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小業主：工業園曾對渣土堆有意見但誰説都沒用
原標題：深圳小業主：工業園曾對渣土堆有意見 但誰説都沒用
像深圳的大多數地方一樣，紅坳村在緊跟着這座城市前進的腳步，農田減少，廠房林立，外鄉人蜂擁而至。
大片的廠房和出租屋，只夾雜着幾間商店和餐館，這樣的生活多少有些枯燥，忙於生計的人們似乎也無暇顧及懸在頭上、逐漸長高至百米的渣土堆。
壓力、勞累、也有希望存在，一切如常。直到12月20日，泥頭車留下的那高高的土堆失去了控制，兇猛地湧了下來。
沿河路9棟
12月20日中午，身後的煙塵漸漸消散，魏鵬驚魂未定，他分別嘗試着從“U”形路的兩個路口走回去看看。但無論哪個路口，過不去幾百米，前路就被高高的土堆擋了起來。
這條“U”形路在靠近山體的位置掉頭，與一條東西向的長鳳路連接，最終將紅坳村南面的土地包裹起來。在這範圍裏，最靠近長鳳路的是恆泰裕、柳溪等幾家工業園。
經過一條小水溝後，“U”形路由水泥路面變成了石子路。在這交界處，一片樓房依附於工業園存在，專門出租給那些小廠子或是園區裏的工人。
魏鵬租用着其中的沿河路9棟，一層是他的傢俱生產車間，二層幾個房間是自家和工人們的住處。如今，這座樓房逐漸歪了下去，只有四五六層還露在泥土的外面。
魏鵬用了一分多鐘跑到了安全的區域，但在沿河路9棟裏，並非人人如他這般幸運。
事發時，江西人黃為寶正在熟睡中，在附近工廠上班的兒子黃小龍將他搖酲。兩人跑到樓房的一層時，門口已被泥土封住。黃小龍再想轉身時，雙腳已被泥土困住，他最後只説了一句：“爸爸，快往上跑……”
身邊不時還有尖叫聲，魏鵬正猶豫着要不要爬上土堆看看，已經有人衝了上去。來自河南的王永權站在上面，舉着喇叭，大聲喊着父母和姐夫的名字。
他家的廢品站在距離滑坡位置更近的平房區中，王永權抱着女兒衝了出來，但父親和姐夫卻因為攙扶着腿腳不便的母親，被身後的土堆追了上來。
此後，王永權又再次來到現場，嘗試着用GPS定位。他央求一位救援人員説，自己準確記得自家位置，一定要試着救救自己的親人。然而，生命探測儀始終沒有發出任何聲響。
紅坳村變遷
在體育館的安置點，魏鵬遇見了重慶巫山老鄉向太木。最初公佈的失聯名單裏，有5個巫山人，向太木的父親、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在裏面。他正忙着安慰幾乎哭得昏厥的妻子，魏鵬想想不知道該説些什麼，沒再上去搭話。
上世紀90年代，巫山人開始外出打工，深圳是最初的目的地之一。“其實根本不瞭解這裏，但一個人去了，大家就都覺得好。”也是在那時候，魏鵬來到了這座沿海城市。
五六年前，魏鵬把自己的小傢俱廠搬到了紅坳村，原因無外乎這裏房租便宜而且交通方便。雖然距離市區不算太近，但附近幾條高速聯通着省內其他地方。“這裏也相對偏僻，不用太擔心擾民一類的事情。”
到向太木離開家鄉的時候，巫山當地甚至已出台了鼓勵外出務工的政策，儘管那時已過了打工的最好年月。
“老家那些地，就是勉強夠個温飽。”兩人離開老家後，都已不再擁有耕地，但他們並不太懷念那樣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些積蓄後，向太木回過家鄉兩年，怎奈嘗試養殖業失敗，他重返深圳、定居在紅坳村。
外來者不斷湧入，紅坳村本地人也順應形勢，改變着生存方式。
30年前，作為歸僑的陳平定居紅坳村，那時這裏還是農村的本來模樣。直到改革的風潮漸近，長鳳路南面的菜地被廠房取代，廠房越來越多，最終形成了工業園的規模。
“有些能力的人開始蓋房，租給打工的人。”陳平口中的出租屋並不缺少租客，即使周圍工業園多設有宿舍，但對一些年輕人來説仍希望擁有自己的個人空間。一個獨立的房間月租不過兩三百元，價格已算得上低廉。
這股蓋房的勢頭，不只侷限於被滑坡殃及的工業園周邊。在事發後警戒區的東北角，那裏原本是紅坳村民居的位置。如今，一片片整齊的平房已消失大半，取而代之的是高矮不一的出租小樓。一些牆體上還張貼着招租廣告，一些搭着腳手架、正在興建當中。
紅坳村已基本沒有什麼土地可以耕種，唯一一片長鳳路北面的田地，也是租給了來自省內其他地方的農民。讓陳平頗有微詞的是，隨着出租樓的興建，原本寬敞的道路變得有些逼仄。
同時發生着改變的，還有紅坳村南面的那片沒有名字的山丘。起初是一座採石場開設在那裏，不斷的開鑿中，一部分山體逐漸被挖空，凹下去的一塊，好似一個巨大的“容器”。
兩三年前，採石場停工，人們發現“容器”有了新的作用。每日不斷有卡車運來渣土，傾倒進山體凹下去部分。
山腳下的謀生者越聚越多，山上的渣土也越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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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者的生計
滑坡發生後幾天，幾家工業園裏的企業在政府組織下，可以進入現場查看各自廠房的情況。進場的要求很嚴格，每次僅限五人，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魏鵬也希望能有這樣的機會，但至今未能如願。
魏鵬不是沒想過進入規格更高的工業園，但他自覺還負擔不起那裏的租金和規模。他把打工者分為三個層級，最初是在企業做工、爭取學到一門手藝。沿河路9棟的鄰居小龍就是處在這個階段，他在工廠中半月白班、半月夜班，大部分的收入都被用來補貼家用。
之後就是像魏鵬自己這樣，開着一間不大的工廠，手下四五個工人多是同鄉關係，但也常要親自趕工。“我離那種不用自己動手的老闆，還差着不少。”
王永權家亦是如此，上世紀90年代，他的父親就跟人合夥買長途客運車，家裏擁有全村最大的黑白電視機。此後早早就來到南方發展，收破爛賺錢的那幾年，他家也趕上了最好的光景。
即使這幾年行情不好了，在紅坳村附近，他家同樣是收硅膠做得比較大的一家，父母和姐夫負責收貨，王永權的妻子在家裏管賬過磅。“雖然我們搬來這裏沒幾年，可是父親的生意關係都在”。
幾家工業園周圍的出租樓房和鐵皮屋，恰是為了魏鵬和王永祥家這樣的“小業主”所準備的。每平方米15元的月租，緊鄰通往外面的道路，出入貨都很方便。操着南腔北調的人們聚集於此，做着傢俱、石材，又或是廢品回收一類的營生。
但也並非所有務工者，在行當的選擇上都能有着不錯的運氣。來自河南的洪念江每隔幾天就要來紅坳村收購一次泡沫塑料，滑坡發生前半小時，他和妻子剛到達山腳下的廢品站，此後就再沒了消息。
五年前來深圳，他經熟人介紹做起收購泡沫塑料的生意，運回家用機器分解成顆粒出售，一斤泡沫塑料獲利五毛。
起初，洪念江靠一輛三輪車拉貨，泡沫塑料這東西太輕，實在裝不下太多分量。前兩年，他靠借錢買了輛二手貨車，但也就在這時，塑膠的行情不大景氣，洪念江怕沒法出手、又不敢囤上太多的貨物。
而在剛來深圳不久，向太木就發現單靠工地幹活，負擔起四個孩子的吃穿用度有些費力。他嘗試收過一陣廢品，可一元錢收來的東西，有時還賣不上一半的價格。
向太木也嘗試在自家鐵皮屋旁養過一陣雞，但也只有偶爾像魏鵬這樣的“熟客”才會光顧。
堆土下的家
馬上就要到魏鵬的農曆生日了，滑坡那天他本打算邀上幾個朋友來家裏聚聚。他很慶幸，自己最終取消了這個決定。
類似的聚會在務工者們的生活裏並不多見，他們緊跟着深圳這座城市的速率，無暇顧及其他。初來時，魏鵬曾以為遍地是機會，“但後來我發現，這裏的財富都是靠時間堆積起來的。”
在魏鵬的傢俱廠，晚上幹到10點是常事，有時客户催得緊了，通宵趕工也不稀奇。那些臨近的工業園裏，生產同樣會分為早晚兩班。在魏鵬租住的樓房裏，有兩名失聯者都是剛下夜班的工人，熟睡中，兇猛的土堆已經湧了過來。
工業園附近開着兩家燒烤店，本想做做“夜生活”的買賣，但換了幾撥老闆始終生意寥寥。還有幾家大排檔，十多元錢一個套餐，多油、口重，全成了年輕工人們打牙祭的去處。
魏鵬這類帶着家室的人通常都是自己買菜做飯，即使要宴請客户，也就是去往“U”形路旁的一家小餐館。説不清什麼菜系、四五個桌子，200元錢就可以擺下一桌不錯的招待。
“這裏也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消遣的地方。”魏鵬説，長鳳路的公交站只有在節假日才會熱鬧起來。紅坳村的發展速度相比周圍還是慢了些，年輕人如果覺得悶了，也就是到鄰近的村子逛逛商場、唱唱KTV。
各自都忙於生計，倒也並沒讓在紅坳村打拼的人們疏離了關係。魏鵬最初和向太木熟識，就是因為那一口熟悉的重慶鄉音。向太木做廢品回收那陣，到了自家門前，魏鵬也不討價稱重，就依老鄉覺得合適的價錢，直接讓他將廢品搬走。
王永權的母親包子和炸醬麪做得最好，附近老鄉都知道。每次做這些吃食，她都會特意多剁些餡兒、多揉些麪糰。“就是為了給附近的人也留些。”
同樣，在這裏親情也未被淡漠。王永權的母親總會在早上5點半到6點起牀，然後煮上米粥、蒸些饅頭，這是典型河南人的家庭早餐。“即使早上，我們也不願放棄圍坐一桌的機會。”
儘管外部有些破舊，他們仍堅持把租住的地方營造出家的氛圍。王永權的父親提出，傢俱都要用全新的，甚至每個房間都配有電視。
洪念江已經幾年沒回過老家，出事後，家人找到了他的賬本，發現還欠着幾萬元錢的外債。但即使如此，每到過年時，他還是會給在河南的老母親寄去幾千元錢，算作一份心意。
2015年春節，黃為寶一家也沒返回江西老家，但他並不覺得落寞。此時，小孫女已經兩歲，一家就着遠處的鞭炮聲吃了頓年夜飯。“不管在哪，能團圓就是最好的。”
魏鵬覺得，他已把在紅坳村生活的要求降低了不少，要抱怨的只是這裏的治安。幾年裏，他已經丟了三輛摩托車，有時還會因為有人偷盜線纜，發生停電的情況。
除此之外，魏鵬唯一的隱憂便是來自山邊那高高的土堆。去往傾倒渣土的泥頭車讓“U”形路上變得泥濘不堪、揚塵滾滾。一些附近的廠家和住户正常的通路，也因為大車不斷而變得擁擠。
如果要找當地政府反映，需要經過多少人轉告，才能聯繫到一位紅坳村本地人。魏鵬更多時候是直接撥打熱線電話，甚至聯繫新聞媒體。“別説我們了，那些大的工業園都對這土堆有意見，但最後誰説都沒用。”
土堆最終“長”到了海拔185米，紅坳村的海拔只有30米。
原標題：深圳小業主：工業園曾對渣土堆有意見 但誰説都沒用
教室裏的空位
紅坳村北面不遠處是培英學校，滑坡後的第二天，這裏一些教室的位子是空着的。經過學校工作人員統計，共有40多名學生的家庭受到了滑坡事件的波及，其中5名學生處於失聯狀態。
根據年級不同，培英學校每學期的學費都在幾千元左右，但仍有眾多打工者將孩子送到這裏就讀。學校工作人員覺得，這恰恰反映出家長們對孩子教育的重視。
“不光是把孩子放在老家捨不得，也是因為這裏的環境。”王永權堅持，不同氛圍對孩子成長的重要。他很驕傲，孩子自小至少吃的都是進口奶粉，連來接送的校車，也是時髦的“黃鼻子”造型。
洪念江失聯的這幾天，大兒子情緒始終低落，他好像有些後悔曾惹得父親惱怒的那件事。大兒子天性聰明，卻對讀書沒什麼信心，才上到初中就執意退學。洪念江發了幾次脾氣，最終拗不過，還是從了兒子的意思。
學校的老師説，類似的情況並不多見。近幾年，培英學校學生的流動率已降到了10％以下，多數還是因為家長工作變動的原因。
但重壓之下，仍有需要面對選擇的時候。向太木買了一輛電動三輪車，專門用來送幾個孩子上學。這情景曾讓不少鄰居感動，覺得他雖然擔子不輕，卻始終樂觀。
到今年暑假，魏鵬遇見向太木16歲的大女兒，詢問她初中畢業後的去向，女孩卻是支支吾吾。細問一下才知道，原來為緩解家裏的壓力，她已放棄學業出門打工了。
培英學校裏，家庭受滑坡事件影響的孩子們已逐漸復課，校方也開始了心理疏導工作。但有些問題，卻不是言語可以解決的。
被埋的洪念江留下了兩個未成年的兒子，他家在深圳的親戚不少，可各自家庭也都有着不小的壓力。兩個孩子究竟是留在這裏，還是返回老家，這個問題讓大人們苦惱不已。
離去的泥頭車
滑坡發生那天的上午，魏鵬仍看見泥頭車排隊開了過去。待煙塵和尖叫聲散去，隊伍不見了蹤影。“有的跑了，有的可能就埋在這土下面了。”
魏鵬曾經覺得，堆在身邊的渣土和老家的耕地很像，都是深色的、軟軟的。但他沒想到，有一天，這看似熟悉的土壤，會淹沒自己的生活。
土堆下面原本是一個小院子，幾間平房裏是些穿着迷彩服的“工作人員”。魏鵬只聽説，每車渣土的價錢是兩三百元，但交費的環節並不在現場完成。
夜晚時分，也常見“工作人員”騎着摩托車呼嘯而過，指揮着排隊進入渣土消納場的泥頭車。
滑坡發生後一個星期，紅坳村周圍冷清了下來。根據新聞發佈會的消息，政府鼓勵受影響企業在異地恢復生產。一些租住在附近的工人已經打包行李，準備去往他處。那些還在現場忙進忙出的企業員工，也多是商量着如何儘可能地搬走廠房內的設備。
魏鵬依然要留在深圳，小到逢人稱呼“老闆”、吃飯前先拿茶水燙燙碗筷，大到以效率和質量取勝的商業規則，他已習慣了這座城市的一切。
向太木已經萌生去意，但他每天仍越過封鎖，趕到土堆上自家的位置，只是希望再見上父親和孩子們一面，不論生死。
黃為寶則已打定了主意，他要在附近再找份工作，盡力給黃小龍的女兒最好的環境。“不然拿什麼養活我的小孫女，這是我兒子留下的血脈。”
12月26日是遇難者的“頭七”，這天一個簡短的悼念儀式在滑坡現場舉行。與此同時，渣土的轉運工作也已開始，泥頭車經過的地方依舊泥濘，只不過是駛向了相反的方向。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為化名）（記者劉汨王曉芳張雅）
（原標題：堆土之下的生活印記）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