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不應對樓繼偉清華髮言過度引申

財政部長樓繼偉4月24日參加清華經管學院的一個論壇時講了一番話，在互聯網上激起軒然大波，直到現在未能平息。我們認為有必要就此談一些看法。

樓繼偉發言的基本內容是，如果中國下大力氣進行結構改革和調整，中期增長有可能達到6.5%-7%。同時中國面臨着另一種前景，即“今後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甚至覺得是五五開”。他總結道，“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下來的決定性任務，如果到2020年我們按時完成了，我認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樓繼偉似乎表達了一些可被一些人理解成“悲觀的”看法，但他的核心意思更像是想強調改革的重要性，讓聽他發言的人支持三中、四中全會確定的改革目標。

中國該如何改革，樓繼偉提了5個方面，其中一箇中心意思是要抑制工業化過程中人員成本的過快增長。比如他提出不要總有“戰爭思維”，可以增加糧食進口，解放更多農民生產力。他還對《勞動合同法》的“超前”而帶來的負面效果提出異議。這些也引起了巨大爭議。

樓繼偉的這些談話較“官方正式觀點”似乎“比較放得開”，“個人色彩”較濃。問題首先涉及，他有着很難淡化的身份，他“個人想法”和“官方想法”之間的區別對一些人來説可能是模糊的。這種情況下，他作為清華校友和該校兼職教授，是否還可以在該校的特定範圍內説一些這樣的話，做些有學術意義的討論呢？

中國官員總體上都很低調、謹慎，公眾對一些官員的“照本宣科”通常不喜歡。但實際上，輿論對官員“張開嘴巴”也相當不適應，這些日子很多樓繼偉講話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不是就經濟談經濟，而像是把這件事“政論化”了。

平等對話和討論對於形成改革共識有重要意義。如果官員也能參與圍繞中國經濟的學術討論，顯然會提高這種討論的質量。但現實總有很多“複雜性”，官員談話很容易引起比普通學者談話多得多的聯想和引申。不僅僅中國這樣，在西方官員們説話也會受到有形和無形的限制，只是各國的程度不同罷了。

中國的這種實際限制看來比我們通常認為的大得多。我們過去往往只注意官方的“僵化”，以現在的情形，很難説輿論場和官方哪一邊的“敏感”更多。總體上説，中國現在就重大問題“深入討論”的環境很不成熟，爭論的方向很容易從命題本身轉移到説話者的“身份”“背景”以及“目的”“用心”上。

就這種局面發哀嘆是沒用的，需要有一些艱難的磨合對情況做出改變。樓在清華的發言流傳到網上不過一週時間，其對推動改革的利弊效果尚有待觀察。就今天這個時間點來説，也許不急於做結論，給事情留一些自我證明恰當與否的空間，是更合適的選擇。

中國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社會保持信心十分重要。但什麼是真正的信心，應當如何支持、維護它，也是值得探討的。只説經濟好的方面，對問題儘可能淡化、迴避，這樣做在互聯網時代能不能有好結果，目前的支持性論據並不多。

改革開放時代需要有大量措施出台，但解放思想、讓社會保持正當爭論的活躍度至關重要。如果一個人的出發點是建設性的，對國家有憲法意義上的忠誠，他表達觀點時本不應有太多忌諱，社會也應給他闡述“個人看法”的空間。當然職位越高，受的限制難免自然增多，但對大多數官員來説，這樣的空間至少不應是零。

理想歸理想，現實難免很不規整，經常暗流湧動。但社會的主張還是應當朝向更加理想的方向，而不應下力氣在非理想的方向構築據點，與一些改革開放的基礎性鋪墊發生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