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水深浪急有好魚

有思路才有絲路，有痛點才有突破。“一帶一路”的版圖有多大，矛盾和阻力就有多大。國內資源怎樣整合來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周邊國家如何看待“一帶一路”，是否願意接受中國來“開放”自己？“走出去”的中國投資將面臨怎樣的政治風險？

一句話概括“一帶一路”：水深、浪急、有好魚。

“一帶一路”的大腦，嘴巴和身體相互配合不容易

“一帶一路”有四大主體資源：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兩者如車之兩輪，需要同步驅動;學者、專家、智庫是第三大主體，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中樞和大腦，要為“一帶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體是第四大主體。説是四大主體資源，但顯然不只是它們，還包括非政府組織、民間羣體、甚至中國的遊客，這都屬於主體資源。

但現狀是四大主體基本上是分散的，相關資源整合嚴重不足。比如，有很多政府、企業和高校也成立了“一帶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數單位只不過是掛一塊牌子而已，沒有進行實地調研，甚至沒有專業的研究人員，最終很難向社會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國內主體資源的碎片化必然無法形成合力，無法對接國際資源。

要實現聯動效應，就要進一步識別主體資源，對接主體資源。進一步的建議是，建立“一帶一路”的智慧園區，打造中國智谷。拿美國來做類比，美國之所以強盛，它的創新是底藴，基礎在於有硅谷等諸多創新平台。研究美國可以發現，產業創新與教育資源的對接是緊密聯繫的。以硅谷為例，沒有斯坦福大學可能就沒有硅谷，反之亦然，產業需求與教育資源實現了充分的互聯互通。

而我們在“一帶一路”上也是這樣，聚智才能聚焦。聚智怎麼聚呢？

我們的產業園區是相對過剩的。中國幾乎每個縣都有產業園區、工業園區，但是優質企業是有限的。拿中國的一些城市做試點，先打造“一帶一路”的智慧園區。不一定要去引企業、引項目，我們可以嘗試去引一些研究中心、孵化基地和高端智庫。

之前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中，中央也提出了高端智庫建設問題，説明中央也意識到，中國的建設離不開高端智庫的思想支撐。而且這個智庫不一定是研究中國的智庫，更是研究沿線相關國家的智庫，比如説在內蒙古，引入研究蒙古國、俄羅斯及其遠東的智庫，這樣智慧園區可以更好地發力在中蒙俄三方。再比如，廣西的發力可以是東盟十國的智庫。頻繁的互動才能碰撞出“一帶一路”的火花，才能碰撞出“一帶一路”的實惠。

所謂有思路才有絲路，提供源源不斷的思路，需要這些智慧園區的支撐。我們要發揮中國自身的話語權，打造智谷。其中四大主體資源很重要，讓主體資源在智慧園區裏交流互動，強化產、學、研的對接流動，孵化出我們所需要的“一帶一路”人才。同時，智慧園區也是一個創新容錯的基地。

有研究表明，首次創新的出錯、失敗幾率很高，但是二次創新成功的可能性會很高。通過智慧園區，把首次創新失敗的案例入庫，二次創新的時候就可以在其中找素材，這樣有利於避免人走重複的試錯的道路，這是中國目前急需的。

借“一帶一路”的契機，建立全球創新容錯的基因庫，屆時會有很多火花迸發出來。智谷作為一個平台紐帶，可以統一規劃上述資源，優化配置組合，避免重複試錯，最終發揮出“1+1>2”的合力。

怎樣破解“雷聲大，雨點小”的難題？

中央和基層的對接中，似乎一直是中央在提戰略構想，基層有些創新不足。甚至有的地方人才等資源缺乏，看起來似乎沒辦法承接中央的這個構想。

“一帶一路”的核心是互聯互通，除了產業的互聯互通外，也包含中央地方的互聯互通。

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在今年3月28號聯合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但是文件提出後，地方的狀態是在“等”，坐等“一帶一路”的規劃和項目。而中央希望地方先有基層創新，先做什麼。一時間，中央在看地方做什麼，地方在等中央做什麼，在等中央一聲令下。

這種不聯不通的狀態長期沒突破，所以現在出現“一帶一路”“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況。標誌性項目和精品工程少，以前做什麼現在還在做什麼，“一帶一路”的特色產品和項目就顯得少多了。

要在這一點上取得突破，首先地方要在理念上充分認識“一帶一路”的基本內涵。很多地方對“一帶一路”沒有充分的認識，認為“一帶一路”就像當年的4萬億一樣，是一個打到地方去的利好紅包。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一帶一路”是有為才有位的。

地方要主動思考什麼是“一帶一路”產品，自身如何打造出足夠好的產品，打造出國際市場需要的產品，要充分進行“一帶一路”的供給側改革，使“一帶一路”的中國城市和中國企業充滿魅力。

地方城市的根本問題在於，很少充分研究過“一帶一路”沿線有哪些國家，以及它們的具體需求是什麼。研究後就會發現機遇是很大的，這樣才能有的放矢。但是現在很多地方研究的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沿線國家，這就是痛點所在。

國內各地方政府內耗、排擠，地方保護主義太濃怎麼辦？

斷裂是“一帶一路”的最大痛點。國內出現“行政區劃式”的發展現象，不同地區在競爭中各行其是，有些地區間發展也有同質色彩，抬高自己，排擠別人，這個問題在“一帶一路”中該怎麼協調呢？

要防止“行政區劃式”的發展方式，防止國內省、區、市之間出現斷裂。舉例來説，西北五省都是做陸上絲綢之路的，但目前西北五省聯合發力的現象很少見。依然是傳統的各自規劃，各自落地。新疆、青海、甘肅等省區都在積極尋找主導權和優勢資源，難免造成“抬高自己、排擠別人”的不良局面。整體來看，各省不僅沒能形成合力優勢，反而在內部競爭消耗。

區域性的經貿合作目前沒有形成聯動效應，這就是痛點所在。行政區劃式表現在區域內部一些大的經貿合作沒有充分的配合、協調、互補和規劃，更多的是區域性的自我規劃，沒有形成區域性聯動。

就拿今年新疆9月1日的亞歐博覽會來説，我在西北調研的時候發現臨近的省份，比如甘肅、青海、寧夏等基本不知道這個博覽會，這就失去了機遇，失去了聯動。退一步講，即使知道新疆的亞歐博覽會很多省份的想法也不對，認為跟自己沒關係，只是新疆的企業服務於歐亞的五十幾個國家。

這並不是個別現象，寧夏的中阿博覽會，現在也主要是寧夏企業在做。中國經濟似乎一直都有一個慣性：排他主義的地方化和保守主義的本地化。

十三五中有專門文件提到“陸海聯動”。針對現在沿海省份做“一帶一路”規劃，主要是面向海洋，而西部省份主要是面向亞歐大陸，這就是一個痛點。這方面我們可以多借鑑新加坡的經驗。

新加坡很會發力“輕巧精準”，它的第一個經典案例是蘇州工業園區，第二個案例是中新天津生態城，這兩個都是在沿海城市做，但是第三個點就放到了重慶。新加坡本身是個海洋國家，按照我們的慣性，它就只需要對接海上絲綢之路就可以了，但是這樣一個城市國家也在做中國西部的開發，也就是陸上絲綢之路。

我們的城市也要有新加坡的這種視野。我認為，“一帶一路”的地區聯動，要形成省際的“一帶一路”政策協調和項目聯合推進機制，比如大型經貿論壇和旅遊合作開放等等。

這個構想的實現有賴於頂層設計。需要中央先有一個大的規劃、助推兩個機制：一個是區域性的，比如説“海絲”和“陸絲”相關省份的政策協調和聯動機制;二是海陸對接的聯動和協調機制也要建立。現在福建的泉州和陝西的西安已經在實現聯動，但主要是自發性的。如果中央能助力推動，從個案變成普遍現象，一定是大有可為的。

“地緣上挨着誰，就和誰合作”這一套過時了

“地緣上挨着誰，就和誰合作”，比如內蒙連通外蒙及俄羅斯遠東，雲南連通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戰略推進按地域劃分，而非按需求劃分，這樣會有不小的弊端。

比如廣西對東盟十國發力，新疆在中亞五國做文章，內蒙古對外蒙古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發力。這種發展模式的短板在於經濟結構高度單一、高度同質，新疆賣的產品中亞五國有，廣西賣的產品東盟十國有。這種地緣就近的合作不是雙向的互補，而是單向的輸出，甚至有低水平重複競爭的色彩，不符合當下經濟合作的新趨勢。

現在有一種新的模式，以寧夏為例，寧夏是內陸省份，誰也不挨着，它探索出了一種新的合作模式——飛地(經濟)合作模式(飛地經濟是指兩個互相獨立、經濟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區打破原有行政區劃限制，通過跨空間的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實現兩地資源互補、經濟協調發展的一種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尋求與阿拉伯的合作。

區別於地緣就近模式，更深層的就是按照需求導向決定合作模式。這種情況普遍存在，其中有一個案例不得不提，那就是義烏。義烏是中國的一個縣級市，但它發展的是國際貿易。它本身地形上山地崎嶇，地下又沒有資源來生產好的產品。本地的人口大約只有80萬，而外來人口將近150萬，這些外來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優質的外商，主要是阿拉伯人。

這種經濟現象值得思考：為什麼阿拉伯人寧願到浙江的一個縣卻不願到西北的一個省？原因就在於：義烏人敏鋭地發現了阿拉伯人的需求，把痛點中的盈利空間都發揮出來了。阿拉伯人對禮拜和飲食有講究，義烏就在清真餐飲和禮拜環境方面下功夫，打造出了一個國際貿易共同體，其中既有他們所需要的宗教文化，又有他們所需要的商業文化。需求的高度契合是阿拉伯人“捨近求遠”的關鍵。

義烏的思路是買世界、賣世界，是對方需要什麼自己就賣什麼，就提供全面的採購和組貨服務，這就是按照需求導向來的。

我認為，未來的合作模式還需要往需求導向上靠攏，這才是真正的互聯互通。

而且這個“需要”不是坐等出來的，是要敏鋭地去發現對方的需求。其實在商業領域，有些需求不是對接出來的，而是生產出來的，或者説不是要迎合需求，而是要去創造需求。當把一個好的產品或是好的服務提供給客户，會發現其實這激發了一種需求。

好比沒有阿里巴巴的時候，人們並沒意識到有電商平台的需求。但是當這個平台搭建好，就會發現人們的這個需求被充分激發出來了。所以説我們的需求導向有兩種：對接需求和激發需求。因此我們要在找痛點的敏鋭性方面下足功夫。“一帶一路”的企業和城市參與者也要做好理念調整，跳出原來的地緣就近慣性，向需求導向邁進。

東北的振興一定要依託於“一帶一路”的機遇

“四大區塊”“三個支撐帶”的聯動也是和“一帶一路”相關的。“四大區塊”是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中部的崛起、西部大開發以及東部的率先開放和發展。原來的問題在於各個模塊聯動不夠，各行其是。那麼“三個支撐帶”是什麼呢？十八大之後提到的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以及四大自貿區戰略。現在“4+3”要實現它的互動、聯動，才能解決中國自身的痛點問題。

“一帶一路”兩翼有兩個最活躍的地方：一個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一個是繁榮的東北亞經濟圈。而東北是“一帶一路”上的重要構成，因為東北省份直接對接東北亞經濟。東北和東北亞地緣上非常接近。一般中國人認為韓國的貿易和東北一定是最多的。但現實是，韓國和廣東的貿易最多，江蘇其次，與山東和東北的貿易排在後邊。

東北和韓國地緣上接近，但經濟上聯通不活躍，互動性比較差。原因還是前面提過的需求匹配問題，韓國需要的東北提供不了，東北的發展思路和韓國不匹配、不活躍、不對接。

所以東北的振興一定要依託於“一帶一路”的機遇，特別是東北亞。在產業上、人才集聚上，東北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切入點。例如遼寧的海洋經濟、文化產業，黑龍江、吉林傳統的農業、土特產、製造業基礎。東北不是去產業化的問題，而是需要產業升級。

這一點上，不妨借鑑一下韓國的經驗。三十年前韓國的經濟可能還不如東北。但韓國通過產業化——本土化——國際化三個階段，現在打造出全球知名的品牌：三星、LG、大宇、現代等等。所以要給東北一個新的三十年，就一定要有相應的產業支撐和精準的國際合作對象。

另外教育資源和人才資源也要跟上。韓國產業強勢發展和大學人才供給密切相關，例如首爾大學、延世大學、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等為韓國產業發展通過了源源不斷的人才。東北如何培養人才，如何使之成為人才的窪地，把人才留住，這是關鍵所在。當下中韓自貿區建成，東北地區更要主動抓住機遇，調整慣性思維，以敏鋭的思維把握需求導向，而不是“等”中央下政策幫扶、“救濟”。

警惕劣質企業，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業都代表“一帶一路”企業

現在很多企業藉着“一帶一路”的名義蜂擁而出，這是個需要引起警覺的事情。一旦出現質量問題或者項目失控，“一帶一路”的品牌就砸掉了，再恢復就難了。所以在最近兩年的關鍵節點上一定要做好項目甄別把關，打造優質的一帶一路品牌。

首先從理念上來説，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業都代表“一帶一路”企業，不是所有走出去的項目都是“一帶一路”項目，要甄別出來。

好的項目上紅榜，向國際社會展示這就是中國優秀的“一帶一路”企業，對它來説是一種激勵和推動。不好的企業要上黑榜，告訴國際社會跟這種企業要謹慎合作，甚至在資金支持上要對它有所限制。這樣，中國企業會通過紅榜、黑榜機制，使一些好的項目成為精品，不好的企業受到制約和約束。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進程不是粗放的，而是以精品式打造、塑造的方式去贏得國際社會對中國一帶一路的尊重。

“一帶一路”項目不僅僅是在商言商，要有實惠，它更要贏得尊重。現在很容易出現一種狀況，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在某國的一個項目出現問題了，哪怕和其他中國企業無關，但它對其他企業，比如上游的基建和下游的服務都會產生連帶反應。

歐美其實也在做“一帶一路”，以產品以文化征服沿線就叫“一帶一路”。不同的是，我們的主體主要是國有企業，而歐美是跨國公司。而其他國家企業會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是服務於國家戰略，是有政府補貼的不公平競爭。

所以我們期望通過黑白榜方式，孵化一批有國際視野和全球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屆時，人們就不會再區分這是中國的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而是區分為中國企業還是跨國公司。這是我們希望“一帶一路”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

具體來説，紅黑榜的機制如何建立呢？從國家層面建立這種機制較難，會讓沿線國家認為這是政治行為。

我認為應該以專業行會的方式解決，如企業協會或工會，從而進行優質項目的甄別和資質審核。國外跨國公司發展勢頭好，和企業協會(行會)的自律機制密不可分，這些都屬於經濟行為。

舉例來説，我們培育出企業行會，審核優質的企業上榜，出現問題的企業下榜，這樣就可以避免了“一帶一路”的過度政治化。

這個紅黑榜要做，但誰來做很關鍵。通過企業行會、協會來做這是國際化的趨勢。我們很多併購失敗就是因為我們單純把企業拿來了，但跟企業內部工會、行會打交道的時候，我們發現這股力量極其強大，而且對於政治很敏感。所以我們也要培養中國企業行會、協會和工會，發揮它們的積極作用，做好企業的資質審核，形成良性的監督機制和嚴格的自律機制。

投資沿着“一帶一路”出去了，國內需求會不會受到冷落？

目前大家有幾種擔憂，一是冷落國內需求，像香港一樣出現產業空殼化的現象;另一個是沿線基礎設施都建好了，會擠佔國內的勞動力和投資市場。以越南為例，越南在勞動力市場跟中國競爭，唯一短板就是國內基礎設施差。如果基礎設施變好了，我們的勞動力紅利下降，他們的勞動力紅利上升，海外投資就有可能更多地從中國轉向越南。

但我認為這種擔憂是沒有必要的，中國依然是有強大吸引力的市場。

首先中國的投資能力很強。比如英國，就非常看重中國的投資能力，此次習近平主席訪問英國，150家中國企業陪同到了英國，國際社會青睞我們的投資是普遍現象。其次中國消費能力極強。越南的勞動力紅利和變好的基礎設施可能會有吸引力，但畢竟它的市場太小。像中國這樣龐大的、強有力的消費市場，沒有哪個企業會放棄。我們的人口基數和改革開放以來生產力提升，衍生出強大的消費市場。這種投資能力和消費能力，是中國最重要的市場魅力，甚至是全球獨有的。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在海外找項目，能夠提升找尋自身痛點的能力。比如，我們很多建設基礎設施的企業，走出去後發現它做的是低附加值的項目，雖然項目數量很多，但利潤很低。中國基建企業目前利潤率在1%左右，而且還有下降的趨勢。這跟項目性質有很大關係，像是很多重資產項目，勞動密集，財務成本大，負債率高，所以利潤率低。這種企業項目必須要走出去，因為國內好的項目基本上建完了，需求在國際社會，如大量的公路、鐵路、港口等基建需求。

因此並這不是產業空心化的問題，而是企業在跟着需求走。

舉個例子，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原來做基礎設施，如鐵路、公路，而它走出去之後發現我們是工人在掙血汗錢，只拿到了項目建成中低附加值的部分，而管理、運營等高附加值部分我們並沒抓住。新加坡人從不建港口，但卻是全球港口管理和運營的品牌國家。運營管理資質和能力的缺乏，就是我們的短板所在、痛點所在。意識到這一點之後，中交建今年四月就收購了澳大利亞的一家公司，因為這家公司具有鐵路運營和管理資質。所以説，“一帶一路”給中國企業創造了一種可能，借船出海、借力發力的可能。同時讓中國企業在沿線上分析自身最缺什麼。

“一帶一路”不只是中國要賣東西，其實也是中國要買東西，要在這個過程中找到最需要的，並把它買回來。

再舉個例子，南車北車為什麼分，因為它的技術源頭各有側重。最初，南車的技術源頭主要是日本和加拿大，北車的技術源頭主要是法國和德國。要有技術才能發展，那麼這個技術怎麼獲得呢？當時的策略是以市場換技術，外資重視中國市場，就必須拿技術來合作。後來我們南車北車就分別有了日本、加拿大、德國、法國等國最先進的技術。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企業就是以漸進性創新最終獲得突破性創新，所以現在中國的高鐵總里程是世界上最長的，今天英國、美國和印尼等都有了我們的高鐵項目。

中國一開始是自身有需求，所以去尋求合作對象，當自己獲得技術優勢，別人需求中國時，再把技術出口。這不是去產業化，而是產業升級的必要路徑。

外媒傳言“一帶一路”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我們的外宣該怎麼破解這一謠言？

針對“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目前我國有很多高校、媒體紛紛成立“一帶一路”智庫，但在成立之後沒有產品內容的輸出。主要表現為兩點：第一是產品不夠，特別是原創性的產品不夠。第二是產品的輸出不足，沒有轉化成國際語言。

有些新聞媒體在做嘗試，甚至對“一帶一路”進行專題研判，這是可喜的現象。但問題在於這些機構成立了研究院之後，大家在起步階段都在做重複性建設，都是研究沿線國家的地理、歷史、宗教等基本情況，或是圍繞區域、國情、國別、投資風險做研究。這個過程中，大家都做同樣的事就是在重複和浪費資源。如果國內研究機構能夠共享資源，大家就不需要做重複性工作，而是要做往巨人肩膀上踏一步的事情。

現在成立了一些“一帶一路”的聯盟。這是一個趨勢，但目前效力還是有限。我們急需做的是孵化出研究“一帶一路”的真正的大家和高端智庫。我個人感覺這一兩年來，真正研究“一帶一路”的人不超過二十個，這是不行的。

這裏所謂的“真正研究”有兩個限定標準：第一、你是不是上路了，是不是在中國的沿邊省份和“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走。“一帶一路”是需要打通“己學”和“彼學”的。有些專家知道“己”，有些專家知道“彼”，但真正都打通、瞭解“己學”和“彼學”的少之又少。第二、所做的研究能真正影響和完善政策，對“一帶一路”的發展有實質性幫助。

所以我個人認為完善“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需要從兩點上發力：

第一、避免重複建設，共享資源和知識;

第二、針對研究人員多但真正意義上的“一帶一路”專家太少的現象，應該發揮高校、研究院特別是企業的力量。有導向性地聚焦“一帶一路”建設，通過聚智、聚焦，我們的制度性話語權才有可能產生。

此外，媒體和學者也要互動。國內，有人説“一帶一路”不等同於馬歇爾計劃，但有人又興奮地把亞投行比作美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這就屬於沒有把問題搞清楚。“一帶一路”究竟是什麼，我們中國人得想清楚。我個人認為“一帶一路”不是政治經濟學，甚至不是地緣政治學，而是文化經濟學。一説到地緣政治學就有人會擔心，擔心撬動地緣板塊，會讓人覺得這背後有大國動機、戰略企圖，而這是不利於我們的。

非常強烈地希望媒體和學者就“一帶一路”的性質達成共識：它是文化經濟學。對內我們可以講文明的崛起，對外我們要定義是文化經濟學。基於這樣的觀點，我們要從兩個角度解釋“一帶一路”，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事件，更是一個文化事件。中國人在經濟上要共享、共建、共贏，在文化上要引起共鳴，要通過解決全球和平與發展難題中的中國思路和中國智慧。

我們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全球有很多治理失敗地區，而他們的失敗在於有些人羣被邊緣化了。“一帶一路”通過互聯互通會打通治理失敗地區的諸多痛點，邊緣化的地區會逐漸融入世界主流。這是全球經濟需要的，也是全球政治需要的。所以從文化經濟學的角度，“一帶一路”使中國不僅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家，更要成為一個受尊重的國家。

更重要的是，要關注“一帶一路”的細節。舉個例子，“一帶一路”正式提出後，一年半的時間過去，我突然發現“一帶一路”連英文縮寫都沒有。“一帶一路”的全稱這麼長，別人問的時候應該脱口而出一個縮寫。甚至有一段時間，媒體包括記者都在討論是“一帶一路”還是一路一帶？是“一帶一路”戰略還是“一帶一路”倡議？所以在這方面我個人建議要關注細節問題。要像雷區一樣，一個一個地掃。

我建議2016年“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是打造精品案例，要挖掘中國城市和中國企業的優秀案例。不求多，但求精美。與此同時，要關注細節。現在“一帶一路”的縮寫已經有了，“B and R”。但是我提的建議是學者可以談“OBOR”。這就是個細節工作。

如果所有的中國人都説“B and R”的話，別人會認為學者是在為政府發聲，這樣反倒不利於“一帶一路”的推廣。我們説“OBOR”是從一箇中立的角度、學術的角度來研究，而“B and R”是中國頂層的一個倡議。這樣的話會讓別人感到中國社會是多元的、是進步的，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講一套話。這又是細節工作。

“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輕重不均衡，輕資產項目為什麼出不去？

重資產項目是目前我們的優勢所在，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需求，所以首先我們要接受它。現在我們提倡的不是要輕資產替代重資產，而是要輕重並行。輕資產項目投資快、週期不長，但收益高。而重資產項目離沿線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有點遠。比如一個城市建了大型水壩、水電站，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是誰建的。輕資產項目的性質就是要走到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當中去。

那麼，哪些項目屬於輕資產項目呢？比如中醫藥、中餐、養生、民俗、移動醫療、文化產業等等，這些都是有需求的。我做過調研，中亞國家為什麼對中國有需求？他們對中國的中醫藥特別感興趣，特別是針灸、按摩。因為這些可以解決他們民眾的生計問題。沿線很多國家比較窮，老百姓首先要找工作。掌握了針灸或者中餐他們就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

教育留學、民俗、古村落保護、文化產業等大有發展的空間。實際上，國外很多知名設計師借用了很多的中國民俗文化符號。但是由於我們沒有相關的管理，沒有相關的標準，在中國要素的出口和國際融合方面沒有規範市場，所以人家就“白白借用”了。

現狀是，中國在文化要素的出口和國際化方面很低端，我們有文化資源，但缺乏成功的商業模式和標準規範。這些都屬於走到別人工作和生活當中的輕資產項目。例如，美國人説美國有“三片”：薯片、芯片、影片。最掙錢的恰恰是這些東西，是必需品。這些方面我們需要提升。

而在輕資產項目上我們也有“痛點”。拿中藥和中餐來説，我們有豐富的資源，但是整合和轉化資源的能力比較弱。也就是説別人不認同你的標準，甚至認為你沒有標準，例如外國人認為中藥的原產地、生產過程都沒有標準。是“痛點”，同時又是機遇，總有企業會順勢而為、大有作為。

沿線國家被動地等着中國“發紅包”，我們要反思

這個問題也存在。沿線國家對中國的“一帶一路”也存在誤讀，就以為中國在“發紅包”。總書記講現在“一帶一路”就是微信羣，願意加入就加入。但有些國家入羣了之後不説話、不合作、不交流，長期潛水，就等着砸紅包。這樣的就叫做“劣質羣友”。當然我們也要考慮，我們是不是給別人造成這樣的印象。

針對這樣的現狀，首先我們不要過度抬高某些沿線國家和項目。如果過高地抬高某些國家，説它一定是區域性核心國家、項目一定要落地，這些國家就一定會對中國坐地要價。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成本負擔會加強。我們需要讓沿線國家明確的是，“一帶一路”是一個雙贏的經貿與人文性質的合作項目。你有需求我就來，我不是一定要追着你把項目給你。

其次，我們一定要做精品。雙邊合作意願特別良好的，以及營商環境特別安全的，我們的項目就去了，就要努力做成精品。當項目成為精品，就會具有一定的區域帶動效用、項目標杆效應，很多國家會主動來找你合作。中國是用品質吸引他們，因此“一帶一路”是“五有”建設：有內容、有人才、有人氣、有品牌、有品質。

最後的核心問題還是不要讓“一帶一路”項目過度政治化。總結成一句話就是：企業先行、市場推動、競爭導向。

水深、浪急處才有好魚，外部環境風險不宜過分誇大

所謂“一帶一路”的風險問題，現在有很多專家在研究。我個人的觀點是不宜過高地、過度地強調“一帶一路”的風險。原因是這樣，十年前問中國企業為什麼走出去，很多企業説是服務國家戰略。但現在問很多企業為什麼走出去，他會説是生存壓力，服務企業自身戰略。雖然説是從國家戰略轉變到企業戰略，但是這一點並不矛盾，服務企業戰略也就是服務國家戰略。現在中國企業的問題在於不走出去可能風險壓力更大，中國企業不走出去就不具全球競爭力。所以，雖然有一些灰色地帶，但風險大可能收益就大。

有些專家的話講得特別到位，在海上，水流越湍急的地方恰恰是出好魚的地方。海灘上水一點都不急，可也沒好魚。全球市場也是這樣。所以我們走出去之後，一方面是要用產品征服沿線市場，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的文化也可能為當地帶來了福利和社會穩定。

例如，我們在非洲，冷戰剛剛結束時西方國家基本全部都從非洲撤出，但是中國的企業、維和士兵去了以後，非洲恰恰成為了全球聚光燈下的一個寶地。為什麼？因為中國企業就是聚光燈。我們到哪裏，燈就打到哪裏。這就重新使得國際社會要反思他們的對非政策。其實最終受益的是非洲。

從中國和日本在印尼高鐵項目上的博弈你可以看出，我們的優勢在於價格，而日本的優勢在於安全。結果是，中國説我們既要保證價格又要提高安全，日本説我們既要保證質量和安全，同時也要控制價格。這就是一個競爭進步的動力，但最終受益的是印尼。當然從長遠來説也包括中國和日本。

全球的風險是普遍存在的，但不走出去風險會更大。關鍵是兩句話：第一、明不明確走出去的目的。如果真的是為企業好，真的要培養一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企業的話，走出去就是必然的。第二、項目要選好，自身要準備好。要提升中國企業的學習能力、適應能力、轉化以及整合全球資源的能力。原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目的一個是市場，一個是資源。但現在很多企業認為它的目的是人才技術，是標準話語權，是國際視野。

國家對“一帶一路”構想的扶持，關鍵在於上下互動、互聯互通

國家隊“一帶一路”構想肯定是有支持的。當然這個支持在於社會的充分互動，屬於“五通建設”：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人心相通。現在有的誤解認為“一帶一路”會有很多強勢的政策支持。不過這個項目不同以往，“一帶一路”是自上而下的一個倡議，但提供的是一種上下互動的可能。

這就回到一個問題上：不要過度地把“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掛鈎呢。因為亞投行是一個金融平台，屬於公共產品的範疇。當沿線國家認為亞投行服務於“一帶一路”政策的時候，他會認為那是中國自身的工具，而降低他們的參與意願。因此，我們強調亞投行是“公共產品”，“一帶一路”是國際倡議，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繫。哪些是“一帶一路”配套的、哪些不是，要區分清楚，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同“一帶一路”掛鈎。

政策支持方面和以往不一樣。“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發改委一家説的事。沿線有這麼多國家，我們只是倡議的提出者和推動者。相關國家如果有合作和共享需求的話，需要進行雙邊和多邊的政策溝通。性質決定了“一帶一路”的獲利要在基層、在路上，在那些不聯不通的地方，而不是在於各國的配套經費。

作者簡介：

趙磊，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國際關係與國家統一研究室主任、中央黨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行主任、教育部【國別與區域研究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央企業青聯委員、中央黨校“一帶一路”重點研究課題主持人，【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發起人、首席專家。共青團中央“中國青年網絡智庫”專家委員，“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研究方向為國際關係、中國外交、文化產業與文化軟實力、“一帶一路”建設等領域。

出版專著《一帶一路：中國的文明型崛起》(中信出版社)，數十篇“一帶一路”研究報告上報中央，是多部委與省市“一帶一路”規劃的特聘專家，併為數十個省市委中心組、央企中心組講授《“一帶一路”與中國跨越式發展》、《“一帶一路”的文化經濟學》。相關研究成果包括：《糾正“一帶一路”建設的十大錯誤認知》、《找準“一帶一路”建設的十大痛點》、《“一帶一路”需要什麼樣的中國城市》、《“一帶一路”需要什麼樣的中國企業》、《在西歐尋求“一帶一路”突破口》、《“一帶一路”的新加坡思路》、《文化經濟學中的“一帶一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