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台灣光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依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規定，被日本竊取的中國領土台灣等應歸還中國。10月25日，中國政府宣佈台灣重回中國版圖。

台灣光復是中華民族浴血奮戰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以傷亡3500多萬人的重大民族犧牲換來的結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粉碎軸心國邪惡勢力的勝利成果。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發揮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樣的，在祖國寶島台灣的光復進程中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與台灣有着長久的歷史聯繫。日本佔領台灣後，不甘做亡國奴的台灣同胞開展了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上世紀20年代一部分進步台灣青年返回祖國大陸，參與祖國的反帝愛國運動，投身於大革命的洪流中。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台灣青年帶來了“顯著的影響”。建黨之初，黨就對台灣進步青年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支持。1924年，曾組織若干台灣青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一些台灣左翼青年組織也受到了黨的影響，共產主義思想在台灣青年學生中迅速傳播。國共分裂後，中國共產黨並未放鬆對台灣的關注，黨的早期領導人與台灣革命者密切接觸往來。任教於上海大學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同志與來自台灣的青年學生翁澤生關係密切，並推薦謝雪紅、林木順等台灣進步青年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大學學習，接受革命理論與鬥爭的培訓。翁澤生等還成長為中國共產黨員。

上世紀20年代，台灣島內工人農民奮起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反抗組織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迫切需要代表其利益的先進政黨與理論的指導，台灣共產黨於此應運而生。台灣共產黨自建黨伊始便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指導下成長壯大的。1928年台灣共產黨成立時，彭湃代表中國共產黨親臨指導，他回顧了中共建黨以來的歷史及經驗教訓，並就黨的鬥爭策略及戰術問題回答了與會台灣共產黨員的諮詢。大會表示：“承蒙中國共產黨派遣代表參加，並得以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援助與指導，使我們深感無上的欣慰與光榮。”“冀望中國共產黨對於台灣革命，賜予最大的指導與援助。”台共並提出黨的當前任務之一即“擁護中國革命”，“介紹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各種事件”，“動員羣眾用示威等方法與中國革命相呼應，共同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大會一致通過《致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信》，“懇請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共產黨能多加指導與援助”。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和台灣共產黨的努力下，台共黨員排除重重困難，深入台灣社會，發展壯大組織，領導工人農民開展鬥爭，其中雖多有曲折，但總體上仍給予殖民者以相當大的打擊。日本殖民警察當局不得不承認：“(台共)將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文化協會完全變為其指導下的外圍團體，而農民運動、小市民學生運動則依據黨的方針推行，至昭和五、六年(1930年—1931年)，甚至連赤色工會的組織或勞動爭議方面亦有相當發展，在本島左翼運動中留下了甚大的業績。”

“七七事變”後，中國全面抗戰爆發，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在大陸的台灣同胞挺身而出，組織各類抗日團體，積極參加抗戰，體現出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偉大愛國精神。作為一支直接開赴前線參加抗戰的台灣人抗日團體——台灣義勇隊即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關懷與指導下組建的。1938年，中共浙江省委指示中共黨員張畢來(張一之)協助台灣愛國人士李友邦組織台灣義勇隊，參加祖國抗戰。1939年春台灣義勇隊在浙江金華成立，張畢來任秘書，並在義勇隊內建立了黨的支部。周恩來同志視察浙東期間，還親自召集相關同志研究台灣義勇隊的情況，就其任務和活動作出了明確指示。抗戰期間台灣義勇隊積極開展對敵鬥爭、後方醫療及抗日宣傳，獲得了閩浙贛前線軍民的廣泛讚譽。1941年，為了最廣泛地團結全國台灣革命志士，共同匯聚成強有力的抗日力量，在大陸的台灣人抗日團體在重慶聯合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誓言“效命疆場”，要求收復台灣。中國共產黨積極支持其鬥爭，為呼應台灣光復宣傳活動，《新華日報》特闢整版《台灣光復運動專刊》，發表馮玉祥等社會賢達收復台灣的言論、介紹台灣歷史文化，以喚起國人對台灣的關注。該報還就台灣問題發表多篇社論，為支持台灣革命、收復故土台灣鼓與呼。《論台灣解放運動》社論指出：“一部台灣近代史，實際是中華民族血淚史的一部分。”“台灣人民大多數是中國人民，中國人民首先逃不掉援助台灣的責任。”“自茲以後，我們必須與台灣人民緊緊地站在一起，決不能讓這些二十世紀的孤臣孽子，處在一個海島中，苦鬥無援。”在中國共產黨人和各方輿論的積極支持呼籲下，大後方民眾形成了濃厚的關注台灣的氛圍，抗戰絕不能忘記台灣這塊中國的“老淪陷區”成為一致的共識。他們呼籲：“抗戰一定要抗到收復台灣才算到底！中國人人人應當有此決心，有此抱負。”

台灣是腐朽的清政府在甲午戰爭失敗後被迫割讓給日本的，中國共產黨對台灣的前途命運一直十分關心，以支持東方弱小民族獨立革命為號召，要求推翻日本在台灣、朝鮮的殖民統治，支持兩地革命運動；在涉及中國領土主權的問題上，更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收復台灣的主張。1936年7月毛澤東同志在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直接指出：“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收復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衞我們在長城以內的主權。這就是説，東北必須收復。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1937年5月，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的談話中再次重申了收復台灣的政策主張：“中國的抗戰是要求得最後的勝利，這個勝利的範圍，不限於山海關，不限於東北，還要包括台灣的解放。這是我們對準備抗戰的意見。”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人在台灣問題上依然站在社會的前列，1940年4月，國民參政會中共代表董必武與張瀾、許德珩等28位各黨派人士聯名提出《策進台灣朝鮮革命使敵益速崩潰案》，號召支持台灣人民的鬥爭，收復中國失土台灣：“我於此時倘以收復台灣、解放朝鮮為號召，則台韓人民心理，必因以震動，其革命進行亦必益形激烈。”“我與敵為交戰國，應即宣佈馬關條約無效，認台灣亦在應收復之失地範圍。”針對台灣同胞普遍關心的台灣革命與前途問題，中國共產黨人與台灣革命志士提出：“台灣革命要帶着兩個目標而進行：第一，因為現在是被日本統治着，他首先要在國家關係上，脱離此種羈絆，獲得其自己處理自己之命運的權利；第二，一經獲得此種權利以後，台灣因各種條件之故，他應返還中國。”這就是當時著名的台灣要先從日本殖民統治下獨立解放，然後再歸返祖國的台灣迴歸二階段論。中國共產黨在台灣與祖國關係問題上的堅定立場，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正如《新華日報》社論《台灣，回到祖國來！》所宣示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有加強團結，只有積極參加祖國的抗戰，獲得徹底的勝利，才能將日寇驅逐出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過着自由民主幸福的生活”，“別離了祖國將近五十年的台灣，快踏着艱苦鬥爭的血路回來！”

綜上可見，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以半個世紀艱苦卓絕的鬥爭迎來了台灣的光復，中國共產黨代表着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為台灣光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是我們在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週年時不應忘卻的歷史一頁。(作者為兩岸關係協創中心專家委員陳小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