趾高氣昂鬼子戰敗：槍舉頭頂對中國兵點頭哈腰

左姚炳塘，右姚炳溪

金華新聞網12月17日訊

口述：姚炳溪 姚炳塘 整理：汪蕾

96歲的姚炳溪和姚炳塘，可能是金華目前已知、唯一健在的雙胞胎抗戰老兵。18歲那年，兄弟倆一起加入忠義救國隊，輾轉龍游、建德等地三年。而後，哥哥炳溪在富陽加入挺三縱隊，抗戰勝利後參與接收最大的日軍武器36總倉庫;弟弟炳塘因放不下妻兒回了武義，在浙東地下黨領導人李秀芝之妻胡玉仙的介紹下加入游擊隊，投身革命。

三年多時間裏，兄弟倆同吃同住，只要有我的，就少不了你的;你餓着凍着，我也餓着凍着。在龍游，兩人手無寸鐵被關在教堂，只想着“要是兩人都死了那也罷了，只要還有一個活着，哪怕是屍體，也要把兄弟帶回家”。

如今，兄弟倆都康健得不像古稀老人，不用枴杖，不要攙扶，講話中氣十足，笑起來都愛咧着嘴“呵呵呵”，愛甜食，哥哥炳溪會像孩子一樣藏起地瓜薯片，等弟弟來了一起磕着談天。習慣長相都很相似的兩人還常被家人認錯，兒子常管叔叔喊爸，也自然應允。

早些年，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哥哥炳溪的抗戰故事一直不與外人道。直到今年“抗戰勝利70週年”，他開始講述，每次開口，就像剛學會説話的孩子滔滔不絕，他渴望證明太久了。每逢出門或客人到來，他總要穿上印着“抗戰老兵 民族脊樑”的馬甲背心，掛上金色紀念章。有一回出門打車，下車時，司機堅持把車費塞回來，“老爺子是英雄，我怎麼好收錢”。因為“英雄”這兩個字，姚炳溪笑了好久，就像今天一樣。

兩子相繼被送丁，母親悲憤成疾而終(弟姚炳塘口述)

我叫姚炳塘，他叫姚炳溪，我們是雙胞胎兄弟，我是弟弟，他是哥哥。1920年農曆六月十五，出生在武義茭道鎮上坑村。我們雙胞胎出生的時候，父母都很高興，那個時代雙胞胎都健康平安就是大喜事。我們上面還有一個哥哥，名叫炳有，下面還有弟弟兆發和一個妹妹。

講起來，我們家兄弟四個都當過兵。大哥炳有被捉去送壯丁，上戰場，回鄉以後一生務農，忠誠老實，待人和藹可親，炳塘做地下工作時，他很支持。前些年，大哥去世了，也很長壽，93歲。

小弟兆發參加抗美援朝立功授獎，升師部宣教科長(團級)。回國後，轉業浙江省電影公司書記、省文化局人事科科長、省紅太陽展覽館館長，是杭州市新四軍研究會理事。

“嚴冬霜風刺骨寒，窮人無衣受煎熬。臘月無糧吃糠粉，盼春到來摘嫩芽。棒椿樹葉哭葉菜，上山採回當口糧”，我們過的就是這樣的日子。當時，家裏就靠着父親姚聚寶做田裏活過日子。父親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每天起早摸黑在田裏幹活，租地主人家的田地種。秋收期到，收租人上門，從來不欠地主租谷，就怕地主收回租田，佃農沒田種就得餓肚皮。

老父母受盡地主豪紳欺壓，抬不起頭來，他們就把希望都寄託在我身上，想盡辦法供我讀私塾，送我到永康八字牆卉川小學復讀畢業，老紅軍黨員陳桂山是我的老師，一直讀到15歲高小畢業。陳桂山痛恨封建社會獨裁專制，被國民黨省防軍捕送到永康縣城殺頭示眾。在學校裏，我響應十九路軍英勇抗日的號召，參加學生運動遊行示威，抵制日貨，喊口號，貼標語：“打到日本帝國主義!”

因為兒子多，哥哥炳溪被過繼給沒有兒子的叔伯。小時候，他讀過3年書，從6歲到9歲，後來就給地主人家做放牛娃，一直到16歲。

15歲那年，國民黨鄉公所的3個鄉兵不由分説抓了大哥炳有送丁。一年不到，炳溪又被捉去。爹媽哭都沒處哭，老爹不過是個目不識丁的老農民，老孃更是門都沒出過的農村婦女，一下子沒了主意。他們一輩子做活就盼着兒子養大了可以勤勞成家，想不到都被抓去戰場“送死”。我娘杜章妹一病不起，在我16歲那年去世了，當時才44歲。

娘去世以後，家裏也無力供我讀初中了，送我去了武義商店做學徒，每天下午替老闆洗馬桶，掃地，擦水煙筒，做紙心吃煙用。不過，老闆人很好，他教我熱心招待客人，每日送《東南日報》，當時武義城裏好些人都識得我，喊我“年輕送報人”。

再後來，3歲的小弟兆發被送到養母家，8歲的妹妹送別人做了童養媳，好好地一户“農家樂”就散了。

三年忠義救國軍，龍游教堂生死間(兄姚炳溪口述)

“國民黨是害人狼，農民養兒人長大。壯丁捉去送戰場，搶劫毒打刑用盡。”抽壯丁是怎麼一種苦，弟弟炳塘寫過一首詩，講的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腐敗軍官想盡法子賺錢斂財，前前後後被“賣丁”過兩次，12萬法幣賣給別人，日子不像人過的，大家都想方設法逃回家。被捉壯丁去不久，我躲着國民黨，躲在呂公望(永康人，1916年為浙江督軍兼省長)的家裏，後來得了機會從部隊逃回家。在城裏也做過工，兜兜轉轉過了兩年。

炳塘在1940年2月考進浙江警校受軍訓8個月，畢業分配到國民黨忠義救國軍當三排排長，我沒有文化，想着兄弟兩個有照應，就在他排裏當戰士。

在忠義救國軍，我們沒有花力氣練槍練炮，上前線打日本佬。最危險的一次，是1942年在龍游。當時，日本人的部隊在蘭谿，離龍游也是一步之遙。我們一羣人被關在龍游城裏的一個教堂裏，沒有武器，沒有吃的，整整關了七天。

當時，兄弟倆同吃同住，只要有我的，就少不了你的;你餓着凍着，我也餓着凍着。大家都是一個月穿破一雙破草鞋，穿破布衣服。在那個環境裏面，我們也不曉得講什麼話，但兩個人都曉得“要是兩人都死了那也罷了，只要還有一個活着，哪怕是屍體，也要把兄弟帶回家”。

不曉得是不是我們命大，過幾日我們就被放了出來，跟着部隊從龍游到羅埠、洋埠，再到建德新安江、徽州府(淳安)，一路上去富陽。在富陽，我們進入浙江挺三縱隊(即忠義救國軍第三縱隊，少將司令鮑步超，黃埔六期，浙江淳安人，在桐廬設立忠義救國軍鄞杭指揮部)。炳塘是一排排長，我是戰士。在富陽，我們經歷了抗戰以來最激烈的戰鬥，同日本佬戰鬥5次，打死一個日軍小隊長，繳獲三八式步槍8支。

1943年11月前後，我隨挺進隊一路緊逼日軍到南京，炳塘因為早年已經娶妻生子，牽掛家裏妻兒，就離開部隊返回武義。

南京接收日軍被服：“東洋先生哇？”“中國先生好!”(兄姚炳溪口述)

炳塘離開以後，我繼續在挺進隊做輕機槍手。這麼多年仗打下來，老兵是有經驗。日本佬武器好也聰明，看着我們機槍位置開炮。所以，我們就要經常換位置射擊，否則炮彈就要掉頭上來了。

之後，我還經歷了一次比較大的戰鬥。當時，日本佬在富陽，我們挺進隊駐守在桐廬、建德一帶。桐廬有個地方叫七里瀧(音)，地勢險要。他們想來突破防線，但是因為我們處於高地，他們又不敢上來。我們憑藉地形優勢打死五六十個日本兵，自己只犧牲了四五個。

當時，日本大勢已去，但心眼壞，退一步就把沿線鐵路拆掉一段，鋼軌裝在火車上企圖帶回日本，從金華到諸暨一段的鐵路全部被拆光。我們步步緊逼，日本佬退一步，部隊進一步，到杭州時日本宣佈投降，最後一直退到南京。

日本投降後，我們負責接收日軍在太湖的第36總倉庫，整整有256幢庫房。這是規模最大的日軍戰備總倉庫，裏面各種各樣的槍支彈藥，什麼都有。我們到達接收時，倉庫裏還有三四十個日本人。

以前日本佬在武義時，趾高氣昂傲得很，要我們叫他們“東洋先生”。這次，我也拿着槍問他們：“東洋先生？”日本佬一看到我們，馬上舉着槍在頭頂，點頭哈腰，鞠躬很恭敬地説：“中國先生好!”

接受完成後，又調到第16被服倉庫、南京中華門等地當警衞。直到28歲那年，從南京回武義。警衞班這些年，我每個國家的機槍都用過，也是蠻驕傲的事情。

三次被捕虎口餘生 浙東遊擊隊六支隊九大隊(弟姚炳塘口述)

哥哥炳溪北上南京，我因為家中妻兒回來武義。

當時，正值金華失守。1942年5月23日，日軍在途徑武義佔領金華城後再返回武義，搶佔楊家、上茭道、周嶺、溪裏、茭塘、洋溝彎等地的螢石礦，還修建了金武鐵路，並且在附近村莊四處抓人到礦山做工。家鄉淪陷，我也無處存身，曾三次被日軍抓去。

頭一次是剛回鄉不久，我因為遭遇日軍情報組被捕關進上茭道日軍司令部班房20多天，幸好有上茭道日本區長和下坑日本保長把我保出來;第二次，我在義烏小官餘村被日軍捕去殺頭，背上已經被刺刀刺進去，血流了一身，濕透衣服，是全村村民擔保才放我回家;第三次被捕是在上下坑東台山炮台，被抓去挑水乾活一整天，我逃下山來。

亡國奴不好做!後來，我逃出淪陷區到永康做工，又被永康縣自衞隊抓去方巖牢房，用24斤重的鐵釦鎖住我的腳，坐了180多天班房，後來是通過關係花了很多錢才放出來。

1945年2月，我到蔣馬洞村校教書，星期日要到胡宅壠中心校開會，認識了校長徐雲從和教師胡玉仙。他們都是共產黨員，胡玉仙還是浙東地下黨領導人李秀芝的妻子，他們開會時談的都是封建社會的敗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我很有感觸。

在胡玉仙、徐雲從的介紹下，我和應飛、陶健、顏壽康、姚章德、顏金元等人取得聯繫，正式投身革命，加入浙東遊擊隊六支隊九大隊。

抗戰勝利以後，我接受黨組織的安排，參加競選武義縣陽東鄉第九保保長，實際上就是做個“白皮紅心”的保長。我在農會里做農會長，向地主推行二五減租、減息，開展對國民黨政府的抗丁、抗糧、抗税運動，也解決了游擊隊衣食住行的問題。

1946年8月，因叛徒告密，地下黨人陳雙桂、陳天寶、陳偉文、鄒志義被押送上饒集中營坐牢;當年10月，被永康國民黨偵緝隊隊長周連升為首的反動派押回八字牆殺頭示眾。悲憤之餘，我們針鋒相對，地下武工隊對當地國民黨分子執行鎮壓，對地主派糧加重。

這件事讓我們在老百姓心裏有了分量，當時民間有句順口溜講的就是這個：“共產黨人像包公，鐵面無私不怕兇。國民黨是假威風，躲在縣城不出籠。”

1949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我先後參與了燒斷公路橋、八字牆繳槍、古樓伏擊戰、武義解放等重大事件，還與楊海濤一起作為代表接收100多名逃至武義南湖的武義自衞隊俘虜，收繳槍支彈藥。

1951年，我同小弟兆發一同報名參加了抗美援朝。

後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我經歷過一些波折。2003年，我加入武義縣新四軍研究會，為聯絡組組長。這一輩子，雖然曲曲折折，但也沒有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