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靜濤：台灣革命同盟會與台灣光復

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後，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公開提出收復台灣的目標，鼓舞了台胞的抗日激情。他們組織抗戰團體，有浙江的台灣獨立革命黨、福州的台灣抗日復土同盟、台灣青年革命黨、台灣國民革命黨等，許多人加入國民黨，奔赴抗日前線。

在重慶的台籍志士人數漸多，組織渙散。1941年2月9日，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台灣青年革命黨、台灣國民革命黨、台灣革命黨決定，解散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及所屬各團體，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發表成立宣言：“吾人鹹認祖國與台灣在抗戰建國上有不可分離之密切關係，祖國抗日勝利，固為台灣民眾解放之唯一要素，而台灣革命運動，對祖國抗戰亦不能謂無裨益。”台籍志士謝南光、李友邦、宋斐如等人積極從事抗日鬥爭，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使國統區台籍人士組建的多個小組織統一起來，凝成合力，將台灣的解放與祖國抗戰的勝利緊密聯繫起來。這有助於台籍志士抗日鬥爭的正規化與組織化。

1942年4月5日，台灣革命同盟會在重慶抗建堂舉行光復台灣宣傳大會，國民政府中的許多高層人士參加。林友鵬呼籲，“台灣同胞為一遠離母懷之孤兒，今彼伸手向母，要求迴歸懷抱，祖國之同胞，猶忍坐視不舒一臂助乎？”黃少谷、丁超五、宋淵源、林作民等人一致認為，大陸民眾過去對台灣情形隔膜，今後應該加緊宣傳，使民眾皆知台灣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台灣人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日本侵佔東北四省後，國民政府在重慶成立了東北四省的省政府機構。謝南光等人援引此例，認為台灣為中國的一行省，國民政府已公開對日宣戰並宣示收復台灣，因此，應該設立台灣省政府或類似機構，起用台籍志士，為收復台灣做準備。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軍認識到台灣在西太平洋重要的戰略價值。美國學界有人提出戰後由聯合國託管台灣，來試探中國人民的反應。

台灣不是無主之地，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任人擺佈。日本的殘暴統治無法泯滅廣大台胞心向祖國的赤子情懷。台籍志士對“台灣歸國際共管”極感憤激，致函美國各界，反對國際共管，闡明台灣人民的態度，糾正國際上的謬論。

1943年4月17日，台灣革命同盟會發表宣言：“台灣一日不能獲得民族自由解放，則台灣革命將無止期，台灣革命倘無終止之日，則東亞已無和平可言，遑論世界和平，本會深望世界有識之士，為使實現世界和平，必須一致主張戰後台灣應即歸還中國。”台籍志士代表台灣600餘萬人民，強烈反對戰後國際共管台灣的論調，要求國民政府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

1945年春，收復台灣在即，台籍志士紛紛上書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要求承擔接收台灣的具體工作。1945年5月，在國民黨六全大會上，台籍志士謝東閔等提《擬請中央統一和加強對台灣工作之領導案》：“今台灣光復在邇，發展本黨實力尤為急切要圖，謹就管見條舉辦法如左：(一)欲擴大黨之組織，宜先放寬尺度，洞開門户，以便延攬台人才，充實黨之幹部，庶人地熟悉有利於工作之進行。”

8月底，台灣革命同盟會成立“協助收復台灣工作委員會”，擬設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四組，推舉張邦傑為軍事組長，李萬居為政治組長，莊希泉為經濟組長，宋斐如為文化組長。並致函國民黨中央，請予核備。

針對台灣革命同盟會的呼籲，國民黨中央、國民參政會都有吸納台籍志士參與復台工作的共識，蔣介石希望陳儀接收台灣，應注意吸納台籍志士，如謝南光、宋斐如。

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陳儀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主持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工作。

台灣與中國大陸存在很大的斷層。面對一個未曾組織經營過、無草根基礎的社會，陳儀吸納一批台籍志士，參加了接收與重建工作。台籍志士李友邦被三青團中央任命為三青團台灣區部籌備處主任。王民寧等代表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加了9月9日南京受降儀式，黃國書參加台灣軍事接管工作。宋斐如任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連震東任台北州接收委員會主任委員、長官公署參事兼代台北縣縣長，謝掙強任台南縣虎尾區區長，柯台山任《台灣日報》社長，曾溪水任台南市區長，李萬居任台灣《新生報》社長，黃朝琴任台灣省議會議長，遊彌堅任台北市市長，劉啓光任新竹縣長，謝東閔任高雄縣長。

台籍志士在台灣同胞與大陸來台的軍公教人員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樑，儘量化解隔閡，增進了解，共建祖國的寶島。台灣接收與重建工作任務艱鉅，凝聚了一批台籍志士的心血。(作者：褚靜濤，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