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語學校生存尷尬：英語教學普及 保送生縮緊

這是個讓英語學界泰斗陳琳都為之困惑的數字。但這位曾受命主編新中國第一套高校英語系通用教材《大學英語》的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卻清晰記得這個數字從無到有的開始：“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俄語教育‘一統天下’。直到1959年，北外率先成立了外國語學校；1966年，全國才陸續有了11所。”

但在更多人的記憶裏，這個數字在短短十餘年間成倍增加，甚至快到連業內人士都無法準確統計。“我們有一個外國語學校理事會，大概有200多所外國語學校參加。但並不是所有學校都能進到理事會範圍裏，所以不好統計。”北外招辦主任許曄坦言。

作為中國基礎教育的一種獨特產物，再加上高考時獨有的語言保送生政策等，一直以來，各地外國語學校光環無數，成為家長、學生趨之若鶩的明星學校。但近年來，隨着英語教學的日益普及、國際班等新生事物湧現，加之高考改革的不斷衝擊，單純的語言工具教育早已不能滿足家長、學生和社會需要。

“普通高中培養的學生英語水平也不差，我們還是更看重其他學科的綜合素質。”一名不願具名的高校招生老師告訴記者。

面對日益被擠壓的特色空間，外國語學校該如何應對？基礎教育國際化的浪潮又會帶來怎樣的機遇挑戰？“2015全國外國語學校及外語特色校校長論壇”近日在京召開，來自全國180多家外國語學校的校長共探轉型之路。

“外國語學校=學霸”？

108所境外大學爭搶重慶外國語學校學霸班55人、今年兩會上準確譯出“任性”的美女翻譯張蕾……一段時間以來，“學霸”兩字總是與不少外國語學校緊緊相連。

“外國語學校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下設立的。1960年初的小型外語教學政策改革會議上，周總理提出了九個字三句話的方針——多語種、高質量、一條龍。”陳琳説，外國語學校的誕生是為了緩解當時外語外交人才短缺的局面。

可近年來，隨着高考競爭的日益激烈，在某些方面擁有“先天優勢”的外國語學校學生卻逐漸被解構為一個特殊羣體——能提前拿到國內名校“入場券”和“近水樓台先出國”的“尖子生”的代名詞。

記者登錄教育部陽光高考信息平台發現，在奧賽保送生被全面收緊的2015年，全國具有保送生資格的考生有3212人，除了省級優秀學生442人、國際五項學科奧林匹克競賽國家集訓隊員250人外，其餘2520人全部是來自16所外國語學校的推薦生。

“不少外國語學校有保送名額，如果可以保送就免得參加高考了，要是不行，多學點英語出國也有優勢。”黃女士的話説出了不少家長的心聲。也正是在這種心態下，每到招生季，各地外國語學校更是人滿爆棚。以濟南外國語學校為例，此前每年均有8000餘人爭搶800個招生名額，競爭比例高達10：1。

這也直接催生了外國語學校的迅猛發展。尤其是近年來，不少學校看到了“外國語”這一金字招牌強大的生源吸引力，更是紛紛改名換姓，企圖在生源戰中分得一杯羹。據統計，截至目前，僅廣州一地就有20餘所外國語學校。

正在上演的“雙面夾擊”

儘管曾經光環無數，但如今的外國語學校卻正在遭遇不小的挑戰。

“一般來説，外國語學校學生有兩大出口：一是通過保送進入國內各大名校；二是直接出國。”某外國語學校教師陳蘭告訴記者，今年其所在學校共有應屆高三畢業生不到500人，其中近300名被國外大學錄取，加上保送國內高校的，最後只剩20來人蔘加高考。

而挑戰，也正來自這兩大“出口”的“雙面夾擊”。

先是不斷收緊的保送生政策。就在前不久，16所外國語學校接到了2016年的保送通知。據知情人士透露，保送名額均比今年有所下降，如濟南外國語學校推薦名額就從今年的220人減少至198人。“這只是外語類保送降温的第一個信號，以前外語類保送生還可以選擇其他專業，從今年起，只能進入語言類專業，以後只會更嚴。”

逐漸變“窄”的通道背後，是迅速擴張背景下被不斷被稀釋的教育質量。“別説全國幾百所高校，就是16所有保送資格的學校裏，教學質量也良莠不齊。很多保送來的孩子在大學學習中並沒有展現出什麼過人之處。”某高校教師楊軍説。而此前從某外國語學校被保送至外交學院的李琛則擔心，在相對寬鬆的教育模式下成長起來的外國語學校學生不具備“考試技能”：“我畢業時學校一本率只有不到40%，其中還有保送生和出國學生。外國語學校學生參加高考的悲壯與慘烈，可想而知。”

此外，過分強調英語技能的課程背後是被忽視的文化教養。“在設計課程的時候我們經常要跟家長‘鬥爭’。他們某種程度上很功利，總覺得‘學這個跟我的孩子申請學校沒有關係’，我説‘對，跟申請學校沒有關係，但是跟做人有關係，缺少中國元素、缺少中國文化，那你何曾成為一箇中國人’。”杭州外國語學校副校長夏谷鳴無奈地説。

北京四中國際校區執行校長石國鵬對此深有同感：“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講，美國大學為什麼想錄取中國學生，他們是希望錄取一個完全不懂中國文化，而跟美國百分百對接的‘假洋鬼子’嗎？我覺得不是，因為這些大學有90%多的‘真洋鬼子’。他們要錄取的這些中國學生、亞洲學生，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一個重要理由是要增加校園文化的多樣性。但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孩子不具備做中國文化代言人的這種能力，那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

如何從“工具”教育走向人文教育

挑戰之下，外國語學校的轉型之路究竟該如何走？

陳琳給新時期的外國語學校下了這樣的定義——高級外語人才的主要供應地、各種外語教學途徑和理念的實踐基地、給外語高校提供生源的主要場所和開展國際教育的實驗基地。

“過去一般的外語教育是重視工具，甚至應試。如今，外國語學校必須從工具教育走向人文教育。”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教育裝備處處長喬玉全認為，外國語學校要有“五多”氣質——多外文教育、多語種教育、多元體制、多國際交流和多文理教育：“要通過語言學習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不光要上課，還要有辯論、主題發言、模擬戲劇表演等大量教學方式的出現。”

“外語學校要研究如何突破舊的人才觀和培養模式，打破應試教育對人才成長的束縛，探索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和國際水準的教育實踐。我們的下一代再不能是高分數的行動弱者、思維匱乏者、文化缺失者。”全國基礎外語教育研究培訓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張連仲提出四點建議：建構具有針對性的學段內課程體系；開展“以我為主”的多種國際合作方式；建設積極開放、有特色的管理團隊；提高外語教師的思維深度和文化底藴。

更多的外國語學校“掌門人”紛紛表示，各校正以開發特色校本課程等形式賦予新時期外國語教育更多內涵。

“我們的課程體系裏，中國烹飪學是一門必修課，每個孩子必須至少學6道中國菜。孩子們問，‘為什麼開這個課’，我説，‘孩子你知道在國外會做飯有多好找女朋友嗎？’”石國鵬笑言：“當然僅靠中國菜還遠遠不夠，我們還有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我們每週4課時的語文課是必修課，沒有任何人可以逃掉，用的是北京四中特級教師李加升先生編寫的《華根語文教材》——以中華為根。”(本報記者 杜冰 鄧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