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城市如何幫助融入其難民？ - 彭博社

移民於2016年1月抵達位於柏林的中央登記中心LaGeSo（州衞生與社會事務辦公室）。馬庫斯·施賴伯/APHeimat是一個德語詞，沒有直接的英語翻譯，類似於schadenfreude或zeitgeist。它描述了一個人與其建成環境之間的關係，介於家的感覺和故鄉之間。自2015年8月以來，德國已接納超過110萬難民、移民和尋求庇護者。這一湧入使德國的建築師和城市規劃者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手中是否有難民危機？還是住房危機與城市、就業市場和學校整合新來者的巨大挑戰相結合？”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紐約通勤者在最新的交通混亂中被困在公交車和火車上經歷創紀錄的炎熱夏季後，空調強制要求的壓力加大研究發現，城市地區的降雨量比鄉村邊緣地區更多芝加哥在赤字超過10億美元的情況下暫停招聘，直到2025年製作Heimat：德國，抵達國是德國為2016年威尼斯雙年展的明星建築盛會出版的刊物。該刊物彙集了著名德國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和社會學家的文章，製作Heimat探討如何在當今德國創建移民社區，並基於道格·桑德斯2011年書籍抵達城市的教訓。早於當前向歐洲的移民潮，抵達城市認為，因大規模遷移而產生的臨時自我決定的社區，被稱為“抵達城市”，對於新來者在目的國的整合至關重要。桑德斯為製作Heimat撰寫了一篇文章。在文中，他警告説，抵達城市是“新創意和商業階層將誕生的地方，或者是下一波緊張和暴力爆發的地方。”他補充説，區別在於“我們如何在組織和政治上，以及在物理結構和建成形式上接近這些地區。”

漢堡和柏林這兩個城市提出了兩種不同的設計到達城市的方法。

抵達柏林

你很可能以前去過一個到達城市。下東區曾經是一個。倫敦的貝斯納爾綠也是。在這些自我決定的城市中的城市裏，住房解決方案往往是有機和即興的——想想公寓和冷水公寓，房間較小而公共空間較大。生活成本低，靠近公共交通和經濟機會。從市場攤位到清真肉店再到街角小攤，民族企業在到達城市中蓬勃發展，成為新移民的主要入境點。

最重要的是，到達城市是由移民創造的，也是為移民服務的。

柏林的克羅伊茨貝格區在1970年代首次作為到達城市建立，最初是由作為gastarbeiter（客工）計劃的一部分前往西德的土耳其男性建立的。最初，這些男性住在宿舍，直到他們的僱主意識到，當工人快樂時，他們的生產力更高。客工的家庭隨後加入他們，男性們搬出了宿舍，進入了克羅伊茨貝格。在克羅伊茨貝格的柏林牆沿線，租金便宜。更重要的是，房東願意將房子租給土耳其人。

如今，克羅伊茨貝格是1970年代移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混合體，藝術柏林人、時髦遊客以及來自美國、英國和其他地方的講英語的外籍人士。破舊時尚的酒吧和白色立方體藝術畫廊與烤肉店和水煙館相互交錯。桑德斯形容它為“在一代人中從不光彩變得時尚。”

但是對於所有的雞尾酒和烤肉，克羅伊茨貝格仍然是德國新移民的聚集地。自2013年尋求庇護者佔領了一座廢棄的學校建築以來，這裏已成為柏林難民倡導運動的零號基地。上個週末，難民權利組織“流亡女性”在這裏舉行了一場集會，尋求包括為難民和尋求庇護者提供更可行的住房解決方案在內的多項訴求。

從克羅伊茨貝格到諾伊克爾恩

在柏林，移民的住房流程大致如下：首先，新來者在州衞生和社會事務辦公室（通常稱為LaGeSo）註冊並聲明他們尋求庇護的意圖。從那裏，他們被分配到大型接待中心，或稱為lager，這些中心一次可以容納數百到數千名尋求庇護者。主要的lager位於前坦佩爾霍夫機場的一個機庫內。（由於中央LaGeSo地點的記錄延誤，該辦公室最近宣佈將在坦佩爾霍夫機場現場開設第二個地點。）

在這些大型接待中心之後，難民和尋求庇護者會被轉移到較小的州heims或難民旅館，等待他們的申請被處理。

在前坦佩爾霍夫機場的4號機庫內設置了臨時應急避難所，以供柏林的移民、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使用。美聯社照片/馬庫斯·施賴伯在一封電子郵件中，瑞士藝術家巴巴拉·卡文（Barbara Caveng）描述了與尋求庇護者一起工作的生活情況：“在這種非凡的居住環境中，你沒有普通的‘日常’生活。”尋求庇護者去看醫生，和案件工作者會面，參加語言課程，併為他們的孩子尋找學校選擇。最重要的是，卡文説：“他們在尋找永久公寓。每個人都在等待郵件的送達。一封信可以在一秒鐘內決定你的命運。”

最終，一些尋求庇護者確實找到了永久公寓。但這個漫長的過程，加上柏林已經擁擠且極其受管制的住房市場，給到達城市的固有有機性質帶來了挑戰。

柏林的諾伊克爾恩（Neukölln）社區位於克羅伊茨貝格（Kreuzberg）以南，是坦佩爾霍夫（Tempelhof）lager的所在地。這裏還承辦了一個項目，Making Heimat將其視為柏林及其移民的一個可能住房解決方案。該項目由普拉格·裏希特建築事務所設計，靈感來自智利建築師和威尼斯雙年展策展人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na）的作品，諾伊克爾恩擴建房（Neukölln Ausbauhaus）包含24個生活和工作單元。與阿拉維納的“漸進式”住房計劃類似，擴建房的住户可以選擇不同的完成程度。其結果是低成本、高密度的住房單元，允許混合使用——正是促進到達城市發展的靈活住房類型。（擴建房自此獲得了2016年建築獎。）

在漢堡尋找地方

雖然柏林是一個充滿社區的城市，但漢堡是一個以運河為特色的城市，其中心區（“米特”）擁有高街和奢侈品購物、博物館和畫廊、提供20歐元雞尾酒的酒吧，以及一家勞斯萊斯經銷商。到2016年底，它還計劃接收80,000名尋求庇護者。

截至4月，漢堡通過一系列緊急措施安置了39,000名尋求庇護者，這些措施包括在城市邊緣建立帳篷城市以及徵用商業物業作為難民住房。但該市最終希望在其七個區內均勻安置難民。在*《家園的構建》* 中，德國社會學家瓦爾特·西貝爾警告説，“在這種特別建造的安置點中的難民將與德國人以及他們的融入同胞保持隔離。”他補充説，這種情景“可能值得被稱為‘計劃中的貧民窟’。”

這些擔憂也得到了新來者的呼應。阿納斯·阿布拉，一個在2015年10月移民到德國的敍利亞活動家和組織者，希望在安置過程中採取合作的方法，結合指導和文化交流。阿布拉總是佩戴着他的熒光黃色飛行員太陽鏡，他與漢堡的多個組織合作，策劃文化包容性活動，如倡導會議、難民電影之夜、阿拉伯卡拉OK派對以及敍利亞城市園藝技術的展示。在他位於表演藝術中心Kampnagel的辦公室進行的採訪中，阿布拉強調了對文化敏感的整合方法的必要性，“主要目標之一是我想向德國人展示我們的文化是如此豐富，人們如此喜愛。整合是雙向的。”

漢堡的難民安置方法也遭到了右翼的批評。四月，漢堡富裕的布蘭肯內斯區的居民舉行了一場抗議，*《明鏡週刊》*將其描述為“帶有種族主義副作用的自私行為。”布蘭肯內斯的鄰居們利用他們的豪華轎車和遊艇封鎖街道，阻止砍伐樹木以騰出空間用於難民住房。（儘管抗議者堅持認為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護樹木，但《明鏡週刊》指出，維持大型轎車和更大遊艇的碳排放。）

漢堡的哈芬城大學（HfC）與麻省理工學院的城市科學實驗室（CityScienceLab）之間的新合作關係，名為FindingPlaces，旨在通過社區參與來彌合這些擔憂。來自漢堡七個區的居民在HfC舉行研討會，利用數據可視化工具和城市的3D模型來識別額外住房的可能地點。在居民確定潛在位置後，市政官員會對其進行區域規劃和環境問題的審查。

“我想向德國人展示我們的文化是如此豐富，人們非常喜歡它。融合是雙向的。”麻省理工學院的肯特·拉爾森指出，漢堡市政府已經審核並批准了超過30個這樣的地點，允許建設目標為20,000個單位中的7,000-8,000個。拉爾森建議，FindingPlaces的協作方法能夠更好地解決問題。“對於大多數複雜的城市挑戰，你要麼有結構良好的自上而下的流程，要麼有自下而上的流程，而你很少會有可行的自下而上的流程。我相信社區中的人們擁有最好的地方知識，”拉爾森在七月的電話中説道，並補充説，這些研討會繞過了圍繞移民可能出現的社會“迴音室”。“這些研討會迫使持有不同觀點的人聚在一起，面對面交流，並希望能夠更好地理解他們最初可能不同意的價值觀和關切。”

當被問及社區成員是否包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時，拉爾森承認他們尚未被納入——但他補充説，CityScienceLab希望在項目進入下一個階段時，融入新來漢堡的人的意見，設計社區本身：“最終，我們使用的工具是如何創建健康、高效能的社區，以及我們如何利用與人們生活和工作相關的所有系統……來創造更宜居和健康的地方。”

一個集體高效利用資源以促進增長和包容的社區聽起來像是一個到達城市。通過直觀的設計，像Ausbauhaus和CityScienceLab這樣的項目正在努力使德國的新來者再次感受到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