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多説 美國應該多聽 美專家為中美有效對話支招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2月22日文章】題：要有好的中美關係，美國人必須學會聽，而中國人必須學會説(作者美國洛約拉馬裏蒙特大學亞太問題學者湯姆·普拉特)

正如權威的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哈貝馬斯教給我們的：理性而深思熟慮的持續對話，可以發展成文明政治的和諧樂章。你在説的時候學不到什麼：只有機智頑皮的奧斯卡·王爾德才可以聲稱寧願自言自語，理由是這節省時間，防止爭論。

這對詩人或劇作家來説或許是一種選擇，但對記者卻不行，對國與國的交往也不行。中美關係無疑也是如此。

傾聽他人需要尊重，對人和國家來説都是這樣。沒有尊重，交流就變成爭吵，雙方會挑釁般地故意彼此充耳不聞。尊重需要對自己的看法保持謙遜，對自身經驗的普遍適用性保持謹慎。如果只是自説自話，美國永遠理解不了中國。

的確，我們有“第二軌道”機構(非營利性的智庫)在想方設法實現同北京的交流。但從整體上看，這個項目運行得不夠好。僅舉一例：某個亞洲國家的一位前總理在行程緊湊的華盛頓之行後來到洛杉磯與我見面。總的來説，他很抑鬱，並告訴我説，美國當局如果採用一貫的軍事和對抗的視角，那就永遠理解不了中國崛起背後的發展變遷。但是，“你沒有向他們解釋這些麼？”“我説了……但他們聽不進去。”

傲慢有時候是正確理解現實的巨大障礙。傾聽他人是保持某種平衡的古老方式，是擺脱自我的途徑。這麼解釋是為了重申有關中國的明顯事實：如果想理解中國，你必須傾聽中國。但是———這裏有個“但是”，而且是很嚴重的“但是”———公平地講，對我們美國人而言，當另一方常常不願開口的時候，我們很難傾聽和了解。

此外，當中國官員確實決定説點什麼時，他們説的常常是你感覺自己早就聽過的東西。中國需要開誠佈公，而且是在最高層級，否則我認為中國可能在全球公民對話的競賽中失敗。

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應該為此擔心。回顧我自己與某些重要中方官員的深入對話就可以説明本屆中國政府需要讓其高層官員多發揮作用。我記得曾與中國前副總理錢其琛進行過一次對話。他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陳述了中國國際思路的核心要素，這對我而言在很多年裏一直是寶貴的經歷，讓我瞭解中國的立場以及應該如何行動。接下來在上海，負責兩岸交流的高官汪道涵做了長達90分鐘的講話，這次背景介紹既動情又理性，無疑不僅進入了聽眾的耳朵，也觸動了他們的內心。

刻板的新聞發佈會無法和這樣貨真價實的場合相比。但是，這樣的會面極其難得。所以，當中國官員抱怨遭到誤解而且這種抱怨可能確有理由的時候，他們似乎沒有想到一種可行的補救辦法：應當抓住機會開誠佈公。拜託，這是全球化的信息時代。

再講一個例子。不久前，享有盛譽的美國東西方中心與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聯合組織了一個VIP代表團到我所在的大學訪問，代表團成員包括十幾位中國記者和媒體高管。參加的機構有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等媒體巨頭。

我們研討會的主題是“中國崛起如何影響與地區鄰國的關係”以及“中國作為世界強國的未來”。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會議，結束時大家按慣常做法互換禮物。我送給別人的禮物是自己的書《李光耀對話錄》的中文版。一位記者注意到這本書是“亞洲巨人”叢書中的一本，於是問我為什麼叢書裏沒有中國內地官員：中國不重要嗎？

我儘可能禮貌地做出了回答：新加坡和其他國家的政府會回應媒體對官員的採訪要求，你們卻對這些要求不理不睬。我理解官方對於媒體關係的長期心態，但我堅持自己的觀點：這對中國沒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