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騎單車尋20軍抗美援朝戰友 聯繫上1200人

63年前的今天——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應朝鮮請求赴朝參戰，打響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戰爭，先後有240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熱血戰士奔赴朝鮮戰場。歷經三年的炮火洗禮，他們中有的人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有的人卻永遠地留在了異國他鄉。

對於回國的那些戰士而言，那壯懷激烈的歲月是他們一生難以磨滅的印記，沁入血液，融入骨髓。即使到了60多年後的今天，聽到“抗美援朝”四個字，他們的雙眸依然閃耀着光芒。“一天是戰友，一生是戰友。”一個志願軍老兵這樣説。63年來，有這樣一羣人，從年富力強到白髮蒼蒼，一直在自發地、不計成本地尋覓着曾經的戰友。他們尋找的不僅是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不僅是那段無法磨滅的記憶，還是他們心中永不熄滅的理想之光。

我們關注這些“最可愛的人”，聽這些也許不常記得眼前事的老兵精確地敍述當年的經歷，不僅是為了重温志願軍戰士當年的英勇頑強與無上榮耀，更是為了不讓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蒙塵，以珍愛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和祖國邊陲的安寧。

伴隨着衰老而至的記憶力退化，一度讓88歲的安傳培很難利索地從1數到10，他時而不知道3後面應該是幾，時而嘴裏念着“5”，手上卻比劃着8。“數字對我已經沒有意義了。”他搖搖頭對家人説。

直到三個月前，安傳培接到個電話：“對，我是安傳培，參加過抗美援朝志願軍。”然後，家人聽到他不假思索地報出一串數字，“是20軍60師179團1營2連……”

為戰友“千里走單騎”

“老安同志，終於找到你啦!”當聽到安傳培報出番號，電話那頭的劉石安激動不已。劉石安今年82歲，與安傳培一樣，他曾是志願軍20軍的一名老兵。一次外出吃飯時，他偶然聽人説起認識一位志願軍老兵，“我當時就把自己的手機號留給對方，請他幫忙聯繫老安。”一星期後，這位朋友輾轉打聽到了安傳培的電話，兩人接上了頭。

“之前聽説老安是解放前從寧波入伍，曾經駐守上海，我就猜他可能是我們20軍的。”劉石安説，20軍是誕生在上海的部隊，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主要任務是保衞上海。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時，20軍臨時接到調令，軍人們坐上不知目的地的“悶罐車”日夜兼程，直到抵達天津，領導讓劉石安下車去買《天津日報》，他和戰士們才猜測，他們可能是首批入朝作戰的志願軍。後來，這支基本由上海子弟兵組建的隊伍，成了在朝作戰相對時間最長的部隊，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中足足打了兩年多。從朝鮮凱旋後，20軍還打過一江山島等戰役，由於建制至今仍在，戰友聯絡也相對容易。

1970年退伍回到上海後，劉石安就給自己找了個“副業”——找尋20軍抗美援朝的戰友。他為此買了輛自行車，每週日從位於徐家彙的家出發，騎車去戰友家探望。劉石安説，他通常一次跑3户人家，最遠要騎兩三小時路程去楊浦區，“其實沒什麼特別的事，就大家一起聊聊天，見着他們我心裏就高興，就踏實。”

這樣年復一年，劉石安聯繫上的戰友從一開始的十幾個人，到後來的幾百號人，“現在我已經聯繫上了1200多人了，每年我們還要舉行大型聚會”。

後來，隨着年齡增長，劉石安不得不終止“千里走單騎”找尋戰友的方式，改為寫信。在通信中，劉石安讀到了不少戰友記憶裏的動人故事。

“這些好的作風與精神，難道不正應該留給後代嗎?”於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退休後的劉石安開始向一些戰友約稿並編輯成書。2009年，為紀念2010年抗美援朝出征60週年，他與另外幾名熱心老兵商議，請全國各地參加過志願軍的20軍戰友每人寫一段回憶錄。為此，劉石安一個人擔負起聯絡工作，通過寫信、打電話甚至親自登門造訪向400多人約稿，最終收穫了200多篇稿件，彙編成《抗美援朝日日夜夜》一書。

“戰友裏文筆好的特別多。”劉石安説，他至今記得有位叫毛纓的戰友，是位軍旅作家，文筆相當不錯。

“毛纓?!”聽到這個名字，安傳培記憶深處的弦被撥動了。抗美援朝歸來後，毛纓曾與他一同在寧波養傷，也是他找尋許久的戰友。上世紀50年代末出院後，安傳培回到上海工作，毛纓則去了杭州，兩人常有書信來往，後來因“文革”斷了聯繫。上世紀80年代，安傳培有一次與家人去杭州旅遊，特地循着20年前信上的地址去找毛纓，只可惜那裏已換過幾輪住户，打聽不到毛纓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