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波動效應考驗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

人民幣匯率以增加波動幅度為特徵的市場化改革，對我國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考驗，既是動態的又是長期的。這是未來真正捨棄盯住美元這根“枴杖”所要跨出的關鍵性一步。因此，為了不喪失人民幣國際化改革的寶貴時機，並可能被偽市場化力量處處困擾和無形綁架，我們不能因為對原有利益格局的衝突和變化，就動搖，更不能因為匯率波動伴生的若干突發性事件和現象，就畏懼，不必過於糾結在“競爭性貶值與市場化校正”的漩渦之中。

我國央行始於本月中旬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實踐與探索，帶來了“吹糠見米”的效應：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價格下降、新型國家和經濟體貨幣跟風貶值（整體加權已達1%以上）及市場對國際貿易環境公平預期悲憫的景象。主要發達國家和經濟體資本市場上週並無先兆地出現了罕見的反常波動。於是，圍繞此次人民幣匯率波動是競爭性貶值還是市場化校正的爭辯，也激烈甚至對立起來，更有部分國外組織和人士公然指責“中國央行操縱人民幣匯率”，還危言聳聽地誇大為新的“貨幣戰爭”。

這説明人民幣國際化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加強。人民幣在向支付貨幣→計價貨幣→清算貨幣→儲備貨幣和中心（錨）貨幣邁進的歷史進程中，雖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帶動與倒逼效應，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功能的充分、超前釋放。另一方面，也説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迫在眉睫。人民幣匯率長期以來單邊升值、缺少波動、缺乏彈性和相對固化的狀況，產生或變異了市場化趨勢下所庇廕和假象的一處非市場化領地，形成國際貿易關係和基礎的扭曲，以致用市場化方式和手段迴歸與釋放人民幣匯率效應，重塑匯率基礎與機制，反遭遇了現實格局的立體掣肘與系統威脅。這或將成為深化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障礙，並對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形成“反芻”式考驗。

現實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在我國經濟長足發展和調整轉型的特殊階段形成的。其最大不足，是市場化程度不高，行政化主導色彩比較明顯，人為壓縮其波動空間並形成了升值趨勢下的單邊走勢。10年間，人民幣升值40%以上。在此過程中，它更多遷就和權衡的是全球經濟（國外經濟組織與對象）的利益平衡。正是這一緣故，發達國家和經濟體在多數情形下，往往以模糊市場邊界的方式來“寬容”人民幣匯率水平，新型國家和經濟體則以“沉默”的認同，“搭車”享用人民幣匯率高估的紅利。

從現象和邏輯關係上看，人民幣匯率在持續高估狀態下，能獲得國際貿易的持續增長，是我國經濟轉型中“人口紅利”、“土地財政紅利”、“國企改革紅利”、“環境資源優化紅利”和“加入世貿組織紅利”等疊加效應的“空間溢出”產物。認識不到這一點，很容易誤判人民幣匯率水平並得出本末倒置的結論。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加，並非人民幣匯率水平低估而是高估趨勢下特定紅利釋放的表現。而且，這與我國經濟總量裂變但產業整體初級化和貨幣政策手段粗放化的特定背景相聯繫。這決定了其“階段性”的特徵與宿命。因為，隨着我國經濟調整與轉型的深入，產業發展水平和貨幣政策手段向高端化、專業化、精細化和精準化的轉變，被可能溢出或擠出的“空間”會越來越小、越變越窄，人民幣匯率扭曲的物質基礎和環境條件，也會呈現出在弱化中直至消退的趨勢。

以行政化力量主導或撐起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越來越背離匯率體現的是基於國際貿易的貨幣購買能力比較的理論基礎。大家看到，我國已佔有全球15%以上出口的市場份額，面臨未來參與國際競爭動能不足、動力不夠和動作不暢的危險，而外部經濟組織和對象形成的“現象性認識、習慣性行為和依賴性路徑”，卻對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迴歸，形成了巨大的環境吸附張力與慣性反衝壓力。在此，市場的內在要求變異成了一把利益尺度，市場習慣格局變異成了一項利益標準。這形成了以市場化旗幟和公平性原則為掩護的人民幣匯率固化或者説要求升值的力量。

人民幣匯率的中間價由過去央行外匯交易中心的獨家報價形成，到由市場眾多交易主體的動態集合報價形成，孰優孰劣？市場化屬性孰高孰低？不言自明。不能因為對原有利益格局的衝突和變化，就動搖，更不能因為匯率波動伴生的若干突發性事件和現象，就畏懼，尤其不能被原有格局假象、現實利益亂象所綁架，不必過於糾結於“競爭性貶值與市場化校正”的漩渦之中，真正做到不為所惑、不為所困和不受所擾。這正是考驗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關鍵所繫、要義所在。

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必須以市場化為支撐和基礎。只有其市場化屬性及過程展示得越充分，其獨立性特質和結果的體現才越完整。需要指出的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貨幣政策的多樣性、靈活性和恰當性並不具有正相關關係，它主要由其方向性、一致性和系統性所影響和決定。而且，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越大，央行貨幣政策的空間才越大，對獨立性的考驗才越客觀。

因此，不能動搖人民幣匯率“加快擴大波動幅度、從盯單一貨幣到盯一攬子貨幣”的市場化方向。而且，貨幣政策的“動作”品質，要從事件性感知向系統結構性感知——基於整體環境變化的創新性行為的轉變，要體現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一致性和系統性，必須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為基礎。解決好我國人民幣國際化與經濟實體國際化不夠同步、不夠協調的問題，需更多以實體經濟的國際化成果，帶動人民幣國際化功能的完善；要培植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根基”，須解決好人民幣本身的變化性功能加強問題，在擴大人民幣跨國或跨境使用範圍、強化離岸支付結算功能的基礎上，增多貿易清算和資金債務交易中“計價貨幣”的功能，擇機以周邊國家為起點，發展人民幣“儲備貨幣”市場。找到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市場“高地”；注意解決好人民幣市場總量的經濟性和效率性問題，平衡因對沖、避險工具的單一性而出現的不協調弊端，優化外匯儲備資產配置，增強匯率波動對於人民幣利率的彈性，增多市場化手段（多建“資金池”、而且連通“資金池”）和增加過程的透明度，協調好市場安全、公平和效率的關係。突破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技術性“瓶頸”。

人民幣匯率以增加波動幅度為特徵的市場化改革，對於我國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考驗，既是動態的又是長期的。這是未來真正捨棄盯住美元這根“枴杖”所要跨出的關鍵性一步，任何猶豫，都會使人民幣國際化喪失寶的時機，並可能被偽市場化力量處處困擾和無形綁架。

（作者系銀監會“三個辦法一個指引”起草專家之一、資深財經評論人 杜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