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規則可能如何消退 - 彭博社
Matthew Philips, Mark Drajem, Jennifer A Dlouhy
照片插圖:731;攝影師:肖恩·加盧普/蓋蒂圖片社在2009年2月,巴拉克·奧巴馬就職一個月後,兩位學者在白宮餐廳對面坐着。吃着俱樂部三明治,白宮經濟學家邁克爾·格林斯通和奧巴馬的首席監管官卡斯·桑斯坦決定,行政部門需要弄清楚如何估算氣候變化帶來的經濟損失。在經濟衰退全面展開之際,他們對國會通過全國性限額與交易法案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格林斯通和桑斯坦知道他們需要一個B計劃:一種不通過國會就能監管碳排放的方法。
彭博社商業週刊他們不是隱士。尋求庇護者佔據了拜登承諾關閉的監獄美國正在用臭名昭著的前監獄填滿尋求庇護者大學橄欖球需要向大聯盟學習一課銷售比職業選手更多棒球棒的網紅兄弟們在接下來的一年裏,來自聯邦政府各個部門的經濟學家、科學家和律師組成了一個團隊,旨在為碳排放的經濟成本制定一個金額。無論他們得出的數值是什麼,都將用於確定旨在減少氣候變化損害的法規範圍。估算越大,旨在解決這一問題的規則可能就越昂貴。經過一年的不同情景建模,團隊得出了每公噸21美元的中心估算,也就是説,根據他們的計算,每排放一噸碳進入大氣就會產生21美元的經濟成本。此後,這一數字已提高到每噸約40美元。
這個計算被稱為碳的社會成本(SCC),是過去八年白宮實施的許多氣候相關規則的關鍵。從限制發電廠的碳排放到減少微波爐數字時鐘的電力使用,SCC為奧巴馬政府提供了法律依據,認為這些規則給社會帶來的好處超過了對工業施加的成本。
事實證明,用於證明奧巴馬氣候議程的同一計算可以被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用來撤銷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隨着特朗普提名支持化石燃料並反對氣候監管的人擔任內閣高級職位,包括俄克拉荷馬州檢察長斯科特·普魯伊特擔任環境保護局局長和前德克薩斯州州長裏克·佩裏擔任能源部部長,顯然他的主要目標之一將是拆解奧巴馬的氣候和清潔能源遺產。他似乎已經開始關注SCC。
碳的社會成本支撐了奧巴馬氣候政策的很大一部分
12月7日,能源部收到了特朗普過渡團隊的一份備忘錄,詢問了一系列問題,其中許多問題集中在識別參與氣候規則的機構員工和承包商上。在其74個問題中,備忘錄包括了一些關於碳的社會成本的詳細請求:誰參與了這個計算,使用了什麼方法來計算,以及與此相關的電子郵件和材料可以提供哪些。(特朗普過渡團隊的一名官員後來否認了這份備忘錄,告訴CNN這“沒有得到授權。”)
特朗普無法通過法令撤銷SCC。法律上已經確立了要求政府考慮碳影響的案例,如果他只是簡單地廢除它,環保人士幾乎肯定會提起訴訟。“不幸的是,你不能就這樣把這個東西連根拔起,”華盛頓自由市場智庫競爭企業研究所(CEI)的高級研究員馬爾洛·劉易斯説。“雖然從實質上看這可能是個好主意,但你必須處理將要進行的訴訟案件。”
特朗普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削弱SCC。通過調整其模型中一些假設和計算,特朗普政府幾乎可以使其變得無關緊要,甚至扭曲到碳排放被視為一種收益而不是成本的地步。
SCC模型依賴於“折現率”來以今天的美元表示全球變暖造成的損害。折現率越高,損害的估計就越低。這是因為燃燒碳所產生的成本主要在遙遠的未來,而收益(熱量、電力等)則是今天享受的。高折現率縮小了未來成本的估計,但不會影響當今的收益。由格林斯通和桑斯坦組建的團隊使用了3%的折現率來得出每噸碳造成的損害中心估計為21美元。但稍微改變這個折現率就會導致碳的整體成本大幅波動,將一個推動從家電到煤炭租賃決策等廣泛變化的數字變成一個對政策幾乎沒有影響的數字。
全球變暖簡史
根據一份 2013年政府更新,通過應用5%的折現率,2020年的碳成本為每噸12美元;使用2.5%的折現率,則為65美元。使用7%的折現率,環保署在其他監管分析中使用的折現率,實際上可能導致負碳成本,這似乎意味着碳排放是有益的。“一旦你開始深入研究這些數字是如何構建的,我無法理解任何人會認為它與現實有任何基礎,”美國能源聯盟政策副總裁、專注於能源部的特朗普過渡團隊成員丹尼爾·西蒙斯説。“根據折現率的不同,你可以從一個大數字變成一個負數字,基於一些非常合理的假設。”
格林斯通在2010年離開白宮,現在在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學,他堅持認為他的團隊在自我施加的“無知面紗”下運作,做出決策時並沒有試圖提高或降低碳的最終成本。他承認可以賦予碳的價值範圍很廣,但表示如果有什麼的話,他們在成本估算上過於保守,應該高於當前水平。“僅僅因為它不能寫在餐巾紙的背面,並不意味着碳的社會成本不真實,”格林斯通説。
前喬治·W·布什政府的高級環保署官員傑夫·霍姆斯特德表示,大多數嚴肅的政策制定者認為SCC是一個有效的概念。“問題在於這個數字是如此可塑,你幾乎可以把它放在任何地方。”霍姆斯特德説,給它一個具體的數值,“給了一個高度不確定的事物以人為的精確性。”
另一個質疑奧巴馬政府SCC的人所關注的問題是:它估算了碳排放的全球成本和收益,而不僅僅關注美國的影響。批評者認為,這將碳的成本推高得太高,計算應該限制在美國;CEI的劉易斯表示,這將使成本降低超過70%。但對一些人來説,使用全球估算SCC是有意義的,因為氣候變化是全球性的。“這涉及到一個非常基本的經濟概念,即保護全球公地和我們共同分享的自然資源,”2015年曾在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擔任高級經濟學家的肯尼斯·吉林漢姆説,現在他在耶魯大學教授經濟學。
不過,通過將計算範圍縮小到美國,特朗普確實可以得出更低的碳成本。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被問及新政府是否會提高折現率或將SCC的範圍縮小到美國時,參與特朗普能源和環境政策制定的一位人士回答説:“有什麼阻止我們同時做這兩件事?”
在12月8日由傳統基金會和德克薩斯公共政策基金會贊助的能源峯會上,傳統基金會能源經濟學和氣候變化的高級研究員、大氣保護局特朗普過渡團隊成員大衞·克魯策爾提出了反對SCC的主要論點之一。“信不信由你,這些模型展望到2300年。這就像是在問,‘如果你今天打開燈開關,那在2300年會造成多少損害?’這遠遠超出了任何宏觀經濟模型可以信任的範圍。”
對於氣候經濟學家來説,這並不意味着你不應該嘗試。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助理教授弗朗西斯·摩爾共同撰寫了一篇論文,建議碳的成本應該高得多,接近每噸200美元,或大約是當前估計的五倍。“這歸結於你是否重視未來,”她説。“主張一個較低的數字意味着你本質上並不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