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歲華僑老兵抗戰路：從非洲海上漂泊兩月回國
胸前掛着紀念章的藍秉剛老人向人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
近日，湖南各地陸續在給當地抗戰老兵頒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章。記者有幸見證了給98歲的華僑抗戰老兵藍秉剛頒發紀念章的情景，並聆聽了藍老講述的，當年他從非洲毛里求斯回國欲打“鬼子”的動人故事。
98歲的抗戰老兵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
近日，當單位領導給藍老胸前掛上閃閃發光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章的時候，這位湖南出版系統的離休幹部、98歲的華僑抗戰老兵突然挺直身體，抬起右手給在場的人們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
這枚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紀念章雖然不是很大，卻沉澱着歷史的重量，銘刻了捨身報國的英雄兒女的卓越功勳;滿含着情感的温度，承載了後人對民族英雄的無上崇敬與深深懷念;象徵着美好的祈願，寄託了中國人民對正義與和平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抗戰中，我為國家貢獻了一點點微薄的力量，70多年過去了，黨和國家卻始終沒有忘記我!”輕輕撫摸着紀念章，藍老激動地説。
“我身體一直比較好，能活到今天，親眼看到國家從當年的積貧積弱一步步走向強盛，內心無比激動和欣慰，感到我當年從毛里求斯回國打‘鬼子’這條路走對了!我要把紀念章作為傳家寶，一代代傳下去，讓子孫們一定不能忘記那段艱苦卓絕的歲月。”
紀念章上，象徵和平的橄欖枝造型十分醒目，藍老顫抖着用手指着橄欖枝，對前來祝賀的人説：“那時候，我們三個人一同回國打‘鬼子’，一個病死在戰場上，另一個當了逃兵，十多年前已經過世，如今只留下了我……和平來之不易，我們都要為和平做點事啊!”
為回國打“鬼子”默默準備了三年
1917年2月，一個華人男嬰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50多公里外的茲裏瑪雅小鎮出生了，父母給他起名鴻鵬，希望他一生鴻運當頭，鵬程萬里。“我出生前大約10年，我父母從廣東梅縣來到這裏做小百貨生意，可以説，我兩三歲時就跟着他們學做生意，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基本上可以給父母打下手了。那個時候我膽子大，敢闖。1936年，我剛從學校畢業不久，就一個人去了非洲毛里求斯，在那裏跟一個梅縣同鄉老闆學做生意。”
美國作家馬克·吐温曾經如此讚美毛里求斯：“這裏是天堂的原鄉，因為天堂是仿照毛里求斯這個小島而打造出來的。”毛里求斯是一個遠離非洲大陸的印度洋島國，景色優美，風光綺麗。其時，該國還未脱離英國殖民統治。“我去的時候，那裏有十多萬梅縣人，差不多壟斷了毛里求斯的小百貨生意。”
1937年7月7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消息一傳到毛里求斯，那裏的華僑都很憤怒，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紛紛想辦法如何支援國內打‘鬼子’。當時，有一個叫朱梅麟的梅縣人，就是印上了毛里求斯25盧比錢幣上的那個人，他在華僑中威望很高，倡議成立了‘毛里求斯中國人國土保衞隊’。我是這個‘保衞隊’裏的活躍分子，經常上街發宣傳打‘鬼子’的小報，向到毛里求斯旅遊的歐美人兜售鮮花，募集資金寄回國內購買武器打‘鬼子’……”
“這樣的活動參加多了，我就想，既然叫‘中國人國土保衞隊’，我何不回國去直接打‘鬼子’？不過，當時我還是一個學徒，手裏沒什麼錢，連回國的路費都籌不到，只好默默地準備着。”1939年初，老闆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就交給勤快、老實的藍鴻鵬去做，“我接過手後，將商店改為鴻鵬百貨，生意慢慢好起來。這個時候，我手頭有一些錢了，回國打‘鬼子’的願望也更加強烈了。”
海上漂泊兩個多月才從香港回到家鄉
“我和朱森源、羅琴章兩個梅縣老鄉一起，找到國民政府駐毛里求斯的機構，他們認為我們要通過培訓才能上戰場，就給我們開了一張去黃埔軍校桂林分校讀書的公函。1939年12月，我將商店免費交給原來的那個老闆，聽説我要回國打‘鬼子’，老闆感到很驚訝。他勸我留在毛里求斯繼續做生意，並要把他女兒許配給我。可我回國的船票都買好了，他的那些話根本聽不進去了。”
“我們帶着那份公函，登上了到香港的輪船。那條船不大，但船上年輕的華人幾乎都是回國打‘鬼子’的熱血青年。”從毛里求斯到香港有一萬多里，輪船經南非、新加坡、馬來西亞，一路顛簸一路停靠，兩個多月後才到達香港。“那個時候，太平洋戰爭一觸即發，從香港回國的路已被封鎖。我們在香港住了十來天，到處打聽偷渡回國的船隻。終於，我們找到了一個船老闆，他願意幫我們偷渡深圳河，將我們送回國內。”
“那天，我們把身上的錢都掏出來買了兩輛舊單車。天黑下來後，我們扛着單車登上了那條偷渡的船。當時晚上還有些冷，可當我們安全過了深圳河後，三個人都激動得站在甲板上吹冷風。第二天天亮的時候，那條船把我們送到了惠州的淡水鎮。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國家，我們那個高興勁啊，現在想起來還經常會一個人偷偷地笑!”
三個年輕人，騎着兩輛舊單車，一邊吃力地踩着，一邊愉快地吹着口哨，沿着坑坑窪窪的路向梅縣方向而去。“當時，日本人已打到了廣東，公路都被刻意破壞了，沿路都是灰撲撲的。我們騎了兩天，等回到家一看，只剩下牙齒是白的了。”
到處找打“鬼子”的地方卻只能頂替他人守糧庫
“還沒進家門，羅琴章因為路途辛苦和緊張牙齒大痛不止，我只好騎車馱着他去河源找人看病。那時，朱森源要比我們大一些，那張公函一直被他揣着，可等我們第二天從河源回到梅縣，卻聯繫不上他了。家裏人看到我突然回家，很是高興，就抓緊勸我跟一直在老家等我的童養媳完婚。沒有辦法，只好如此。同樣，羅琴章也跟他家童養媳完婚了。”
“等辦完這些事，我就去找羅琴章商量如何找部隊去打‘鬼子’。這個時候太平洋戰爭已爆發，梅縣四處風聲鶴唳，羅琴章不願意去了，可我打‘鬼子’的心沒死。通過各種途徑，我才在1942年初打聽到黃埔軍校桂林分校已搬到貴州深山老林裏去了。”
“巧合的是，朱森源從部隊回到了梅縣，他被委任為國民政府第九戰區駐湘軍糧局江西峽江縣新設立的第16軍糧倉庫庫長，這次回梅縣，是準備將新招的7個梅縣人帶去江西。見到朱森源，我再次表示了想去打‘鬼子’的想法。不想，新招的7個人中，有一個姓劉的當了逃兵，朱森源就要我頂替這個姓劉的去軍糧倉庫。於是，這年2月，我用劉某的名字去了第16軍糧倉庫，任少尉庫員，一直在軍糧倉庫做日常進出數據統計的事兒。”
“1944年11月，‘鬼子’從三個方向大舉進攻湖南郴州、江西贛州、廣東韶關，軍糧倉庫後撤到大山裏後就地解散。朱森源奉令去了長沙前線，可剛去不久就病死了，也算死在了戰場上。我徒步一個多月，回到了老家。轉過年，為了抵抗‘鬼子’進攻，梅縣組織青年從軍保衞家鄉，號稱十萬青年十萬兵。我改名藍秉剛，報名參加了青年軍，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209師625團迫擊炮連任下士副班長。部隊集結後一直在深山裏訓練，還沒開赴戰場卻迎來了抗戰的勝利。唉，我當初飄洋過海回國，就是想打‘鬼子’，可幾年下來，連‘鬼子’的影子也沒看到，那個氣啊，真恨不得趕在‘鬼子’投降前，去跟他們幹上一仗!”
毅然加入地下組織成為湖南新聞出版系統一員
“我們的部隊在1946年6月被帶到了杭州，我被選送到一個電信班培訓，培訓結束後，分配到南京通訊總所，開始參加無線電實習工作，實習期一完，我被派到鄭州無線電支台工作。1948年6月我回家探親，在廣州偶遇了原青年軍營教導員黃建平，原來他是中共地下黨員，在廣州成立了一個針對國民黨黨員的策反組織。見到我後，他就動員我加入該組織。我沒有重回鄭州，二話沒説，毅然加入了該組織，直接接受黃建平的領導。”
“1949年2月，黃建平派我到長沙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社，並打入長沙的一家進步小報《輿論導報》，利用記者的身份，擔任地下黨武漢、長沙、郴州這條線的交通員。我這個人性格比較温和，在傳遞情報的過程中，幾乎從來沒有露出過破綻。這時，湖南和平解放在即，擔任已經解放了的天津市委書記的黃克誠已準備南下就任湖南省委書記。5月底，黃克誠委託李鋭、朱九思等創辦《新湖南報》。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10天后，《新湖南報》創刊。9月初，李鋭考慮到今後湖南新聞出版工作的基本建設需要，欲創辦新聞幹部訓練班。李鋭將這個任務交給了當時擔任《新湖南報》副總編輯的廖經天。廖經天是梅縣人，他要同在長沙的老鄉黃建平給他推薦一個做事踏實的人，幫他籌備訓練班開班事宜，黃建平就推薦了我。”
“廖經天跟我説，要像延安抗大那樣辦培訓班，因此，這個培訓班又叫‘新幹班’。我找好地址，從 梨的前國民黨警察學校拖來桌椅板凳，後又跑到湘江碼頭上找農民要了打地鋪的稻草。‘新幹班’辦得很成功，培訓了100多名學員。李鋭很高興，就把我留在了湖南新聞出版系統工作。”
1982年，藍秉剛從湖南出版系統離休。現在，雖已98歲高齡了，但藍老還是每天堅持打太極拳，背不彎，視力、聽力和記憶都很好，且説話口齒清晰，思維敏捷。當問起其健康秘訣時，他樂呵呵一笑，脱口説出了“四個要”：“心胸要開闊，鍛鍊要堅持，吃飯要定量，睡覺要定時。”(範亞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