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供給側改革的本質與政策建議

需求刺激政策已不再是最佳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需求刺激政策。在我國經濟建設初期，我國政治體制特有的GDP考核機制鼓勵各級地方政府增加那些能夠創造GDP或工業產值的項目和產業，諸如鋼鐵、汽車、煤炭、造船、重化工、電子、水泥、平板玻璃、房地產、高速公路、鐵路、碼頭、機場等。相反，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教育、醫療、文化和各類軟性公共服務（包括人性化和高效的城市管理），這類“看不見”的GDP由於很難核算，容易為政府官員所忽視和輕視。因此，多年來，政府財政開支和銀行信貸資金絕大部分都流入到上述那些行業裏。

當然，在我國經濟建設初期，各類產業的產品供給不足，基礎設施普遍落後，大規模基礎設施、製造業和房地產投資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政府主導和引導各類資金和資源流向基礎設施、製造業和房地產是正確舉措，實際效果也確實不錯，幫助創造了持續數十年的高速增長奇蹟。然而時移世易，思維必須與時俱進。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需求刺激政策為何今日不再是最佳政策、甚至已經成為一項很糟糕的政策？原因也很簡單，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國已經從普遍供給不足或短缺經濟發展到普遍供給過剩尤其是絕大多數製造業和房地產行業產能過剩和高額庫存。

早在本世紀初期，我國就應該開始注重供給側改革，至少供給政策與需求政策應該並重。但是，我們不僅沒有下決心實施供給政策，反而繼續大規模實施需求刺激政策，結果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問題日益嚴重。一方面是製造業和房地產行業突飛猛進，產能過剩和高額庫存持續惡化；另一方面則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教育、醫療、文化和公眾服務的供給嚴重不足，老百姓的收入增速始終趕不上房價增速，看病難、上學難、買房難成為困擾普通百姓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新三座大山”。產業結構嚴重失衡、城鄉差別繼續擴大、貧富差距不斷惡化、“三農”問題日益嚴峻，是我們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最突出矛盾，是我國數十年經濟增長模式所積累的直接後果。

供給側改革意味着經濟思維、政策哲學和經濟制度的革命性變革

如今最高決策層審時度勢，痛下決心實施供給側改革，確實是勢在必行、別無選擇。供給側改革需要壯士斷腕之堅強決心，從表面和短期看，至少要從如下幾個方面着手：其一，必須堅決剔除那些年年虧損嚴重、依靠信貸資金和財政補貼維持生存的“殭屍企業”。其二，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辦法，鼓勵或迫使企業去槓桿、去負債、努力增加資本金，不能再依靠信貸資金盲目擴張。其三，儘快摸清房地產庫存情況和未來需求變動趨勢，不再盲目大規模建造保障房和廉租房。其四，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需要堅持間接調控和直接調控（精準調控）相結合，切實解決我國面臨的信貸結構極端不合理問題。其五，財政資金必須大幅度向教育、醫療、社保、公共服務等關係普通百姓民生疾苦的方向傾斜，尤其是要切實解決廣大農民家庭上學難和看病難的現實問題。其六，繼續或者大幅度降低企業税負，簡化税制，取消一切不合理的亂收費，讓企業尤其是新創企業有寬鬆的生存和發展環境。

從深層次和長期看，真正的供給側改革必然意味着經濟思維、政策哲學和經濟制度的革命性變革，它是一場真正的革命。供給側改革絕非簡單地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本質上是從政府主導和管理經濟徹底轉向市場主導和調節經濟。

要實施供給側改革，各級政府就必須進一步簡政放權，該撤銷的政府機構必須堅決撤銷，該還給市場和企業的權力必須堅決還給市場和企業，該取消的各種管制必須立刻取消。還要建立一個真正的內在制度或機制，防止政府重新收回權力或蓄意製造新的權力。

供給革命的主角不是政府和官員，而是企業和企業家。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是供給學派經濟學及其政策主張的精神靈魂。激活企業家精神，就必須給所有企業創造公平公正開放的競爭環境。這一點對我國而言尤其重要，是供給側改革最難以突破的地方。

（作者為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