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歲老兵抗戰傳奇：被兩架飛機盯住打 裝死逃生
蘇榮今年已經90歲，但是回憶起往事，他仍然會激動地説：“我是一名孤兒，是共產黨、新四軍把我領進了這個革命大家庭。”
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他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也常常與死神擦肩而過。
人物小傳
蘇榮 生於1926年，江蘇東台人。1942年參加革命，1944年入黨。新四軍老戰士，曾任海軍上海基地副司令員。
孤兒求學路
我的家在江蘇東台。從小家裏貧苦，租了不足三畝土地，收的糧食很少，交租以後大概能吃三個月左右。我家當時是6口人，我8歲時就跟着母親到地主家打工。
地主家的長工很壞，我在鋤草時，他就看着。不小心弄掉一株苗，他就要扣工錢。我與母親兩個人的工錢被剋扣後只能買一升米，煮一鍋很稀的粥，每天家裏每人只能吃一碗粥。日子過得很艱難。
當時需要人打工的地主，會在家門口旗杆上掛一面小旗子，人去多了就不要，所以我們一早起來就看哪家地主要人，趕快去。
由於糧食不夠吃，有時候兩三天都喝不上一碗粥，不得已，父母把兩個妹妹賣給人家做童養媳。我和母親不放心，晚上曾經到那家去看過，妹妹臉上到處都有傷痕。我們剛一出門就聽見慘叫，原來妹妹抱着媽媽要回家，所以我們一走他們就打妹妹，説是花錢買了你，你還要走。我當時只能告訴妹妹，家裏一分錢都沒有，你就忍着吧。我們再推門進去時，只見他們用燒火用的鐵叉打她，打得很慘。兩個妹妹受盡了虐侍、煎熬。解放後我想辦法找她們，結果一問都死了。
1937年，我11歲時，父母親同時生病，沒錢醫治，在10天內相繼去世，從此我就成了一無所有的孤兒。
家裏只有一個破房子，還漏水。父親有個朋友，是山東人，叫王茂才，很講義氣，看我這麼苦，就收養了我。他當時在大來墾植有限公司做清潔工。覺得就算給我一碗飯吃，長大了也只能跟他一樣做清潔工，還是想讓我讀點書。王茂才的兒子讀初小二年級，帶我一起去上學，問我上幾年級，我也不知道，就跟他上了二年級下學期。讀書非常不容易，但我很努力，第一學期就考了第一名，所有功課都是第一名。老師讓我三年級不要讀了，直接上四年級，四年級功課也全是第一名。五年級當地沒有，王茂才託一位姓吳的朋友，讓我到其他地方上了五六年級。
讀五年級的時候，新四軍來了。這時候校長換了，也是新四軍的人，他對我特別關心。
1940年8月，我準備考初中時，日本鬼子侵佔了東台。我一邊到姓吳的妹妹家裏帶小孩，一邊在學校上課。日本鬼子天天來，士兵拿着長槍站在那裏，要按照日本那一套教育我們。有次我聽不進去，態度有點不大禮貌，士兵過來一把抓起我的頭髮訓斥。我隨即罷課。
那段時間，校長和地下黨員蔣鍵同志派我到敵偽據點去做事。受到他們的影響，我懂了不少革命道理。
後來，日本鬼子掃蕩，大家紛紛逃難。有一次，日本鬼子在後面追我們，大家逃到一個河溝邊，日本鬼子追上來，一槍就打死了一個小孩子，孩子當場倒在我眼前，鮮血直流，這對我影響很深。從此，我特別想參軍。
1940年的下半年，蔣鍵把我領去了新四軍。
16歲深入虎穴套情報
1942年2月，蔣鍵同志要我趕到指定地點，接受一個特殊的任務。他告訴我，本來是要我參軍的，結果蘇中二分區敵工部有任務，經慎重研究，認為我比較合適。
新四軍的一位女同志孫玲玲同我談了很多，原來我以前打工的那家姓吳的人，已是偽軍旅長郭正治的參謀長，可以利用。我在新豐鎮小學讀書的時候，郭正治的兒子讀六年級，很傲，後來一看我的成績都是第一名，對我有點刮目相看。敵工部的同志注意到這些細節，認為我同他們搞好關係比較容易。希望我能通過吳參謀長的關係，經常進出郭正治的家，搞到重要情報。
這個任務我當時聽後有點“懸乎”，一是他是否會把絕密文件帶回家，許是放在辦公室裏呢;二是當時沒有照相機設備，要把情報弄出來全得憑藉記憶。孫玲玲説，一旦被敵人發現，可能有生命危險。我當時是個孤兒，家裏也無牽掛。我説不怕，既然組織上相信我，要我幹這事，我就要有犧牲的準備。
我這個人辦事有個特點，最好是明天的事情今天就辦完。我聽説吳參謀長不回來過春節。一大早我就從新豐趕到他那裏，約有10里路，早上8點多鐘到，他正在鎖門，如果遲一點就碰不到了。我説一來給你拜年，二來家鄉鬼子掃蕩很危險，求你在旅部給我找個事幹幹。
吳參謀長愣了一下，説今天要去檢查加固防禦工事，足足一整天，想了一想，又説你乾脆跟我一起走。我心中暗喜，這種機會哪裏有？我能親眼去看，不是比書面情報更重要嗎。居然很順利地見到了敵人的軍事要地。每到一處都有下級軍官向他報告現在的工事情況和作戰能力。因為他是參謀長，有權決定，他一面聽一面當場拍板。
我當時高興得不得了。但是他們説了半天我都聽不懂啊，這些工事是幹啥的我也從來沒有接觸過，我就以好奇的口氣，為了不引起他們懷疑，大聲地問他的警衞，警衞一般也知道。後來吳突然説：“你問那麼多幹什麼？”聲音很嚴肅。我就説：“你在那裏忙，我在這裏沒事，不懂就問問。”他緩過來，誇我依然好學。他對我成績好印象很深，加上我個頭不大，像個小孩子。碰到核心工事，警衞也説不清，我就乾脆問他本人，他比警衞講得更加清楚，而且特別強調加固後的作戰能力。我聽懂了。他沒有懷疑我。
我當時記憶力相當好，重要的內容都記住了。第二天向蔣鍵同志彙報，他負責寫，整理成一份完整的防禦體系加固後的作戰佈置。孫玲玲是敵工部駐這個地區的情報站長，她拿到材料後直説，太好了，半年的任務我第一天就完成了，像這樣重要的情報，過去從來都沒有搞到過。
從這件事情來看，抓緊時間很重要。這是我為黨、為革命作貢獻的第一次嘗試。
跟着常勝將軍學打仗
陶勇司令的威望很高，1942年我就聽過他的名字，據説有一位陶勇司令，作戰勇敢、機智靈活，善於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不單是國民黨和偽軍怕他，連日本鬼子也聞風喪膽。
我這個人特別好學，總想着能夠在他的領導之下打仗，我會學到很多東西。世界上就有這麼巧的事，我是南下幹部隊的文書，後來蘇浙軍區到了江南以後，就抽了兩個人用，其中一個就是我。
軍區參謀長劉先勝找我談話：“想把你分配到蘇浙三縱隊，你知道蘇浙三縱隊誰是司令？”我説不知道，他説是陶勇。我一聽陶勇，還懷疑是不是那個陶勇。
我曾經讀到五年級，當時也算有點文化，那時部隊的文化水平很差，劉先勝當時是想把我分配到三縱隊學參謀工作。到三縱隊後，又分配到作戰科實習。這不就是到了陶勇身邊了嗎，太好了，我心裏很高興。
三天後，科長帶着陶司令進來，給他介紹我：“這就是劉先勝參謀長介紹來的蘇榮，他有點文化，但不高。是個孤兒，沒有家。”
陶勇同我熱烈地握手，他講話很簡單：“今後這就是你的家。”我心裏暖乎乎的，心想我現在有家了。
陶司令還跟我講，這裏是新開闢的地區，環境複雜，鬥爭艱鉅，希望我好好學習，當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參謀。
後來因為鬥爭需要，又成立偵察科，我搞過情報工作，就把我調到偵察科。
1945年3月，國民黨知道我們蘇浙軍區到了江南，他們不打日本鬼子，專門消滅共產黨。陶勇有一次指名要我去傳達作戰命令，對我來説這是第一次，也是對我的培養和信任。我有點焦慮，不知能不能傳達準確，這可不是鬧着玩的，錯一個字就不得了。
陶司令交代任務時是不看地圖的，他熟悉得很，粟裕也是這樣，到哪裏都是口述命令。但對我們來説，那個張莊、王莊，不在地圖上看，誰知道在哪裏啊。他知道，但我怎麼記得住呢。如果光是講一個莊，還容易記，如果很多莊怎麼記。所以不在地圖上交代任務是很難的。
我還記得那次任務，是給一個支隊下達命令，要它們配合兄弟部隊把敵軍一個部隊消滅掉。沒有進入戰鬥前，要從什麼地方到達什麼地方，原來是什麼莊，後來要到達什麼莊，然後再派出一個團到什麼莊，這個團再派出一個營到什麼地方，這個營裏一個加強排在什麼高地觀察敵人動靜。我聽完以後，一筆糊塗賬。
科長曾説陶司令最討厭自己講得很清楚了參謀還要問，但剛才説了好多事情，我沒弄清楚怎麼去傳達。如果是個打過仗的老參謀説不定還能對付過去，但我是個新手，第一次聽到陶司令佈置，弄錯了，一問三不知怎麼辦。想了半天，覺得不行，還是厚着臉皮問，為了作戰勝利必須要問明白。
陶勇司令態度不錯，因為我是個新手，他講得比較細緻，但還是委婉批評我説：“你是新來的，可以諒解，不過以後我講的時候你必須用心聽，你是共產黨員，打仗不能有絲毫差錯。”
命令傳達完，我心裏反而更害怕，回去向陶司令報告。他説：“不要講了，支隊的電報來了，我看蠻好。”這下，我的心一下子放下來，第一次傳達任務就這麼結束了。
思想改造起義部隊
1945年天目山戰役中，國民黨美式裝備的“忠義救國軍”第二縱隊第四團第二營營長姚健舉行起義。姚健不滿蔣介石不打日軍而要消滅抗日的新四軍。他對陶勇的威名早有所聞，就派了一個親戚送信給陶司令和王必成，想碰到哪個就給哪個，結果碰到陶司令。他提出要起義，還想把整個團都拉過來。陶勇給他回了信，讚揚他投向光明，但採取什麼措施起義，還需要謀劃。因為牽涉的人太多，萬一有人告密怎麼辦。信上説：即使最後只有你一個人過來，也是對蔣介石很大的打擊。
起義成功，姚健帶了200人的親信部隊一起過來。第二天大家開了歡迎大會。為了改造起義部隊，陶勇司令把我從偵察科調到起義部隊當書記。陶司令找我談話，説姚健思想比較進步，投向光明。但是，他帶過來的這些人思想比較複雜，有的還很反動，所以對起義過來的部隊進行改造非常重要，而且必須在短時間內把它改造好。因為它是戰鬥部隊，要打仗的，弄得不好又帶着人跑回去，那就麻煩了。這話公開不好説，實際上心中要有數。
姚健本人是要求進步的，同我也談得來，他又喜歡聽一些革命故事，對我很敬重。我當時就想，自己不可能直接去找起義的人教育他們，現在重點還是姚健，讓姚健再去做他親信的思想工作。
做思想工作，有的人講真話，有的人瞎敷衍，有的人説一套做一套，姚健覺得比較難。我説我給你出個點子，在骨幹裏面找威望高的、別人都願意聽的、大家都相信的人，首先做好這些人的思想工作。他一聽覺得好，就把普遍教育和個別教育結合起來，讓有威望的骨幹去影響其他成員。
當時，起義的人中有幾個人散漫慣了，到哪裏都很隨便，姦淫燒殺的事都幹過。我們紀律嚴明，所以他們很不習慣，有時候跑到樹林裏去放槍、打鳥，好幾個人都是這樣。我對姚健説這樣不行，雖然現在他們還沒有去姦淫婦女，但這些行為會慢慢蔓延開來。他就採取了我提出的辦法，情況很快改變，效果很好。
由於姚健是起義過來的，當時外面還有許多人跟他聯繫，我十分緊張。特別是我們從江南撤回來以後，忽然來了一幫人，我又不好在場，於是我就假裝在他附近掛地圖，掛上去又拿下來，聽着看着，幸好沒有出什麼事。
部隊改造很是成功，後來他們很多人都成為我們的戰鬥骨幹，打得很頑強、英勇，姚健本人也成為我們部隊的一名中級指揮員，他打過蘇中七戰七捷、豫東，還有高郵等好幾場大戰役。
險被日軍炮彈擊中
我入伍後，基本都在團以上的機關工作。我多次提出要下連隊體驗，但都沒有得到批准。正好調到團部當書記的時候，我可以深入到下面的連隊，甚至一個班。
有一次戰鬥，我跑到前沿的一個戰鬥班去，班長很意外，我説今天要跟着你們一起打仗。他要我在後面，我不聽他的，衝到最前面。敵人的子彈很密集地打過來，我也不害怕。我思想上沒有任何顧慮，家裏也沒有什麼牽掛，不怕死，有犧牲準備。
有一回，聽到天上飛過像鴿子一樣的響聲，正納悶是什麼聲音，只聽得“咣”的一聲巨響，就在我旁邊爆炸了，原來是敵人的擲彈筒。這下爆炸後，我上下牙齒就不斷地咬，我自己就想不通是怎麼回事，怎麼也控制不住。我又怕給人家看到，就衝在最前面，離旁人遠一點。牙齒髮抖也沒有辦法瞄準，就一面衝一面打。正好一個日本鬼子給我逮住打倒了。打倒這個鬼子後，牙齒也不咬了。
後來我才知道，第一次衝鋒陷陣多數人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大家都不好意思講，比如渾身發抖。有次戰鬥我帶了一個炮兵排長，叫他到最前線看好陣地。這時敵人的機槍呼呼地打過來，他把頭壓在下面，屁股朝上。我説你把炮兵陣地看好，他抖個不停，我大聲説你怎麼搞的，他還是抖。我説你站不起來就槍斃你，他居然就不抖了。後來他還感謝我，幸好我説要槍斃他，不然還要抖下去。
這説明不管做什麼事，都有一個磨鍊的過程。
頭頂上一塊頭髮被掀掉
1945年7月，打日寇一個據點，日寇頑抗，地形對我們不利，據點沒有攻下來。當時我就在特務團，姚健團長要我向敵人喊話，讓敵人投降。當時我們處在月光亮處，我們一動他們就知道我們在哪裏。我們一喊話，他們就發現，還派狙擊手打我們，打得很準，從頭皮邊上擦過去。第三撥喊話時，敵人換了個狙擊手。我頭一伸，“嘣”的一聲把我的帽子打掉了，子彈從我頭皮上擦過去，掀掉一塊頭髮，還淌了血。
這頂帽子後來怎麼也找不到。部隊撤走的時候，我是光着頭走的。
1945年12月高郵戰役，我華中野戰軍第八縱隊，就是原蘇浙軍區三縱隊改稱的，19日夜裏正式發起進攻，25日發起總攻，26日凌晨4點戰鬥結束。這次戰鬥日本鬼子有1000多人，偽軍有將近4000人。當時日本已經投降，但日本鬼子不向我們投降，與國民黨合在一起，進攻解放區。
當時我在作戰科當參謀。南方部隊攻城都用竹梯子，總攻開始後，天上下着毛毛雨，部隊戰士渾身都是泥，只有鼻孔眼睛還能看得出，如果不講話，就是再熟的人也看不出是誰。我接受任務，爬梯子上去，爬到第五格的時候，一滑“咚”的一聲掉下來，幸好下面都是泥漿沒有摔傷。我繼續上去，到城牆上面時，發現日本鬼子幾挺機槍對着我打，封鎖了我的去路。我想如果被他們打死就不能執行任務了，而當時這個任務只有我一個人在執行，於是我對跟隨的兩個偵察員説了我今天的任務是什麼，叮囑他們：“如果我被打死打傷，你們要逐一接着上。”
機槍射擊有個間隙，約幾秒鐘，我就一滾，正好頭朝上，帽檐被打了個洞。本來帽子應該掉下去，因為子彈是從後面打來的，結果反而扣得更緊。這時我考慮時間很緊，就告訴兩名偵察員，不要過來，到什麼地方去等我。這樣可以節省時間，也避免他們傷亡。
當時粟裕指示，一定要把高郵這個釘子拔掉，不拔掉對我們很不利。日本鬼子還是有戰鬥力的，比國民黨的戰鬥力強，武器也好。後來，經過艱苦的戰鬥，我們贏得了勝利。我們俘虜日軍900多人，偽軍42師師長以下3500人左右，這也是我們對日戰鬥的最後一次。
兩架飛機炮打一人
高郵戰役結束的下午，我和華東野戰軍第八縱隊副司令彭德清，一起到淮安執行任務。當時我們乘了一輛繳獲來的卡車，沒人開車，就叫俘虜兵開。大概出了高郵三十多里路，國民黨兩架飛機出來轟炸運河上的船隻。我們本來準備把這些物資運到淮安去，結果都被飛機炸沉了。
後來他們發現公路上還有一輛車，又馬上飛過來，我就叫司機停車，吩咐彭德清的警衞員向東，帶着彭德清趕快離開公路隱蔽起來。我向東南方向沿着壕溝走，但一看飛機上還有兩顆炸彈，掃射時隱蔽在壕溝裏掃不到，炸彈丟下來就難説了。我想彭副司令太危險了，就乾脆走出壕溝，把自己暴露出來。當時想，我出來後它最多打兩下就走，不可能一直盯着我打。但它就一直盯着我打。
那是個山芋地，這兩架飛機很特殊，機頭上有機關炮，機尾也有機關炮，俯衝下來掃射，回上去時屁股後頭也向下掃射，左右來回地掃射。我躺在地下沒動，假裝被打死。
飛機足足打了十幾分鍾，根本沒離開。子彈全部打完它才走。飛機一走，彭德清趕緊出來找我，他很緊張，以為我陣亡了，兩架飛機打一個人，地裏的山芋都被打得粉碎，何況是人。沒想到，彭副司令看到我走出來，頓時很驚奇，同時也很感動，過來和我熱烈擁抱。
口述 蘇榮(90歲) 整理 本報記者 龔丹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