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泄國家機密判7年與“言論自由”無關

高瑜為境外機構非法提供國家機密案昨天做出一審宣判，高瑜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一年。西方輿論從前天起就密集追蹤宣判情況，並以“打擊言論自由”等罪名對中國羣起攻之。一些西方駐華外交官也為高瑜喊冤，形成了向中國發難的新波次。

高瑜案去年東窗事發，當時她70歲，早年曾是中新社記者，之前曾兩次入獄，其中一次是1993年因泄露國家機密被判刑6年。她本次犯案是因向境外網站全文傳送中央機密文件，那次泄密導致中方成立專案組開展偵查，高瑜落網是那次排查行動“大海撈針”的結果。

高瑜在中國沒什麼名氣，西方輿論這樣一發力，使她在國內外輿論場上有了名氣。這幾年攻擊中國“打壓言論自由”成了西方一個萬能的筐子，中國發生什麼事，他們都往這個筐裏裝。無論因為犯什麼罪受到中國法律追究的人，只要被西方輿論相中，就都成了“人權鬥士”或“言論自由鬥士”。

這樣的頻率似乎在增加，西方支持中國“異見人士”的方式逐漸駕輕就熟，像是形成了“流水線”，各方的配合相當“自動化”。像高瑜這件事，把中央機密文件傳送給境外網站，隨便到大街上拉箇中國人問違不違法，他們敢幹不，回答肯定是違法，不敢幹。但西方輿論齊聲高喊這是“言論自由”，這看上去就像是電腦程序一樣準。

中國有自己的法律體系，它與西方有不一樣的地方，但也有相同處，那就是它必須得到執行。中國的保密法不是一個用來描着玩的字帖，有人因為觸犯它而遭了牢獄之災，其中被判重刑的不乏高官。高瑜沒有任何權利可以特殊，她為境外新聞機構供稿，必須以合法途徑做事，如果她對法律沒有起碼的敬畏感，視非法行事為兒戲，那麼法律一定會在不遠的地方等她。

西方一些勢力用“人權”和“言論自由”反覆圍攻中國，證明了中西在這個老問題上很難調和，我們對此已徹底搞明白，就這一點不再抱什麼幻想。我們知道，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西的這種對立將無休無止。

然而最重要的是，西方一些人對華的激進發難越來越成為他們的自娛自樂，那些表演能夠對中國人產生的影響已經所剩無幾，它們引起中國人的最多感受就是厭惡。西方輿論支持的中國人幾乎無一例外是一些特殊的鬧事者，甚至犯法的人，西方那些激進力量就盼着中國壞，並且不遺餘力要給中國添亂，每次出高瑜這樣的案子，都會加強一次中國人的這種認識。

極少數中國公民把西方力量當成一種依靠，以為有它們的支持，在中國幹違法的事就能不被追究，中國法律對他們就會“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這是很幼稚的，在依法治國得到全面推進的時候，這樣的處事態度將越來越危險。

高瑜已經年過70，她的人生有很多教訓，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西方靠不住。無論是西方的那套理念，還是它們的力量。中國公民和在華的外國人必須遵守中國法律，在涉及國家利益時信守一些最基本的倫理和常識，切不可被西方所宣揚的“普世”那一套忽悠了，以為自己加入了“世界主流”，變得膽大妄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