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報告：美國婦女並沒有獲得其作為公民的正當地位

2016-01-03

美國一直以自我標榜為人權榜樣，但真實情況果真如此嗎？近期，由愛蓮•澤林斯卡（Eleonora Zielinska）、弗蘭西斯•萊迪（Frances Raday）和阿爾達•法西奧（Alda Facio）組成的專家組代表團對美國進行了為期十天的訪問。上述三名代表均為聯合國法律和實踐中的歧視婦女問題工作組成員。

她們在華盛頓特區舉行了會議，也訪問了阿拉巴馬州、俄勒岡州和德克薩斯州，訪問最後一天（即2015年12月11日），弗蘭西斯•萊迪發表了長篇報告，最核心的觀點即，自由女神是女性和自由的象徵，然而美國婦女並沒有獲得其作為公民的正當地位。在美國，婦女在其公共和政治領域的任職率、經濟和社會權利及其健康和安全保護的國際標準方面處於落後地位。

聯合國法律和實踐中的歧視婦女問題工作組由人權理事會在2011年創立，與各國和其他行為者開展磋商，以指明、促進和交換關於消除歧視婦女法律的良好做法方面的意見。工作組還負責與各國和其他行為者就導致相關婦女受到歧視性影響的法律問題開展對話。工作組由五名獨立專家組成：現任主席兼報告員愛蓮•澤林斯卡（波蘭）、副主席阿爾達•法西奧（哥斯達黎加）以及艾姆納•奧義吉（Emna Aouij，突尼斯）、卡馬拉•錢德瑞克麗娜（Kamala Chandrakirana，印度尼西亞）和弗蘭西斯•萊迪（以色列/英國）。

微信公眾號“聯合國”（lianheguo）今天（1月3日）將萊迪的長篇報告精簡如下：

聯合國人權專家日前結束對美國訪問後表示，自由女神是女性和自由的象徵，然而美國婦女並沒有獲得其作為公民的正當地位。在美國，婦女在其公共和政治領域的任職率、經濟和社會權利及其健康和安全保護的國際標準方面處於落後地位。

美國是尚未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七國之一。人們通常有一個誤區，認為美國法律已經保障婦女享有所有這些權利和保護。然而，如普遍帶薪產假、獲得生育保健和政治選舉中的平等機會等權利和保護仍然沒有落實。某些聯邦州出台的法律措施愈發嚴厲，限制了婦女實現生育權的渠道。

目前，下一屆美國總統大選某些候選人的政治言論中包含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對婦女充滿敵意的陳規定型觀念，更加值得我們的警惕。

公共和政治生活

目前在美國，15位內閣成員中，有4位是女性。婦女佔據了19.4%的國會席位，她們在國家立法機構中的任職率介於12.9%與46.2%之間，平均值為24.9%。這代表了美國婦女在立法機構中的任職率的最高水平。然而，這僅在全球排第7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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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在選舉政治職位的任職率偏低，部分原因是婦女在競選籌款方面面臨着更大的困難。在過去幾十年中，金錢在政治選舉中的作用大幅增加，而且徹底地改變了選舉和政治參與的景象。婦女籌款困難的原因較為複雜。這主要是由於促進籌集資金的男性主導的政治人際網絡的排他性導致的。其他隱含影響因素也包括媒體中的消極陳規定型和婦女的偏見形象，這對婦女籌款能力及其政治候選資格造成了負面影響。

經濟與社會生活

婦女構成了美國將近一半的勞動力，參與率為57.0%，並且是推動過去幾十年美國經濟增長的一項重要因素。然而，如此關鍵的婦女勞動力參與並未伴有與之相當的經濟機會，對孕婦、產後母親和承擔護理工作者在工作場所的住宿條件並沒有強制性的標準，而這是國際人權法所要求的。

兩性之間的收入差距為21%，影響着婦女一生的收入，助長了婦女的養老金貧窮狀況。在過去十年中，在縮小差距方面並未有所提高。教育提高了婦女的收入，但是並未消除差距，實際上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收入差距是最大的。不同種族婦女的收入差異很大：非裔美籍、美洲土著和西班牙裔婦女收入最低。

過去十年內貧困婦女比例從12.1%上升至14.5%，該數字高於男性，其中主要是族裔少數羣體、單親家庭婦女和老年婦女。我們建議聯邦和州立政府儘快解決這一問題，為婦女提升就業機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並消除工資差距。剩餘的貧困現象應通過社會保障體系得以解決，並且，考慮到美國的經濟實力，應該對致貧現象出台零容忍政策。

獲取醫療保健服務

2010年通過的《平價醫療法案》為許多未投保公民拓寬了醫療保健服務的獲取渠道，旨在減少醫療保險開支，並通過醫療補助計劃（的擴展增加醫療保健服務的獲取渠道，從而減少未投保人數。

儘管取得了可觀的進步，美國仍未實現普遍醫療服務覆蓋，太多的女性為地區和民族之間的巨大覆蓋差距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據獲取的信息顯示，三分之一的貧困人口仍然處於未投保狀態，其中婦女佔大多數，非裔美籍和西班牙裔婦女尤其居多，這令她們無法獲取基本的預防性醫療保健和治療服務。

生殖健康和權利

聯合國人權專家對美國孕產婦死亡率的增長表示擔憂。據聯合國報告顯示，自1990年至2013年，美國孕產婦死亡率增加了136%。這些數據也隱藏了令人苦惱的族裔和社會經濟差異。非裔美籍婦女在分娩中的死亡風險幾乎高出三倍。貧困率較高的州的孕產婦死亡率比平均數高出77%。我們強烈鼓勵有關當局繼續努力，明確根本原因並制定政策以解決問題。

人權專家對《平價醫療法案》要求新個人健康計劃覆蓋無需現金支付的避孕諮詢表示歡迎。但是，最高法院在“好必來”一案中出於宗教自由的原因作出的免除公司為員工支付避孕保險的裁決令人感到擔憂，這將剝奪一些婦女獲取避孕措施的可能性。專家組想重申的是，在國際人權法的要求下，國家必須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婦女享有權利，自由且負責地決定希望生育多少個孩子以及生育間隔，這其中就包含了婦女獲取避孕途徑的權利。

結論

聯合國人權專家表示，現任政府始終表達着對於婦女平等事業的無條件支持，但我們很遺憾地看到了説辭和現實之間的差距。正如許多利益攸關方已經強調，政治極端兩極化深刻影響了政府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及保障婦女人權的能力。我們理解聯邦制度的複雜性，但這並不能作為未能保障這些權利的理由。在《維也納宣言》下，這些權利是普遍的、不可分割和不可剝奪的。

美國是一個在制定國際人權標準方面領先的國家，而美國的婦女卻落後於國際人權標準。雖然所有婦女都是這些權利缺失的受害者，但是貧困婦女、美洲土著婦女、非裔美籍和西班牙裔少數羣體婦女、移徙婦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婦女、殘疾婦女和老年婦女則各自有其不同的脆弱之處。

翻頁查看弗蘭西斯•萊迪作的完整發言

我們希望對美國政府邀請我們開展本次國家訪問表示由衷的感謝。我們非常感謝所有的對話者、聯邦和州級官員以及民間社會成員，包括與我們分享經驗的婦女組織、從業者和婦女個人。

全球背景下的美國婦女

非常感謝美國對我們專家組的邀請，他們打開了一扇坦誠溝通美國婦女享有國際人權的良好做法和差距的大門。我們認可美國對於自由的承諾，自由女神正是女性和自由的象徵。在全球背景下，美國是人均收入最高的世界領頭經濟體之一，然而美國婦女並沒有獲得其作為公民的正當地位。在美國，婦女在其公共和政治領域的任職率、經濟和社會權利及其健康和安全保護的國際標準方面處於落後地位。

在2010年和2015年的普遍定期審議框架下，美國政府承諾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但這一承諾至今尚未兑現。對於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抗拒反映了社會中一個強勢部門反對該公約制訂婦女的國際平等人權。這種政治阻力也始終阻礙着通過平等權修訂案的努力，因為修訂案將加強美國憲法中的婦女平等權利。我們強烈促請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並按照該公約的規定，在憲法中通過關於婦女平等權利和不歧視的內容。

美國是尚未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七國之一。即使沒有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但公約中的許多標準已在《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習慣國際法中根深蒂固，因此，這些標準也對美國具有約束力。但是，我們坦率地認為，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對於國家和國際層面而言都十分關鍵，這能夠確認美國對於實現婦女在生活各個方面的實際平等的承諾。在國家層面，批准公約是為所有美國婦女提供《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規定的權利和保護的重要措施。人們通常有一個誤區，認為美國法律已經保障婦女享有所有這些權利和保護。然而，如普遍帶薪產假、獲得生育保健和政治選舉中的平等機會等權利和保護仍然沒有落實。

我們對城市支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倡議（Cities for CEDAW）表示歡迎，它啓動了將該公約所載原則融入地方層面的進程。這並不僅是這些城市中的男女的固有價值，也可以證明美國背景下的婦女國際人權標準的可持續性，同時也能作為其進一步推廣的方法。

鑑於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抗拒，我們的訪問尤為及時，目前，下一屆總統大選某些候選人的政治言論中包含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對婦女充滿敵意的陳規定型觀念；某些聯邦州出台的法律措施愈發嚴厲，限制了婦女實現生育權的渠道；婦女貧窮率增加、工資差距長期存在，就業愈加危險。

公共和政治生活

15位內閣成員中，有4位是女性。婦女佔據了19.4%的國會席位，她們在國家立法機構中的任職率介於12.9%與46.2%之間，平均值為24.9%。這代表了美國婦女在立法機構中的任職率的最高水平。然而，這僅在全球排第72位。

根據數位對話者表示，婦女在選舉政治職位的任職率偏低，部分原因是婦女在競選籌款方面面臨着更大的困難。在過去幾十年中，金錢在政治選舉中的作用大幅增加，而且徹底地改變了選舉和政治參與的景象。婦女籌款困難的原因較為複雜。這主要是由於促進籌集資金的男性主導的政治人際網絡的排他性導致的。其他隱含影響因素也包括媒體中的消極陳規定型和婦女的偏見形象，這對婦女籌款能力及其政治候選資格造成了負面影響。我們認為，稱婦女擁有較少政治抱負的説法不應被認為與所有其他因素無關，因為這些肯定是遏制婦女政治參與的合理因素。我們的專家組將婦女在競選籌集資金方面的客觀困難視作婦女在政治任職機會的重要限制因素，並對最高法院消除競選籌資的限制深表關切，因為它會導致這一情況惡化。一小部分州和城市已經開始採取公共籌資活動方案。有一種被支持者稱為“清白的金錢，清白的選舉”的方法，給予每位參選者固定數額的金錢。一些對話者指出，為了有效給予婦女平等的機會，必須對競爭私人資金作出限制。專家組鼓勵一些志願機構採取的措施，如宣傳婦女候選人的艾米莉的名單（Emily’s List）。我們希望回顧一點，依據國際人權法的要求，許多民主國家採用了臨時特別措施，進而確保婦女在政治領域增加足夠的任職率。

確保婦女能夠長期進入投票站是至關重要的。目前，婦女的投票率高於男性。令專家組擔心的是，選民身份法中出現了一些變化，例如在阿拉巴馬州，該州法律增加了與選民身份相關的行政手續要求，對於婚後改名婦女尤其問題重重，法律還減少了投票中心，這將縮減貧困人民的選民登記和投票渠道，而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婦女。相反，俄勒岡州使選民登記更加便利，開通郵件投票渠道，這是良好的做法。

在決定婦女有多大能力享有並行使法律賦予她們的權利方面，法庭發揮着核心作用。全球已經更多地意識到了司法部門中性別多樣性和體恤性別的裁決的必要意義。在美國，女性法官的數量大幅增長，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中有三名女性，在聯邦法院和州立法院中的女法官人數也超過了三分之一。儘管女法官的存在並無法保證事實上的司法裁決是具有性別敏感性的，但是性別多樣性仍然十分重要，女法官數量增加是一種良性趨勢。女性當事人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獲取法律救助的途徑：免費的法律顧問和援助對貧困婦女來説並非是系統性的，而最窮困者獲得的一部分法律援助據稱質量極其不佳。此外，集體訴訟制度允許大量婦女針對大公司的歧視或傷害而得到補償，但這種制度正在逐漸受到破壞。專家組建議婦女在庭審過程中的實質平等應得以重新審視和恢復，並且應當將所有人獲得司法救助並享有充分的法律代理視為一項公民權利，必要時應予以公共資金資助。

經濟與社會生活

全球經濟危機對美國經濟和社會權利的實現構成了一項重大挑戰，並對婦女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正如其他幾名聯合國獨立專家之前提到的，次級房貸市場將目標專指向窮人，尤其是貧窮婦女。隨後刺激經濟的政府政策導致了關鍵社會保障項目的支出削減，其中許多對婦女來説是必不可少的。這些削減對少數羣體婦女和單身母親來説造成的負面影響特別重大。

婦女構成了美國將近一半的勞動力，參與率為57.0%，並且是推動過去幾十年美國經濟增長的一項重要因素。此外，在職母親承擔了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令專家組感到憂慮的是，如此關鍵的婦女勞動力參與並未伴有與之相當的經濟機會，並且令我們震驚的是，對孕婦、產後母親和承擔護理工作者在工作場所的住宿條件並沒有強制性的標準，而這是國際人權法所要求的。

兩性之間的收入差距為21%，影響着婦女一生的收入，助長了婦女的養老金貧窮狀況。在過去十年中，在縮小差距方面並未有所提高。教育提高了婦女的收入，但是並未消除差距，實際上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收入差距是最大的。不同種族婦女的收入差異很大：非裔美籍、美洲土著和西班牙裔婦女收入最低。儘管有1963年《同酬法案》和第七條的存在，但聯邦法律並未要求對等值的工作支付等價酬勞。然而，2015年加利福尼亞州的《公平工資法案》開創先河，首次在美國立法中應用了等值工作支付等價酬勞的權利，這也是國際人權法所要求的。最低工資的價值不足以作為生活工資，而大部分掙取最低工資的人都是婦女。她們中的許多人從事全職工作，並且獨自承擔着養家餬口的重任。對話者將提高最低工資至生活工資級別視為一種最合適的方式，既縮小了工資差距又減少了在職婦女的貧困現象。

據估計，美國的250萬家庭傭工中，婦女佔了絕大多數，她們通常是移徙婦女，其中許多人還處於無證狀態。我們瞭解到，這些工人中的多數都很容易受到言辭和身體上的虐待以及工資剋扣。我們歡迎民間社會組織採取措施，通過一項家庭傭工權利法案改善家庭傭工工作條件。專家組呼籲美國批准國際勞工組織的《家庭傭工公約》並將其中的條款加以運用以確保家政工作是體面的。但這並未涵蓋其他非正式經濟領域的情況，比如收小費的工作或季節性工作，這些情況下的最低僱傭條件也應得到規範。

缺乏執法也是一個嚴重問題。尤其是在製造業、建築業和一些服務性行業中的剋扣工資現象影響着低收入工人和移徙工人，特別是無證婦女。我們專家組歡迎薪資與工時部門（隸屬於美國勞工部）近日為支持開展調查而增加預算，並促請政府增加監管力度，對侵犯這些權利，特別是弱勢婦女工作者權利的僱主進行問責。

1993年的家庭和醫療休假法案賦予僱員可在12個月內享受12個工作周的停薪留職假期的權利，其中包括子女出生或照料未滿一週歲的新生兒等情況；但該法案沒有覆蓋的僱員數量極多，其僅適用於擁有超過50名僱員的僱主。然而，即使對於那些符合條件的僱員來説，該條款仍然遠低於國際人權標準，即要求產假必須帶薪，給予父親額外的帶薪假期是最佳做法。美國是全球僅有的兩個不為所有女性工作者提供強制性帶薪產假的國家之一。直至2014年，全美有三個州在立法中納入帶薪產假，聯邦政府工作人員也可享受帶薪產假，但假期僅為六週，低於14周的國際最低標準。專家組認為，必須確保所有公職和私人僱傭的女性工作者享有14周的孕產和產後相關需求的帶薪產假，並建議以社會保障基金支付為最佳做法，不直接向僱主施加負擔。

護理職責主要落在婦女的肩上，據報告，婦女因家庭護理需要而不得不從事兼職工作的可能性比男性大得多。專家組認為，應為兒童護理、課後照看和老年人及殘疾人設施提供公共預算，這些設施應該是可負擔且便於使用的，從而讓承擔着護理責任的成年男女可以全職就業。

貧困可能導致的無家可歸現象讓婦女面對更嚴重的暴力且更加脆弱。此外，對話者指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常會淪為無家可歸者，這可能是因為他們被暴力行為逐出家門，也可能是由於他們逃離其暴力的伴侶。解決方案應包括有效的保護令、增加庇護所的收容能力和住房援助，特別是將單親母親家庭和麪臨無法支付的沉重護理負擔的家庭列為優先考慮對象。

我們獲悉，美國超過三分之一企業的擁有者是婦女，這些公司主要是中小型公司。這些公司面對着從諸如小型企業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處獲取低成本資金的巨大阻礙，並顯然需要支持來實現同樣的經濟潛力。然而，小型企業管理局已設立目標，僅將聯邦合同的5%授予婦女所有的企業。此外，據報這一目標從未在實踐中達成。

國際人權法要求為核心經濟與社會需求建立基本社會保護，為帶薪產假設定法律條款，並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實現勞動力市場和婦女所有企業中的實際男女平等。專家組並非為如何實現這些最低標準提出建議，而是指出美國作為世界領先經濟體，在為本國那些無法獲取獨立財富、高薪資或從伴侶和家庭處獲得經濟支的婦女提供安全保障和體面生活的方面是多麼落後。

獲取醫療保健服務

專家組對優化婦女享有健康權方面的立法和制度措施表示認可。我們尤其對目前行政部門採取的措施表示歡迎，2010年通過的《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ACA）為許多未投保公民拓寬了醫療保健服務的獲取渠道，旨在減少醫療保險開支，並通過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的擴展增加醫療保健服務的獲取渠道，從而減少未投保人數。《平價醫療法案》還建立了對抗仍然存在的歧視性措施的關鍵保護，這種歧視尤其包括認為婦女的生殖健康需求會帶來更大成本，因而向婦女收取高於男性的醫療保險費用。

儘管取得了可觀的進步，美國仍未實現普遍醫療服務覆蓋，太多的女性為地區和民族之間的巨大覆蓋差距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據獲取的信息顯示，三分之一的貧困人口仍然處於未投保狀態，其中婦女佔大多數，非裔美籍和西班牙裔婦女尤其居多，這令她們無法獲取基本的預防性醫療保健和治療服務。此外，在五年的等待期內，包括婦女在內的移徙人員獲取醫療補助仍存在限制，除了相當有限的急救護理之外，無證移徙人員始終被排除在所有醫療服務之外。據與我們會面的多個利益攸關方表示，即使在聯邦規定的五年等待期之後，德克薩斯州和阿拉巴馬州仍不允許合法定居的移徙人員加入醫療補助計劃。一位被確診患乳腺癌卻因無力支付而不能獲得適當治療的移徙婦女的證詞令我們震驚。專家組希望《移徙婦女和家庭平等獲取醫療服務法案》（Health Equity and Access under the Law (HEAL) for Immigrant Women and Families Act）將為移徙人員拓寬醫療服務渠道，尤其是婦女和兒童。專家組很遺憾地獲知，能為殘障婦女提供治療的醫療服務設施嚴重不足，急需給予改善。

生殖健康和權利權

專家組對美國孕產婦死亡率的增長表示擔憂。據聯合國報告顯示，自1990年至2013年孕產婦死亡率增加了136%。這些數據也隱藏了令人苦惱的族裔和社會經濟差異。非裔美籍婦女在分娩中的死亡風險幾乎高出三倍。貧困率較高的州的孕產婦死亡率比平均數高出77%。我們強烈鼓勵有關當局繼續努力，明確根本原因並制定政策以解決問題。

專家組對《平價醫療法案》要求新個人健康計劃覆蓋無需現金支付的避孕諮詢表示歡迎。但是，最高法院在“好必來”（Hobby Lobby）一案中出於宗教自由的原因作出的免除公司為員工支付避孕保險的裁決令我們感到擔憂，這將剝奪一些婦女獲取避孕措施的可能性。專家組想重申的是，在國際人權法的要求下，國家必須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婦女享有權利，自由且負責地決定希望生育多少個孩子以及生育間隔，這其中就包含了婦女獲取避孕途徑的權利。

專家組得知，在學校的諸多課程中都缺乏充分優質的性教育，在每個州內都是如此。我們瞭解到許多學校只教導學生關於性方面的節制，而非提供有科學基礎的客觀性教育，而這正是健康政策的一個關鍵因素。然而，我們高興地得知，在諸如俄勒岡等州，學校的課程中包含了性教育。

婦女生育權中包含了“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中的憲法保障，即婦女能夠在妊娠的可存活前第一個三月期內選擇終止妊娠。儘管婦女有聯邦法律賦予的終止妊娠的合法權利，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障礙阻礙她們進行流產。1976年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規定，除非當孕婦有生命危險或因強姦、亂倫懷孕，否則不為終止妊娠提供聯邦醫療補助計劃和醫療保險。在某些州內，強加的巨大障礙削減了婦女獲取生育醫療服務的渠道。這些障礙以不合理的醫療程序的形式出現，比如強迫婦女進行超聲波掃描或忍受毫無根據的等待期、不發放終止早期妊娠的藥物、對診所申請執照強加沉重的條件，這導致了全國各地診所的關閉，使得婦女無法找到診所來獲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這些限制對貧窮婦女有着特別深重的歧視性影響。在訪問美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里奧格蘭德山谷（Rio Grande Valley）期間，我們觀察到移徙婦女在獲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方面面臨着重大障礙。此外，保險市場遠未普遍覆蓋安全合法的終止妊娠。因此，對於那些希望行使在第一個三月期內終止妊娠權利的婦女來説，保險通常是不可用的。

此外，我們在德克薩斯州和阿拉巴馬州的訪問中發現，許多診所的工作不斷受到威脅、騷擾和破壞，卻往往沒有受到執法官員採取任何形式的保護措施。阿拉巴馬州對流產提供機構實施嚴重暴力行為的歷史由來已久，包括在1993年殺害戴維•根大夫（Dr. David Gunn），這是美國第一個因實施流產而遭到殺害的醫生。最近在科羅拉多計劃生育中心的屠殺事件正好發生在我們的訪問之前，這再次證明了計劃生育提供機構和病人面臨的極度敵意和危險。

我們鼓勵通過婦女健康保護法案，它禁止各州對生殖保健供應方頒佈干預婦女個人決策和阻止獲取安全合法流產服務的限制命令；該法案也將要求所有醫院提供這些服務和保險計劃，從而為流產提供保障，這是婦女在美國法律下享有的權利。我們也鼓勵依據第十條計劃生育方案增加對診所的資助，進而擴大對缺少保險的低收入婦女的覆蓋面，讓她們獲得預防性保健，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這也是為了減少孕產婦死亡率。

我們促請當局打擊關於生殖保健和性保健的成見，這會導致針對這些尋找或提供生殖保健的人的暴力、騷擾和威脅，我們也促請當局調查和起訴暴力或暴力威脅。正如聯合國獨立人權專家們始終強調的那樣，我們希望呼籲宗教自由不能成為歧視婦女的理由，因此也不能被當作拒絕婦女享有可達到的最高水準健康權的理由。我們鼓勵逐步協調美國基於宗教或良心理由拒絕提供符合國際人權法的生殖保健的法律，以及禁止基於宗教自由拒絕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這些拒絕實際上會使婦女無法立即獲得她們在國際人權法和美國法律下享有的保健。

婦女安全

我們的專家組認可立法機構和體制層面在降低針對婦女暴力的普遍性所付出的重要努力。我們同意暴力侵害婦女問題特別報告員在她關於2011年8月訪問美國的報告中提出的擔憂，尤其是被拘留婦女（過度監禁、性暴力、給孕婦帶鐐銬、單獨監禁、對帶有未成年兒童的婦女缺乏替代監禁的刑罰、不恰當的獲得保健和不充分的重返社會計劃）以及令人震驚的針對美洲原住民婦女的高暴力率。我們也同意特別報告員針對缺乏槍支管制給婦女造成致命後果的擔憂，尤其是在家庭暴力的情況下。我們的專家組也對警察暴行和警察殺害非裔美籍婦女的人數增加表示譴責。我們的重點同樣放在針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婦女的無數暴力事件，包括殺害。

我們對羈留中心的移徙婦女的狀況極為擔憂，尤其是被長期拘留且帶有未成年兒童的婦女。根據獲得的信息現實，拘留設施不符合聯邦委予的任務和機構政策。我們也接到婦女的控訴稱遭遇了“快速遣返程序”，儘管存在“對遣返有可靠的恐懼理由”這一例外規定，仍有許多合法的庇護申請遭到拒絕。我們也接到性虐待和被拘留婦女遭到襲擊以及海關及邊境保護局官員虐待的指控。移徙婦女通常是販運和暴力的受害者，包括在她們前往美國的途中遭遇性暴力。我們非常遺憾地聽説，儘管一些婦女遭受過令人恐怖的身體和情感折磨，但她們並未及時獲得系統性的適當保健服務。我們也收到跨性別婦女在拘留期間經常被誤與男人一同拘禁的投訴。專家組鼓勵建立問責機制和體恤性別的充足培訓，以及釋放拘禁中的婦女和兒童。

在大多數國家裏，賣淫婦女刑罪化將其置於不公平、弱勢和成見的狀況，這違反了國際人權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委員會已經系統性地重申，婦女不應該因為賣淫而被刑罪化。此外，依據《巴勒莫議定書》，應該開展行動，打擊助長了各種剝削婦女形式的需求。

結論

我們希望再次感激政府邀請專家組進行此次訪問，並促成這次坦誠、公開的對話。現任政府已經證明了其與國際人權機制合作的意向，包括普遍定期審議、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人權事務委員會以及禁止酷刑委員會，也包括其邀請的大量特別程序。然而，我們注意到目前還沒有適當的機構框架來跟進收到的建議。關於這一點，我們希望強調建立一個符合《巴黎原則》的獨立人權機構的重要性（其應該包含一個婦女權利委員會）。

現任政府始終表達着對於婦女平等事業的無條件支持，但我們很遺憾地看到了説辭和現實之間的差距。正如許多利益攸關方已經強調，政治極端兩極化深刻影響了政府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及保障婦女人權的能力。我們理解聯邦制度的複雜性，但這並不能作為未能保障這些權利的理由。在《維也納宣言》下，這些權利是普遍的、不可分割和不可剝奪的。

美國是一個在制定國際人權標準方面領先的國家，而美國的婦女卻落後於國際人權標準。雖然州級法律和做法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不可能對此作出一份綜合報告，但是我們希望瞭解到婦女缺失權利的整體情況。雖然所有婦女都是這些權利缺失的受害者，但是貧困婦女、美洲土著婦女、非裔美籍和西班牙裔少數羣體婦女、移徙婦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婦女、殘疾婦女和老年婦女則各自有其不同的脆弱之處。

我們的初步調查結果和結論將在一份更全面的報告中編寫並得到展現，報告將於2016年6月提交至人權理事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