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亭：游擊戰VS陣地戰——到底哪種戰術好？
抗戰勝利70週年已經過去，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劃上了句號。提起中國的抗戰，總會對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種種情況引起討論和爭議，孰優孰劣，孰高孰低，似乎這兩者的比較是永遠説不完的話題。筆者在去年撰寫了系列文章，介紹了抗戰期間中共的十大伏擊戰與國民黨的十大城市保衞戰，本文將對兩大戰場的戰略戰術進行一番簡要的對比。
不約而同的大戰略？
兵家聖典《孫子兵法》雲：“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呼！”這裏的廟算其實就是今天所説的戰略戰術。在抗戰中，日軍的戰略始終是飽受詬病的，甚至不少人認為日軍根本就沒有統籌的戰略規劃，就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是哪裏。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日軍缺乏有遠見的戰略家，另一方面則是日軍中“下克上”的陋習將僅有的一點戰略規劃也搞得七零八落。比較來説，日軍基層官兵的軍事素養很高，所以戰術水準比較高，因此人們對二戰時期的日軍評價就是戰術一流，戰略末流。
反觀中國方面，或許是延續着孫子兵法注重戰略的傳統，在抗戰大戰略方面確實要遠勝日本。無論是正面戰場的國民黨，還是敵後戰場的共產黨，“不約而同”地都提出了持久抗戰的大戰略。
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蔣介石就命令何應欽儘快制定抗戰計劃大旨，其核心內容就是“充實一切自衞力量，準備長期抵抗，以求最後之勝利”。到1936年底，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制訂的《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中的甲案明確指出：“國軍對恃強凌弱輕率暴進之敵軍，應有堅決抵抗之意志，必勝之信念。雖守勢作戰，而隨時應發揮攻擊精神，挫敗敵之企圖，以達成國軍之目的，於不得已，實行持久戰，逐次消耗敵軍戰鬥力，乘機轉移攻勢。”到全面抗戰爆發後，蔣介石根據戰爭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以空間換取時間，苦撐待變的戰略方針，他在1938年2月7日發表演講：“我們這次抗戰，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
蔣介石演講
無獨有偶，共產黨方面，毛澤東於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演講，在總結抗日戰爭初期經驗的基礎上，針對中國國民黨內部分人的“中國必亡論”和“中國速勝論”，以及中國共產黨內部分人輕視游擊戰的傾向，闡述了中國實行持久戰以獲得對日勝利的戰略，這一演講內容後來被系統地寫成了《論持久戰》。
1938年5月26日，毛澤東在延安講演《論持久戰》
從時間上看，似乎國民黨提出“持久戰”在前，因此近些年有些人認為，“專利權”應歸蔣介石（或蔣百里）。然而，共產黨和國民黨雖然都提出了持久抗戰的大戰略，但兩者可謂天壤之別。國民黨的戰略更着重於“待變”，希望通過持久抗戰等來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最終還是依靠國際力量來贏得戰爭；而共產黨則着眼於全面動員民眾，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依靠自身的力量來贏得戰爭。國民黨的戰略更多地侷限在軍事層面，共產黨的則是軍事、政治、經濟的密切結合。
從一味死守到天爐戰法
全面抗戰爆發後，正面戰場的第一場大戰役淞滬會戰，就充分體現了國民黨軍的戰略戰術特點。在上海展開攻勢，以壓倒性的兵力優勢首先解決上海地區的日軍，解除對首都南京的威脅，還可以迫使日軍過早進行動員，打破其從華北由北向南逐步蠶食的節奏，如果這些意圖能夠實現，從戰略上説發動淞滬會戰是奪取主動的高招。
但是國民黨軍的兵力運用以及戰術實在太糟糕，3個最精鋭的德式師，本來最擅長野戰的突擊力量卻投入了城市攻堅；而在城市巷戰中，以營連規模的密集隊形在狹窄的街道上進行集團衝鋒，勇則勇矣，在日軍密集火力下只能使白白犧牲。因此連打了十天，都不能徹底消滅日軍在上海區區數千人的部隊。等到日軍後續部隊一到，戰局隨即逆轉。而在隨後的攻防戰中又是一味進行寸土必爭式的陣地戰，與擁有強大海空火力的日軍死打硬拼，殊為不智，最終付出了傷亡25萬人的巨大代價，依然守不住上海。這種呆板的防禦戰術在抗戰初期一再重演。誠然，作為政府軍如果不作抵抗就輕易放棄國土，無論國際觀瞻，還是政府和軍隊的形象都會是沉重打擊，更會給民心士氣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但是一味採取人海硬抗火海的陣地戰，到最後就是人地皆亡。
淞滬會戰國軍巷戰
經過了抗戰初期的慘痛教訓，國民黨軍才終於開始有了轉變，薛嶽提出的“天爐戰法”就是抗戰中期開始國民黨軍在防禦作戰中比較成功的戰術。天爐戰法的名稱很有幾分神神道道的感覺，其實很簡單就是後退決戰，面對日軍來犯，逐次抵抗，一面消耗日軍，一面將日軍引到地形、環境有利的預設戰場，最後形成合圍聚殲。根據這一戰術，先後取得了三次長沙會戰和常德會戰的勝利，應該説這一戰術是符合當時雙方實際情況的有效戰術。
但是，日軍也逐漸摸清了天爐戰法的門道，在1944年的“一號作戰”中就用強化兩翼掩護力量，來保障正面突破的戰術，打破了天爐戰法，在湖南戰場接連攻佔長沙、衡陽。當然這種反制戰術的前提是要有足夠的兩翼掩護兵力，這對於兵力已經開始捉襟見肘的日軍來説，無疑是很棘手的問題。所以日軍此後在正面戰場上也就很難再發動大規模的攻勢，加上隨着國民黨軍在美國的援助下，空中力量迅速恢復，進而逐漸掌握了中國戰場的制空權，戰場的主動權終於轉到了中國一方。
獨立自主的游擊戰
在敵後戰場上，游擊戰是主要作戰形式，但就是在共產黨內部，一開始對於游擊戰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八路軍首戰平型關，115師以七倍於敵的兵力優勢，在地形絕對有利的戰場，經過長征考驗的百戰老兵，對日軍只有少數戰鬥部隊掩護的後勤部隊，傷亡交換率卻幾乎是一對一。雙方在裝備、兵員素質等各方面的差距可見一斑，因此要以八路軍、新四軍來與日軍進行陣地作戰，那可真的無異於自殺。平型關之後，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主要採取游擊戰，不放棄在有利條件下的陣地戰的戰術思想基本統一形成了共識。
一開始主要是依託山地開展游擊戰，因為山區是實施游擊戰最有利的地形，無論是進攻性的伏擊，還是防禦性的阻擊，山地都最能發揚八路軍、新四軍所長，剋制日軍所短。後來才進一步由山地發展到平原，平原地區更為雄厚的人力物力資源可以壯大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為山地游擊戰提供更充足的物質保障，而山地則成為平原最可依賴的後方，山地平原兩者的有機結合，更是將游擊戰發展到頂峯。
日軍由於兵源有限，對於中國如此廣闊的國土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控制，只能集中力量確保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這樣一來廣大的小城鎮和鄉村就成了日軍控制力最為薄弱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八路軍、新四軍最為活躍的地方，也為游擊戰的開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從日軍無法控制的地方開始，逐漸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當日軍集中兵力對根據地進行掃蕩作戰時，八路軍新四軍一般採取留下少數部隊與日軍周旋，主力轉移到日軍力量薄弱的地區，打擊日軍因為抽調兵力掃蕩根據地而出現的空當，迫使日軍最終只好放棄掃蕩。
雖然説起來簡單，但現實的戰爭是無比殘酷的，日軍為了掃蕩、圍剿也屢屢試圖改變戰術，例如“鐵壁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清剿”“輾轉抉剔”“梳篦清剿”“拉網合圍”“馬蹄形堡壘線”“魚鱗式包圍陣”等等，同時共產黨的隊伍也在磨練中迅速成長。就是在這樣的反覆拉鋸中，日軍被逐漸消耗，而八路軍新四軍逐漸發展壯大。
游擊戰是八路軍新四軍在當時情況下最自然的選擇，因為這是最能發揚自己所長打擊日軍所短的戰術。同時共產黨所擅長的發動羣眾的組織能力又能夠為游擊戰提供最大限度的情報、後勤等全方位的支撐，將游擊戰從戰術層面發展到了戰略層面。也正是共產黨的敵後游擊戰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這種非常規的戰術在此後的戰爭中，越來越多地被處在力量對比劣勢的一方所採用，游擊戰也因此名揚天下。
單純的對比不足取
有很多人喜歡比較國民黨軍的陣地戰和共產黨武裝的游擊戰，誰高明誰厲害。但是不管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採用什麼戰術都是從自身的實際出發，而不是單純地只從戰術的優劣來考慮。國民黨軍作為政府軍，不可能隨意放棄具有標誌意義的大城市，更多的要受到國際國內政治影響的限制。而國民黨動員組織民眾的能力低下，也不可能採取游擊戰。事實上國民黨軍在1938年、1939年也確實曾經組織過較大規模的敵後游擊戰，但最後都無法堅持。
反過來，共產黨由於在裝備、訓練上的劣勢，也根本不可能採取正規戰陣地戰的形式，當然在根據地的得失上也較少受到政治上的掣肘。説到底，這是各自的自身情況所決定的。
何況，就戰術本身，也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只有運用得合不合理的區別。對於兩種戰術的優劣，單純從軍事角度來比較，同樣也是不全面的，必須要從整個戰略綜合分析，簡單地進行非黑即白的評價實在太無聊了。任何戰術只要能達成保存自己戰勝敵人的目的就都是成功的。
當然，戰術執行得是否得力，是否幫助實現了戰役目標，還是可以評判的，相信讀過筆者的系列文章後，讀者自然會對此有所認識。
更令人遺憾的是，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沒有直接的協同和配合。雖然在抗戰初期，山西的一些會戰中國共雙方有所配合，但由於此後中央政府心存芥蒂，有心打壓共產黨力量，因此斷絕了雙方配合的可能。雖然在戰略層面，確實形成了兩大戰場相互協同配合的局面，讓日軍在戰略上陷入了腹背受敵的窘境，最終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覆滅，但如果雙方能直接配合，中華民族的抗戰或許能更為成功。
能飲一杯無解讀：
一、國軍為什麼只能打陣地戰
陣地戰和游擊戰當然沒有優劣之分，比如敵後的共軍需要打陣地戰的時候一樣能打。反過來國軍雖然也請共軍教授游擊戰術，但打得好的孤陋寡聞的我是沒有聽説過。根本原因是國軍就是一支拿着現代武器的封建軍隊。
士兵是抓來的壯丁，平時吃不飽穿不暖，生病或者受傷了沒有人照料和治療，輕傷的很多要自己步行去醫院，重傷的很可能就只有等死（斯諾曾經親眼看到有重傷的國軍士兵無人照料，被老鼠啃食傷口而只能幹挨着！），碰到國軍轉進傷員們就可能被自殺或者活埋。
軍官們按照軍銜級別吃空餉、喝兵血：士兵的吃穿用度，傷兵們每天幾毛錢的補助，下發的少量藥品都是可以弄錢的好營生，遇到膽敢不聽話的士兵就用殘酷的刑罰甚至是虐殺來震懾。
士兵們吃穿不足就去搶劫老百姓，軍官們則會暗中縱容來緩和士兵們對他們的怨氣。這樣就導致軍民關係極差。
這樣的軍隊怎麼可能打好游擊戰呢？不説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就是光把部隊撒出去，恐怕士兵們就跑光了。唯一的辦法就是集結在陣地上和日軍的火力硬抗。
二、為什麼國軍陣地戰打好的也不多呢
1、訓練差。 對於一支封建軍隊來説，真正需要關心的就是少部分精鋭部隊，類似於古代將領的家丁，他們能得到充分的訓練和相對充足的給養。其他的部隊只要是有人有槍能當炮灰就行了，畢竟訓練就意味着花錢，軍閥們自己的錢就少了。抗戰初期，一位姓劉的國軍師長對史迪威談到士兵時用的是“乞丐、人渣”之類的詞語，一股“死了日軍除外患，死了國軍（士兵）除內亂”的口氣。真讓人難以想象，他是在説自己的士兵。
2、積極主動性差。打陣地戰也並不是説光在陣地上捱打，適時地主動出擊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為國軍軍官對部隊的控制差，部隊訓練差，士兵的待遇差，無論是軍官還是士兵多半都沒有主動出擊的動力。
3、協同差 。因為是封建部隊，兵為將有，所以“友軍有難，不動如山”或者“我撤退，你掩護”之類的事情就層出不窮。白修德曾親眼見識過國軍的“寶塔戰術”。國軍方先覺部在衡陽城裏打生打死的時候，國軍號稱十萬部隊來援。國軍一個軍在距離衡陽若干裏的地方停下，派了一個師繼續前進；該師前進一段距離後停了下來，派了兩個團去執行真正的救援任務。就像放倒的寶塔一樣，越到前方，兵力越少。就是這兩個團還是整個救援行動中，“十萬大軍”裏面離方先覺部最近的一支國軍部隊了：他們打進了衡陽火車站，不過在方部趕過來接應之前，因為受到日軍攻擊撤了回去。
一時之間就想到了這麼多，不當的地方歡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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