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新年思考| 中國製度模式何以能贏

全球世俗社會，一共有三種制度模式。一是封閉社會下的一黨（家）制，這以朝鮮為代表。二是開放社會中的一黨執政（多黨參政），以中國為代表。三是開放社會中的多黨制，這又以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歐盟為代表。

如果從西方的角度，以價值觀比如自由度、大眾參與的民主程度為標準，毫無疑問，最好的制度是歐盟為代表的多黨制，中國次之，朝鮮則最落後。但如果迴歸到制度本身，即一是看它能否維持一個文明以及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説治理的難度是否超出制度的解決能力，二是看能否推動國家的發展。從這兩個角度來看，結論則完全不同。

從生存和治理難易的角度來看，朝鮮無疑排名第一：它的生存度最高，治理難度最低。

首先朝鮮是全球最為封閉的社會。即使人類到了互聯網和信息時代，朝鮮通過自成體系、對外不兼容的網絡和手機系統繼續維持高封閉狀態。雖然為了發展經濟而接納國外遊客，但通過行程（不能自由外出）和貨幣控制（不能使用朝幣）的方式與朝鮮社會本身完全隔離。

在封閉的前提下，朝鮮官方輕易就壟斷了歷史、文化和價值觀的話語權，成功地將整個民族洗腦，剷除了所有的獨立異端思想。不僅國外的制度無法挑戰朝鮮，其內部也絲毫產生不了反對力量。這也是為什麼，雖然文化上、歷史上都有密切聯繫的鄰國中國走向改革開放並取得巨大成效，但卻對朝鮮毫無影響。以本人在朝鮮的經歷，民眾固然一方面讚歎或者羨慕中國的富裕，但卻對中國模式毫不認同。

封閉的另一個效果就是避免了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各種傳染病（包括非典）、恐怖主義襲擊、難民潮。

2015年10月，筆者參加朝鮮閲兵儀式時與朝鮮兒童在一起

二是朝鮮政權的合法性是血緣世襲。血緣世襲是成本最低、最無法被挑戰的政治模式。當然前提是這個合法性被一個社會所認可。所以在朝鮮，不管權力交接是否有計劃，不管接班人多麼年輕，多麼沒有政績歷練，只要擁有金家血統，就擁有無上權威，人人擁戴。唯一擁有挑戰資格的是金家其他族員。但在朝鮮，一旦接班人確定，其他有資格的挑戰者就會被永遠放逐。這就是為什麼，金正日突然去世後，倉促接班的金正恩，短短几年就令所有的顧命大臣從政治舞台上消失，甚至一人之下的張成澤都被處決。到現在為止，整個高層被更換超過70%。

此外，正是由於權力的世襲，在金日成建國後，他沒有把黨內的權力鬥爭波及到社會，也沒有出現過重大政策失誤。也就是説，金家為核心的勞動黨沒有任何歷史積怨。

三是在沒有對比的封閉社會中，朝鮮民眾滿足於温飽，沒有過多的物質慾望和追求。同時朝鮮仍然實行計劃經濟和配給制，至少表面上人人平等。這種低水平的人人平等，自然反過來遏制民眾對更高物質享受的追求。所以，對於朝鮮政府而言，其基本任務不過是養活2300萬人而已。東亞各國歷史上都富裕發達，勞動力素質高，現在沒有走向現代化的也就只有朝鮮。但如果衡量標準僅僅是温飽的話，這對朝鮮政府並不是難題。

以上三點僅是朝鮮內因，從外部環境來看，同樣有助於維持其制度穩定。一是各大國出於自身利益都不願意朝鮮垮台。美國由於朝鮮的威脅而得已號令日本和韓國，日本則不希望看到一個統一且反日的朝鮮半島，中國則是不希望出現一個統一而又親美的國家。韓國則難以承受朝鮮垮台的經濟代價，俄羅斯則不願失去遠東的立足點。二是朝鮮已經擁有核武器，不管未來外部環境如何變化，至少再無一個國家敢於把薩達姆和卡扎菲模式用於朝鮮。

所以，權力本身的血緣特性，封閉社會下壟斷一切話語權、杜絕一切內外挑戰併成功洗腦整個國家以及民眾的物質追求僅僅滿足於温飽，從而使得朝鮮成為一個低難度治理的國家，也因此決定了其制度模式的高度穩定和極強的生存能力。哪怕朝鮮僅僅從單一家族中選擇領導人，但僅就其面對的問題而言，這種模式就已經足以應對。

當然我們完全可以説，一旦這種封閉被打破，朝鮮就會頃刻瓦解。只是對朝鮮而言，除非政權垮台，否則這種封閉不可能打破。而這種封閉只要不打破，就無法令這個政權垮台，完全成了現代版的二十二條軍規。

不過，雖然朝鮮在生存能力和穩定性居各種模式之首，但在發展能力上卻居各種模式之末。人類的歷史經驗包括同文同種的韓國實例和中國前後三十年的變化，都説明了封閉社會和計劃經濟是不可能擔負起一個國家發展的重任。朝鮮可以長期的生存下去，但卻永遠沒有發展的可能性。

相對於朝鮮，中國模式的治理難度則非常高。

首先中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雖然互聯網還有部分管制，但對一個每年都有超過一億人出境訪問的國家而言，對一個有上億華人華僑在海外的國家而言，這些管制實在微不足道。更何況還有大陸游客能夠自由行的香港、澳門、台灣在側。而且互聯網技術的進步，也使得管制的難度日益升高，所謂的翻牆更是非常的普遍。

所以中國共產黨是在管理着一個開放和多元的社會，不但不能壟斷歷史、文化和政治的話語權，相反外部面臨佔據歷史優勢的西方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挑戰和滲透——香港和台灣也同樣扮演着西方價值觀輸出的作用，內部則面臨着自由派知識羣體的不認同。大家可能還記得，2008年西方經濟危機達到頂峯的時候，國內的自由派羣體居然以西方為榜樣發起憲章運動。我們固然可以説自由派羣體脱離現實，但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西方積累的價值觀優勢：一場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都無法改變自由派羣體對之的認同。

其次，中國的權力交接既不是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也不是任命和世襲，而是一種仍然在演變的兼有傳統禪讓色彩和西方任期制的全新體制。這種體制相對於朝鮮而言，更為複雜，成本也高，也帶有一定的風險。十八大前發生的薄、周、令事件就是一例。基本而言，今天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產生既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練，也要有黨內高層（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的民主測評，還要有元老的推薦。一方面可以保障從全國選拔人才，另一方面操作上仍然有不透明性和缺少更大的參與度，未必一定能夠保證所有政治精英的認同。相對於朝鮮模式，中國政治制度內部的競爭性更強，風險也相對升高。

還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傳統的績效標準之上的。雖然目前也得到了舉國主流的認可，但沒有永遠高速增長的經濟，更何況改革開放以來，民眾的物質慾望在得到空前滿足的情況下，也得到了空前的釋放。然而經濟發展總是落後於人的慾望增長，對物質追求的永不滿足給執政黨形成了沉重的壓力。再加上市場經濟和全球化必然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反過來不僅影響社會穩定還衝擊着官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第三，共產黨執政以後在探索發展的道路上不管是政治還是經濟屢屢遇到重大挫折，包括大躍進、反右、三年饑荒、文革以及八十年代末的風波。雖然最終取得巨大成功，但歷史舊債沉重，往往成為境內外攻擊的口實。這同樣對共產黨的合法性構成挑戰。

儘管中國的治理難度遠遠高於朝鮮，但必須説的是，中國模式具有可發展性。在發展能力和前景上遠超朝鮮。

這不僅僅由於中國是一個進入到全球化、實行市場經濟的開放社會，更重要的是其治理難度仍然是中國模式可以克服和解決的。最根本的就在於一方面中國的領導集體是以能力為基礎的全國性選拔和全國性使用人才（不會出現西方由於政黨不同而導致的人才閒置）。另一方面由於建立起制度性的更替，不僅可以避免獨裁性政治人物的出現，更可以定期的補充新鮮血液和活力。這種“定期的換人而不換黨的模式”保持了體制的延續性和靈活性。鄧小平之後的兩次更替產生的三代領導人的實踐就證明了這一點。

事實是最有説服力的。從宏觀戰略上講，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長達三十八年間都沒有動搖，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試問，它們有哪一項戰略可以持久穩定的執行下去？往往政黨輪替之後就重起爐灶。從微觀上講，遠的不説，十八大以來，從取消鐵道部，到全面反腐（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周邊移植西方制度的國家如印度、印尼、菲律賓、俄羅斯等腐敗遠比中國嚴重，但卻只有中國在大規模反腐），再到割腕般的簡政放權、改革户籍制度、土地改革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這些問題個個都涉及到重大利益的調整，要在西方是根本不可能觸及的。美國的槍擊悲劇再多，死傷再嚴重，總統再重視，也都無法改變。更有亞投行、金磚銀行、“一帶一路”戰略以及突破六十六年隔絕的習馬會，個個都是大手筆。可是，僅僅一個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配額而且主要是消減歐洲份額的改革方案，美國居然要花五年而且面臨全球壓力下才能被批准。

應該説治理難度最高的是以歐盟為代表的模式。它們不僅僅是開放社會，更重要的是高度自由的民主社會。然而，越開放、越自由、越民主，其治理難度越高。今天這個模式的所有問題都源自這一特點。對於歐盟模式所代表的各個國家而言，這種問題的難度已經超出制度所能解決的程度。

首先，無視個人差異的一人一票導致兩種後果。一是領導人的平庸化。本來衡量政治人物的標準就是政治能力。但由於票數最多的羣體往往是大眾而不是精英，大眾的好惡和標準就決定了政治人物的命運。然而大眾通常只看短期利益，更缺乏國際視野，但優秀的政治人物應該是關注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而且全球化時代更要從世界的角度思考國內問題。競爭的結果往往是民粹色彩（不負責任的許諾、攻擊他國以轉移責任）誇誇其談的領導人獲勝。不僅如此，種族（甚至配偶的種族）、宗教信仰、口才、電視的做秀能力都成為決定性因素。奧巴馬沒有行政經驗，完全憑出色的演講和膚色戰勝經驗豐富的希拉里。甚至很多領導人的勝選不是因為他自身多麼優秀，僅僅是由於民眾對另一位候選人的反感。法國的奧朗德和從未從過政的醫生柯文哲在台北市長選舉中勝出就是如此。

更為突出的是，一方面是領導人的平庸化，另一方面由於多黨競選，政治人物被分割成不同的政黨，敗選一方則被排斥於權力之外，被迫閒置，出現嚴重的人才浪費。這就是西方雖然可以從全國選擇人才，但卻不能從全國使用人才的原因。

二是當預感到危機或者已經面對危機需要採取措施時，政治人物必須要等到多數民眾覺悟才能行動。

上世紀九十年代希拉剋上台以後，就已經認識到法國面對的問題，決定進行改革。結果引發全國性罷工和抗議，最後不得不偃旗息鼓，錯失了變革的良機。等到薩科奇擔任總統時，法國財政已經破產（時任總理費永語），又加上經濟危機，法國不得不改革。這一次薩科奇倒是頂住了民眾壓力，結果他卻被選票趕下台。現在為歐盟辯護的學者也往往説，歐洲還有希望，只是危機程度還不夠，只要危機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民眾就覺悟了，政治人物就會放手解決。確實，這在法國也有先例。二戰結束後，領導法國解放的戴高樂吸取歷史教訓提出重大改革，結果卻被迫辭職，賦閒在家。直到十幾年後法國發生軍事政變、前去鎮壓的武裝倒戈、國家靠借債度日，政局一片混亂的危機關頭，才請出戴高樂，放手進行改革，只是代價之高可以想象。可資對比的是，中國只要領導人想清楚了，就可以馬上行動。但在西方，則必須絕大多數普通民眾都想清楚了才有可能採取措施。其難度之高，可見一斑。

這裏不妨舉華人社會都關注的台灣的例子。2016年大選首場候選人辯論會登場。這一次特地加了一個公民提問環節，並從網上徵集。結果儘管每題都有上千人連署，主辦單位再從數百題中選出六題，結果最後篩選出來的問題仍然是“無腦、無邏輯、接錯線”。甚至被候選人徐欣瑩直斥“邏輯不通”。比如“‘文化部’被當成提款機，是否贊成‘國家’改為‘半總統制’，讓經民意檢驗的‘文化部長’來主導文化發展”。這本就是兩個不相干的話題，更何況台灣就是“半總統制”。然而，民主制度下，決定誰來擔任領導人、決定領導人政策的就是這些選民。

2015年9月3日抗戰閲兵式上，習近平和外方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

所以在西方這種體制下，要麼選不出優秀的領導人，要麼選出來但在民眾的短視、自利訴求下也無所作為。等到危機全面爆發，民眾也覺悟，其難度早已超出領導人的能力。畢竟戴高樂用法國的話説是天賜英雄，並非需要時就會出現。我們不妨看看希臘的例子。政治人物早就知道危機存在，但卻一直試圖紙裏包住火，等到包不住的時候，全面崩潰，自己根本無力解決。如果不是歐盟救助，希臘早就成第三世界了。

這裏可以解釋一個現象，何以現在發達的民主國家經濟增長都非常緩慢甚至是零增長或者長期負增長？何以發達的民主國家都債務累累？西方常用的説辭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由於基數增大，各產業飽和發展，增長必然緩慢。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還是體制的活力被遏制。此外，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收集了近100個國家在1960年至1990年的數據並加以分析，它的結論是：“當人們的政治權力水平較低時，這些政治權力的擴大有助於經濟增長。而實現了適度的民主制後，這些政治權力的擴大將會阻礙經濟增長。”原因在於“過於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分配不利於經濟增長”（尼爾.弗格森《金錢關係》331頁）。因為擁有選票的民眾只樂意於分配財富，而反對增加勞動時間、提高税收、減少福利。所以歐盟人口僅佔世界的9%，國內生產總值只佔全球25%，但福利開支卻佔世界的50%。美國只佔世界人口5%，卻消耗掉佔全球25%的自然資源，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續。然而，一個無法實現增長和持續的社會其命運將如何，這不難得出結論。

這個背景也是理解何以歐洲和美國極右政治人物迅速崛起。無論是法國的國民陣線，還是美國的川普現象，都是這種危機的必然產物。雖然目前極右在最後關頭仍然無法執政，但顯然時間是在他們這一邊。正如台灣中研院朱雲漢院士所分析的：“川普現象就像近年來法國極右派興起一樣，是長期經濟困頓與外部危機四伏形勢激盪下的集體非理性反應，如果繼續受到政治狂熱分子的鼓動，這股洪流最終有可能將美國政治一步步帶向極端仇外與鎮壓異己的民主崩壞道路上。”（《中國時報》）

其次，在歐盟這種社會體系和價值觀之下，大量的移民和難民湧入。在自我標榜的價值觀面前，歐洲既不能對難民束手不管，又不能對他們進行強制同化，更還得給他們提供基本福利，特別是孩童補助。另一方面，西方的個人主義發展到極致就是放棄合法家庭（法國非婚生子女超過婚生子女，總統奧朗德就是表率），不願意生育。歷經幾代變化，無法同化的移民迅速增長，並大有取代本土歐洲文明之勢。

其實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法國《世界報》就發過評論，提出“三十年後的法國將成為誰的法國？”可惜，根本沒有引起整個社會的重視。到了今天，重蹈羅馬帝國毀滅覆轍（羅馬帝國在外來蠻族的大規模侵襲下而滅亡）的言論才不斷被正視。

就是現在，這個問題在歐洲仍然沒有形成共識。看來本土種族成為少數哪一天變為現實，才會有共識。只是到那時，已經沒有機會挽救。事實上，就是今天採取行動，恐怕已經亡羊無法補牢了。

西方這種“定期換人也換黨”的體制弊端並不止這些。比如無法制訂國家長遠發展規劃。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恩格爾就認為：“在中國為下一代制定五年規劃的時候，美國人卻只在規劃下一次選舉”。

最後從經濟的角度看，西方民主制度賴依存在的基礎中產階級正處於消亡中。2015年，美國中產階級第一次處於絕對少數，低於最富有和最貧窮人口之和。歐盟最大的經濟體德國也是如此。根據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研究所的報告稱，1992年到2013年，德國中產階級占人口比例從56%下降到了48%。同時，貧困人口從30%增長到35%，而高收入階層也從14%增長到17%。正如美國史學家巴林頓·摩爾所説：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美國學者福山也認為當年馬克思的政治預言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無產階級變成中產階級。那麼當中產階級消亡之時，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難以存活。

二戰後的美國，排名世界第一的是GDP、黃金儲備、工業品製造、國際貿易和最大債權國。但現在排名第一除了GDP（很快被中國超越，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購買力平價的測算，中國2014年已是全球第一）和黃金儲量外，其他的則是：監獄中的囚犯、相信天使真實存在的成年人數、國家債務以及軍費開支。這個變化，難道還不清楚地表明瞭這個國家的未來嗎？

其實當一種文明衰落的時候，是表現在各個方面的。眾所周知，藝術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但今天西方的藝術早已經走向荒誕、怪誕、扭曲、陰暗、過度浮華和包裝。這恐怕不是藝術本身發生變化了，而是現實如此。在巴黎，當代藝術館蓬皮杜總是遊客稀少，而收錄了現當代藝術之前作品的盧浮宮永遠排着看不到頭的長隊。2015年美國的大片從《終結者》、《007》、《飢餓遊戲》、《山崩地裂》到《碟中碟》，共性就是特技超越內容，都是脱離現實而缺乏靈魂之作。反觀中國的《大聖歸來》、《老炮兒》，那才是藝術。還是那句話，不是中國的藝術高於西方，而是現實的差異。

所以，不管西方這種制度模式在道義上如何高尚，但一個缺乏生存能力和持續能力的制度再高尚又有何意義呢？一個連自身種族、自身文明都無法保障的制度又有什麼存在的必要呢？至於未來西方的制度是無法持續的自我崩潰，還是被外來文明所取代，還是被極右所終結，也只不過是形式的不同而已，其被歷史淘汰的命運則無法改變。

總體而言，朝鮮的制度模式雖然沒有發展的空間，但其治理能力應對自己面對的問題卻綽綽有餘，因而可以長期生存下去。而且只要本土文明不滅，未來總有其他的選擇機會。中國的治理難度雖然很高，從理論上講也不排除發生系統性危險的可能性，但畢竟它有希望，有活力，有成功的機會。尤其是這種體制既避免了委託代理風險，能夠制訂長遠規劃，更可以解決西方政治人物平庸化以及制衡大眾貪慾。最根本的仍然是，其治理難度並沒有超過制度自身的應對能力。歐盟為代表的西方模式治理難度最高，而且由於制度內生性的弊端，無力應對面臨的挑戰，並終將葬送自己的文明。

因此，在當今世界所有的世俗文明中，只有中國的制度模式在開放度、自由度和治理能力之間找到了平衡，不僅可以持續，更有前行創造輝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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