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一帶一路”戰略的三重定位

作者：卢锋

2015-12-09

藉助中國與這些國家動態意義上更為緊密的經貿聯繫，形成中國與沿線國家攜手共進良性互動的新形勢。在雙重“重心轉移”背景下，共建“一帶一路”有助於培育全球經濟新增長點，更好實現後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增長目標。

“一帶一路”的三重定位。“一帶一路”的三重定位。

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主創主推的重大戰略舉措，“一帶一路”是中國新時期全方位擴大開放佈局的重要內容部分，凸顯更加重視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攜手合作謀發展的目標指向，傳遞出通過做長髮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這塊“短板”以培育全球經濟新增長點的政策思路，動態體現了開放國策、外交戰略、結構調整、促進增長目標之間良性互動關係。

共建“一帶一路”契合了中國擴大開放、睦鄰善鄰、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等理念目標，是中國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與實施奮發有為外交新方針的具體呈現。就其經濟內涵而言，則可從經濟外交、全球增長、結構調整等三重視角討論其戰略定位。

經濟外交新戰略

“一帶一路”通過擴大對沿線廣大國家開放並推進雙向廣泛務實經濟合作，拓寬和改善中國經濟開放發展的國際空間與外部環境，為實現和平發展基本方針提供保障，構成新時期中國大國經濟外交新戰略的重頭戲。2015年中國“兩會”期間，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表示，2015年中國外交的關鍵詞是“一個重點，兩條主線”，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全面推進“一帶一路”，從一個側面顯現“一帶一路”作為經濟外交新戰略的內涵。

一國經濟外交戰略，一般指通過貿易、投資、金融等經濟交往合作，擴大加深與相關國家經濟一體化聯繫，從而在提升本國資源配置與運營效率同時，維護與改善外部經濟、政治、安全環境。經濟外交在廣義經貿合作與國家外交目標之間建立良性互動關係，從而為一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合意外部保障。

經濟外交一直是新中國經濟與外交工作重要內容，然而其具體內涵則因體制背景與發展階段不同而演變。受歷史條件制約，計劃經濟時期中國與前蘇聯及東歐國家經貿關係一度比較密切，用各種方式對一些亞非拉國家提供了大量援助，與西方國家經濟往來最初基本隔絕，後恢復經貿關係但規模仍很有限，體現當時中國經濟外交工作特點與侷限。

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經濟外交逐步朝內容多樣化、對象多元化、機制市場化方向調整轉變。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獲得階段性成功，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外交戰略調整轉變獲得階段性成功，對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發揮了重要保障作用。

進入新世紀(56.94, -2.10, -3.56%)特別是後危機時期以來，全球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經濟相對重要性與影響力快速提升，美國實施“重返亞太”與“亞太再平衡”戰略造成中國周邊和外部環境的顯著變化。

中國實施共建“一帶一路”戰略，把新一輪擴大開放與奮發有為新外交方針結合起來，把永不稱霸合作共贏理念與共謀發展合作行動結合起來，把睦鄰安鄰的善意與幫鄰富鄰的義舉結合起來，用置信度更高方式講述中國和平發展理念，對於營造與鞏固有利於中國和平發展外部環境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與深遠歷史影響。

在這個意義上，共建“一帶一路”的概念提出、規劃制定與具體實施，是中國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最佳廣告詞、最好宣言書與最重要人心工程。

“一帶一路”經濟外交戰略具有廣泛新內涵。首先，從對外開放政策對象拓展與內容提升角度看，“一帶一路”從早先主要側重對發達國家開放，轉變為對發達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雙重開放並重，並且在大量務實合作領域呈現出對沿線廣大發展中國家更為優先的態勢，更好體現鄧小平30多年前提出的“三個方面的開放”全方位開放戰略思想。

其次，就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外交內涵演變角度觀察，“一帶一路”包含“五通”合作重點，將政策、基建、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合作內容有機結合起來，形成更為系統與完備的經濟外交內容組合與戰略架構。再次，針對經濟全球化深化與現行國際金融經貿治理結構基本框架不相適應的現實矛盾，依託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發展的務實要求，通過建立亞投行、金磚銀行等機構，推動對現行國際金融體制架構的增量改革。

全球增長新戰略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增長格局與中國經貿環境發生轉折性變化，集中表現為雙重“重心轉移”。一方面，隨着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相對貢獻歷史性提升，全球經濟增長重心已經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

另一方面，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聯繫加強，中國對外經貿增長重心正在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經濟體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目前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增長潛力面臨基礎設施不足與體制政策侷限兩方面瓶頸制約，共建“一帶一路”有助於推動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同時也對全球可持續增長提供新的解決思路和方案。

全球經濟增長重心轉變集中表現為“二八易位”。21世紀初，全球GDP增長構成中，發達國家和新興與發展中國家分別約貢獻80%和20%，發達國家中G7與其他發達國家分別貢獻61%和19%，新興與發展中國家中金磚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分別貢獻12%與8%。

到2010-2013年全球經濟增長構成中發達國家與新興及發展中國家貢獻率分別轉變為19%和81%。發達國家中G7與其他發達國家分別貢獻12%和7%，新興與發展中國家中的金磚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分別為56%和25%，其中中國貢獻率約為35%，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貢獻率約為六成。

從出口與對外工程承包對象國的區域分佈觀察，中國外部經貿環境也在發生深刻轉變。出口增長數據顯示，發展中國家正在成為中國增長最快、未來發展潛力最大的貿易伙伴。從出口增速看，2013年到2014年中國出口增速回落到7.2%，其中G7降到4.4%，其它發達國家為7.4%，中國以外金磚國家只有6.1%，然而其他發展中國家仍有12%，其中東盟最高為16%。

其次，從中國出口比重看，2000年G7國家、其它發達國家、金磚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等四類經濟體佔比分別為48%、35.2%、2.7%、13.9%，2014年分別變化為33.9%、30.8%、6.2%、29.2%，發展中國家份額上升近19個百分點。最後看出口增量貢獻比，2000-01年G7國家、其它發達國家、金磚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貢獻比分別為46.3%、32.1%、3.1%、18.5%，到2013-2014年變化為24.3%、22.5%、6.4%、46.8%，發展中國家增量貢獻率達到53.2%，絕大部分來自金磚國家以外的廣大發展中國家。

另外，從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地區分佈看，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是最重要區域。2013年中國1370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完成額的區域分佈數據顯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歐洲、大洋洲、北美洲分別佔47%、34.9%、9.7%、6.0%、1.5%、0.9%，亞洲和非洲兩大洲佔比八成以上。承包工程金額最多的十大國家分別為安哥拉、委內瑞拉、沙特阿拉伯、印度、阿爾及利亞、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巴基斯坦、越南、埃塞俄比亞等，也都屬於發展中國家，共佔當年中國工程項目總出口額36%。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11月8日發表題為《聯通引領發展夥伴聚焦合作》講話指出：“如果將‘一帶一路’比喻為亞洲騰飛的兩隻翅膀，那麼互聯互通就是兩隻翅膀的血脈經絡。”以共同發展合作雙贏基本理念方針為指導，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破解中國周邊與亞洲眾多發展中國家瓶頸，將對沿線國家經濟較快增長髮揮促進作用。

結構調整新戰略

過去幾十年中國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人均收入從1980年代初200多美元的國際極低水平逐步提升到2014年7000多美元的國際中等水平。中國經濟未來要實現“雙中高”目標，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健全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架構，並在此基礎上發揮市場機制決定性作用與政府引導作用，持續有效推進中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區域結構的合規律調整。“一帶一路”將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更為廣闊平台與全新環境，成為未來結構調整新戰略的重要內容。

隨着要素成本與比較優勢結構演變，中國產業與經濟結構調整必將進一步活躍展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依據各自所處發展階段不同，也亟需藉助資本流動和產能合作推進本國結構調整與經濟發展。共建“一帶一路”將擴大中國與沿線國家在不同行業以及特定行業上下游之間投資範圍，推進投資便利化進程以降低投資壁壘，通過共商共建各類產業園與集聚區探索投資合作新模式，從而為中國與沿線國家產能合作與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提供廣闊平台。

過去十餘年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至今已有1萬多個境內投資者在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2萬多家境外投資企業，僅華為一家企業就已在160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業務。在“一路一帶”戰略的支持下，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將進一步加快，特別是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裝備製造、基建原材料等多個行業將從中直接獲益。

習近平主席2014年11月9日在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峯會主旨演講中指出，“預計未來10年中國對外投資將達1.25萬億美元。”以中國目前勞均資本量作為參照，1.25萬億美元投資估計能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創造數以千萬就業崗位。

中國與沿線國家產能合作的一個重要領域，是中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產業區段，隨着中國國內工資、地價等不可貿易要素成本上升，將逐步轉移到處於較低經濟發展階段國家。如同中國上世紀80-90年代承接這類勞動密集型行業國際轉移獲得重要開放發展機遇一樣，未來承接這類行業的沿線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在加工貿易出口創匯、擴大非農就業、培育熟練勞動力和管理人力、提升經濟外向度與國際化等方面獲得到廣泛利益。

當代國際產品內分工深化與全球供應鏈擴展演變的大量經驗事實顯示，順應比較優勢規律，依託市場機制作用，產業與產業區段的國際轉移能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巨大推動作用，併為產能轉移國與承接國創造大量互利共贏的發展機遇。

實施“一路一帶”戰略，要求中國銀行(4.11, 0.05, 1.23%)與金融機構更大規模“走出去”，為中國與外國企業提供跨境金融服務。如業內專家指出的，“企業‘走出去’的步伐要邁得更穩、更紮實，離不開金融的大力支持。‘走出去’企業在境外的投資、經營活動，需要依賴銀行的信用及資金支持作為堅強後盾;當面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時，亦需要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避險方案，幫助企業防範和化解風險。”因而需要加快相關政策調整，創造適宜的政策和市場環境，提升銀行和金融機構跨境服務能力。

“一帶一路”戰略將給中國邊陲地區經濟發展帶來全新機遇，為中國國內區域經濟結構調整注入新活力。就“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國內各地開放態勢聯繫而言，將重點涉及東北、西北、西南等邊疆地區一些省區市。受歷史與客觀因素限制，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總體水平較低。

實施共建“一帶一路”戰略，有望實質性改變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優先度與環境條件，推動中國邊疆地區經濟較快發展與中國區域經濟結構朝更為平衡合理方向演變調整，併為應對與化解某些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深層矛盾產生積極影響。

1988年鄧小平就提出“兩個大局”戰略構想，後來中國先後提出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計劃和中部崛起戰略。共建“一帶一路”將推動中國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實施進入新階段。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