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騎單車尋20軍抗美援朝戰友 聯繫上1200人
63年前的今天——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應朝鮮請求赴朝參戰,打響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戰爭,先後有240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熱血戰士奔赴朝鮮戰場。歷經三年的炮火洗禮,他們中有的人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有的人卻永遠地留在了異國他鄉。
對於回國的那些戰士而言,那壯懷激烈的歲月是他們一生難以磨滅的印記,沁入血液,融入骨髓。即使到了60多年後的今天,聽到“抗美援朝”四個字,他們的雙眸依然閃耀着光芒。“一天是戰友,一生是戰友。”一個志願軍老兵這樣説。63年來,有這樣一羣人,從年富力強到白髮蒼蒼,一直在自發地、不計成本地尋覓着曾經的戰友。他們尋找的不僅是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不僅是那段無法磨滅的記憶,還是他們心中永不熄滅的理想之光。
我們關注這些“最可愛的人”,聽這些也許不常記得眼前事的老兵精確地敍述當年的經歷,不僅是為了重温志願軍戰士當年的英勇頑強與無上榮耀,更是為了不讓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蒙塵,以珍愛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和祖國邊陲的安寧。
伴隨着衰老而至的記憶力退化,一度讓88歲的安傳培很難利索地從1數到10,他時而不知道3後面應該是幾,時而嘴裏念着“5”,手上卻比劃着8。“數字對我已經沒有意義了。”他搖搖頭對家人説。
直到三個月前,安傳培接到個電話:“對,我是安傳培,參加過抗美援朝志願軍。”然後,家人聽到他不假思索地報出一串數字,“是20軍60師179團1營2連……”
為戰友“千里走單騎”
“老安同志,終於找到你啦!”當聽到安傳培報出番號,電話那頭的劉石安激動不已。劉石安今年82歲,與安傳培一樣,他曾是志願軍20軍的一名老兵。一次外出吃飯時,他偶然聽人説起認識一位志願軍老兵,“我當時就把自己的手機號留給對方,請他幫忙聯繫老安。”一星期後,這位朋友輾轉打聽到了安傳培的電話,兩人接上了頭。
“之前聽説老安是解放前從寧波入伍,曾經駐守上海,我就猜他可能是我們20軍的。”劉石安説,20軍是誕生在上海的部隊,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主要任務是保衞上海。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時,20軍臨時接到調令,軍人們坐上不知目的地的“悶罐車”日夜兼程,直到抵達天津,領導讓劉石安下車去買《天津日報》,他和戰士們才猜測,他們可能是首批入朝作戰的志願軍。後來,這支基本由上海子弟兵組建的隊伍,成了在朝作戰相對時間最長的部隊,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中足足打了兩年多。從朝鮮凱旋後,20軍還打過一江山島等戰役,由於建制至今仍在,戰友聯絡也相對容易。
1970年退伍回到上海後,劉石安就給自己找了個“副業”——找尋20軍抗美援朝的戰友。他為此買了輛自行車,每週日從位於徐家彙的家出發,騎車去戰友家探望。劉石安説,他通常一次跑3户人家,最遠要騎兩三小時路程去楊浦區,“其實沒什麼特別的事,就大家一起聊聊天,見着他們我心裏就高興,就踏實。”
這樣年復一年,劉石安聯繫上的戰友從一開始的十幾個人,到後來的幾百號人,“現在我已經聯繫上了1200多人了,每年我們還要舉行大型聚會”。
後來,隨着年齡增長,劉石安不得不終止“千里走單騎”找尋戰友的方式,改為寫信。在通信中,劉石安讀到了不少戰友記憶裏的動人故事。
“這些好的作風與精神,難道不正應該留給後代嗎?”於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退休後的劉石安開始向一些戰友約稿並編輯成書。2009年,為紀念2010年抗美援朝出征60週年,他與另外幾名熱心老兵商議,請全國各地參加過志願軍的20軍戰友每人寫一段回憶錄。為此,劉石安一個人擔負起聯絡工作,通過寫信、打電話甚至親自登門造訪向400多人約稿,最終收穫了200多篇稿件,彙編成《抗美援朝日日夜夜》一書。
“戰友裏文筆好的特別多。”劉石安説,他至今記得有位叫毛纓的戰友,是位軍旅作家,文筆相當不錯。
“毛纓?!”聽到這個名字,安傳培記憶深處的弦被撥動了。抗美援朝歸來後,毛纓曾與他一同在寧波養傷,也是他找尋許久的戰友。上世紀50年代末出院後,安傳培回到上海工作,毛纓則去了杭州,兩人常有書信來往,後來因“文革”斷了聯繫。上世紀80年代,安傳培有一次與家人去杭州旅遊,特地循着20年前信上的地址去找毛纓,只可惜那裏已換過幾輪住户,打聽不到毛纓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