完全否認此事，“並不記得在舊海軍時代建造過慰安所”，並表示“這只是海軍的職員休息和娛樂的場所”。

由中曾根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慰安婦在戰後的日本長期以來並未被視為“問題”，甚至在東京審判之中也沒有涉及慰安婦問題。慰安婦成為問題與“吉田證言”密切相關。

1982年起，一位自稱在二戰期間擔任“原山口縣勞務報國會下關支部動員部長”的吉田清治（2000年去世）開始就日本軍強行綁架朝鮮人慰安婦問題作證，並承認自己親自參與了二戰期間日本在韓國的濟州島由日本士兵進行的“慰安婦狩獵”並綁架了200名朝鮮女性的行動。1983年他的證言集結出版為《我的戰爭犯罪 朝鮮人強行綁架》一書。

不同於德軍在戰爭期間曾被盟軍意外繳獲幾百箱檔案，提供了研究德軍戰爭犯罪的大量直接證據，日軍在戰後乘着投降到盟軍進駐之間的空白期，陸軍大量焚燬了對自己不利的證據，當時陸軍省所在地的市之谷據説連續數日燃燒着漫天大火，很多日軍參與的罪惡勾當的直接證據就此被隱蔽了。因此直至今日仍很難找出日軍直接參與強行綁架慰安婦的直接證據。因此“吉田證言”被認為是難得的一手資料，經過朝日新聞以及各大媒體相互轉載，“吉田證言”開始成為日本在戰爭期間強制綁架慰安婦的鐵證，併產生國際性影響。例如“吉田證言”被1992年韓國政府的“日帝下軍隊慰安婦實態調查報告、199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庫馬拉斯維報告（Coomaraswamy Report）和1998年的麥克杜格爾報告（McDougall Report）數度引用。日本政府在慰安婦問題成為外交問題後不得不出面做出道歉，承認政府責任並做出非政府賠償的舉動也與“吉田證言”在當時的影響力密切相關。

但是另一方面“吉田證言”從發表起便受到質疑。質疑的聲音首先來自韓國濟州島當地的記者，濟州島的鄉土史學家金奉玉在1983年最早質疑“吉田證言”，他通過對當地的調查、訪問，認為此事只是一種沽名釣譽的行為。濟州島當地的“濟州新聞”的記者在1989年通過對“吉田證言”發生地濟州島城山浦的訪問也發現，當地年長的居民紛紛否認此事，認為當地不過只有250餘家的居民，因此不可能發生如此之大的事件。1992年日本學者秦鬱彥將韓國學者的研究介紹至日本國內，並通過自己再度在濟州島當地展開調查，將對“吉田證言”提出的質疑介紹到了日本國內。

面對不斷的質疑，吉田清治本人最終在1995年承認自己的意圖是希望以此舉引起日本社會以及國際社會對於慰安婦問題的關注（他本人也數度前往韓國就此問題謝罪），並承認著作是自己的杜撰，坦言“自己的任務已經完成了”。1996年接受《週刊新潮》的採訪時，吉田本人再度承認其證言中存在虛構的成分。“如果我在書中只寫事實的話是無益的。還會給當事人帶來麻煩，所以有掩飾的部分。在寫作時隱蔽事實，並加入自己的主張不是你們報紙也常做的事情嗎？有與事實不一致的部分也是無可奈何的。”

“吉田證言”被證明是偽證後輿論譁然，也為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分子提供了最好的攻擊口實。2007年3月，日本政府便藉此通過內閣決議，認為並沒有發現可以證明“河野談話”中日本政府、軍隊參與強行綁架的證據存在，否認了日本政府的責任。2014年8月5日，最早介紹“吉田證言”的日本《朝日新聞》也不得不承認“吉田證言”是虛構的，撤銷了16篇相關的報道。因此以“吉田證言”為重要材料之一的“河野談話”在今天也遭遇信用危機以及大眾輿論的質疑，被認為需要儘快做出一定的修正。

雖然此次日本政府再度承認政府的責任所在，但為了防止日本政府決議的再度翻轉，發掘“吉田證言”以外的證據可謂是當務之急，但是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正是有了“吉田證言”才讓慰安婦成為一個“問題”。

數度被民意翻轉的“最終且不可逆”

另外一個使得慰安婦成為問題的因素，便是日本鄰國產生的巨大變化。值得注意的是“最終且不可逆”這樣的詞彙在日韓近二十年來達成的協議中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了。日本政府一直希望一舉解決日韓之間有關歷史問題的懸案，但回顧歷史，我們發現也許“最終且不可逆”很可能會因為民意的反彈而成為“暫時且可逆”的。

1965年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中首次出現了“完全且最終的解決”的詞語。該協定以日本一次性提供韓國5億美元資金方式試圖將日韓政府間、民間的賠償請求一筆購銷，5億美元相當於當時韓國兩年的國家預算。但是當時的朴正熙軍政府壓抑了民間的不同聲音，日本似乎也有着“最終解決方案”遭民意翻轉的隱憂，因此一直站在韓國軍政府的一邊，援助朴正熙政府及後續的軍政府。此舉也飽受韓國民主運動人士的詬病，而其中不少活躍分子在盧武鉉擔任總統時期得到重用，因此不難想象隨着韓國民主化的進行，“最終且不可逆”必然會遭民意翻轉成為“暫時且可逆”的。

雖然日本的“戰後”似乎早已結束，但對於韓國而言“戰後”在民主化之後才算真正開始。韓國於1987年發表《民主宣言》，此後長期以來被壓抑的韓國民間的不同聲音終於得到了發聲的機會，公民團體對政治的影響力不斷增加。1991年支援原慰安婦的公民團體“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簡稱“挺對協”）成立，此後影響力不斷增加。（現在位於日本駐韓大使館門前的少女銅像也是該協會於2011年12月紀念第1000次集會時豎立的。）

1990年5月韓國總統盧泰愚即將訪問日本，韓國的女性團體第一次發表了要求日本政府追究真相併謝罪和補償的共同聲明。1991年12月6日在民間團體的援助下，韓國的原慰安婦金學順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此後不得不傾聽民意的韓國政府正式要求日本政府追求真相，慰安婦問題開始由民間問題上升為外交問題。

1992年，日本時任首相宮澤喜一在和韓國總統盧泰愚的首腦會談中表示了對慰安婦問題的道歉和反省。並下令內閣調查有關“慰安婦”一事。1993年8月日本官方長官河野洋平發表了承認日本政府、軍隊責任的“河野談話”，並於1995年7月，日本政府以民間捐助的形式成立了“亞洲婦女和平基金會”，到2007年該基金會解散為止，一共向285名原慰安婦（其中包括菲律賓211人，韓國61人，中國台灣地區13人）提供了每人約200萬日元的的賠償金，並附上首相親筆的“道歉信”。

事情至此似乎暫時告一段落，韓國時任總統金泳三也認為“不再需要日本政府的物質補償了”，表示了對亞洲婦女基金會的肯定態度。但是“挺對協”表達了反對態度，認為這並非出自日本的國家賠償，抵制了“亞洲婦女和平基金會”的賠款。1998年，韓國總統金大中在和日本首相小淵惠三的首腦會談中接受了日本對韓國的道歉，並約定韓國政府今後不會再提出歷史問題，表明雙方終結歷史問題爭論面向未來的態度。

雖然韓國在政府層面釋放出了充分的善意，但是政府的決議被民意無情地翻轉。雖然盧武鉉總統在就任初期表示“任內不會公開提及歷史問題”，但是迫於民意不得不在2005年表示，慰安婦、原子彈受害者、薩哈林島的殘留韓國人都在1965年《日韓請求權協定》的規定範圍之外，有權向日本提出個人賠償的請求。

後任的李明博總統也落入了同樣的“方程式”，在就任初期表達了對日友善的態度。但韓國憲法法院在2011年認為韓國政府對慰安婦的個人請求權的不作為的行為是違憲的判決，逼迫李明博不得不轉向強硬態度，在日韓首腦會議上向日本的野田佳彥首相提出了要求妥善處理慰安婦問題的要求。

朴槿惠總統由於其父的原因，帶有承擔1965年《日韓請求權協定》責任的“原罪”，因此她上台之初便不得不重視慰安婦問題希望避免因為無視慰安婦問題而被戴上“親日”的帽子，一早便表現出了積極的姿態。

28日，韓慰安婦團體譴責韓日兩國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是“外交勾結”，受害慰安婦老人李溶洙（左二）代表其他受害者表示不接受協議。

基礎脆弱的“最終解決方案”

此次日韓之間簽訂的“最終解決方案”由於事前缺乏與相關公民團體的溝通，並未得到支援慰安婦的公民團體的充分認可，因此其執行效果將完全取決於日韓共同説服原慰安婦以及相關公民團體的能力。若説服效果不佳的話，“最終且不可逆”的方案想必又要再一次地受到民意的逆轉。

此外除了慰安婦問題以外，日韓之間的獨島（竹島）問題的爭議，以及韓國單方面禁止日本水產品輸入的貿易糾紛，若兩國政府處理不當，相關爭議的發酵很可能也會動搖慰安婦“最終解決方案”的基礎。我們還不得不看到日韓協議受到日本國內保守勢力的反彈，雖然日本朝野都對此次日韓協議表示歡迎，但執政黨自民黨內部的保守派認為安倍做了太多讓步。因此就在雙方協議發表的當天，安倍晉三的夫人安倍昭惠便不得不“被迫”參拜靖國神社，以顯示首相安撫保守派的態度。

由此觀之，日韓間對於慰安婦問題的最終解決的政治基礎和民意基礎似乎非常脆弱，這更需要兩國領導人更加謹慎地處理日後外交上的問題，來努力維持“永久解決”的狀態。日韓間此次協議也給我們許多啓發，尤其是在大眾民主時代，如何保持外交的獨立性不受流質易變的民意的過度操弄、如何在外交談判中考慮政府之外的公民團體的聲音，都是今後各國都需要面對的普遍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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