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裏的星光：重温台灣反殖民文學
如今在台灣一般的書店，要找到他們的作品並不容易，連他們的名字也已不為普通大眾所熟知。然而，回顧台灣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以他們為代表的台灣優秀作家閃耀的民族精神之光，應當被重温，被紀念。
記者在新竹清華大學榮譽教授呂正惠等學者的“帶領”下，“找”到了那長達半世紀的時代暗夜裏，台灣最亮的文學“星光”。
賴和：“台灣的魯迅”
賴和，台灣彰化人，1894年出生，隔年台灣被清廷割讓日本。
台北醫學校畢業後，賴和就職於嘉義醫院，因無法容忍日本醫生和台灣醫生間的不平等待遇，回到故鄉開設“賴和醫院”。1918年，賴和前往廈門，供職於鼓浪嶼上的博愛醫院。在大陸期間，他受到新文化運動影響，“五四運動”爆發後返台，參與領導台灣文學改造。
1925年，賴和發表白話文處女作《無題》，被譽為“台灣新文學運動頭一篇可紀念的散文”。1926年，他在《台灣民報》上發表台灣最早用白話文寫作的小説《鬥鬧熱》，從此進入創作旺盛期。
發軔於1920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是台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文化鬥爭和思想啓蒙運動，而賴和正是這一運動的先覺者與主導者，加上他的醫師身份，因而被譽為“台灣的魯迅”。
賴和留下的寶貴文學財富，體裁涉及小説、散文、詩歌、評論等諸多方面，許多作品反映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
“賴和是日據時代台灣第一代新文學作家，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和反抗是貫穿他所有文學的基本精神。尤以小説為主，他用樸實的文筆控訴日本殖民者對台灣民眾的種種歧視、剝削與壓迫，希望喚起被殖民者的覺醒與反抗。”呂正惠説。
呂正惠認為，賴和1932年發表的小説《豐作》“是掌握時代脈搏、深刻揭示社會矛盾的好作品，在所有日據時代的小説中是難得一見的”。小説講述了農民在甘蔗收成好時卻蒙受重大損失的故事，反映了日本製糖會社對台灣農民的經濟壓榨及其本質——“《豐作》揭示了殖民者的剝削是結構性的，即任何被統治的台灣人都逃不了被壓迫的命運”。
賴和是為民代言的作家，始終關切底層台灣人民的疾苦，作品直逼慘淡的現實。除小説之外，他留下的詩句同樣投射出正義的光芒。其創作於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最長的一首詩《南國哀歌》，為紀念霧社抗日起義所寫，揭發、譴責殖民者以先進武器屠殺少數民族同胞。
“兄弟們來！／來！舍此一身和他一拼！／我們處在這樣環境，／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也須為着子孫鬥爭”，行行充滿力量的詩句如今讀來，仍讓人心潮澎湃。
由於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賴和曾兩次被捕入獄。1941年12月，他二度入獄，次年1月病重出獄，一年後逝世，年不過五十。他一生只用中文寫作，始終保持堅定的中華民族意識。
賴和未能看到台灣光復，但他以詩人的眼睛，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就已看到了——“日漸西斜色漸昏，炎威赫赫竟何在？人間苦熱無多久，回首東方月一痕”。
楊逵：把牢坐穿的“文學硬漢”
楊逵，1906年生於台南，1924年赴日留學，1927年返台參加組織農民運動，曾任“台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他1935年創辦的《台灣新文學》月刊由於登載許多抗日文學作品，於1937年遭日本殖民當局查禁。楊逵數次被捕，在日據時期共坐牢八年之久。
1915年，台灣發生西來庵武裝抗日事件，被捕台胞多達1957人，其中800餘人被判處死刑。年幼的楊逵親睹日軍鎮壓起義的炮車從家門口經過，心靈被強烈震撼。較大後，他讀到日本人所寫的《台灣匪志》，其中包括對這一事件的歪曲記載，楊逵的內心受到了極大衝擊。
後來他説：“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説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來的抗日事件自然對於我的文學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至於描寫台灣人民的辛酸血淚生活，而對殖民殘酷統治型態抗議，自然就成了我所最關心的主題。”
“他是一位堅強不屈的抗日作家。”呂正惠這樣評價楊逵先生。而有關研究還指出：“楊逵的作品中表現出強烈的愛民、愛國意識，對台灣的抗日運動有着極深的影響。最後一次出獄後，他經營‘首陽農場’，‘首陽’二字取自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之意，以示絕不向入侵的統治者屈服的精神，愛國情操令人感嘆。”
1932年至1934年，楊逵創作了第一部小説《送報伕》。“以簡潔而有力的情節，表現了台灣中下層農民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走投無路的情景。”呂正惠説，小説主角出身自耕農家庭，家境原本還算穩定，但因為受到日本製糖會社壓榨，土地被強迫低價徵收，父親被打傷病死，主角遠赴日本尋找出路，在東京當送報伕時又被老闆欺騙、剝削。在日本無產階級友人的協助和啓蒙之下，他終於意識到被壓迫者應當團結在一起，於是決定返回台灣，與家鄉受苦受難的民眾共同奮鬥。
呂正惠説，楊逵在日期間受到左翼思想影響，這深深影響了他後來的文學創作。其另一部代表作《模範村》，將日本帝國主義與台灣本地的封建勢力聯手壓迫農民指明出來，作品的政治認識比《送報伕》更加深刻。
“楊逵具有鮮明的政治理念和敏鋭的現實感受，他的創作總是希望掌握時代與社會的大關鍵，一針見血地指點出來。”呂正惠説。
楊逵1950年代創作的《牛犁分家》，其中一段以1943年的台灣為背景。劇中，主角林耕南對孩子説：“日本戰敗的話，台灣便可以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不就可以把日本人通通趕回去了嗎？不再被日本人管，也就是不要再被他們欺負，不要再受他們的氣了。……要是每個青年人都懂得做人的道理，國家民族便會富強起來，國土一定不會淪陷。”
呂赫若：悲天憫人的“台灣第一才子”
呂赫若，1914年生於台中一個大户人家，從小成績優異，1934年畢業於台中師範，次年即以《牛車》成為台灣文學界矚目的新星，亦引起大陸文壇關注。呂赫若還曾赴日本學習聲樂，在文藝界兼具音樂家和作家的雙重身份，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
“《牛車》表現了作者對當時台灣農村經濟的深刻理解，呂赫若當時只有22歲，的確讓人驚訝於他的‘天才’。”呂正惠説。
呂正惠認為，呂赫若的早期小説(1935-1937年)繼承了1920年代開始的台灣新文學的啓蒙思想和左翼潮流。在《牛車》和《暴風雨的故事》裏，他描寫了台灣農民在殖民者和地主階級雙重壓迫下的悲慘命運；在《前途手記》《女人的命運》中，他以新思想為基礎，剖析了女性在舊社會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的作品都表現出鮮明的批判和抗議精神。
呂正惠説，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在台灣的統治更加嚴厲、高壓，台灣作家的文學表現受到更為嚴苛的限制，呂赫若無法再像以往那樣寫作。日本殖民當局厲行“皇民化”政策，呂赫若及其作品遭到攻擊，但他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創作的幾篇小説仍表現出對“皇民化”的抵抗。
“從當時日本殖民當局的文藝政策立場來看，呂赫若着力刻畫台灣社會的腐朽、黑暗，對‘皇民化’問題幾乎不屑一顧，是非常有問題的。幾位日本文人就曾激烈批評呂赫若等台灣作家偏好描寫‘現實的否定面’，而對‘本島人作為皇民’的問題不積極、不肯定。”呂正惠説。
可想而知，呂赫若當時所承受的壓力與內心的壓抑、無奈，雖然無法秉筆直書，但他的信念卻沒有絲毫動搖。在呂赫若寫於1942至1943年的日記裏，可以看到他購買、閲讀書籍的記錄，其中不僅有《詩經》《楚辭》等古代經典，還有老舍的《駱駝祥子》和林語堂的《京華煙雲》等。
這一時期，呂赫若的創作被迫更加隱晦。小説《清秋》中，他為主人公安排了一位中華傳統文化修養深厚的祖父。“通過主人公仰慕祖父的情節，呂赫若實際上對‘皇民化’思想進行了反駁。”呂正惠説。
呂赫若之子呂芳雄回憶説，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台灣迴歸祖國，父親和所有台灣民眾一樣，歡欣鼓舞，十分興奮。
然而，沒有多久，呂赫若看清了當時國民黨獨裁、腐敗的真面目。1948年，他出任《光明報》主編，進而投入中共地下工作組織。次年，《光明報》創辦人、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地下黨員鍾浩東及相關人士陸續遭到逮捕，呂赫若因此開始逃亡。1951年，中共地下組織“鹿窟基地”遭圍剿，呂赫若遇難，年僅37歲。
呂芳雄説：“我的父親所追求的無非是一個平等、和平、民族不再分裂敵對的理想社會，他的道路終究是對的。”
吳濁流：以筆為劍的“鐵血詩人”
“《亞細亞的孤兒》寫於1943-1945年間，正值太平洋戰爭後期。在那個動盪、恐怖的年代，吳濁流躲在住屋裏，偷偷地寫作這本小説，住屋前面就是‘台北警察署的官舍’。”呂正惠對記者説，當時台灣作家的寫作自由受到日本殖民當局嚴格鉗制，吳濁流以“為自己而寫，沒有想到要發表”而獲得了“暢所欲言”的空間。
他説，吳濁流曾回憶自己在日據時代擔任教職，無法忍受日籍校長和教師對台灣教師的長期歧視，以及日本殖民當局在教育政策上的蠻橫。
“一次運動會上，一位日籍教育官員打了包括吳濁流在內的台灣教師，自尊受到嚴重傷害的他毅然辭職離校。”呂正惠説，吳濁流在回憶錄中談及受辱時寫道：“人在該死時不死，恥辱就終生不能湔雪。”而辭職後有機會到大陸就業時，他説：“我欣喜若狂，歡天喜地準備到大陸去跑一趟。身子裏滿溢着解放感，恨不得立刻飛過去。”
吳濁流在強烈的民族意識影響下進行創作，《亞細亞的孤兒》的主題揭示與人物塑造都彰顯了反抗殖民統治的精神。呂正惠説，“台獨”派企圖歪曲吳濁流及其作品，但他們的解釋完全是講不通，也站不住腳的。
《亞細亞的孤兒》的結尾，“發瘋”的主人公胡太明在家中牆上寫下：“志為天下士，豈甘作賤民。擊暴椎何在，英雄入夢頻。漢魂終不滅，斷然舍此身。……橫暴蠻威奈若何，同心來複舊山河。六百萬民齊蹶起，誓將熱血為義死。”吳濁流最後還暗示了主人公的選擇：有個漁夫説，曾有個像是太明的男子坐漁船渡海到對岸。而後又有傳説，太明從昆明的廣播電台對日本喊話。
呂正惠介紹説，只要讀讀吳濁流的回憶錄《無花果》，就可明瞭他的心跡。
在談到台灣光復時，吳濁流曾如是寫道：“現在，完全解脱了而回到祖國的懷抱，已經不是殖民而是真正的祖國的人民了……如今已從日本人手裏解脱出來，而取回自由的關係，自動地想對祖國服務。”
“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其核心都與日本的殖民統治密切相關。”呂正惠説，那些優秀的台灣作家都有着不可磨滅的中華民族意識，他們無法容忍自己文化上的根被剷除，用作品對抗殖民者並希望喚起台灣民眾。
除了賴和、楊逵、呂赫若、吳濁流之外，還有許多歷經那個苦難歲月的台灣作家以筆為劍，要刺穿那暗夜、點亮蒼穹，他們都是“台灣的良心”。呂正惠説：“這些美好的心靈，不應被今天的人們淡忘，更不容別有用心者曲解。可是，又有多少人，看見他們！”(記者陳鍵興、孟昭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