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速增長結束 如何奏響新樂章

過去三十餘年，中國取得了顯而易見又廣受懷疑和爭議的巨大成功。如今有關中國奇蹟的討論重點已經發生變化，從“中國奇蹟是真的嗎？”轉向了“中國奇蹟還可以持續嗎？”“沒了高速增長，中國經濟會面臨災難嗎?”

“追趕型國家”的兩種結局：

邁入發達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和追趕型國家能夠快速奔跑，都源於充分利用了三低對三高的歷史機遇：一是發展中國家農業邊際收益低，工業邊際收益高，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就會加速經濟增長；二是發展中國家資本存量低，投資邊際收益高，投資多，經濟增長快；三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能力低，國際市場需求強度高；綜合來説，就是人口紅利、投資紅利和經濟全球化紅利的疊加優勢。中國非同一般地跑得長和跑得快，與更加符合國情的改革開放政策有關，與三個紅利疊加的優勢更加突出，與30多年前人均收入水平更低也有關。

讓人警醒的是，一波又一波的高速增長過後，只有日本、韓國兩個大型經濟體，包括中國台灣、香港等幾個小型經濟體完成了追趕，進入了發達經濟行列，多數追趕型經濟卻難以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究其原因，追趕型增長是投入主導的數量型增長，勞動、資本以及其他要素的投入增長得快，邊際收益遞減得也快，持續下去就是投入增長需比產出增長要快，更多的投入換來更少的產出。這類似於熬夜加班，時間延長，效率下降，臨近天亮出了錯，一夜白乾不説，頭天的工作成果也搭進去了。這就是不能從數量型增長轉向創新增長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在不同國家和地區表現形式雖然不同，但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低、要素投入邊際收益遞減快則是一樣的。

無論大國還是小國的高速追趕都是非常態現象，抓住機會，利用三個紅利疊加優勢，加快追趕過程，意義重大。但相對於300年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史，百年全球經濟成長，有如曇花般絢爛，終究是短暫的。我們所習慣的勞動力便宜，投資會帶動高增長，低端產品的世界市場需求無限，人口紅利、投資紅利和全球化紅利高度重合的歷史機遇終將消失，大量高消耗型產業和大量低端產業需要加速淘汰已經在歷史中定格。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大規模爆發説明，過去30多年，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掌控科學技術創新前沿，放開低端產品市場，推動自由貿易的全球化浪潮的模式醖釀着重大調整。

經濟增長的新主體：

“科技創新”代替“三駕馬車”

鄧小平曾自謙地説，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説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近一二十年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麼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

鄧小平的偉大，就在於堅定不移地推動華夏文明歷經由淺入深、由表及裏、大開大合式的改革，駛入了現代市場經濟的藍海。重視創新，鼓勵創新，降低創新風險，實現以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為核心，而不是以投入為主導，是中國經濟最終走出數量型增長，走出邊際收益遞減陷阱的根本所在。在盪滌一切老傳統、老觀念，一浪接一浪的科技革命大潮再次洶湧澎湃地來臨之際，在發達國家開始新一輪創新增長和智能化的再工業化之時，加快轉向可持續的創新引領的增長軌道，是我們當前面臨的最為緊迫的任務。

“三駕馬車”在中國是如此深入人心，如此朗朗上口，不僅成為各級政府抓經濟、保增長強力手段，而且也使凱恩斯宏觀調控理論甚至被誤認為是中國的特色。實際上，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靜態理論是與創新增長的目標相悖的。過去30多年，中國人富裕起來了，獨步世界的優質廉價且規模巨大的勞動力優勢會因此而消失。勞動力成本提高和產業競爭力下降是同時發生，工資能夠持續提高的唯一條件是，每件產品中勞動成本份額不變。轉型發展中最重要的不是保就業，而是不斷提高符合創新發展要求的再就業能力，還要不斷地培養出更多、更優秀的，可以與美國、德國與日本比創造、比創新、比效率的企業家、科學家、工程師和新一代的產業工人。從數量型增長走向創新增長，科技創新是關鍵，產業升級是主導，要解決的不是三駕馬車能跑多快的速度問題，是要解決從模仿跟隨走向前沿引領創新，從廉價低質走向高價優質，從比誰生產得便宜，到比誰的產品更好、更優也更貴，要讓“創新”替代“三個紅利”，讓“全要素生產率”取代“要素投入”成為經濟增長主體。加快淘汰落後產能、過剩產能、低端污染企業，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直接的手段，是防止日本式的“殭屍企業”耗盡內在增長動力的最有效措施，但也因此產生了“保”與“淘汰”、“保”與“轉型”、“保”與“創新”之間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選擇。

日、韓實踐證明：

穩增長與增長方式轉變可以同時實現

保增長與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矛盾是現實的、難以迴避的。有利於推動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政策，往往會加快短期經濟下滑。我們當然要做好“長征路上”苦熬的打算，要準備付出代價，經歷痛苦；但儘量減輕短期陣痛，實現平穩轉型。如何把握合適的度是個理論問題，也是個實踐問題。

從理論上説，過去30多年，我國實際經濟增長率圍繞着9%~10%長期潛在增長率波動；三大紅利疊加期結束後，未來30年長期潛在增長率下降是不可逆轉的客觀趨勢。歷史經驗表明，科學技術革命和產業創新具有典型的隨機遊走特點：突破方向可以預期，但突破在何時發生，突破後在多大程度上推動經濟增長是不可能準確預知的。這就是説，保增長的基準線，即新30年長期潛在增長率是不可能準確預知的。以6%~7%而不是9%~10%作為保增長的基準線可能是個高概率事件。

在實踐中，追趕型經濟在高增長結束後會面對一個試錯過程，在波動中尋找新的長期趨勢。1956—1973年的18年裏，日本平均增長率為9.2%; 1975年告別高增長，在隨後的16年裏，年度增長率上下波動，長期經濟增長率下降到了4.1%;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後，長期經濟增長率下降到了1%。韓國經濟高速增長時代比日本晚10年，9%持續高增長的時間長度差不多，上世紀90年代初轉向中低經濟增長，經濟波動幅度加大，個別年度高於8%、低到2%，最後形成了5%的新的長期趨勢。日本和韓國都曾採用寬鬆財政與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頂住了一年，下一年還要繼續，年年穩增長的難度越來越大。

三個紅利疊加推動經濟高速成長是一個客觀的過程，紅利要結束也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高投資率不再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出口產業收益下降得比出口額快，是遍地開花式的量型增長行將結束的標誌。進入新常態是一個痛苦的調整過程，是個水落石出的過程，是個過緊日子的過程，這個痛苦是值得的，是必須經歷的，只有如此才可能鳳凰涅槃，走向新的增長模式。

過去30多年的偉大成就已經成為歷史，10%高速增長率只是一個漂亮的百米衝刺，只是中國奇蹟的序曲。我們要做好連續跑兩個、三個馬拉松準備，在未來30多年，甚至更長時間持續跑下去，直到我國從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成長為最大的發達國家，這才是中國奇蹟的完整樂章。(唐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