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處理尋釁滋事，繞不開的難點和焦點

安可馨(資料圖)

德國《時代》週報前駐京記者安可馨近日連續在西方主流媒體上發聲，指責中國當局三個多月前逮捕她的中國籍女助手張淼。安可馨描述的事情經過大體是，她與張淼去年9月前往香港採訪“佔中”，其間張淼有超越採訪、直接支持“佔中”的行動，並在微信發送圖片和評論，呼籲支持“佔中”。去年10月1日張淼回到北京，第二天她在前往參加一個支持“佔中”的詩歌朗誦會時被警方逮捕。由於中國警方沒有回應事件，張淼案的其他細節尚不清楚。

安可馨宣稱這件事發生後，她本人在京不再安全，被迫中斷記者工作回到德國。她指責所有這一切沒有按照中國的法律行事，中國在她看來“不是一個法治國家”。她稱“這樣的經驗很恐怖。”

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19日刊登一篇文章，標題為“新聞助理，中國新聞業未被謳歌的英雄”，認為“在外媒工作的中國籍新聞助手面臨的風險通常比外國記者還要大”。

不能不説，這些評論充滿情緒。張淼是個很特殊的例子，在北京為外媒工作的中國籍助理與當地媒體的記者們相互職位流動很多，從未聽説人身安全問題是這種流動的障礙。張淼的行為顯然超越了外媒新聞助理的職責，她的政見和行為方式很激進，這大概與她此前常年居住國外並擁有德國居留權有關。

至於張淼的行為是否構成了尋釁滋事罪，一些人既然持很大異議，我們倒是建議他們為張淼聘請最好的律師，把這場官司一打到底。這既是對張淼個人的保護，對“倒逼”中國法治建設也有益無害。

現在的情況是安可馨通過四處發文章和接受採訪，不等張淼案有結果，就對中國司法制度先行搞“輿論審判”。這位《時代》週報前駐京記者發出的聲音很合西方輿論的對華報道基調，因而在西方主流媒體上暢行無阻。

如何定性、處理涉及政治的尋釁滋事是中國當前司法領域的難點之一，也是一個鬥爭焦點。每出一起這樣的案例，必遭中國國內異見人士和西方力量的攻擊。由於這些案例直接壓縮了異見人士反體制的行動空間，圍繞“尋釁滋事”的鬥爭或許才剛剛開始。

從中國法治的實際情況看，從政治角度破壞中國社會秩序的行為的確有害，法律必須對其進行抑制。但是中國這方面的立法談不上很全面、細緻，隨着互聯網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危及公共秩序和國家安全的行為也在不斷嬗變，中國法律對它們的針對性需及時跟上。

中國官方大概逐漸看到了，每抓一個政治尋釁滋事者，都將面臨一場輿論戰。因此不抓則已，一旦抓他們，就需證據十分確鑿，而且程序上要完全符合法律規定，準確無誤。每一個案例的處理是否成功，取決於全過程的順利與否以及對後續爭議的避免程度。

過去一些此類案子的取證時間偏長，官方對國內自由派及西方的反對聲回應偏少，這多少會影響追究政治尋釁滋事者的總效果。

中國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少數極端異見人士和支持他們的力量會藉機更加較真。但這未必全是壞事。推進依法治國不僅是個大政策，也是漫長的實踐過程。我們且把那些反對者當成推進法治的倒逼力量，不管他們的出發點是否“善意”。

因此司法機關須辦好、判好每一起政治尋釁滋事案，用無可挑剔的處理方式和結果回應西方和中國國內少數人的質疑，並通過駁倒對方進一步建立中國大眾對法治建設的信心。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不會停止，但身正的中國不會害怕影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