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人講述為什麼考研？ 部分本科生：為延遲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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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恢復學位制的1981年開始，到2014年底，我國累計培養博士研究生49萬人，碩士研究生426萬人，其中半數為近五年培養。30多年來，研究生教育為國家建設培養了大批人才。從數量上看，我國已是研究生“超級大國”，僅博士階段培養人數就已是世界第一。
隨着時代變遷，在考研人羣從“精英化”變成“大眾化”的同時，很多人的讀研初衷，也從“研究學術”變成“為了工作”。擴招後的學歷變相貶值，加之一些用人單位劃定的較高用人門檻，使得“考研熱”不斷升温。
正是在“考研熱”之下，個別高校出現“大學高中化”現象，部分學生把考研奉為“第二次高考”，而這，絕非高等教育的本來面貌。
從2016年開始，在職研究生聯考被取消，而隨着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推進，研究生的入學門檻和教學質量，都將得以提高。
12月26日，2016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正式開考，170餘萬考生步入考場。
教育部的數據顯示，1980年，全國包括博士在內的研究生招生數僅為3616人，1990年為3萬人，2000年為12.9萬人。若包括博士在內，2015年的研究生招生數達到62.1萬人，35年時間增長170餘倍。
30年間，無論是考研羣體還是考研初衷，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對於不同年代的考研者，他們有着不同的想法，也有着各異的經歷。對他們個體而言，是改變人生的一次考試；對社會而言，是映射時代變遷的一面鏡子。
80年代：考研為了“追求學術”
時間：1985年
考研者：陸堅，呼和浩特人，考取南開大學近代文學系，現為天津某高校教師
“隻身在天津上學，放假回家時孩子都不認識我了，看見我就哭。”天津市某高校教師陸堅告訴《工人日報》記者，1985年，他考上南開大學近代文學系研究生，當時孩子剛一歲。拖家帶口，是上世紀80年代考研者的真實寫照。
記者見到陸堅已是下午5點，6點還有課，他邊準備教材邊拿過學生送來的泡麪，用開水泡上。他是呼和浩特人，研究生畢業之後舉家搬到天津。
本科畢業後，陸堅在呼和浩特的一所高校當老師，結婚生子。但考研的想法一直縈繞在腦海裏，因為對文學有強烈興趣。“當時就想着進一步提升自己，想在學術方面取得進步。”
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本科學歷本已稀罕，研究生學歷更少見。當時考研通過率很低，選拔標準也較高。“大學的班裏30多人，有考研想法的不到10個，考上的只有我一個。”
由於孩子媽媽工作忙，陸堅只能邊看孩子邊複習。“我左手拿着外語單詞本，右手抱孩子。孩子一哭，立馬放下課本去哄孩子。”當時複習資料單一，只能一遍遍地自學大學教材。由於是跨專業考研，付出更多，他每天工作之餘用3~4個小時來學習，“除了工作就是學習。”
苦心人，天不負。經過努力，陸堅如願考上南開大學近代文學系研究生，但之後的生活讓他更加煎熬。每個假期回家，陸堅首先要做的就是和兒子培養感情。但孩子剛熟悉他，開始依賴爸爸的時候，陸堅又該離家返校了。
在陸堅看來，曾經的考研也是一場歷練。他望着辦公桌上的老照片説：“人生要有目標，同時還要有毅力，堅持下去一定會有收穫。”
90年代：考研為了“提升地位”
時間：1992年
考研者：徐建明，河北昌黎人，本科武漢建材學院，考入天津大學力學專業，現為秦皇島某科研機構學科帶頭人
從小城昌黎到武漢，再到天津，最後回到秦皇島，徐建明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版本升級”。
土生土長的昌黎人徐建明，初中後迷上物理這一科。1982年，徐建明考入武漢建材學院，畢業當年，他參加過一次考研，未能通過。
“那時急需人才搞建設，大學畢業就分配工作。”徐建明被分配到秦皇島市的一所科研機構。在單位工作了6年後，他決定再考一次。
上世紀90年代，對於“有單位”的人而言，考研的第一關往往不是考試，而是單位“放不放人”。令徐建明意料之外的是，單位領導支持他，複習期間沒有佈置工作。這一次，他考上天津大學力學專業研究生。“當時本科生都分配工作，所以考研不是為就業，而是為了更好的機會。
考研的最直接結果，就是職稱和工資的變化，“單位裏和我同時本科畢業的同事，五年才能評上工程師，而我研究生畢業後，兩年就評上了。工資還高了不少！”而在之後漫長的職業生涯中，這一優勢漸漸被拉大。
現在，徐建明已經是單位的學科帶頭人，在他從事的領域裏有了些許成就。他坦言，“學術是我畢生追求，我會堅持一輩子。沒有研究生階段學到的那些知識，我可能現在還停留在幾十年前的水平。”
00年代：考研為了“更多選擇”
時間：2004年
考研者：郭華東，山東菏澤人，本科內蒙古大學，後考取南開大學世界史專業
在南開大學津南校區的博士公寓中，記者見到了正在寫博士論文的郭華東，宿舍裏到處是複印的英文版資料。“學美國史，文獻多是英文的。”郭華東説。
明年6月份就要畢業的郭華東是第二次在南開就讀。11年前，從內蒙古大學畢業後，他考取了南開大學世界史方向研究生。碩士畢業後去了四川一所高校，工作6年後他重新考取了南開大學美國史方向的博士。
回想當年，郭華東印象最深的就是擴招。1999年，高校擴招開始。1998年高考錄取108萬人，而2002年錄取人數達到320萬人。郭華東是擴招後的第二批高考生，見證了擴招給考研帶來的變化。
“那時考研，是‘個體化’很強的行為，為了增加知識，也為了更多選擇工作的機會。”郭華東説，自己真正準備考研是在大四。而他如今發現，現在很多本科生，一進大學校門就開始準備考研，甚至學校還會向學生強調考研必要性。一方面是考研呈現大眾化，另一方面則是有人憂思“大學高中化”，考研變成“第二高考”。
考研羣體的擴大，也讓重點院校與普通高校的差距被拉大。據郭華東回憶，“當時重點與非重點院校沒有現在那麼強烈的對比。”當時全班一共47個人，考到校外的也就3、4個，整體考研的人不算多。“現在很多人是希望通過考研，來換一所名氣更好的學校。”
10年代：考研為了“一份工作”
時間：2015年
參考者：王景軒，太原理工大學大四學生
王景軒自小便是老師眼中的好孩子，然而他遲遲未能走出高考失利的陰影。“沒復讀，勉強上了一所大學。”王景軒説，自己入學後狀態特別頹廢，“大一大二經常掛科。”
從大三開始，王景軒開始正視前兩年的荒廢，決定考研。他每天早晨6點起，晚上10點睡，在圖書館學習14個小時，光他桌上覆習考研的書就有42本，“一年下來練習題就刷了11本。”
“考研就像是自我救贖。”王景軒對記者説，他不想這麼早走進社會，擔心拿本科文憑找不到滿意的工作。“我想到大城市發展，生活壓力會比較大，我希望在就業時能有高起點。”
事實上，考研對於部分本科生而言，其實是延遲就業。研究生是否真的比本科生好就業，答案很難説，很多高校本科生就業率反超研究生。以西南大學為例，該校2014屆畢業生12700人，本科畢業生就業率96.54%，碩士研究生就業率95.04%，兩者平均薪酬相差不大。
“就業難導致很多本科生畢業後不工作去考研，推高考研熱度，躲避就業高峯，但研究生畢業後，其職場競爭力並未有很大提升。”有教育業內人士如是説。(應被採訪者要求，陸堅、徐建明為化名)(朱林 本報實習生 王夢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